李商雨：柏桦诗歌抒情的平凡性

文|李商雨

沃尔科特称菲利浦·拉金是“写平凡的大师”，我这里借用过来用在柏桦身上，也是非常妥帖的。只是，在当今，“大师”的说法往往让人觉得不是真正的称许，所以应该换一个更妥帖的词：“英雄”。

德里克·沃尔科特爵士，KCSL，OBE，OCC（英语：Sir Derek Walcott，1930年1月23日－2017年3月17日），圣露西亚诗人，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菲利普·拉金，CH，CBE，FRSL（Philip Larkin，1922年8月9日－1985年12月2日），20世纪后半叶英国著名诗人，小说家、爵士乐评论家。2003年被读诗会选为英国“最受欢迎诗人”，2008年被泰晤士报评为英国战后最伟大诗人。

平凡和英雄，语义上似乎相悖，但放在本文并非如此。

这里说的“英雄”，体现了一种美学或诗学上的勇气，极少有人这么做，但柏桦却勇于作这样的尝试，并把它作为自己诗学的核心要素之一贯彻并落实下来。柏桦在较早的时候曾谈过他自己的诗观，读者得以通过《我的早期诗观》一文知道，他的诗歌从开始起步期，就具有了象征主义诗歌的特点。这点在他的名作《左边》一书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解释。

但是我觉得，柏桦的诗歌除了具有象征主义特点之外，同时也对象征主义有明显偏离。这个问题，也许放在新时期诗歌史中更能见出。

我先谈谈从柏桦自身如何来看这个问题。柏桦在推崇象征主义诗艺的同时，他实际上也把法国象征主义诗艺“拿来”为我所用，将之加入中国元素。他对象征主义的迷恋，体现在他对自己诗歌在声音方面的苛刻要求上。他在《卞之琳逸事》一诗的标题下引用了《瓦雷里全集》1，第482页的话：“上帝无偿地赠给我们第一句，而我们必须自己来写第二句，这第二句须与首句词尾同韵，而且无愧于它那神赐的'兄长’。为使第二句能同上帝的馈赠相媲美，就是用上全部经验和才能也不过分。”而我们通过阅读柏桦的诗歌，不难发现，他在写作中对声音的重视。在他，直接体现在一些诗歌中，他把诗歌的声音，同呼吸结合起来，赋予呼吸以重大的诗学意义。比如他有一首诗的标题，直接取名为“呼吸”。

这种对声音的追求，我们可以和第三代诗歌中注重写口语的一些诗人对“语感”的倚重形成一个对照。我觉得，后者与柏桦相比，在诗歌的形式上，可能并不太注意。但是柏桦则不同，他对诗歌的形式有一种洁癖式的追求，通过声音，来追求诗歌形式上的“精细”。 所谓“精细”，乃是瓦雷里对诗歌嘉许的一个标准。瓦雷里在谈到《海滨墓园》的创作时曾说：“伏尔泰有一句绝妙的话：'只有精细之美，才成其为诗。’我对此毫无异议。”柏桦的诗歌的精细，这应该成为一个共识而无需多言。

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1871年10月30日－1945年7月20日在塞特出生，在巴黎逝世），法国作家、诗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法国象征主义后期诗人的主要代表。

除此之外，柏桦对象征主义的偏离更体现在他对诗歌中书写平凡的看重。平凡，是他诗歌最重要和最具标识性的特征之一。这个平凡，按照纳博科夫的看法，那就是“过一个普通人的小日子也不坏”。而在柏桦，他在十多年前写的《水绘仙侣》中，可以概括为“做一份人家”。这五个字，看似极轻，但其实也极重。轻在它是一种卡尔维诺所谓的“轻逸”，是以轻逸的身姿和动作，轻盈地一跳，摆脱了“历史”的纠缠。这里说的历史，准确来说是“历史意识”，也是夏志清说的普遍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那种“感时忧国精神”。

伊塔罗·卡尔维诺（意大利语：Italo Calvino，1923年10月15日－1985年9月19日），生于古巴哈瓦那，意大利作家。他的奇特和充满想象的寓言作品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小说家之一。

柏桦的诗歌中，——不难发现——也有很多历史，但是他在处理历史的时候，对事物的感知不是“感时忧国精神”或这种“精神”的变种，他跳出了历史的纠缠，以“平凡”的视角来考察和感知历史以及世间万物。所以，他的诗歌里的抒情，是一种轻的抒情——轻逸的、轻盈的——但这种抒情，可不是——正如卡尔维诺说的——像鸟的羽毛那么轻，而是鸟本身。是让生命从历史的纠缠中摆脱出来之后的轻，不是轻如鸿毛。这是柏桦诗歌的“轻”的根本所在。这种轻，就是基于“做一份人家”，过日常的、平常的、平凡的生活，从日常中，从平常中，从平凡中抒情。

我说“做一份人家”这五个字，看似很轻，但也很重，这意思是，它具有重大的诗学意义。这个问题，也许要考察一整部百年新诗史了。即便从当今来说，能做到在诗歌中写平凡，又写得很“轻”的诗人，真是寥寥无几。柏桦的诗歌，不但写平凡，也把这个“平凡”写得很轻。他的诗歌的抒情内质，是平凡与轻同时兼具的。这个问题如果与那种虽然也写平凡，但是却写得很重的诗歌形成一个对照，看得更为清楚。这也使得柏桦的诗歌在抒情的时候，同时兼备了现象学特质。

以下简单谈谈柏桦诗歌在新时期诗歌史的价值。柏桦诗歌在对象征主义的偏离部分，也是柏桦诗歌最具魅力和标识性的地方。这个偏离部分，就是上文所谈到的那些。我在这里要强调平凡性，他的诗歌在抒情时的平凡性。这是他诗歌中非常迷人而且具有文学史价值的部分。

通常我们将1978年作为新时期诗歌开始的标志。为了避免讨论的复杂化，我选取从新时期开始，而不是将这个话题放在百年新诗这个框架内，没有将它拓展到晚清，就像王德威在讨论中国文学被压抑的现代性那样，将问题的时间推得那么远。“新时期”其实也不新了，1978年距今已经四十二年。

这部诗集的名字叫“柏桦抒情诗集”，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是很有勇气。“抒情”在当今的先锋诗歌议题中可不是谁都敢使用的，几乎很少有诗人敢于向世人坦诚地说：我的诗歌是抒情的。但柏桦就这么做了。他这个抒情，在四十二年的新时期诗歌史视野中，体现出一种诗学上的勇气。

在朦胧诗或今天派那里，抒情是诗歌的主要表达方式和特质，但那种抒情，是一种以对抗美学为主要特点的写作，其中有一种非常硬的东西，就是历史意识。这个东西不但硬，而且很大，宏大的大。所以朦胧诗或今天派的抒情，因为内核里的硬或者大，使得抒情本身变成了非常空洞的东西，这种诗大多也是流于某种抽象的精神性，脱离日常生活，脱离生命，且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诗歌。

柏桦的诗歌的价值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凸显出来了。他最初倚重象征主义，写了一种与朦胧诗绝然不同的诗歌。早在1981年的《表达》一诗，就明显看出了这种在诗学或美学上对朦胧诗进行破坏的东西。而在此后，他写的《夏天还很远》等诗歌，在诗学上就有了明显的突进，那就是他在诗歌中加入了平凡的因素。从而他的诗歌具有一种抒情的平凡性。这种写作，在进入21世纪以后，则又以柏桦提出“逸乐”作为标志，不但对象征主义诗艺有所偏离，也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诗歌有决然的偏离。这所谓的“逸乐”，表明其书写的对象，主要是平凡的生活。柏桦曾说，犹如蛇会蜕皮，他也从“呐喊”中脱出，如今爱上了逸乐。

这等于是宣布，他在与一部分自我决裂，更与整个中国新时期诗歌决裂。他的美学或诗学方式，是仅此一家地既书写平凡，又赋予平凡以轻的内质的写作。这一点，我们须明辨，并要确认其价值：柏桦的诗歌是一种具有抒情特点的诗歌，他的抒情具有平凡性。而他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绝对是个大英雄。这在后朦胧诗，以及此后的90年代诗歌、21世纪以来的诗歌中，也显出了一种非常明显的对照。

在本文结束的地方，我要说一句，柏桦是一位写平凡的英雄。顺带再说一句，这个英雄不是在朦胧诗时期所指的那种对抗诗学中具有悲剧感的英雄，而是一种——在词义上，——非常接近“大师”内涵的英雄，可能，这个“英雄”，还是快乐的。

                                                                                                       2020年5月14日

（ 本文作者李商雨，安徽人，写诗，写诗歌评论。西南交大人文学院博士，现供职于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当代诗歌理论、电影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