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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对双性同体这一生物学术语赋予了新的内涵。她认为理想的人格模式是个体心灵中男性因素与女性因素的阴阳平衡、和谐相处,这样两性才能平等沟通、共存互补,女性才能获得话语权,超越传统意义上的“第二性”,生活在“人”的范畴中,获得人的尊严,达到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伍尔夫的这一双性同体女性观的提出,同其作为女性的自身经历及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其杰出的作品《到灯塔去》中,作者通过对人物莉莉和拉姆齐先生的塑造,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关键词:伍尔夫;双性同体;《到灯塔去》
中图分类号:10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0)05-0466-05
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天地原本是混沌一体的,后清者上升为天,成为天公,浊者下降为地,成为地母。西方《圣经》中认为,上帝是雌雄同体的神,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就了夏娃,成就了女性。从东西方的传说中,我们不难看出女性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男权文化的源头。而此后在人类的漫长文化发展中两性在试图合二为一的过程中不断地吸引、碰撞,使双性同体这个生物学术语逐渐有了它深刻的文化以及哲学内涵。原来单纯表示生物学上雌雄同株现象的双性同体这一概念现在蕴涵了人类期盼双性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承载着沉甸甸的社会意义。英国女权主义文学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论述其女权思想的作品《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了一个人一定得女人男性或男人女性,即淡化性别意识,消除社会的不平衡。伍尔夫这样写道:“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有两种主要力量,一种是男性因素,另一种是女性因素,在男人的头脑里,是男性因素压倒了女性因素;在女人的头脑里,是女性因素压倒了男性因素。正常而舒适的生存状态,是这两种因素和谐相处,精神融洽。”这里伍尔夫指出了一种理想的人格模式。作为个体的人,当他的心灵中男性因素与女性因素达到平衡,阴阳相统时,这样的个体才能毫无阻碍地传达情感,两性间才能有效地沟通交流,因为“双性的心灵是易于共鸣而有渗透性的”。两性的彼此理解、平等相处才能消融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横亘在男女两性间的二元等级对立,达到社会的真正和谐,即朴素的原始神话中双性同体所表达的理想:两性具有同等的创造力,没有身份、地位、尊卑的差异,阴阳互根,和谐统一,女性因此才能达到理想的生存状态。伍尔夫的理论对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怀着对女性的深切同情及理解,她以自己独特的视角,非凡的才华,在其短暂而瑰丽的一生中,探求女性的发展道路,表达对女性命运的思索,追求一种双性和谐的完美境界。回顾其成长的时代及人生历程,我们会找到其双性同体女性观的形成根源,也能理解作者在《到灯塔去》中在主要人物莉莉及拉姆齐先生身上寄托的理想。
一、双性同体女性观形成的根源
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形成,与她的成长经历及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伍尔夫出身于一个大家庭,父亲知识渊博却脾气暴躁,非常自我。伍尔夫的母亲裘丽娅极富自我牺牲精神,她关爱家庭,热心慈善,对偏执苛刻的丈夫宽容、忍让,毫无怨言。《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夫妇便是伍尔夫父母的真实写照。当拉姆齐先生向自己的妻子索要安慰和同情时,“拉姆齐夫人这时打起精神,半转过身子,似乎要用力站起来,立刻一阵活力雨点般向空中直喷而出,……仿佛她全部的精力都凝聚成了力量,在燃烧,在发光,那个命中注定没有生机的男人一头扎进了这美妙丰饶的生命之喷泉和水雾之中,像一只黄铜鸟嘴,光秃贫瘠”。拉姆齐夫人毫不吝啬地给予了丈夫所需要的同情和肯定,她“成了一棵枝繁叶茂、开满红花的果树,被那个黄铜鸟嘴,那个自我中心的男人(拉姆齐先生)的那把生气全无的短弯刀冲进去猛击”。而当拉姆齐先生得到自己所求,感觉自己又充满价值,高高在上而转身心满意足地离开后,“拉姆齐夫人似乎把自己合拢了起来,花瓣一片叠着一片地合上,整个架子精疲力竭地塌了下来”。这里,伍尔夫通过自己锐利的笔锋,表达了对男性的自我中心和自私任性的愤怒。父亲的极度索取以及母亲的无限付出使伍尔夫对男性产生了憎恨,也对女性的自身地位有了深刻的认识。在伍尔夫的面前,她眼睁睁地看着一位女性――她的母亲,被一点点榨干,死亡。她困惑、愤恨,却又无能为力。家庭中男性的自我实现是以女性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这深深刺痛了伍尔夫。13岁时,母亲去世,伍尔夫潜意识中将母亲的死归咎于父亲,她第一次精神崩溃。从此,她的一生便与精神疾病纠缠在一起。几乎在每一部作品前后,伍尔夫都会处于一种疯癫的状态,那是一种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与理想的强烈冲突,而又想在重围中力求出路的一种困兽状态。对于女性自身价值的思索始于伍尔夫童年,伴其一生。
母亲去世后,同母异父的哥哥对她的性侵犯给她一生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她无法像常人那样,爱一个男人,建立一个正常的家庭。她和男士的交往,只是出于对男人智慧的一种敬仰,而不是人类最基本的以肉体为基础的爱情。甚至于她的婚姻,也是柏拉图似的精神恋爱。幸运的是她的丈夫伦纳德给予了她深刻的理解和支持,藏起身体的欲望,成为伍尔夫的精神伙伴。从男性身上得到的屈辱的性体验使她不自觉地倾向于女性,智慧女性所体现出的知性、高贵、横溢的才华深深地吸引着伍尔夫。人类最基础的、为人们千百年来不断咏唱的两性关系不是伍尔夫的创作源泉,她的创作源泉来自她的“姐妹之恋”。早年时,与玛姬・维汉和奥莱特・迪金生几位女性的关系,以及和姐姐的感情,都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姐妹之恋”。她的姐姐凡妮莎具有极高的绘画天赋,坚强、独立,但由于时代的原因,其才华很长时间内无法展现在世人面前。姐姐的经历并不是那个时代的特例。主流文化中无法觅得女性的立锥之地,这深深触动了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在那个以姐姐为原型塑造的独立,有思想、绘画才能却备受压抑的女画家莉莉身上,伍尔夫倾注了无限的爱与同情。1922年,伍尔夫在一次晚宴中邂逅了维塔・威斯特,一位出身名门,美丽、大胆的女诗人。维塔曾为祖传大宅的继承权而据理力争,但终因不是男子而败诉。相同的文学兴趣,过人的才气、见识,高雅的情趣使两人彼此深深吸引并热烈相恋。同维塔的交往,激发了伍尔夫的创作灵感,她以维塔为原型创作出《奥兰多》这一优秀作品。在小说中,伍尔夫虚构了一个传奇的双性同体的人物奥兰多。奥兰多的人生神奇地跨越了400年的时空。在16世纪的伊丽莎白时代,奥兰多还是个翩翩美少年,得宠于女王,并被指定为“永不变老”。此时的他从男性的角度看待女性和世界。游历四方数年后,奥兰多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成为女儿身并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自身与社会。小说最后,经历了双性体验的奥兰多邂逅了一位具有女性气质的男子,两人心灵相通,坠入 爱河。伍尔夫借助奥兰多的两性生活,从不同角度对女性以及女性受压抑的处境进行剖析,对社会和传统价值重新作出判断,表达了自己对两性平等交流、和谐共处的渴望。千百年来,人类的文明在不断进步,但在伍尔夫生活的时代,很多女性依旧要承受来自男性的性凌辱和性压迫却是没有改变的事实。女性怎样突破这一历史宿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话语权,怎样建立一种新型的两性关系,怎样才能达到一种理想的精神生存状态,这是伍尔夫一生都在努力寻求的目标。自身的屈辱遭遇以及对女性这一历史宿命的深刻思考是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伍尔夫双性同体女性观的提出,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经济和文化的全盛时代。但国内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所标榜的“人权”只是给了男人足够的自由和平等,却将女性排除在外。妇女们在政治、经济、教育、人格上远远没有获得平等和应有的权利。此时女性的典型形象是“家中的天使”:温顺、无私、逆来顺受,没有工作的权利,更谈不上经济上、人格上的独立。时代的特征同时又完全反映在伍尔夫的家庭中。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评论家、传记作家,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学识,但他身上明显有着维多利亚时期男权思想的烙印:外表上对待女性温柔、尊重,骨子里却轻视女性、自命不凡。对伍尔夫姐妹,莱斯利明显是个重男轻女的父权制家长:苛刻、暴躁、不容质疑。以至于孩子们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极端自私的暴君”。在教育问题上,伍尔夫姐妹虽然极具天赋,但身为女性的她们必须待在家中操持家务,接受家庭有限的教育;而她的兄弟却因为是男性就可以上公立学校,进剑桥接受昂贵的教育,徜徉于阳光明媚的校园,高谈阔论;享受不接纳女性的藏书丰富的大学图书馆;游历四方开阔视野。这种男子独享特权的教育制度使伍尔夫深感愤慨,以至于后来当伍尔夫在文坛取得巨大成绩,剑桥大学想授予她荣誉学位时,她婉言谢绝了,以此来表达自己对英国大学中歧视女性的陋习的不满。在伍尔夫生活的时代,女性虽然经过漫长的斗争,获取了一些权益,但在政治上依然无法和男性完全平等。在教育上虽然女子可以上女子学院,但同男子教育相比,受重视程度却是天壤之别。作为作家的伍尔夫有自己的事业,可以通过写作拥有自己的“五百英镑”,并和丈夫创办了自己的霍加思出版社,因此她的创作拥有很大的自由度。“我是在英国可以自由自在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唯一女性。”然而,享受这种自由的同时,她也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因为她是“唯一”而已!同她相比,大部分女性仍被排除在“牛桥”大学之外,困在家庭中苦干却依旧一贫如洗,无法实现自身的理想和抱负。伍尔夫曾说过:“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女性的自由在哪里?自由的途径在哪里?女性如何在男权文化中心自我表达,自我言说,男权社会如何真正理解女性并给予相应的尊重和地位,是伍尔夫一直在思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索促成了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形成。
二、双性同体女性观在《到灯塔去》
中的体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女性不再以男性价值标准为自己定位,通过自身的实践和经验,女性在寻找自身的社会地位,辨析自身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自我。伍尔夫看到了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制度对女性的荼毒,对心灵和创造力的羁绊,她提出了双性同体的观点,倡导心灵的双性同体,从而消除男女二元的对立,达到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想通过其优秀作品《到灯塔去》得到充分的体现。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表达了一种在相互理解和欣赏的基础之上,建立和谐两性关系的愿望。
《到灯塔去》中,作者描写了一位“家中的天使”:拉姆齐夫人。她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女性,处处以男性为中心,无私奉献,为男性的自我实现而甘愿牺牲自己。她压抑了自身的才干和智慧,服从男性的安排与需要,在男性的声音里校正自己。但在她独处的时候,她内心真正的自我像一个“别人看不见”的“楔形的内核”,摆脱了一切身外束缚,如飞鸟般翱翔在无垠的印度平原,盘旋在罗马雄伟的教堂前,从事最奇特的冒险,毫无阻碍地去到任何地方,享受那种自由自在的美。在这个时侯,才是真实的、内心丰富、智慧的拉姆齐夫人。可这真实的自我体会也只是刹那间的昙花一现,当拉姆齐先生走到她身边,她会立刻收拾起这偶尔的自我,披上围巾,陪丈夫去散步。在她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自我的压抑、牺牲,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女性的美德。而那个聪明和智慧毫不亚于男性,内心渴望自由的真实的拉姆齐夫人却默默地躲在丈夫身后,难得一见。这里,拉姆齐夫人只是服务于男性的“女人”,而不是兼两性气质,理想意义上的“人”。内心的极度疲惫,无休无止的内耗使拉姆齐夫人早早离开人世,但死亡对拉姆齐夫人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
作品中的女画家莉莉,却完全极端地站在“家中的天使”的对立面。她是一位睿智、坚强的女性,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有艺术家的洞察力。她有自己的抱负,但来自异性的压迫和歧视使她既愤懑又不敢表达。她看到的墙壁是耀眼的白色,她眼中的花是鲜艳的紫色。但当男性画家宣称一切黯淡、雅致、半透明的画法才是时髦之后,莉莉想要将自己十分清楚地看到的东西搬到画布上时却变得那样的难,“魔鬼开始折磨她,常常让她几乎掉下泪来,使这条从构想到创作的道路变得和小孩走夜路一样可怕”。来自男性的压力使莉莉无法自由地表达自我。在认为“女人不会绘画,女人也不会写作”的男性主流文化中,莉莉只能拼尽全力,保持勇气,把仅剩的自我抱在怀里不被夺走。在抵抗来自男性世界的压力的同时,莉莉还得对抗来自同性的压力――拉姆齐夫人在极力地劝说她结婚。“女人必须结婚”,在拉姆齐夫人看来,莉莉所依仗的所谓工作(绘画)同结婚相比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拉姆齐夫人施加在莉莉身上的压力实质上间接来自于男权社会。男权社会催生出拉姆齐夫人这样的“完美”女性,又通过其影响更多的女性向“天使”的方向前进。为了维护自我,莉莉抛弃了女性因素中的柔和、感性,而采纳了男性因素中的理性和刚强来保持自我和自由。所以,她既无法和拉姆齐夫人相通,又因难于和男性世界达成理解共识而成为一个边缘人。但在被压抑的同时,她又渴望表达、言说内心的自我,渴望与社会和谐共存。而在男权社会中,展示自己内心及才华也是一种可怕的考验。所以当班克斯先生看她的画时,她有的是恐慌。因为这幅画代表“她三十三年生活的残余,她每一天生活的积淀,混杂着她一生从未吐露从未揭示过的隐秘”,让人看到,“实在是太痛苦了”,“但同时却又令人感到极其兴奋”。在班克斯先生对她的绘画才能表示敬意后,莉莉感觉“这个男人分享了她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东西。她能够不必再独自走完这生命的长廊,而是和某个人挽臂同行――这 是世上最新奇最令人兴奋的感觉”。才华得到承认。与男性世界的平等交流给莉莉带来刹那间的极大满足。但通向心灵双性和谐的道路,莉莉历经艰难而漫长的十年才走完。战争的到来使世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物是人非,再回到小岛度假已是拉姆齐夫人去世后的事了。虽然莉莉仍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但生活给了她更多的思考与变化。拉姆齐夫人的形象唤醒了莉莉心中的感性、宽容。当拉姆齐先生在妻子死后转向莉莉寻求同情时,虽然她很反感,但她称赞起他的皮鞋来,把他的注意力从自怜自爱转向脚下的皮鞋,拉姆齐先生非但没有因为莉莉转移话题而生气,反而听到称赞笑了。看着拉姆齐先生露出笑容,“她感到他们仿佛到达了一个阳光明媚的岛屿,这里是和平的世界,由健全的神智所统治,阳光永远照耀……。她对他产生了好感”。这个阳光照耀的健康世界是因为两性的彼此包容、理解而产生的。莉莉从最初单纯的抗拒、反感男性到对男性的理解,从而达到和谐融合的境界体现了莉莉对拉姆齐夫人的感性之美的逐渐认识。最终她在拉姆齐先生一家到达灯塔的时候,画出了心中的理想画作,实现了内心男性因素和女性因素的平衡,达到了双性同体的理想境界。她走向画布,“好像刹那间终于看清了它,她在中央添了一笔”,就这样,她终于完成了油画,画出了她心中的感觉。画面中间是空白,意味着男性中心的消除。画的两片风景是平行的,没有主次之分,而最后的一笔使互通成为可能。莉莉用油画的形式,体现了双性同体的理想境界:没有固定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性属,两性不再是对立面,而是彼此的重新融合、沟通。这一刻,莉莉看到了最美好的景象,得到了她想要的画面,也得到了她想要的生活的真谛。
书中另一个从极端走向平衡从而体现作者双性同体思想的人物是拉姆齐先生,这位男权社会的代表人物,为人刻板、严肃,讲求实际,极重理性和逻辑,不近人情时甚至小儿子詹姆斯都“恨不得杀死”他。他的生活以他为圆心,别人的痛苦远不及他的,他需要别人不断地给予他肯定、同情和崇拜。拉姆齐夫人在世时,用女性细腻的情感、温柔的同情心、敏锐的直觉给了他无尽的温暖和支持,但在拉姆齐先生看来,女性的感性、宽容、同情心是对理性和逻辑的亵渎,他甚至认为拉姆齐夫人对孩子的安慰是“愚蠢的妇人之见”。但在拉姆齐夫人去世后,他生活在孤独和莫名的空虚中,他开始反思夫人的直觉、感性带给他和家人的温馨、和谐。于是,为了纪念夫人,他带着孩子,去完成多年前的愿望――到灯塔去。孩子们本不愿意去,但在他的命令下牵强而行,并彼此心照不宣地要与他的蛮横、偏执抵抗到底。但在航行的过程中,拉姆齐先生控制了自己,他不再自怨自艾,不再偏激自我。相反,他给驻守灯塔的人带了礼物,给孩子们准备了午餐。为了让女儿高兴起来,拉姆齐先生压低声音,和女儿卡姆聊起了罗盘、小狗。他称赞儿子詹姆斯的掌舵技术,融化了詹姆斯心中对父亲的怨恨。此刻他不再是儿子眼中那个可恨的无法接近的魔王,而是一位父亲,一位脾气温和的老人。看着坐在船上读书的拉姆齐先生,詹姆斯“意识到他想杀死的并不是他,不是那个看书的老头,而是落在他身上的那东西:那头凶猛迅速的黑翅膀大鹰怪……”。当象征暴行和专制的大鹰怪飞离拉姆齐先生后,当妻子所代表的女性因素融合在他身上后,他和儿女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实现了和谐共处。在到达灯塔时,孩子们“站起身来跟在了他后面”。拉姆齐先生通过到灯塔去这一愿望的实现与妻子在精神上得以团聚,他了解了女性的内心世界,明白了女性的价值,自身的人格也得以完善。在拉姆齐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人们不仅需要理性、逻辑,而且更需要理解和温情。一个人只有在理智与情感相结合时,即心灵世界的男性因素与女性因素相平衡时,他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内心世界才能和谐,他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沟通才能融洽相通。
通过莉莉和拉姆齐先生这两个人物的人格完善过程,我们看到只有在两性相互理解、相互和谐的情况下,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心灵自由和解放。两性之间存在差异,但这两者间并非简单的对立。极端地解构男性中心社会并不意味着女权的胜利。女性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消解建立在两性对立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意识、思维模式和伦理价值标准。伍尔夫提出的具有辩证精神的双性同体思想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有效途径。双性的心灵让世界更和谐、更平等,男性和女性在“人”的范畴中和谐共处,相互理解,女性才能得以实现自身价值,获得人的尊严和自由。
三、结 语
伍尔夫才气横溢而又充满叛逆精神,她一生追求自身的独立、两性关系上的完全的平等,渴望成为同时蕴涵女性与男性优秀素质的人。她用犀利的目光透视这个世界,用睿智的头脑剖析这个社会。她对男性主流社会的深刻了解、作为女性的自我生存体验以及她的创作实践使她逐步形成了双性同体的女性观,成为女权主义的先驱。她的双性同体观描绘了一个和谐的理想社会,这里没有传统意义的“第一性”、“第二性”的男女性属的二元对立,没有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男权社会的价值秩序、社会规范及文化意识。女性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可以自由地表达自我,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而男性,不是作为女性的评判者、拥有者,而是作为兼具女性心灵的人去理解、欣赏女性流露的才华,创造的文明。“只有男女两性相互融合,相互支持,共同努力,共同创造,人类文明才能达到真正辉煌的顶点”,女性才能到达理想中的伊甸园。这种理想的实现不仅仅需要个人意识的提升,更需要整个社会、伦理道德领域对女性的理解、承认。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形成的男性主流文化中,这条和谐之路显然充满荆棘,但女性主义先驱伍尔夫和她的双性同体女性观,却如灯塔一般,闪烁着灼灼真理之光,指引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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