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瑞士作家迪伦马特100周年诞辰。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1921.1.5—1990.12.14）是与萨特、布莱希特等比肩的伟大现代戏剧家，他的《老妇还乡》等经典剧目深受中国读者喜爱。迪伦马特也被誉为瑞士侦探小说之王，他的侦探小说不落窠臼，自成一家。今天我们就欣赏一下他未完成的侦探小说《退休探长》片段。
退休探长 一部未完成的侦探小说
11月30号，这天是赫希施泰特勒探长在伯尔尼州警察局任职的最后一天。但是，这一天他却没来位于凌霍夫的警察局上班。
其实他不是探长，而是一个警长。而且，要是事情都合乎常理的话，他原本还可以成为警察局长的。但是，也正因为一切都合情合理，他也只能是个警长。正因为如此，他自降了一级，固执地自称是探长。
但是，赫希施泰特勒探长并没有什么怨恨，因为他总是用一种疑虑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职业；他也没有某些公职人员身上特有的雄心壮志。他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要接受事业上的失败。他的仕途总是在同一个地方不幸地戛然而止：本该让他轰隆隆驶进警察局长这个终点站的道岔从来都没有被扳过，也绝对不可能被扳。
五十年代末是第一次。警察局长卢修斯·鲁茨博士把赫希施泰特勒探长叫到办公室。“哎呀，”他说，“明天我就退休了，整个州都会欢欣鼓舞。你跟我一样也是搞法律的，工业开始高速发展了，所有人都无所顾忌地要离开这个像爸爸一样照顾我们的国家，而你本来可以成为伯尔尼州历史上最年轻的警察局长。但是你的性格啊！简直就是令人抓狂！多数情况下你啥都不说，但是你一开口就胡说八道。你看看你都说了些什么：你告诉咱们那位老实乖巧的联邦委员科伯特[瑞士联邦委员会是瑞士的国家行政机关，其中的七名委员各自掌管一个联邦政府部门，并且在惯例上轮流担任瑞士联邦主席（总统）。卡尔·科伯特（Karl Kobelt，1891—1968），属于瑞士自由民主党，1940—1954年间担任瑞士联邦委员，负责国防、民防和体育部，还曾两次担任联邦主席。]天哪！你对他说你当初之所以选择警察职业，是因为警察不可或缺，而军队就是多余的，对反正会不断灭亡、然后又不停重新出现的小国家尤其如此。你就别说话了吧！让你那样一说，好像希特勒怕过咱们警察似的，顶多也就是那些移民会害怕警察。据说希特勒倒是怕过咱们的军队，每个勇敢的瑞士人都必须相信这一点。国防部长更得相信，不然的话，彻底就没有抵抗意愿了。就算相信那玩意儿纯属胡闹，也得信啊。还有咱们的联邦委员冯·斯泰格尔[爱德华·冯·施泰格尔（Eduard von Steiger，1881—1962），属于瑞士“农民、商人及独立派党”（缩写BGB，现今的瑞士人民党），1940—1951年间担任瑞士联邦委员，负责司法部，还曾两次担任联邦主席。]，你都给他胡诌些什么呢？——他的脑子本来就不太灵光——什么应该把政府里的罪犯关起来，而不是政治犯！赫希施泰特勒！你一定彻底昏头昏脑了。见鬼去吧！我没法把你当成我的接班人推荐上去，只能推荐施拉克因豪芬，那个大笨蛋。还有呢……”鲁茨就要结束他的告别演说了，“你离过两次婚！赫希施泰特勒，而我倒也离过婚。天性就是天性嘛。我知道，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咱们也都是英雄。但我可是吃了亏的，真的。好在他们竟然没让我提前退休，这真是个奇迹。后来再看，那样做也不值当。女人就是女人啊。但离一次婚跟离两次还不一样。你已经离过两次了，现在正在享用第三任妻子。如果你不管你自己，享用女人这件事会让你后悔的，对你的事业可没好处。赫希施泰特勒，你会吃亏的。”
第二次就是六十年代末，施拉克因豪芬临终前在岛屿医院的病床上对卢根比尔警署少尉轻声说道：我从未对赫希施泰特勒耍过什么手段。相反，我反倒总是对他说，他应该加入一个党，就像所有正派的伯尔尼人那样，就加入农民和独立派那个党。退一步讲，哪怕是加入社民党也行啊。但你猜他是怎么答复我的。他说，他就是他自己的党。还有……现在他都结第五次婚了。”
后来，农民、商人及独立派党党员卢根比尔当上了警察局长。半年前，赫希施泰特勒探长想要好好记住自己的上司——他自己曾是卢根比尔的上司——于是去蒂芬瑙医院看了卢根比尔。
之前，卢根比尔开着保时捷在图恩至施皮茨的高速公路上跟一辆逆行的汽车迎面相撞。
情况很糟糕。医生先是锯掉了他的双腿，然后又说反正早就没救了。
那个时候，卢根比尔的妻子在肯尼亚，孩子们正在地中海的一艘游艇上，他父母还在百慕大群岛度假，而他的妹妹嫁到巴西去了。
卢根比尔的脸上露出落寞的笑容。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可别再离婚了。”他对探长说，然后就与世长辞了。
肇事司机手里拿着一把火绒草站在走廊里。他是格林德瓦尔德小镇上的农民，都八十五岁了。
“他好些了吗？”农民问。
“好多了。”探长说。
当他回到凌霍夫的办公室时，看见办公桌上有一封信。
他的第七任妻子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请。
两天后，伯尔尼州政府委员基穆里格尔——他同时也是伯尔尼州警察局的主管——在克拉姆街铁青个脸呆望着一张公函，上面写着要任命赫希施泰特勒为警察局长，这需要他签署之后才能生效。
“这不可能，”他对坐在访客皮沙发上抽着布里萨戈雪茄的国民院议员奥克森拜因说，“我们已经容忍了他在公共泳池里'光着上身’，但一个离过七次婚的警察局长可就不行了。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亲爱的奥克森拜因，赫希施泰特勒马上就满六十岁了，时候一到我就让他退休。也就是在11月30号。送他的时候我再来一个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样就把一切搞定了。咱们就把这个位子送给万岑里德吧。”
2
但是，还没等到11月30号，29号探长就没来凌霍夫上班。
那天要审理他第七任妻子提出的离婚申请。庭审结束后，就在赫希施泰特勒探长的第七任妻子、她的律师、探长的律师、四位陪审员和法院书记员纷纷离庭时，民事庭长艾伦伯格博士请探长留下来。
探长朝着第七任妻子的背影喊道：“丽思，再见！万事如意！”但她装作没听见一样，只有她的律师转过身来稍微点了点头。律师还是哈贝格，探长第一任妻子的律师就是他，从那以后他也是探长后六任妻子的律师。探长蛮喜欢他的，律师现在老了，小胡子变稀了，也没怎么打理。探长觉得他很亲切。
时间刚过12点。艾伦伯格站起身来。他是个巨人，快两米高的个子，体重过了150公斤，是个秃顶，留着一撮精心打理的山羊胡子。他那双棕色的眼睛就像圣伯纳犬[英文名Saint Bernard Dog，德文名Bernhardiner。瑞士国犬，中文也译为救护犬。原产于阿尔卑斯山的圣伯纳修道院（Hospiz auf dem Grossen St. Bernhard）。]一样，天真的眼神让判决少了一些恐惧。人们都叫他：命运之山。
离婚带来了巨大的人力浪费，探长沮丧地说道：“你看看，我一个人用了多少个陪审员啊。”
“二十八个，还有三个法院书记员。”艾伦伯格一边说一边合上公文包。接着他问：“我们在哪儿吃饭？”
“不知道。”赫希施泰特勒说。
艾伦伯格说，他已经在商务餐厅[Commerce，全名叫Café du Commerce，伯尔尼老城里的一家餐馆，位于正义巷（Gerechtigkeitsgasse）]定了一张桌子。
他们俩穿上大衣，离开办公大楼。
“要下雪了。”艾伦伯格说。
他们慢慢地走进正义巷，一路上谁也没说话。进了商务餐厅后，他们在后边坐下来，就在吧台旁。艾伦伯格用西班牙语点菜，他一次就给自己点了两份海鲜烩饭（源自西班牙巴伦西亚的名吃，用大米、肉、蔬菜、鱼及其他海鲜烹制而成)；因为他在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有一栋房子，而且对自己的“安达卢西亚语”非常自豪。两个人吃着饭，谁也不说话。艾伦伯格吃得很快，把葡萄酒像水一样灌进嘴里，他又点了一份海鲜烩饭。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第三份海鲜烩饭，到这时探长都还没吃完他的牛排。探长今天没有胃口，吃什么都难以下咽。饭店已经人满为患。到了两点钟左右，才稍微安静下来，这会儿俩人喝完了第二杯咖啡，也喝完了第二杯李子酒。艾伦伯格问探长：“我们再来半升芬丹[一种历史悠久的白葡萄酒。芬丹（Fendant）是瑞士瓦莱州（瑞士西南部与意大利接壤的一个州，州府锡永，居民以使用法语为主）的说法。法国和瑞士西部叫Chasselas（莎斯拉），德国叫Gutedel（古特德）。]吧？”接着又补充道：“这个我来买单，你付不起这么多钱了。”
“为什么付不起？”探长问道。
“嗯……你都离过七次婚了。”
作为单身汉庭长应该把嘴闭上，赫希施泰特勒探长咕咕哝哝地说，更何况吃进去的钱比两个离过七次婚的探长花给那些老婆的钱还多好几倍呢。
作为一个谨小慎微的庭长是有发言权的，民事法庭庭长回应道，胃口好坏是他的私事儿。庭长要来雪茄盒，挑了一支巴西“总统”。这不像哈瓦那那样冲，他解释道。庭长在点燃雪茄前又喝了一口芬丹，还对探长说了声“干杯”。然后他带着既困惑又惊讶的神情摇了摇头。“想不到我在退休前还能看到这个。”
“什么啊？”探长问。
“你第七次离婚，”庭长说，“七次呀。都没法说了。而且都还是苗条女人。只是女人一个又一个之后，你们的年龄相差越来越大了。另外，每次她们都找了同样的理由：你好几个星期都不说话，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一个蓄着黑胡子、穿一身黑色灯芯绒西装的大个子在他们桌旁坐了下来。
“你好，艾伦伯格！”他说。
“你好，穆斯哈博尔。”民事法庭庭长说。
穆斯哈博尔盯着探长。“啊呸，真见鬼！”他说完站起身来，走出商务餐厅。
“我已经让他离过三次婚了，”艾伦伯格说，“才三次！”他大声笑着，“嗨，我简直被惯坏了。”
“他被我关过。”探长解释说。
“咋了？”艾伦伯格问。
“他要卖一幅霍德勒[霍德勒（1853—1918），瑞士象征主义和青春风格画家]的画。”
“那又怎么了？”
“那幅霍德勒是穆斯哈博尔自己画的。”探长回答道。
民事法庭庭长没说话，他抽了口雪茄，将杯中的葡萄酒一口喝完，然后说道:“他还给我当过中间人，把一幅霍德勒卖给了我。”
“噢，这样啊。”探长说。
“不管怎么说，穆斯哈博尔是个好画家。”艾伦伯格有点坐不住了。
“但却是个蹩脚的造假师，”探长解释说，他也将杯中的葡萄酒一口喝完，然后给俩人又都添上酒，他说：“维兹维尔（Witzwil，瑞士著名的劳教机构，位于伯尔尼州，犯人主要从事农业和牧业）让他变好了。他有了长进。”
“他的风景画非常好。”艾伦伯格点了点头。
“他最近的那幅霍德勒非常好。”探长说。
“你该不会又要把他关进去吧？”民事法庭庭长皱着眉头问道。
“有啥用呢？”探长一边问一边喝酒。一幅好的假画比一幅差劲的真画要好，他这样说。“希望你有这样一幅。”接着，探长陷入思索中。
“你知道吗，艾伦伯格，”探长又说道，“每当我后来再想我的那些老婆时，我总觉得，她们好像就是同一个人。你的观察很到位。我有过那么多老婆，很可能是因为她们在我的生活中并不重要。这一点她们也感受到了，在我身边觉得很无聊。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下班后我就需要安静。”
“曾经需要，”艾伦伯格回应说，“明天是你最后一天上班。你们俩本来都该想到这个的。”
“谁?”
“你和你的第七个老婆呀。”
“为什么？”
“你们俩本来应该等到你退休，”艾伦伯格坚定地解释说，“那样的话，你的婚姻说不定也不会散伙了。”
“天哪！”探长瞪着他，摇了摇头。“不，艾伦伯格，我的第七个老婆和另外六个老婆一样，她们的直觉是对的。对这些女人来说，我只在短时间里还有点意义，差不多有两个月她们觉得我还蛮好的，她们的幻想也就能持续这么久，然后，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她们还希望自己并没有看错，可是后来——”
“咱们再来半升酒好了。”艾伦伯格提议说，然后他将巴西雪茄放到烟灰缸上。他说，这雪茄还是太冲了，他也上年纪了。他取出用了多年的登喜路烟斗，给里面填上烟丝。这时，服务员端来了他们要的半升葡萄酒，并给他们斟上。艾伦伯格小心翼翼地点燃黑色的寿百年，然后若有所思地问探长:“真见鬼，那你为什么结婚啊？你给我说说。”
“就那样结了啊。”探长回答道。
艾伦伯格把玩着他的登喜路烟斗。“我知道，赫希施泰特勒,”他说，“你都经历了七次失败的婚姻，我还这样说你确实有点好笑。但我的意思是，要是你当初不结婚的话，对你来说就容易些了。说实话，你的七次婚姻我连一次都没看好过。”
“这事能给谁说呢，”探长答道，接着又说道：“该死的职业啊。”
“哪个？”艾伦伯格问。
“我的。”
“我还以为你在说我的呢，”艾伦伯格说，“咱们俩都是破职业。”他想了想。“你的婚姻和职业有什么关系呢？”
“职业导致的心理变态。”探长解释说，伸手端起了芬丹。
艾伦伯格猛咂一口，发出寿百年的烟臭味。
探长把酒杯又放下。“为什么你从未结过婚而我却结了七次呢？我来告诉你：因为咱们都是可怜人，都是法的代表人。这听起来很庄严。所以也就很可笑。咱们都是小丑，艾伦伯格，小丑啊。而咱们俩的区别只有一个：你应该依法判决，我应该依法办案。只是应该。你必须判定一个事儿合法还是违法，比如说婚姻，而我……我必须办案，等我办完案之后，你们法官再来判定我办的案是不是正确，你们就代表法律。”
艾伦伯格揉了揉鼻子。每当他思索时，他总是这样。
“这对你有影响，对我也一样，”探长闷闷不乐地继续说，“我是说，与该死的法律打交道影响了咱们。你面对女人变得过分小心了；你从来都没结过婚，不就是害怕有一天还得去求你的同事，那个又讨厌又无聊的凯斯滕霍尔茨来判你离婚吗。我敢打赌，你出于对法律的敬畏从未和这个城市里的一个女人上过床——为此你就去国外度假，小伙子；你隔三差五往汉堡跑——而我一定要跟她上床的女人——不管你信不信——都非娶不可。这也算是例行公事吧，我自己也感到吃惊。不管你把某个人逮了还是娶了，最后都是一回事儿。我是个可怜的家伙，艾伦伯格。作为警察我总是依法办事，就这样，在女人这事上我也都是冲着结婚去的。不幸的是：我的一个个婚姻都是愚蠢的履行法律，只是例行公事而已。那些女人当然不会生你的气，她们只会生我的气。每个老婆都要跟我离婚，她们几乎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艾伦伯格向后靠了靠身子，注视着探长。“我真可怜你。”他说。
探长耸了耸肩。“我也可怜你。”他说。
艾伦伯格想了想。“总有这个或者那个你不会非得逮住不放吧？”
“第十个我是不会再娶了，”探长强调说，“我只跟她上床。”
服务生过来说，凌霍夫打来电话。探长一动不动。接着，老板走过来说，是万岑里德博士的电话，找探长。他依然一动不动。
“咱们再来半升酒，”民事法庭庭长提议说，“我今天不用再给人判决离婚了。一天只有一起离婚案，太难得了。必须庆贺一下。”
服务生端上半升酒时，艾伦伯格顺口问了句：“你了解汉堡吗？”
“汉堡是座大城市。”探长没有直接回答。
“我是说我和汉堡的事。”民事法庭庭长非要知道不可。
“别把这事放在心上，艾伦伯格，”探长安慰他说，“我们干警察的有时候会顺便知道一些根本不需要我们知道的事。也有跟民事法庭庭长有关的。现在，我们已经变成国际坏蛋了。”
“这话听着也在理，”艾伦伯格点了点头，看着登喜路烟斗里冒出来的烟气，“我害怕得都出汗了。”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靠窗的桌边坐着几个年轻人，他们正在讨论跨国公司。几个人都反对别人的意见，也都反对跨国公司。
“一个绝顶漂亮的女人。”艾伦伯格说。
“谁啊？”探长问，刚才他在仔细听那几个年轻人说话。
“丽莎。”艾伦伯格回答说。
探长一口就把杯中的酒喝完了，又给自己添上了。“不管怎么说，那可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他说。
“什么？”艾伦伯格问。
“跨国公司。”探长说。
“原来如此。好吧。有可能。”艾伦伯格咕哝着说，“这个我不懂。”
俩人又不说话了。
“哪个丽莎？”过了一会儿探长问。
艾伦伯格也一口喝完杯中的酒。
“你的第七个老婆啊，”他说，“我觉得你已经忘记她叫什么了。”
“一个人不可能记住所有的名字。”探长回答说。
民事法庭庭长在想什么呢？“明年我也就退休了。”他说。
(张世胜 译)
原标题：《外国文学史上的今天 | 迪伦马特100周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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