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0辑
为了再现一个思者的形象，我们需要一种描绘，需要一幅肖像。然而，布朗肖这个名字——它是一个名字(nom)吗? 抑或是一个非(non)，一个非名字(non-nom)?——要求一种速写。速写绝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勾勒，草率的描绘，它甚至不能从制作的速度和构成的简繁程度上来规定，速度和简繁的程度暗示了一个最终的成品，但速写本质地包含了某种超出再现对象之可完成性的东西，它是无止尽的，永远未完成的。这不是说速写的工作总被打断或被无情地抛弃，事实上，速写从不停止它走向完成或终结之可能性的脚步。但它始终是一个草稿，一个未成形的图像。
因为从根本上，布朗肖反对给出一个清晰的图像，不论是他本人的肖像，还是其思想的形象。不是没有图像，而是只有一个绝对晦暗的图像，一个属于黑夜的，来自外部的图像。这就是本原的图像。它要求自身在消失中出现，在抹除中铭写。它注定要在经过无数次涂抹擦除的支离破碎的画面上留下一个模糊不清的轮廓，一个不是人影的人影，一张没有面孔的面孔，一个没有形象的形象（就如同贾科梅蒂的那些漂浮着魅影气息的画作）。那么，只有速写了。面对时间的遗忘，我们只能在涂抹中保存原初的不可能之印象，只能以破碎的笔划，在那同样为书写而敞开的纸上，尝试一场没有止境的勾勒，勾勒那深藏在历史之目光深处，躲避思想之光亮的无形的思者——Blanchot l'obscure：晦暗布朗肖。
晦暗是他的名字，他的签名，他的标签。“托马”(Thomas)曾是他的化身。1941年的《晦暗托马》[Thomas l'Obscure ]（又作《黑暗托马》）是他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小说，从那时起，晦暗就笼罩并伴随了他。这里的晦暗具有多重的意味：首先，它在字面上意指“隐晦”和“黑暗”。正如《晦暗托马》的英译者指出，如此的“隐晦”首先属于古希腊哲人，隐晦者赫拉克利特。但它同样属于布朗肖，属于布朗肖小说从一开始就展现的谜样的文字，哪怕它的用词是如此清澈！清澈的隐晦，白日的暗光？布朗肖虚构作品中的隐晦无论如何属于一种真正的思，而绝不是一种纯粹的技艺游戏或故弄玄虚。在这个意义上，隐晦不属于作为小说家的布朗肖，而是属于作为和赫拉克利特一样的哲学家的布朗肖。布朗肖，作为哲学家的小说家？或许，他让我们想到了萨特，同一时期的萨特也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注入了他的小说文本。（而布朗肖多少受到了《恶心》的影响？）如此的对比总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虽然一种根本的隐晦将他们俩人区分开来：萨特并不隐晦。但为什么布朗肖的思是隐晦的，至少是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以至于被指责为一种神秘主义？正如列维纳斯在《从存在到存在者》里所说，《晦暗托马》呈现了“il y a”（有）的本原经验。Il y a：不管这种可能的解释是否绝对准确地呈现了小说想要传达的东西，这几个字无论如何如谜语或咒语一般贯穿着布朗肖的思想，或许是他整个的思想。如何去思甚至去说这纯粹的有，这先于一切思想和语言的il y a？面向不可思者的思，针对不可言者的言，总已经是艰难，甚至艰涩的了。
这只是一个方面。布朗肖同样是黑暗的。黑暗意味着不可见，意味着逃避众人的视线，历史的目光。就像《晦暗托马》将il y a描述为一个黑夜或黑夜之中的黑夜，布朗肖自己也把他的名字，把他的书写，隐藏于时代的黑夜，生命的黑夜。这很可能是他的自述：“我将徒劳地像向我自己再现那个我所不是的人，他虽不情愿，却开始了书写…...这发生于'黑夜’。”布朗肖的书写是黑夜的书写，不仅是因为书写的行动发生在与白昼相对的黑夜，不仅是因为白昼的时间被其他非书写的日常活动所占据，以至于布朗肖只能在夜间秘密地书写；书写是黑夜的，更是因为书写承担着il y a意义上的绝对黑夜的特质，那就是进入一个根本缺席的空间——文学的空间，死亡的空间——在那里，作者作为一个主体首先缺席了。如此的缺席要求一种无名，而布朗肖始终在无名中书写他的名：他在遗忘中被人记忆，他在缺无之处到场。他将自己的形象彻彻底底地交付黑夜，拒绝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的模样。“我总试着，或多或少有理由地，尽可能少地露面，不是为了抬高我的著作，而是为了避免一个宣称拥有自身之存在的作者的在场。”因此，他几乎没有向世人公开的照片——在这一点上，速写是不可能的。但谁也不能否认布朗肖对二十世纪法国思想的影响。至少是从诞生《晦暗托马》的四十年代以来，布朗肖的名字就一直像黑夜里窸窣作响的喃呢一样，在法国哲学和文学的思潮周围，萦绕不去。当形象于黑夜中泯灭之际，还有一个低语的声音，从另一边传来，召唤一场无尽的谈话。不是面对面的交谈，而是反思和批评。他，严格地讲，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小说家。（他当然没有写过一部纯粹的哲学著作，而小说？他曾经写过小说，1941年的《晦暗托马》就被列在“小说”[roman]的名下，但1950年再版的时候，“小说”的字眼已从封面上去除了，可见他自己并不认同这种对其作品的定义。）他或许首先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正是凭借一系列的文学批评，在法国思想界确立了自己的声名。但就像他自己创作的那些所谓“记叙”(récit)的虚构作品，他的文学批评从来不是纯粹地文学的，文学总是和哲学密不可分地交缠在一起，甚至在某些地方，哲学的成分要远远地大于文学。所以，他处在文学和哲学之间，处在两者的边缘，这使得他在难以被归类和界定的同时，可以用一个真正“中性”(neutre)的姿态，通过文学的批评来推动哲学的思索，反之亦然。在四十年代围绕科耶夫的黑格尔、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所展开的文学讨论中，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谱系里，在萨特、巴塔耶、列维纳斯、福柯、德里达、南希等思想家的名字旁，布朗肖总已经化为一道并不显眼，却留下了深深印迹的影子——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场。他总是沉默地在场，总是一个无形的伙伴，以至于一个人不禁要问：是他吗，甚至，是它吗? 但他/它(il)已经在那里了。
在那里，在文学和哲学的边缘。这个边缘给出速写的基本轮廓，也为到来的形象划界。然后，如何去勾勒呢？或者，用什么样的线来勾勒？如果速写的线首先是其生命的轨迹，那么，就这样一个晦暗的思者而言，当他把自己撤入无名的书写，不断地抹除其生命的踪迹时，记忆的叙述也会被刻意地掩埋起来，所以，不再有一条完整、连贯的生命之线了。但破碎的线上还残留着点。有一个起点：1907年9月22日，出生于法国索恩—卢瓦尔省的图恩村。有一个终点：2003年2月20日，逝世于法国伊夫林省的梅斯尼—圣—丹尼。在这两个点之间的漫长间距里，还有作品构成的点，事件构成的点，甚至是一条生命线与另一条生命线交会的点，那是友谊的点，相遇的点。相遇构成了他自己写的一份短小的传记：
对我而言，重要的是相遇，在那些时刻，偶然成为了必然。同人的相遇，同地点的相遇。
同列维纳斯相遇（1925年，斯特拉斯堡）。胡塞尔，海德格尔，对犹太教的亲近。
同乔治·巴塔耶和勒内·夏尔相遇（1940年）。对违纪的召唤。极限经验。反对占领者和维希政权。地下活动。
艾斯村（1947—1957年）。十年孤独的书写。
同罗贝尔·安泰尔姆及其朋友们相遇（1958年）。阿尔及利亚战争，121宣言，尝试一份《国际杂志》。
和一样的人，和每一个人
五月风暴
生命的线索就这样被吐露了。在如此的交会和相遇里，速写将成为一幅群像，而布朗肖的一生注定要呈现出多重的维度，它是哲学的，文学的，也是政治的，并且，哲学、文学和政治始终紧密地相互关联在一起。
它首先是哲学的。1924年，中学会考后，经过一年的因病休养，布朗肖来到了斯特拉斯堡大学。他学习哲学和德语。1925年，他遇到了一生的挚友，列维纳斯。他们一起阅读德国现象学、普鲁斯特和瓦莱里。在晚年的书信回忆中，布朗肖不时地提及这段同列维纳斯一起学习的时光，并感激列维纳斯带领他走向海德格尔，尤其是带领他理解当时刚刚面世的巨著《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就这样，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开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布朗肖的一生的思想轨迹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并且，伴随着这些印记的，是布朗肖自己发出的反思的回音。（作为一个批评者，他不总是一个回音吗？）在一种思的追溯中，布朗肖总要回到这里，回到这个给出了法国文学、德国现象学和犹太教思想之入口的起源，它不仅孕育着布朗肖后来思想的秘密，也造就了一段非凡的友谊，正如德里达所说，布朗肖与列维纳斯之间“这种堪称楷模的思想友谊，乃是一份恩典，一件礼物；种种理由表明，它仍然值得我们时代祈祷”。
布朗肖的写作在三十年代开始。那是布朗肖生命中一段沉默的历史，一段秘密的历史，它隐藏了布朗肖卷入政治的不愉快的往事。1931年，布朗肖成为了记者，并开始为一些极右主义的报纸和杂志撰稿。他加入了蒂埃里·莫尼埃(Thierry Maulnier)领导的“法兰西行动”的年轻的持异见者群体。1932年，他加入《围墙》(Le rem part)日报。1933年，他加入《倾听》(Aux écoutes)周刊。1936年，他开始在《战斗》(Combat)月刊和《起义者》(L'Insurgé)周刊上开设专栏。这些极右主义刊物的基本立场是反资本主义、反议会制、反共产主义、反德意志主义和反希特勒主义。它们和布朗肖当时的政治心态不谋而合。在布朗肖看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正处在一个危急的时刻，法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加上希特勒掌权后德国野心勃勃的崛起，都让法兰西民族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只有一场国内的暴力革命，才能为民族的未来找到一条出路。青年布朗肖的这种激进的进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他所属的右翼民族主义不时地发出了反犹的噪音，一些带有反犹主义论调的文章就出现在布朗肖所加盟的刊物上。这一事实在七十年代被披露后，很快让布朗肖陷入了一种指责，就连托多洛夫也认为“战前，布朗肖曾经是某种犹太主义的代言人”。但事实上，布朗肖对反犹主义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1933年，他就谴责“对犹太人的野蛮迫害”。而1937年后，他逐渐脱离右翼政治写作（不再发表署名文章）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和他本人对刊物上愈演愈烈的反犹主义倾向的不满有关。
这或许是布朗肖的一个污点，但不同于海德格尔的绝对沉默，布朗肖在后来给好友纳多(Maurice Nadeau)的公开信中承认了事实（“我不应捍卫我当时认为适合发表的文章”），并指出：“我无疑已经改变……我在书写的影响下（我当时在写《晦暗托马》和《雅米拿达》），通过我对事件的了解，而改变了。”因此，书写是改变的可能性，是布朗肖从政治转向文学的秘密通道，一条黑夜的通道。
布朗肖早就在秘密地挖掘这条通道了。《晦暗托马》的写作始于1932年，随后，就像他自己说的，为了试着让这本“正被写下的书发生短路，以便克服那种无尽性”，他分别在1935年和1936年完成了另两部短篇小说《最后之词》(Le dernier mot)和《牧歌》(L'Idylle)。它们没有在那个时代如期出版，而是直到1951年才在一本名为《永恒轮回》(Le Ressassement éternel)的书中重新面世。时过境迁，这两本带有末世论情怀和反乌托邦色彩的小说竟然一语成谶，或者，正如书名暗示的，不是因为预言，而是因为历史总在重复。
1940年，法国沦陷后，布朗肖放弃了他自1931年开始担任的《争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的编辑职位。他加入了国家赞助的文化机构“青年法兰西”，指导文学的研究小组，并和其他人一起计划“用维希反对维希”。同年12月，他在巴黎迎来人生中第二次重要的相遇，即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相遇。正如巴塔耶在其自述笔记里说的，两人 “迅速形成了一种欣赏和赞同的关系”。这一友谊的第一个产物或许是巴塔耶于1943年出版的著作《内心体验》(L'Expérience intérieure)。巴塔耶坦承它是讨论的结果，而布朗肖无疑参与了这样的讨论（巴塔耶甚至在书中直接引用了1941年的《晦暗托马》的段落）。布朗肖同年还遇到了诗人勒内·夏尔(René Char)。诗歌的吸引是一个方面，但考虑到夏尔是法国抵抗运动的重要一员（游击队的领导者），布朗肖同他的友谊很可能包含了一种违纪的“极限经验”，虽然布朗肖自己从未并且不愿谈论这一地下的活动。
1941年，布朗肖在《争论报》上开设文学专栏“理智生活的编年” (Chronique de la vie intellectuelle)，自此正式开始了文学批评的写作。同年，受列维纳斯所托，布朗肖把列维纳斯的妻女安顿在奥尔良附近的一家修道院内，使她们免受迫害。1942年，布朗肖的第二部小说出版，他给这 部小说取名为“雅米拿达”(Aminadab)，那正是列维纳斯最年小的弟弟的名字——他不久前在立陶宛丧命于纳粹的魔爪下。1943年，布朗肖为《争论报》撰写的54篇专栏文章由伽利玛出版社结集出版，题为“失足”(Faux Pas)。（在1941—1944年那段写作的高产期内，布朗肖一共为《争论报》写了171篇评论文章，其余的文章在他死后[2007年]才由伽利玛整理出版。）这本书不仅呈现了布朗肖对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文学甚至哲学文本的广泛阅读（从克尔凯郭尔到加缪，从歌德到兰波，从巴尔扎克到纪德），而且记录了布朗肖自己对文学和语言本身的理论思考，这里既有萨特的存在主义的痕迹，也有对让· 波朗(Jean Paulhan)的《塔布之花》(Les Fleurs de Tarbes)的回应。它试图在政治介入的语境下回答“文学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可能”的问题。
1944年，布朗肖在老家的房子里险遭纳粹枪决。当时，就像《白日的疯狂》(La Folie du jour)描述的，布朗肖“被迫像其他许多人一样靠墙站着”，但“枪口没有开火”，因为纳粹行刑队其实是苏联人（瓦拉索夫的叛军），在游击队转移了德国副官注意力的时候，他们趁机放了布朗肖。这次命悬一线的经历给布朗肖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怖感（他在致纳多的信里提到“恐怖的感受从未离开过我”），以至于他晚年写了一篇极其短小的记叙，《我死亡的瞬间》(L'Instant de mamort)。与恐怖相伴的，是一种深深的不安，因为另几个无辜的年轻人被杀害了，而他却“通过死亡本身——也许还有不公的错误——逃避了死亡”。如此的不安是他转变的一部分吗？这是另一次相遇吗？一次与死亡的相遇，因为“此后一种秘密的友谊把他和死亡结合在了一起”？也许死亡就是从这里像幽灵一样萦绕着布朗肖的书写？
1946年，布朗肖离开巴黎，前往地中海沿岸的艾斯村定居。“十年孤独的书写”开始了。
首先是虚构作品。1948年出版的《至高者》(Le Très-Haut)通常被视为布朗肖的最后一部小说。之后，布朗肖转向了“记叙”(récit)：同年的《死亡判决》(L'Arrêt de mort)，1950年的新版《晦暗托马》，1951年的《在恰当的时刻》(Au momen tvoulu)，1953年的《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Celui qui ne m'accompagnait pas)，以及1957年的《最后之人》(Le Dernier Homme)。在这些作品中，晦暗的根本经验继续摧毁着一切传统的叙事，直至摧毁记叙本身的可能。
然后是文学评论。战争结束后，布朗肖在几份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这些刊物包括他自己 曾短暂地担任过编辑的《弓》(L'Arche)杂志，萨特的《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波朗的《七星诗社手册》(Cahiers de la Pléiade)，以及巴塔耶的《批判》(Critique)。在延续批评风格的同时，布朗肖展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阅读经验：他既阅读从波德莱尔经由象征主义（马拉美）到超现实主义（布列东）再到夏尔的法国现代诗歌，也分析洛特雷阿蒙和萨德这类“僭越”文学的形象，甚至借助海德格尔的语言来阅读荷尔德林。他对卡夫卡的迷恋亦在这时显露。战后四年的写作最终成为1949年的两部文集：《火部》(La Part du feu)和《洛特雷阿蒙与萨德》(Lautréamont et Sade)。
1953年，《新法兰西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在波朗的主持下复刊，布朗肖开始为它撰稿。《新法兰西评论》可以说成了布朗肖的主阵地（直到1968年波朗逝世为止，布朗肖以几乎每月一篇的频率向这份刊物供稿）。1955年，《文学空间》(L'Espace littéraire)出版。虽然它是四年来在《批判》和《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经过修改后结集而成，但它不再是纯粹的批评集，而是一部理论的著作，甚至可被视为布朗肖文学理论成熟的一个标志。如果说1948年的长篇大论《文学与死亡的权利》(La Littérature et le droit à la mort)还是从黑格尔的视角出发探讨死亡与书写的关系，那么，五十年代的《文学空间》已经透露出海德格尔哲学对于文学乃至一般艺术的可能之运用。《文学空间》的现象学语言不断地唤起了海德格尔三四十年代的《艺术作品的本源》和《物》所涉及的主题。但这不是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到文学体验的简单转化和挪用，布朗肖在吸收列维纳斯早期思想的同时，也颠倒了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些关键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把海德格尔的“死亡”(Tode)变成了他自己的“死着”(mourir)，用德里达的话说，是把不可能的可能性变成了可能的不可能性。
1958年，布朗肖返回巴黎。这一次返回也是其政治生命的回归。他向他的好友，《七月十四日》(Le 14 juillet)杂志的创建者马斯科罗(Dionys Mascolo)写信，表达了自己和马斯科罗一样反对戴高乐政府的决心，并说“我既不接受过去，也不接受当下”。这种自战争结束以来几乎从未说过的政治性的言词，这个拒绝的姿态，或许已经说明布朗肖在政治立场上的彻底转变：他不再是曾经的极右分子了。这场反对戴高乐的共同斗争也让布朗肖和作家罗贝尔·安泰尔姆(Robert Antelme)以及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德·福雷(Louis-René des Forêts)、纳多、维托里尼(Elio Vittorini)相遇。正是这些朋友们陪伴着布朗肖走过了后来政治的十年。对布朗肖而言，安泰尔姆还具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安泰尔姆作为集中营的幸存者，将亲身经历写成了小说《人种》(L'Espèce humaine)，从而真正地把“灾异”带到了他的面前，迫使他倾听集中营里数百万无名者发出的无言之召唤。《人种》所再现的灭绝的虚无，它所提出的书写在灾异面前如何可能的问题，它所唤起的思在黑夜当中需要保持的警醒，或许激发了布朗肖晚期的思索。
1959年，《未来之书》(Le Livre à venir)出版。它连同1969年的《无尽的谈话》(L'Entretien in fini)和1971年的《友谊》(L'Amitié)，再一次收集了布朗肖从五十年代起为《新法兰西评论》所写的文章，但它们无疑带有更加浓烈的时代气息。布朗肖不只是阅读经典作家和可能被遗忘的作家，还同那个时代最令人振奋的思潮展开了对话。诚然，当时的法国思想界正被结构主义的飓风所席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罗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和大众“神话学”，拉康的精神分析，无不冲击着传统的理论话语。此外，以贝克特 (Samuel Beckett)、罗伯—格里耶 (Robbe-Grillet)、杜拉斯为代表的新小说派也在改写文学的定义。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布朗肖已经敏锐地触及所有这些新的现象，并以他不辍的笔耕继续思考着文学乃至思想的未来与可能。
1960年，布朗肖和马斯科罗、舒斯特(Jean Schuster)一起参与起草了著名的《121宣言》并在上面签名，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同年，布朗肖计划创立一份以“总体批评”为目标的国际杂志，它将包含文学、政治和科学的讨论，能够促进各个国家之间不同思想的交流。虽然这个计划得到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不少作家和学者的支持，但无奈这份杂志最终还是宣告停办。
1962年的断片体虚构《等待 遗忘》(L'Attente L'Oubli)是布朗肖创作的一个节点，在那之后，正如布朗肖的《白日的疯狂》结尾所言，“没有记叙(récit)，绝不再有了”。（1994年发表的《我死亡的瞬间》是一个例外。）与记叙的“绝不再有”相随的，是一种新的写作风格，也就是断片的到来。同时，一种更加严肃的哲学思考，也越来越频繁地流露于布朗肖的笔端。到了《无尽的谈话》，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布朗肖如何回应列维纳斯自《整体与无限》(Totalité et infini)以来提出的他者的伦理学。这是一种真正的哲学之友谊的延续。这一次，布朗肖成为了列维纳斯在哲学上的他者。《无尽的谈话》或许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这既是因为它同时包含了各种文学的声音，形成了一种复调，也是因为整个的文本不时地被一种虚构的谈话打断，从而使它的文类难以界定。就这一点来说，它难道不是一部真正处在边缘的书，一部在哲学和文学边缘的无尽谈话中漫无边际地生长的书吗？），但它在某些时刻以一种相当哲学的方式探讨了西方哲学的问题，有语言的问题，有存在的问题，还有他者的问题。然而，不同于列维纳斯把至高的他者归于绝对的上帝，布朗肖提出了“中性”(neutre)这个他认为不是概念的概念，来命名那无人称的外部(dehors)。自此，中性一方面延伸向了他者的伦理领域，另一方面又和布朗肖文学思考中的“缺席”“无作”(désœuvrement)等重要的词语取得联系。这既是对列维纳斯的回应，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列维纳斯的超越。
1968年，“五月风暴”来临之时，布朗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学生和工人的游行。“和一样的人，和每一个人”：还是和那些朋友们（马斯科罗，杜拉斯，安泰尔姆等等），并且，是和无数无名的人。布朗肖成为了“学生—作家行动委员会”的一员，并在一份半公开的杂志《委员会》(Comité)上发表了大量（根据马斯科罗的说法，一半以上)未署名的文章。这些慷慨激昂的文章是他年轻时革命欲望的重燃吗？不是。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布朗肖此时转向了左翼：他谈论共产主义及其紧迫，谈论对马克思的阅读，谈论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但布朗肖的目的不是证明“五月风暴”这样的运动最终能够实现什么，而是强调革命行动应该像小册子或海报的书写一样在一种自身的抹除中在场：“它们出现了，它们消失了。它们不说任何东西，却毁灭了一切；它们外在于一切。”这外在于一切的书写，这不留痕迹的笔触(trait sans trace)，将布朗肖的文学和政治紧密结合了起来，并走向了他后来的共通体：文学的共通体，没有共通体的共通体(communauté sans communauté)。
七十年代是断片写作的时代。中性作为布朗肖晚期思想的一个标记，在他随后的两部断片集中继续闪现。这两本书，可以说，分别体现了中性的两个维度：书写与他者。1973年的《不逾之步》(Le Pas au-delà)分 析了书写和中性的关系。特别是在皮埃尔·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的《尼采与恶性循环》(Nietzsche et le cercle vicieux)的启发下，布朗肖还讨论了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时间性问题，并对断片这一写作形式本身进行了反思。这些夹杂着严肃沉思和个人呓语的零零散散的断片，以其庞杂的主题（书写，死着，语言，时间，僭越，疯狂，恐惧，友谊，距离，思想，沉默，认知……）证实了一种无尽的书写，仿佛“死着”透过这 “太过冗长的言语”，在纸上发出了喘息，仿佛沉思和书写已经成为了死着本身。但继续死着，继续思着，1980 年的《灾异的书写》(L'Écriture du désastre)将中性的笔端对准了他者的面容，走向了奥斯维辛的黑夜。在这同样繁复的断片中，或许只有“灾异”一个词，它如那无法记忆又不可遗忘的历史之黑夜，笼罩了“他者”、“中性”和“外部”。随着列维纳斯晚期最重要的作品《超越本质与存在之他》(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的面世，随着学界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进一步发掘（例如，对 Ereignis，“本有”的研究），布朗肖同列维纳斯还有海德格尔的谈话再一次深入地返回，并且是带着一种伦理之追问的急迫。这样的急迫围绕着对“灾异”(désastre)之意义的思索，甚至渗透到书写当中，让曾经与死着同行的书写变成了一种创伤的铭写、哀悼的工作。
事实上，从《无尽的谈话》到《灾异的书写》，布朗肖对奥斯维辛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这既是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他在《审视知识分子》 [Les Intellectuels en question]里指出，“正是反犹主义最强有力地向知识分子揭示了他自己”），当然也受到了布朗肖所亲近的犹太思想家的影响。布朗肖固然不是列维纳斯一样的犹太人，但他晚期明显地流露出一种对犹太人之命运的专注：他关心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六八年运动的后期，当极左派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时候，他怀着一种对反犹主义的警觉，主动地退出）；他写下《最后的言者》(Le Dernier à parler)作为对已经逝世的德国犹太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纪念。他还向埃德蒙·雅贝斯(Edmond Jabès)，另一位出生在埃及的犹太诗人，多次表达敬意（“书”的概念不正源自雅贝斯吗？）。
八十年代后，布朗肖的写作已经不再那么地疯狂。生命末年的书写除了一些向友谊致敬的文章（如献给德·福雷的《来自别处的声音》[Une voix venue d'aileurs]，《我所想象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tel que je l'imagine]，《感谢（归给）雅克·德里达》[Grâce (soit rendue) à Jacques Derrida]）外，基本上是书信，政治评论，以及对访谈或调查的书面回答。在晚期书写的这些迟缓的步伐中，1983年的《不可言明的共通体》(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或许闪耀着一种异样的思之光芒。它由两部分构成：“否定的共通体”和“情人的共通体”。前者是对让—吕克·南希 (Jean-Luc Nancy)的《无作的共通体》(La Communauté désœuvrée)的回应，后者是对杜拉斯的小说《死亡的疾病》(La Maladie de la mort)的评述。这看似同时代的谈话其实蕴含了布朗肖同巴塔耶的那场更为久远的友谊，也暗示了布朗肖自己参与六八年事件的亲身经历。共通体成了“共通”的问题。但不论是巴塔耶在二战前创立的“社会学学院”和“无头类”，还是六八年走上街头的无名的人群，在布朗肖看来，一个共通体的在场始终以它的缺席为前提。共通体的最极端的不可能性恰恰是它本身的可能性。至此，最极端的不可能性，作为布朗肖所说的“死着”，作为外部，作为他者，作为灾异，融入了这“不可言明的共通体”，融入了哲学、文学和政治彼此交汇的最后之点。就像布朗肖说“不可言明”绝不意味着沉默，不意味着一种神秘化一样，这里的缺席也不是虚无，不是无意义，相反，缺席作为一种空缺，恰恰是承诺和希望的敞开，也就是，未来(àvenir)。
未来：布朗肖总是未来的，他总是尚未到来。在他不可挽回地死亡之后，在汉语的陌异语境当中，这样的“未来”变得更为彻底，更为绝对了。如此的尚未到来，如此令人绝望的未来，却是速写的必要条件和阅读的根本可能。当速写不再有一个固定的对象，当阅读失去了一个现成的文本时，要被速写，要被阅读的布朗肖才迈着他的诡步，一个作为“不”(pas)的“步子”(pas)，越过“尚未”(à)与“到来”(venir)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间距，到来了。
他/它(il)来了。但他/它(il)是谁？“布朗肖是谁？”这个问题，在他之后，已经不可回答。“布朗肖”，这个主语，这个主体，已经没入了无名的黑夜，只剩一个不可回答的回答：“谁？”让我们试着用这个“谁”，用“这种不知名的、滑动的存在，一个不确定的'谁’”，与他/它保持一种不是关系的关系：“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把我们同某些人联系了起来，我们必须放弃探询这些人是谁的企图……我们必须以一种陌生人的关系迎接他们，他们也以这种关系迎接我们，我们之间形同路人。”这就是友谊的关系。没有朋友的友谊，献给未知者，献给未来的他/它。
让我们继续速写，写。
参考文献
[1] Blanchot, Maurice. Écrits politiques: Guerre d'Algérie, Mai 68, ect.: 1958—1993. Paris: Lignes-Manifestes, 2003.
[2] Blanchot, Maurice. La Condition critique: Articles, 1945—1998. Ed. Christophe Bident, Paris: Gallimard, 2010.
[3] Blanchot, Maurice. Political Writings, 1953—1993. Trans. Zakir Paul,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4] Haase, Ullrich & Large, William. Maurice Blanchot. London & New York: Routkedge, 2001.（本书将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在“思想家和思想导读丛书”中出版。我要感谢译者潘梦阳慷慨地允许我先行阅读译稿。）
[5] Hill, Leslie. Blanchot: Extreme Contemporary. London & New York: Routkedg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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