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最后的情人

“你有情人吗？”

“一个也没有。”

“你开车时速多少？”

“140。”

这是杨·安德里亚第一次见到杜拉斯后问她的两个问题。很显然，杜拉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杜拉斯素以“招揽”情人闻名。众所周知，在年轻的时候，她曾经和丈夫与情人共同组成了“三人家庭”。比这更轰动的，就是她在晚年的时候，与这个比她小40岁的杨·安德里亚的情感纠葛。

杨·安德里亚，杜拉斯最后的情人，伴随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15年零8个月。

当时，杜拉斯已经66岁了，杨·安德里亚刚刚27岁，他是一个住在冈城的刚刚从哲学系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与杜拉斯见过一面之后，杨的信就寄上门来，且源源不断。有时一天一封，有时一天数封。信虽短可篇篇精彩。杜拉斯遵照自立的规矩，从不回复。突然，信中断了。文学大师一下子若有所失，六神无主。她只有走下圣坛，屈高就下这一招了。她对年轻人大约递过这么一句话：“你是爱我的，难道不记得了吗？”于是，信件又泉水般地涌出。他也给她寄诗，但她要的是信，因为，她从没接到过如此美丽的信。在她眼里，信的美丽代表着情人的真挚。

1980年6月，面对着这些美丽的信，杜拉斯坐不住了，她决定破例回答。她对杨·安德里亚说：“我活不下去了。我喝酒太多，为此进了医院，接受治疗。我不知道我喝酒怎么喝到这个份上？”

7个月之后，他来了，高高的个头，是个很帅的小伙子，手里握着一把巨大的中国雨伞。他来到杜拉斯门口轻轻地敲了三下，然后低声细气地自报家门：“是我，杨。”她躲在门后不动，不开门，不做声。在这一刹那，老太太想了些什么？可能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紧接着又是轻轻三下，又是温柔的呼唤：“是我，杨。”她打开了门，站在她对面的真是绝好的一位小说主人公。

两人海阔天空地谈起来，不觉时间的流逝。最后，杜拉斯明白了：你是有话急切地要对我倾诉啊！倾诉完了，认识了我，也就死而无憾了。对于杨来说，生存的意义在于写作，不是一般的写作，而是杜拉斯的写作——对于杜拉斯来说，她终于找到了一个不把写作当情敌的伴侣。她说，你就留下吧，我儿子房间里有现成的床。杨于这个晚上，与杜拉斯相依为命了。

一个是酗酒的老手，一个是落魄的同性恋者。他们俩都以写作为命。杜拉斯就写杨。后来，“杨”果然被写成了，不过，杜拉斯又给加上了一个姓，书名就叫《杨·安德里亚·斯泰纳》。杜拉斯口述，杨打字，当然也有切磋的时候。他俩生活是各自独立的。

杨因吵闹而出走不止一次。每次她都自语：“杨上哪去了？”其实，他并没有走远，有时就在附近旅馆的大厅里过夜——因为他穿着体面，不像流浪汉，人家并不撵他。次日早晨，倦鸟知返。

1981年6月15日，大闹之后，杨再次出走，杜拉斯以为他永不回头了，于是就像办丧事之后那样彻底收拾了房间，同时，也像个失恋的中学生那样写道：“当我不再怀有爱情的时候，我确实不再爱什么了，除了还爱你之外。”可是，过了一阵，杨又回来了：这对冤家是怎么也掰不开的——他们的教养与经历决定了他们炽热的感情与冰冷的分析并行不悖。

他们常常以深沉的眼光相互注视着，有时候又相互指责对方残酷无情。《巴黎竞赛》画报用反话把杨说成是个无情的假情人。不过，这种说法不如中国人的说法有诗意：道是无情却有情。对于杨的一往情深，杜拉斯领会最深。

1988至1989年间，杜拉斯得了一场大病，出现了长期的昏迷，几乎撒手人寰。杨一人守护在她身边，晚上乘出租车回家的路上暗自哭泣。病榻上的她十分清醒，清醒得令人可怕。她对杨说：“你把话说回来。你想叫我死。其实我也该死。我活着，谁也受不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够受的，你是想看到我死后再死，我的最终消失才能给予你自杀的勇气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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