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才去世的美国女学者苏珊·桑塔格1967年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沉寂的美学》的文章，她批评现代主义文学由于负载了太多的历史意识从而导致了创作上的衰退，而“沉寂”的文学势必成为新的风向标。后世每一种能蓬勃兴盛起来的创作风潮往往需要和不远的过去大异其趣，这里面有时也并没什么道理，人心易变且思变，势使之然耳。所以桑塔格说：“每个时代必须发明自己的'精神’规划，精神是一种特殊的计划，并不削弱感受力。此种精神是人类处境中所固有的，旨在解决痛苦的结构性矛盾，完成并超越人类的意识等各种观念行为。”她还列举了一个二十世纪将“沉寂”在创作实践中当作自我惩罚的“疯癫”型作家的谱系，“这些作家无法认同社会群体，他们颠覆了社会群体的感觉，进而遭到社会的贬抑”，这一名单上的作家有阿尔托、米歇尔·莱利斯、让·热内、埃米尔·西奥兰，居于最末端的正是长期生活在英国却坚持用德语写作的埃利亚斯·卡内蒂。
和以偷窃、流浪、收监和同性恋等边缘性生活体验走入“沉寂”的让·热内不同的是，导致卡内蒂与当时的社会主流生活格格不入的恰恰是他从小受到的多语种古典式熏染：出生在保加利亚北部，祖上为从西班牙移居而来的犹太人，在成长过程中又先后接受英语、法语和德语的教育，其中德语最终成为了他“本义上的母语”。由于思想上受到歌德文艺精神的长期影响，被世人视为“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十八世纪作家”；而在1981年接受诺奖致辞时，他谦恭地表示这份荣誉同样属于现代德语世界四位他最想感谢的作家，从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那里学会去聆听“维也纳的声音”和反对战争；从卡夫卡处“懂得如何使自己变得卑微以摆脱权势的束缚”；从穆齐尔处知道一个真正的作家“为了他的作品可以花上几十年的光阴，而不去计较这作品最终能否如愿以偿地完成”；从布洛赫那里领悟“瞬息可得的记忆的本领”。尽管从二战时移居伦敦加入英国籍起数十年间未能回到过德国，然而德语做为这位作家真正的故乡，他其实须臾未曾离开。生活在他种语言的国度中，卡内蒂自称是“德语里的客人”，并且坦诚自己经常会“词发作”，整页整页地涂写毫无关联的德语词汇。
当个人的灵魂如卞之琳诗中所说，象一尾鸟羽被文明的一湖烟雨浸透时，沐猴而冠的现代实存于卡内蒂眼中显得如此卑琐粗鄙。在前半生，身为犹太人的作家，成为了时代两场大悲剧的直接苦难承受者。他并未象大多数人那样简单将罪责归咎为某几个手持权杖的嗜血魔王凶残暴君，他一直认为现代生活催生出来的盲从、自私、无知、贪婪、粗鲁、怯懦和狡黠的庸众才是葬送文明进程的罪魁祸首，才是法西斯暴力的根本土壤。在他的代表作《迷惘》（1935年）中，主人公基恩是一个精通东西方十几种语言饱读诗书的汉学家，在他的头脑里拥有一个看似完整丰富的智慧世界，他也拥有一个所居城市里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而这在他所雇佣的假装顺从的女管家眼里只是意味着巨大的可变现的财产，她竭尽浑身解数来讨好这个性情古怪的男主人，而基恩除了站在书房的搬书梯上对他的所有纸张臣民做宣告时才显得光芒四射外，应对日常生活完全就是一个“家中的白痴”（萨特称福楼拜语）。逐渐地，在女管家如愿以偿地获取了基恩的所有信任之后，基恩慢慢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越来越烦躁内心越来越压抑，他也慢慢觉察出由于自身的软弱自己的生活已完全被女管家和她的姘夫看门人所控制。这个智慧的头脑一旦来到凡尘俗世，只能听任“底下人”的摆布。在那个“底下人”给他带来的充满算计和肮脏的尔虞我诈的现实中，基恩原先的平静也许同时也是虚幻的生活被打破了，他本人也受尽欺凌和虐待，最后被活活地封钉在密不透风的小屋内。若不是哥哥乔治前来相救并驱逐了一对恶人，基恩险些性命难保。然而当再次坐定在昔日让他孜孜以求的房间里时，基恩却发现经此劫难自己已无法找回过去宁静如水的心境，一把火将他和他的图书馆做了了断。通过一幕幕略带滑稽的日常场景细节隐喻，文明受制于粗俗的状况触目惊心，而读者又不禁会追问当所谓文明遭遇到粗俗随即就无法动弹，这种文明还是有生命力可发展的文明么？
1932年，就在《迷惘》首次出版的前三年，西班牙学者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群众的反叛》有了一个英译本。书中作者谈到，欧洲自走出中世纪后有了人的解放，随之而来的是平民时代的崛起，这在历史上无疑是有着进步性的。然而不能负责任的“群众的政治支配”也可能同时孕育着危机。文本用了一个特别的词“mass man”来指称庸众，他们从不理会何为义务也不认为义务有什么用，他们维护的是“平凡的权利”，他们“既不满又自满，拒绝一切优秀的、独特的、合格的和精选出来的事物”，他们“天生缺乏听从任何指导的能力”，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幸福，并期待着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和完全自由的未来”，他们“痛恨一切异于自身的东西”，他们“天生不会好奇或尊重他人”，末了加塞特还打趣道，庸众“都是被人类历史宠坏了的孩子”。1960年，经过大半生的世事历练和长达十年的撰述，卡内蒂出版了他的政治学著作《群众与权力》，作者延续了《迷惘》中涉及庸众的相关主题：在群众政治的压力下，权力玩起了一个叫做空转的游戏，而最终权力的获胜会从社会意义的层面下降至生物的层面，攫取权力的人会变得极其单纯，因为在这样众声喧哗的氛围下唯独只剩下一个问题需要他考虑，那就是如何做可以使其做为统治者活得更久。
事实上，从塔德、勒庞到加塞特、威尔海姆·赖希再到卡内蒂和莫斯科维奇，伴随着群氓时代的全面到来，反省质疑的声音也从未中止。莫斯科维奇说，群氓是挣脱了锁链的民众，他们没有良知，没有领袖，也没有纪律，他们是本能的奴隶。而卡内蒂却说，别忙，至少每一个人还有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声学面具：每个人独特的语言体形、言谈的万变不离其宗、随着人的个性一起形成且归他独有并将随其消失的语言。即便人们无法拯救他的灵魂，起码还可以拯救他的舌头。
【延伸阅读】
卡内蒂《迷惘》（章国锋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
卡内蒂《耳证人》（沙儒彬 罗丹霞译，三联书店，1989）
卡内蒂《自传三部曲》三册（陈良梅等译，新星出版社，2006）
【卡内蒂 英国 （1905—1994） 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获奖理由：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的震撼力，尤其表现了德国古典文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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