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很少在公共场合讲话，这种形式不仅让他拘谨，也让他经常自觉无话可谈。可在有限的公开讲话中，马尔克斯却很善言：谈论好友，说维系友谊的秘诀是保持距离少见面；针砭时事，说军备竞赛和人类智慧背道而驰，保护生命比制造核瘟疫成本低；坦陈教育界的弊端：学生人数过多，教育质量下降，学校只管教书，不管育人……在这些坦率直白的话语间，一个真实的、笔墨之外的马尔克斯得以浮现。
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
1970年5月3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在加拉加斯文化艺术中心的讲话。后被刊登在波哥大《观察家报》上。胡安·卡洛斯·萨帕塔在《加博出生在加拉加斯，而非阿拉卡塔卡》一文中记述了当时情形：记者尼古拉斯·特林卡多得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出席论坛，前去采访，见他“身材消瘦，蓄着浓密的小胡子，点着根烟”。他给听众讲的那个“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的故事，后来成为1974年路易斯·阿尔科利萨执导的《预感》电影剧本。
首先，请原谅我坐着说话。因为如果我站着，恐怕会吓得两腿发软，瘫倒在地。真的！我原以为，这辈子最可怕的五分钟会是在一架飞机上面对着二三十名乘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面对着两百位朋友。说到这儿，正好给了我一个由头谈起文学。对我而言，文学创作就和登台演讲一样，都是被逼的。我承认，为了不来开这次大会，我什么点子都动过：我想生病，染上肺炎；想理发，让理发师用刀割了我的脖子；最后，我灵机一动，不穿西装，不打领带，这样，正式会议应该就会谢绝我入场了。可我忘了，这里是委内瑞拉，穿件衬衫哪儿都能去。因此，我还是坐在了这里，不知该说些什么，就说说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吧！我本来没想过要当作家。学生时代，波哥大《观察家报》的文学副刊主编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在报上说，新生代对文学毫无贡献，写短篇小说的没有，写长篇小说的也没有。他只登老朽的文章，不登年轻人的。他说，不是他不登，是年轻人不写。
这话激发了我对同代人的集体荣誉感。我决定写个短篇，去堵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的嘴，他是我的挚友，至少后来成为了我的挚友。我坐下来，写了个短篇，投到《观察家报》，等到下一个周日翻开报纸，我吓了一跳：那个短篇登了个全版，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公开认错，说了些“此文标志着哥伦比亚文坛新星诞生”之类的话。
这下我可真犯了愁，我对自己说：“瞧我惹了多大的麻烦！怎样才能不让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下不来台呢？”答案是：继续写。但选材是个问题：动笔前，我得先想个故事。
出了五本书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坦白说，写作恐怕是这世上唯一越做越难做的行当。当年那个短篇，我坐一下午，轻轻巧巧就写完了；可如今，写一页纸都要费我老大的劲。我写作的方法便如刚才所说：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写什么，写多少。得先想故事，有好故事，脑子里多过几遍，等它慢慢成形。想好了——有时候要想好多年，《百年孤独》就足足想了十九年——想好了，再坐下来写，接下来就是最麻烦、最无趣的阶段了。想故事最有趣，要怎么把故事编圆，一遍遍想，一遍遍琢磨。那么多遍想下来，真要动笔，反而没劲了，至少我觉得没劲。
我来讲一个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编得挺圆的故事。现在讲了，等哪天写出来，你们会发现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正好也可以观察其中的演变。想象一下：从前，有个很小的村子，村里住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两个孩子，儿子十七，女儿还不到十四。一天，老太太一脸愁容地端来早饭，孩子们见了，问她怎么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一早起来，总觉得村里会有大难。”
孩子们笑她，说老太太就这样，尽瞎想。儿子去打台球，碰到一个双着，位置极好，绝对一击就中。对手说：“我赌一个比索，你中不了。”大家都笑了，这儿子也笑了，可一杆打出去，还真的没中，就输了一个比索。对手问他：“怎么回事？这么容易都击不中？”儿子说：“是容易。可我妈一早说村里会有大难，我心慌。”大家都笑他。赢钱的人回到家，妈妈和一个表妹或孙女什么的女亲戚在家。他赢了钱，很高兴，说：“达马索真笨，让我轻轻巧巧赢了个比索。”“他怎么笨了？”“笨蛋都能打中的双着他打不中。说是他妈一早起来说村里会有大难，他心慌。”
妈妈说：“老人家的预感可笑不得，有时候真灵。”那女亲戚听了，出门买肉，对卖肉的人说：“称一磅肉。”卖肉的正在切，她又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多备点好。”卖肉的把肉给了她。又来了位太太，也说要称一磅，卖肉的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得备点吃的，都在买。”
于是，那老妇人说：“我孩子多，称四磅吧！”就这样称走了四磅肉。之后不再赘述。卖肉的半小时就卖光了肉，然后宰了头牛，又卖光了。谣言越传越广，后来，村里人什么都不干了，就等着出事。下午两点，天一如既往的热。突然有人说：“瞧，天真热！”“村里一直这么热！”这里的乐器都用沥青修补，因为天热，乐师们总在阴凉的地方弹奏，要是在太阳底下，乐器非晒散架不可。有人说：“这个点儿，没这么热过！”“就是，没这么热。”街上没人，广场上也没人，突然飞来一只小鸟，顿时一传十，十传百：“广场上飞来一只小鸟。”大家惊慌失措地跑去看小鸟。
“诸位，小鸟飞来是常事！”“没错，可不是在这个点儿。”人们越来越紧张，万念俱灰，想走又不敢走。有人说：“我是大老爷们，有什么好怕的，我走！”说着，就把家具、孩子、牲口通通装上了车。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过中央大道，都说：“他敢走，我们也走。”于是全村都开始收拾，物品、牲口通通带走。就剩最后一拨人了，有人说：“还有房子呢！可别留在这儿遭难。”就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其他人也跟着烧，好比在经历一场战乱，个个抱头鼠窜。人群中，就见那有预感的老太太说：“我就说会有大难，还说我疯了！”
敞开心扉，拥抱西语文学
2007年3月26日哥伦比亚卡塔赫纳
面对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与西班牙国王
卡塔赫纳会议中心，第四届西班牙语国际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会议向3月6日年满八十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致意，并为纪念《百年孤独》出版四十周年、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二十五周年，发行《百年孤独》纪念版。
写《百年孤独》的日子里，我做过许多梦。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它会一版发行一百万册。一百万人决定去读一本全凭一人独坐陋室，用二十八个字母、两根指头敲出来的书，想想都觉得疯狂。今天，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又决定将一本已经在百万读者面前晃过无数次的小说再版发行一百万册，把我这个睡不着觉的写书匠着实吓了一跳，到现在都没恍过神来。
这不是，也不能算是对作者的承认。这一出版奇迹无可辩驳地表明：想读西语小说的人无以计数。今天，作为作者，我面红耳赤地接过这第一本超大发行量版的《百年孤独》。一百万册书，不是对作者的一百万次致敬，而是说明有几百万西语读者对这份精神食粮翘首以待。
从那时到现在，我的工作一直都没有变过。七十多年来，我埋头苦干，不停地用两根食指有节奏地敲出永恒不变的二十八个字母。今天，我抬起头，心怀感激地来参加这次纪念盛会，不禁要停下来想一想，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看到的是：当年，面对着空白稿纸，我还不知道读者会在何方；如今，无数人对西语文学如饥似渴。
如果把《百年孤独》的读者聚拢在一个国家，那里的人口排名能进全球前二十。这不是为了自吹，我只想说，这些人的阅读习惯表明，他们乐意敞开心扉，拥抱西语文学。这是对所有西语作家、诗人、叙述者和教育工作者的挑战。激发兴趣，壮大读者群，是我们这个行当，当然也是我们自身的真正使命。
我从二十岁开始出书，三十八岁已经出了四本。当我坐在打字机前，敲出“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时，压根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这句话从哪儿来，将往哪儿去。我只知道，十八个月里，我天天写，没有一天不写，直到写完。
很难相信，当时最窘迫的问题之一居然是缺打字机纸。我老觉得，文章有打字错误、语言或语法错误，都是创作上的失误。因此，我有错就撕，撕了就扔，重新再来。照这个用法，一年算下来，估计写本书，光买纸就得花掉六个月的稿费。
埃斯佩兰莎·阿拉伊萨，令人难忘的佩拉，她给众多诗人和电影人当过打字员，也誊过不少墨西哥名家名作，比如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以及堂路易斯·布努埃尔的好几个原创剧本。我请她誊最终稿时，稿子涂改严重，为了避免混淆，我先用黑笔改，之后又用红笔改。可对于在此行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佩拉来说，那实在算不了什么。多年后，她告诉我，那天瓢泼大雨，她带着我修改完毕的终稿回家，下公交车时滑了一跤，稿子飞了一地，又是泥又是水。在其他乘客的帮助下，她把被雨淋湿、几乎无法辨认的书稿一张张从地上捡起来，带回家用熨斗一张张熨平。
那段日子，我一分钱都不挣，梅塞德斯和我，外加两个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这绝对能写本更好看的书。连我也不知道梅塞德斯是如何做到的，总之那几个月，家里天天都还能揭得开锅。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走借贷这条路，后来心一横，终于头一回去了当铺。
先当了些零头碎脑的玩意儿，以解燃眉之急，后来又去当梅塞德斯多年来从娘家得来的首饰。当铺的专家就像外科医生那样严谨，对耳环上的钻石、项链上的祖母绿和戒指上的红宝石一一用秤称、用“魔眼”看，最后，他像见习斗牛士那样立住脚不动，斗篷一甩，将首饰一股脑地抛还给我们，说：“全是玻璃的。”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梅塞德斯算了算账，不动声色地对房东说：“我们想，房租六个月后一块儿付。”
“对不起，夫人，”房东对她说，“您知道那是多大的一笔数目吗？”
“我知道。”梅塞德斯依旧不动声色地回答，“您放心，到时候一切都会解决。”
好心的房东是政府高官，是我们所认识的最有风度、最有耐心的人之一，他一样不动声色。
“那好，夫人，有您这句话就行。”他算出那笔大数目，“九月七日，我等您。”
终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梅塞德斯和我去墨西哥城邮局，将《百年孤独》的定稿寄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书稿打印在普通稿纸上，双倍行距，共五百九十页，扎了个包裹。收信人是南美出版社的文学总编弗朗西斯科·波鲁阿。
邮局的人称了称包裹，算了算，说：
“八十二比索。”梅塞德斯数了数钱包里剩的纸币加硬币，实话实说：
“我们只有五十三比索。
”我们拆开包裹，分成两半，先把一半寄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剩下那一半，要怎么凑钱寄过去，我们心里完全没谱。后来发现，寄走的是后半部，不是前半部。钱还没凑够，南美出版社的帕克·波鲁阿就迫不及待地想看前半部，给我们预支了稿费。
就这样，我们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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