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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风烛残年的最后岁月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无法忽视也无法绕过的人物,他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先锋、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他一生经历了大起大落。前半生,他专注于救存亡绝续的中国,带领四万万同胞认识旧社会的腐朽没落,引领社会新思潮;后半生,却命途多舛,一路几经波折,辗转至江津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蹲了5年国民党大牢的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走出监狱。接他出狱的是三儿子陈松年与患难多年的妻子潘兰珍。彼时,穷困潦倒的陈独秀不仅承受着失子之痛,也面临失意之苦。

走投无路的陈独秀应朋友邓仲纯之邀,于1938年8月3日与妻子潘兰珍从朝天门码头乘船溯江而上,抵达通泰门码头,踏上了江津这片土地。

岂料,陈独秀与潘兰珍8月3日到了江津后,恰逢邓仲纯出诊去了,邓夫人以“住房狭小”为由,将他夫妇二人拒之门外。

遇此尴尬,陈独秀进退两难。幸得另一安徽同乡方孝远接待,才住在县城东门内“郭家公馆”租了两间偏屋住下。这时,陈独秀的三儿子陈松年在安庆失守后也带着祖母、妻儿流亡到四川。

邓仲纯为此深感内疚,次年3月,他在黄荆街 83号租了幢带小院的楼房,开办了“延年医院”,才坚请陈一家七口搬去同住。

然而,寄人篱下的日子一久,邓太太脸上便时时露出颜色来了,陈独秀、潘兰珍为此深感苦恼,忍气吞声地熬到了这年夏天,终于在一场公开的冲突之后,被逐出了“延年医院”。

于是,陈独秀带着一家老小,当夜便住进了三通街邹之银开的栈房里。后来,陈松年一家也迁居所任教的江津九中,陈独秀恢复了和妻子相依为命的生活。

在江津的短短几年之中,陈独秀先后在江津城内住过郭家公馆、延年医院、施家大院、聚奎书院、溜马岗邓家院子、康庄等处。此时的他年岁已高,频繁地更换居住的地点,令他苦闷不已。身体上的力不从心,令他只能看着自己所爱之人奔波劳累。

此时,陈独秀的生活也陷入了窘境。那时候,陈独秀的收入主要有两笔,一是《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每个月可以为他带来160元的收入。二为北大同学会每月资助他300元。这两笔收入看起来数字不小,但时局动乱,物价飞涨,这两笔钱即使能按时收到,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很难维持开销。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陈独秀除了把精力投入到撰写继续在南京入狱期间没有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外,还会向各大杂志投稿,赚取稿费补贴家用。但稿费的收入并不稳定,想要安稳的生活,陈独秀还是要精打细算,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

除了生活的压力,陈独秀在寓居期间还要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面对艰难的生计,陈独秀昔日好友纷纷伸出援手,他都总想着回馈。但他深知自己的人生已渐渐走向尽头,永远再也没有回报的机会,内心极度不安,给了他造成无形的压力。所以,他只有逃避,逐渐与朋友越走越远。

这样,陈独秀愈发感觉到孤独与苦闷。他在自己的诗作中写道:“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这是这个落魄逃难的江津客最后生活的真实写照。

1941年春,应清光绪进士杨鲁丞的孙子杨庆馀之邀,陈独秀搬进了离县城30多公里的鹤山坪杨家大院,为杨鲁丞整理校正遗稿。陈独秀的最后时光就在这个杨家大院度过的。

杨家大院四周以条石砌成丈余高的围墙,故名“石墙院”。陈独秀来到石墙院之后,杨家人慷慨提供了三间房屋供其夫妇居住使用,解决了他居无定所之忧。

但石墙院位置偏僻,去一趟江津县城往返要6个多小时。这陈独秀真正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陈独秀时常坐在院里看着天空发呆,此刻的他顿感悲凉和孤独。

杨庆馀之子杨明兴对陈独秀这一时的生活状况这样说:“陈独秀是1941年春天搬上来的,搬来不久,陈先生害病了,要送到重庆去医,连药费都没有,陈太太没法,托吴元珍进城,把一个大官送他的银狐袍都弄去当了。有时屋头揭不开锅了,陈太太还过我屋来借米。”可见,他最后日子的贫穷困厄。

其实,陈独秀这时已经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他在江津撰写的《小学识字教本》已经完稿,这是他倾注了最后热情,用心推究而成的书。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决定出版这本书,并预支了两万元稿费给陈独秀。但是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致函陈独秀商请改动书名,而傲骨嶙峋的陈独秀偏偏又是一个固执的人,复信坚持“一字不能动”。这样一来书未出版,陈独秀虽然经济拮据,可因他的文人气节和刚强性格,一直坚持分文未动这笔预支的稿酬。

就在这样的“固执”之下,陈独秀过着贫苦的生活,经常半个月都看不到一点荤腥。为了补贴家用,陈独秀夫妇在后院开辟了一小块土地,种些土豆、南瓜、茄子、萝卜等蔬菜。冬天,为了不让身体不好的陈独秀不受冻,潘兰珍只好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变卖了,换了一些取暖的炭火。

1942年5月中下旬,陈独秀三度昏厥,三度苏醒。在这期间,他抱病写下了他的“最后的政治意见”文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5月27日晚上9点40分,贫困潦倒、饱受病痛折磨的陈独秀惨然辞世,一代人杰就此陨落。

此时,陈家已是室徒四壁,再也拿不出多的东西。幸运的是,与陈独秀生前相识的江津耆绅邓蟾秋、邓燮康慷慨捐赠墓地和寿衣、楠木棺材,用以安葬陈独秀。

陈独秀逝世后,《时事新报》《新民报》都对晚年的陈独秀发表评论,说他“究竟是一个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了他身后萧条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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