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崇正：新概念获奖之后，大部分人就自生自灭。获奖的人也太多了，所以很多后来也都远离写作，像我这样坚韧不拔地走向写作这个夕阳产业的人非常少，这必须足够傻才能这么做。我觉得远离写作业不是什么坏事，生活永远比写作重要。写作这个活计，更需要耐心，而不需要很高的智商。2012年年底，李其纲老师邀请我去出席新概念十五周年庆典，看到很多为新概念狂热的90后，内心还是很激动的。大概每个人的学生时代，都有一个文学梦吧，需要做的，就是激发它，打开它。
梁 帅：我觉得你现在创作激情也很十足，看了你的一些小说，很多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叫半步村的地方，这个地方和你有什么渊源？
陈崇正：半步村是一个虚构的村庄，它并不存在。我前几天静下来的时候还尝试给半步村画一张地图，希望对我自己虚构的这样一个村庄，做一个具体的勾勒，但我发现这个工程蛮庞大的。开始意识到我的所有作品都可以放在一个叫半步村的地方来展开，应该是在2010年。当时《作品》杂志要发我一个中篇小说，四万多字，我很高兴。作家黄金明当时是我的责编，他说，你的标题应该改一下。我想了很久都不知道怎么改，后来灵光一闪，我意识到整个故事是发生在半步村的，于是改成《半步村叙事》。就这样，半步村从一个很随意出现的地名，慢慢变得重要起来，我开始在这个名字上面建构我的整个精神世界，并慢慢发现它渐渐丰盈起来。后来我才发现很多大师都是这么做的，这大概可以说是跟随这大师的足迹前进吧。
梁 帅：是啊，我们知道福克纳、马尔克斯、还有莫言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村庄”，仿佛那是内心之中的一个文学故乡。对，你写过一篇《唯有故乡不可修改》的散文，现在常回去吗？故乡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陈崇正：每年都会回来几次吧。住在老家，感觉自己是接地气的。一个作家的回忆在哪里，根就在哪里。我在潮州生活了二十多年，许多人生经验都在这里发生，所以写作的过程是回避不了的。有那么一个时期，我目睹故乡发生的种种变化，故乡的农民是这样过日子的，内心曾暗暗发愿，要为当下的农民发声，要代言他们的感受。但后来我十分无力地发现，我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样宏大的事情，于是我更多是将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倾注到虚构的半步村之中。这样的处理之后，我就更加明晰自己的分寸在哪里。换言之，面对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解读，但最为重要的是你选择如何去切入，你跟这片土地所签订的协议究竟是什么，是简单粗暴地表现，还是十分绵密地去维护，不同的协议，会有不同的结果。
好作家不要拒绝商业
梁 帅：你最早也写诗，你曾说过把由空格键、短句、长行、呈方块结构的诗歌命名为胖体诗。这种形式感的诗歌，老诗人于坚可能操练的比较早。不知道你是不是受到于坚的影响？
陈崇正：很久没有写诗了。当时在大学里写这样的胖体诗，我也觉得是很独创的，但也不可否认受到海子、顾城、于坚等诗人的影响。但现在我羞于谈诗，总觉得自己放弃对诗歌这种文体的继续开掘，是一种遗憾。毕竟没写出什么像样的诗歌。希望以后吧，我很想写一个毕竟系统的诗歌，来表达我对诗歌的理解。只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也担心自己诗歌的触角会退化，而这好像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梁 帅：很多作家，在写作初期都写过诗歌，苏童等人都写过，我觉得这是一个锤炼语言的过程。你的文学启蒙，是受到那些人的影响？
陈崇正：应该说有三个人：金庸、钱钟书、王小波。小学时候我读金庸，到初中基本就把金庸的小说全部读完了。高中时候我喜欢读钱钟书，迷恋他的睿智和跳跃，觉得挺酷的。大学之后我读得最多的是王小波。这三个人的小说和随笔我基本全部读完，许多还不止读一遍。金庸教会我怎么去讲故事，钱钟书教我怎么用句子，王小波教我怎么去看世界。人和书是讲究缘分的，不同的时期，一个人需要的精神导师是不一样的。比如到我现在这个阶段，基本更重要的是追问自己，而不是确立偶像。
梁 帅：我是在高中读金庸小说的，那时候都在课堂上，包上书皮，老师在上面讲分子式、我们在下面看倚天屠龙，很过瘾的。王小波是在大学的时候看到的，对我本人写作也有很大影响。
陈崇正：王小波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家。他直接影响了我写作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与现实如何签订协议，也就是与现实的距离感问题。比如伤痕文学写文革，更多是哭诉，而王小波写文革，更多是戏谑。戏谑就是一种距离感，把自己从中抽离开来，而不是沉迷而其中，你会看到更多的寓言，这是王小波超越同时代作家的地方。
梁 帅：你说的很对，这也是我们喜欢王小波的原因。我们作家的作品有的时候故意沉重，但阅读的感觉，核心的东西还真沉重不起来，还不如王小波，一种反讽、戏谑的方式来的痛快。作为80后的代表作家，你认为和60后，70后，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陈崇正：我代表不了80后作家，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如果要说80后作家与前辈们的差别，我认为是在看待世界的时候，80后作家会觉得更理所当然，也更自我。成长的时代不同，经历的事情不同，对于现实的观感也就会发生变化。这样说也许比较抽象，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面对流动的历史图景，60后痛心疾首发表了一次演讲，企图讲清楚些什么；70后作家内心也同样感知了某种宏大主题，想说但没有说，他们捏紧了拳头；但80后作家，多数人只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指甲。所以也有人批评80后作家是最没有历史感的，但我以为，从80后这一代开始，我们就已经不是生活在历史事件之中，而是生活在新闻事件之中，这也注定跟随在我们后面的90后、00后，他们应该会更迷恋于指甲油的颜色，而不是指甲应不应该修剪。
梁 帅：80后一些作家，对市场比较敏感，也有一些商业上成功的例子，你怎么看这种商业写作？
陈崇正：写作这件事跟商业无关，相信没有一个作家会说他是为了商业目的而写作。但反过来，如果现在有一个作家说他写的东西是准备藏之名山等待百年之后被别人发现，那么很多人估计会抽他耳光。因为作品写出来，就是期待被阅读的，就是必须商品化的。如果一部作品没有复制的价值，也就没有被反复阅读的价值。如果你写出了一部只有一个人读得懂的作品，那么基本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不要拒绝市场，不要拒绝商业，当然，也不要迎合它。因为要靠写作，特别是纯文学写作发财致富，那基本是不可能的。我期待更为良性的一个文学市场，让我写出来的东西能换取一点养家糊口的活命钱，但我心里也十分清楚，你如果是为了钱而写作，那基本也就差不多完了。
梁 帅：你的职业是教师，也看你和大学里的青年人经常交流，你觉得文学在更为年轻的一代中，是不是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如何？
陈崇正：这几年，我跟90后的作者接触得也蛮多，出席了一些90后作家论坛，到大学里开讲座，跟他们交流，因为编刊物的需要，也读了很多90后作者的作品。总体的感觉是，90后的作品，怎么酷怎么来，深度对于他们是第二维度。大概是因为年龄的因素吧，很多作者还停留在“写自己的故事”的阶段，但也慢慢的，有一些90后作家已经上轨了，比如普鲁士蓝、李唐、周恺、林为攀、林麦琪、夏周、黄育兰、辜妤洁、符虚、蒋在、原筱菲、一唏等年轻作者，都非常值得期待。
另一方面，我十分理解90后文学的尴尬。这种尴尬和像我一样后知后觉的八零后作家是一样的：纯文学刊物的日渐式微让愿意写纯文学的人找不到归宿，发表在杂志上的作品已经无法像上个世纪那样引起人们的关注；曾经推出韩寒和郭敬明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渐渐失去造神能力，而另一边郭敬明的公司就像苹果系统一样自我圆满并不对外开放，年轻作者很难挤得进去；网络文学风生水起，但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后只能在文学网站输送泥沙俱下的海量更新面前望而却步；至于影视改编和出版，自然是这里面最大块的蛋糕，然而影视与出版本身很难去兼顾开发“发现”渠道让新人往上走，而媒体每天的新闻热点往往爆满，没有谁能顾得上一个小作家的星星之火何时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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