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蚂蚁(中篇小说)

吕新

各位领导，同志们，我们尖蚂蚁人民公社属于山区丘陵地区，因为盛产那种专门咬人，一咬就是一个红疙瘩的尖蚂蚁而得名。那种东西，不少人都见过，差不多也都被它咬过，说它是蚂蚁，它长得又不像是蚂蚁，说它是蚊子吧，它又不会飞，也不会嗡嗡地叫，不出声，说是跳蚤吧，又不会跳，也不会蹦，只会悄悄地窜，窜得嗖嗖的，一般手慢的人要想捉住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各位领导，同志们，和我们祖国别的许多地方一样，在那黑暗的过去，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们这里的人民也是吃不饱，穿不暖，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一家人共用一条裤子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只有一条裤子，那就只能是谁出门谁穿，要是赶上夫妻两人同时都要出门，那就麻烦了，矛盾和斗争就来了，那就必须得通过划拳来决出胜负输赢，不会划拳的，就比大小，总之是要最终有一个结果，还不能是平局，平局是没有用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今天早上，临出门前，我还对我的女人说，孩子他妈，你不认为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天堂里么？我们现在的生活好了，我们现在有裤子了，再也不需要去想方设法地挪用和争取别人的裤子了，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裤子，有的甚至还不止一条。这样一来，我们就再也用不着害怕划拳了，因为即使一不小心划输了，那也没关系，那也不用怕了，因为你有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裤子，别人有别人的，别人就是再怎么诡计多端地会划，也划不走你那一条了。
　　同志们看看，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变化啊!我想说的是，我想欢呼的是，这就是新社会与旧社会的区别，旧社会让我们像鬼一样光着两条腿站在那里心怀鬼胎而又声嘶力竭地划拳，相互之间比大小，为了什么？就为了一条裤子，就为了穿上它能够出门去。而现在我们划拳，我们比大小，纯粹是为了高兴，而不再暗怀杀机，不再有任何别的目的。
　　各位领导，同志们，一个人有一条裤子也许并不难，难的是一个人有好几条裤子，难的是所有的人都有一条自己的裤子，难的是一辈子永远都有裤子，而不再因为这事和别人打架，我们想啊盼啊，觉得这事比登天还难，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可是，忽然之间，东方红，太阳升，雄鸡一唱天下白，穷苦的人民翻了身，新社会让我们登上了天，叫我们怎能不歌唱?
　　各位领导，同志们，我知道我还不够坚强，有时表现得甚至不像是一个男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想起那些死去的先烈们，我眼里的泪都会憋不住，怎么憋也憋不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有泪水?是我这个人天生爱哭么？当然不是，是因为我实在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来得太不容易，那是费了多大的劲流了多少的血才得来啊！有一天，王主任对我说，我大致还是了解你的，我知道你的阶级感情还是很朴素的，也是十分忠诚的，但不能一想起死去的先烈们就光是哭，像女人一样动不动就抽泣，抹眼泪，哭能顶什么用呢?放开嗓子嚎也没用，要是通过哭就能叭地一下哭出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世界来，我早就去哭去了，还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干什么？
　　王主任的一席话让我的眼前豁然开朗，我这才明白哭原来是一种最无能的表现。刘备哭荆州，为什么要哭，因为没办法，愁的，麻烦的。女人们动不动就流泪，也是因为没办法，觉得无计可施，无可奈何。我对王主任说，我不哭了，看我的实际行动吧，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哭了，再不流一滴眼泪。王主任说，也不能那么绝对，该哭的时候也由不得你，泪要自己出来，你也管不住；要是不到那个火候，你就是怎么使劲也不行，我的一个亲戚去世的时候，我酝酿，谋划了好半天，结果还是一滴眼泪也没有酝酿出来，把我气的！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也是勉强不来的，就算最后真的勉强来了，那也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
　　这是过年前的事。那几天，王主任的一个儿子放了寒假，从县城的家里来到我们公社，王主任公事公办地问他来干什么，儿子说，我妈让我来看看你。王主任说，你这不是已经看见我了么，我很好。又说，看看就回去吧。王主任这个人啊，实在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他是怕他的儿子住在这里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们就都对他说，孩子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也得让他住两天吧，再说，他一个小孩子，能影响我们什么？他住他的，我们干我们的。但王主任说，小孩子再小，他也是个人吧，是人就会分散我们的精力和注意力，让我们把本来能用在别的事情上的精力和注意力不得不分出一些来，割让出一部分来用到他的身上，这是什么？这就是影响，这就是他给我们造成的影响。比如，本来我们完全能够同时对付两个敌人，但现在，只能对付一个了，为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敌人突然变得强大了么?我说，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就是因为他来了，突然冒出一个孩子来，我们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管他，照顾他，看看他吃了没有，是不是爬到树上去了，是不是又上了房了，是不是在地窖里玩火，是不是正躲在草垛后面学习抽烟……所以，不管是儿子还是老子，谁影响我们的工作都不行。
　　王主任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说革命不是住店，更不是探亲，他坚决要让他的儿子在公社住一晚上就赶快回去。他的儿子对我们说，他想看看我们这里的尖蚂蚁。我们告诉他说，冬天的时候没有尖蚂蚁，别说尖蚂蚁，连圆蚂蚁也没有，要想看，那得要等到夏天的时候才能行，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尖蚂蚁就都出来了，漫山遍野，甚至办公桌上都有。有时候，你正在写检查，或者写日记，写悔过书或决心书，几个尖蚂蚁会相跟着大摇大摆地来到你的笔下，出现在你的纸上，你还以为是刚刚写出的一行字呢，等它们东奔西走地窜起来的时候，才发现那不是字……我们说这些的时候，王主任的儿子在一旁安安静静地像听故事一样地饶有兴趣地听着。但是，这一回他来得不是时候，因为季节的原因，没有见上尖蚂蚁，再加上王主任不停地要撵他回去，他显得非常失望，在王主任的宿舍里胡乱地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就走了，是一个人走的。我们看了，觉得有些于心不忍，都觉得应该送一送，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嘛。但是，王主任斩钉截铁地说，不用送。又说，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有对敌经验的老交通员了，经常深入敌占区，一个人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扒火车，搞情报，炸桥梁，除汉奸，打得敌人满天飞。
　　这一年的旧历年，我们过了一个革命化的年，大家谁也没有穿新衣服，也没有一个人吃肉，喝酒。想起以往过年的时候，免不了要庸俗地吃肉，庸俗地喝酒，庸俗地穿上新衣裳，庸俗地互相拜年，问候，大家都深深地感到今年这个年真是一个崭新的年，一个特别的年，一个革命的年，过得真是有意义啊!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又移风易俗，破除迷信，洗心革面。我们吃的是土豆，萝卜，还有夏天贮存下来的野菜和干菜。相互之间见了面，不说过年好，而是问“雀山的水库修好了没有？”“南员外村的那几个地主还老实么？”“西兴旺村的民兵连要尽快恢复起来，全公社最薄弱的环节就在那里，要出问题也可能就在那里。”或者说“武装部的柜子破了，人从柜子前面经过时，经常能看见躺在里面的枪和一排一排的子弹，得赶快让人修一修；修柜子的人手艺好赖在其次，政治上一定要可靠。”“黑山头的康有才，经常在半夜里起来念经，得让人注意一下，必要时可以先斩后奏。”“从去年春天开始，南坪一带常有一个爆米花的老头在频繁地活动，有人反映说他的假腿里藏有电台和报话机，什么？已经派人跟踪了？很好，这就好了。”
　　事后，同志们都高兴地说，这样的年过得有意义，以后还应该多过。
　　我记得，除夕那天上午，王主任的爱人曾打来电话，想和他一起过年，或者王主任回去，或者她来，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就被王主任否定了。
　　
　　王主任握着电话，大义灭亲地说，乱弹琴！
　　于是，初二一早，我就去找李书记汇报思想，我想要告诉他的是，我是一个有一点儿精神的人，不是一个一点儿精神也没有的人。但是，不巧的是，李书记还没有穿裤子，我去的不是时候。
　　我站在院子里等着，落在铁丝上的两只麻雀用它们的那两双豆子一样的眼睛在看着我，我不认为它们认识我，尽管它们把我看得很专注。我听见李书记在屋里打哈欠，眼睛看着天花板，不久又落到窗户上。过了一会儿，李书记的女人从屋里出来了，她披散着头发，手里端着一个尿盆，一边向院子的南墙那边走，一边对我说，大过年的，你倒起得早。
　　我说，我是个贱人，想睡睡不着，天不亮的时候就醒了。
　　这时，李书记忽然在屋里隔着窗户对我说，你这个万年青啊，你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思想要向我汇报呢？
　　我正要开口，忽然又听见李书记高声地问他的女人说，彩云，我的裤子怎么不见了？袜子也只有一只。
　　这次汇报思想没有汇报成。十几天以后，当我从落雕营下乡回来，再次想找李书记汇报前一段时间始终没有汇报成的思想时，才知道李书记已经调走了。来接替他的是一位女书记，叫傅柏玲。这几年来，我们很多人都原以为将来接替李书记的只能是王主任，非王主任莫属，但结果却不是。
　　新来的傅柏玲书记长得浓眉大眼，头发乌黑，应该说很好看，身体也很健壮，腿长，骨盆也宽，有人说，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生孩子的好手。但是，我们后来才知道，傅柏玲书记实际上只有一个孩子，还是个女儿，她并没有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因为身体有优势，就不管不顾地噼里扑噜地乱生一气，可见她是一个十分讲原则，非常有分寸的人，这样的女人在我们的生活里并不是很多，不大能够遇到。相反的是，绝大多数的女人都不行，都有问题，有些纯粹就是一个会说话的动物，不单是在生孩子方面，在别的方面也是如此……说良心话，看了傅柏玲书记，再回头看看我们各自的女人，老婆们，我们真是觉得糟透了，一下子从头顶凉到脚底，真不知道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
　　以前，一直以为她们都还过得去，有的甚至相当不错，可爱，迷人，不乏聪明，现在看起来，可以说那完全是一笔坐井观天般的糊涂账。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看见世上还有这么好的女人，而你又完全一点儿边儿也沾不上，咋能不灰心，咋能不丧气呢？同志们哪，要说不灰心丧气，那是假话。
　　不过，一想到以后就要在她的亲自领导下干工作，干革命了，我们又觉得无比的幸福，无比的满足和高兴。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上级不是把傅柏玲书记派到我们尖蚂蚁来，而是派到其他别的公社去，那我们不是还是什么也没有么，那我们不是更加什么也没有么?想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一种荣幸和自豪的感觉也就不请自来了，相比较其他公社的干部们来说，我们难道不幸福么？当然，不能因此就推断说别的公社的广大的干部们就不幸福，不幸运，不自豪，别的公社的干部们也幸福，也自豪，一个人能生活在新社会里，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和自豪，咋能不幸福，不幸运不自豪呢？我想说的是，有了傅柏玲书记以后，我们只能会比以前更幸福，更幸运更自豪！
　　傅柏玲书记一来了就召集我们开了会，有些工作需要重新分配，她就和我们谈话，甚至和公社食堂的都谈了话，问我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最能发挥我们每个人的干劲和积极性。于是，我们就告诉她说，我们都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
　　听了我们的回答，傅柏玲书记十分高兴地说，想不到尖蚂蚁的干部们这么好，真是太好了。
　　又说，在我还没来以前，有人曾经对我说，尖蚂蚁那边的干部们很难闹，山高皇帝远，差不多每个人都是一颗难剃的头，让我格外注意，多加小心，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全是谣传和不实之词。
　　傅柏玲书记后来十分激动地对我们说，她要放下架子，在我们这里干一场，在我们这里狠狠地干一场！她本人完全有信心把尖蚂蚁搞好，把尖蚂蚁的革命和生产都搞上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又问我们大家有没有信心，我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有！声音大得把梁上的灰都震了下来。
　　肯定有，咋能没有呢。
　　这以后，我们都纷纷地写了决心书。武装部的小牛竟然是蘸着自己的血写出来的，这让初来乍到的傅柏玲书记大为感动，她紧紧地握着小牛的另一只没有用白纱布包扎的手，除了关心，表扬，更多的是鼓励和鞭策。第二天一早，秘书老邢就按照傅柏玲书记的吩咐将小牛的那份已经变黑了的决心书贴到了宣传栏里，用意是很明显的，不说人们也都能够明白，就是为了让大家好好地学习。小牛，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从不引人注意的小牛同志，这一次突然浮出水面，着实让大家在吃惊与羡慕的同时从此都记住他了。我们的身边有这样的英雄人物，我们平时竟从来没有注意过，竟都不知道，这是我们的不对，我们真的有问题，我们有眼但无珠，我们的眼里有沙子，这说明我们许多人的目光不仅谈不上雪亮，甚至还不干不净，污泥浊水。兽医站的老范说，这孩子，说割手，马上就把自己的手割破了，真是个愣货。小牛听了老范的话，当时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记在了自己的心里。包括我们，包括平时自以为能掐会算的老范本人在内，也都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谁也没有想到小牛本人并没有过去，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外表看上去胖墩墩圆乎乎真的像一头结实健壮的小牛一样的孩子并没有在睡大觉，他其实是在找时间，在等机会，一直都在耐心地找时间等机会，一刻也没有放松过，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就这样一等二等，等啊等，没用多久就真的等来了。有一天开全体大会，伤势已基本痊愈的小牛突然呼的一下站了起来，对大家说，有人说我是个愣货，我愣货？那些地主，那些资产阶级，他们倒是不愣，一个比一个精明，处处都在千方百计地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生怕受到哪怕是比针尖还小的一点伤害，可是，这样的一些人，你能指望他去革命吗？你能指望他去抛头颅，洒热血，推翻剥削阶级，去实现共产主义吗？不错，我承认我是一个愣货，为什么我是一个愣货呢？因为我们的革命需要像我这样的愣货，我们的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离不开像我这样的愣货。现在，当着傅书记和所有领导的面，当着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全体同志的面，我要自豪地说，我就是要做一名革命的愣货。小牛刚说完，傅柏玲书记立即带头鼓起掌来，大家也都跟着拍响了各自的手，一时间，办公室变得像一锅开水，不用拿手去试，坐在那里就能感受到那种火热和滚烫的温度。但是，热归热，却不会感到不自在，不会觉得难受。那时候，全公社最不自在的人恐怕莫过于兽医站的老范了，小牛的发言让他惊出一身冷汗，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名道姓，但小牛肯定是在说他，人们的目光也随着小牛的话音不住地往他那里落。我敢肯定，他比那些地主们还要不自在，比那些人的心里还要难受。
　　这个老范啊，后来他就坐不住了，主动地站起来了。他说，我是一个兽医，和牲口打了一辈子交道，变得越来越不懂人事了；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身上难免会沾染一些旧社会的习气……我要洗澡，同志们啊，我想在温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洗一个痛痛快快的热水澡，洗掉旧社会涂在我身上的那些残渣余孽，我希望能够得到同志们的帮助，让我成为一个新人，一个有用的新人。
　　小牛说，老范，我愿意帮助你洗澡，把你洗成一个有用的社会主义新人。不过，水要是太热了，你可不能叫唤，你得坚持住，忍住。想一想吧，进去的时候，你还脏得不成个样子，让人看了觉得恶心，等洗完出来，你就焕然一新，完全是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人了，一个崭新得像新钱一样哗哗作响的老范，那该是一件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啊！
　　
　　散了会以后，老范一边往出走，一边用手摸着自己的脑门，自言自语地说，好家伙。从那以后，很多年里，无论再听到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老范的反应只有三个字，他说，好家伙!也只有那三个字别的再没有，这样既不得罪人，也不会给自己招来什么事，同时还又能够让说话的人感到老范对他是极其的尊重，对他所说的话所散布的消息也是极其的有兴趣，找到老范，算是找对人了，至少不是有眼无珠，对牛弹琴。慢慢地，有细心的人看出了一些门道，觉得老范别看外表长得傻大黑粗，内里其实玲珑精细，聪明至极，在某些方面早已不知不觉地远远地走在了很多人的前面，他快到目的地了，后面的人还没有出发，还没有开始行动，有的人甚至还在睡大觉，还在胡吃，傻干，甚至完全不清楚还有这样的事。
　　有人说，这个鬼老范，他用那三个字结结实实地给他自己缝制了一件防弹衣，成天披挂在身上，刀枪不入，以不变应万变。
　　王主任说，不变不行，哪能由着他来？我们就都是变的，就他是天生不变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一种，我们应该对其进行批判，能教育挽救过来的就教育挽救过来，实在教育不过来，也挽救不了，那就不如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除了小牛的那份血写的决心书一鸣惊人一枝独秀外，另外还有五个人的决心书写得不谋而合，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五个人的决心书题目都是一样的：心里的话儿献给傅书记。傅柏玲书记把每一份决心书都看过以后，对他们说，有话还是要献给党，要对党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要说给某一个人，个人永远是渺小的，卑贱的，微不足道的。他们说，您不是党派来领导我们的么，在尖蚂蚁这个地方，我们认为您就是党，党就是您……傅柏玲书记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同志们的好意和对党的一片拳拳之心我领了，感谢你们！尖蚂蚁有你们这么好的同志，何愁改变不了她的模样？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各位领导，同志们，东方红，太阳升，祖国山河处处红，形势逼人，形势催人奋发向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写了一份决心书，我写的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没人愿意去的地方去，到人人都认为不能在那里待的地方去，到那种被很多人认为是不是人待的地方去。
　　我没有想到，傅柏玲书记那么忙，竟然会亲自来到我的家里。当时，我正在家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尽管屋里的光线不太好，十分的昏暗，但我还是学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孜孜不倦，因为我的心里是明亮的，我的心里有一盏指路的明灯。后来我从屋里来到门口，坐在门槛上，借着外面的天色继续学。我的一个孩子在屋里哭得像见了鬼一样，但我没理他，我坐在门槛上岿然不动，我认为一个人学马列要比哄孩子重要得多，重要不知多少倍，两件事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一边学习，一边在心里说，狗日的，你想哭你就使劲地哭吧，看你能哭到牛年马月?你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爹是不怕你的，他一切的敌人都不畏惧，还能怕你这么一个小毛孩子？还能让你的哭声吓住？还能让你哭得他中止了自己的学习？他是头可断，血可流，想要让他不学习，那是万万不能的，他是海枯石烂不变心，老婆跑了也不怕——一个丑女人，想跑让她跑去。
　　各位领导，同志们，傅柏玲书记就是在那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我抬起头，在那种十分微弱的光线里，我看到她美丽又和蔼，我顿时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激动的泪水……要知道，她是代表组织和她自己来的啊，我就像一个孩子见到了他的娘。
　　傅柏玲书记问我，万年青同志，你在学习?
　　我使劲地点了点头，灼热的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很快，又听见她说，这样容易把眼睛看坏，应该把灯点上。
　　我说，我的心里是亮的。
　　我没有告诉她我的家里其实早就没有油了，自己的困难应该自己想办法去克服，去解决，不能麻烦别人，让别人也跟着你一起麻烦。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坛子里的煤油就已经见了底了，我们家里每天只能点一小会儿灯，也就是在吃饭的时候点一小会儿，有时候，饭要是过于简单，那就连吃饭的时候也不点，黑到万不得已也不点。比如，一人一个窝头，一个土豆，这样的饭还用得着点灯么?是个人就能把这点儿东西一点一点地放进自己的嘴里，完全不需要有光来照着。更何况，是往自己的嘴里放，又不是往别人的嘴里放，这事谁都能做到。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训练，我们一家人现在已经很习惯在黑暗中吃东西了，吃得既准确又快速，还别有一种情调和滋味。不怕大家笑话，我们一家人现在已经很不习惯在很亮的灯光下吃东西了，总觉得别扭，不是那么回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现在算是越来越体会到了，他老人家这话说得太对了。就拿摸黑吃东西来说，有时候尽管看不清手里拿着的东西，颜色，形状，都不清楚，可在这同时，却又能吃出一种在灯光下所没有的味道。我的女人有一次一边摸着黑往嘴里放东西，一边对我说，他爹呀，咱们不像是在吃自己的东西，倒像是在偷吃别人的东西。我对她说，胡说！胡说八道！偷吃别人的东西，你能有这么安稳么？能吃得这么心安理得，不慌不忙么？要不信你去试试，能把你着急得噎死，能把你紧张死。她在黑暗中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倒也是，我们这么摸着黑吃，一点儿也不用担心，无论我们吃得声音有多大，也不会有人来管。
　　哎，这个傻女人啊，她总算是明白了。
　　听到屋里传来的哭声，傅柏玲书记问我说，孩子为什么哭成这样，是不是饿了?
　　我对傅柏玲书记说，不要理他，越理他，他就哭得越厉害，越没完；不理他，他慢慢就会发现他哭得没有意义，毫无道理，一点儿意思也没有，哭一会儿他就不哭了。
　　听见我这样说，傅柏玲书记笑了。随后，她告诉我说，她看了我写的决心书，写得很好，但是，公社不准备派我到那种最艰苦的地方去，而是对我另有任用。晚间的暮色笼罩在傅柏玲书记的脸上，身上，使她看上去显得既庄严又美丽，非常的好看。公社要让我干什么呢？傅柏玲书记对我说，解放这么多年了，这里的人民买东西还是十分的困难，即使买一斤煤油，也得三番五次地托人捎，或者亲自到八九十里路以外的县城去买，要是不去，那就只能黑着。尖蚂蚁的人民苦啊，他们做梦都盼望着能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供销合作社。
　　听到傅柏玲书记这么说，我的眼前顿时一亮，心里也像开了两扇窗户。我说，傅书记啊，这也正是我日日夜夜盼望的一件事，真要是能在我们的家门口开一个供销社，准能把人们高兴死，我首先就高兴死了。
　　所以，我们要成立我们自己的供销社，尖蚂蚁供销合作社。傅柏玲书记对我说，供销社先没有主任，公社决定由你来当副主任。
　　各位领导，同志们，在这里，我要狠狠地批斗一下多年来一直隐藏在我灵魂深处的小字和私字——当傅柏玲书记把要成立供销社和让我当副主任的决定告诉我时，我是既高兴又心怀不满，高兴的是，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供销社，以后买东西再不用像原来那么费劲了；心怀不满的是，既然供销社没有主任，为什么不让我直接当主任，而非要让我当副主任呢？各位领导，同志们，这就是我当时的最真实的丑恶嘴脸！同志们可以看看，这是一个多么卑鄙下流的灵魂，简直猪狗不如！不是想着如何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地把供销社搞好，而是千方百计地计较个人的得失，被升官发财的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搞得神迷五道，人不人鬼不鬼。除此以外，在别的许多问题上，我也有不少糊涂的甚至错误的认识。
　　那么，我后来是怎样转变的呢？同志们啊，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别的办法和渠道，更没有什么能够投机取巧的捷径，真正的正确的方法和渠道只有一种，那就是学习，改造，学习学习再学习，改造改造再改造。
　　
　　我是怎样学习的呢？在各位领导和同志们的面前，我不想隐瞒，我更想说，凡是古人在学习上用过的办法，我也都用过了，古人没有用过的，我也用过了。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黎明即起……我的女人有一把很尖的锥子，是她妈传给她的，常用来做针线活儿，可是后来，那把锥子忽然就不见了，再也找不见了，她翻遍了里里外外的地方，哪里也没有，又问孩子们，几个孩子也都说没见，他们谁也没拿。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猜猜，她的那把锥子到底哪去了？是的，当然是我拿走了，当然是被她的勤奋好学的丈夫悄悄地藏起来了，但我不能告诉她，我要是告诉了她，她就会跟我要。她不知道是我拿走的，以她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以她那样一个糊涂老婆的头脑，她做梦也梦不到她的丈夫悄悄地拿走她的锥子，是为了更好地更有效地学习，更彻底地改造自己。没办法，天上地下都找不到，她只好托人又买了一把。这样一来，原来的那一把，她也就不再继续惦记着了。不惦记就好，我就怕她老念念不忘地惦记着。她一不惦记了，我也马上就放心了，从那以后，那把锥子就真正地正式地属于我了，我时刻都把它带在身上，每当学习学得有些困倦时，我就把它掏出来，恨铁不成钢地在自己的腿上扎一下，刺一下，一扎，一刺，马上就又精神了，浑身又有了使不完的劲儿，又如饥似渴地继续投入到学习当中，我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督促自己不断地学习，改造。
　　有一天，我的女人和我坐在一起，坐着坐着，她突然尖叫了一声，一种突如其来的疼痛让她飞快地站了起来，她顺着疼痛的方向摸呀摸，摸着摸着就摸到了我的身上，一下就摸到了我藏在裤兜里的那把锥子，她把那把锥子拿在手里看了一下，恍然大悟地对我说，万年青，王八蛋！这是什么？这不是我的那把锥子么?这以后，她一边用手摸着刚才被刺痛的地方，一边追问我为什么要偷她的锥子？藏在身上干什么?是不是要谋害她？唉，这个蠢女人啊，她完全不知道她的男人在干什么，一时半会儿我也和她说不清。
　　通过学习和改造，我逐步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几乎每天都有新变化。我还高兴地不止一次地看到，过去的那种升官发财的斤斤计较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一片一片地从我的脑子里飞走了，我知道这一走，以后它们是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对它们说，走吧，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到台湾去吧，到美国去吧，别再回来找我。
　　送走它们以后，我一下觉得轻松了，我成了一个没有问题的人，我的心里晴朗如洗，万里无云。
　　我去找傅柏玲书记，我甚至主动要求在即将就要成立的尖蚂蚁供销合作社里当一名普通的售货员，站在柜台里，笑迎四方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傅柏玲书记对我说，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售货员需要有人来干，副主任也不能没有人来当，所以，革命的担子你还得继续挑。
　　我明白傅柏玲书记的意思，不仅要勇敢地把革命的担子挑起来，而且还得挑好，一直挑到共产主义。
　　第二天我们就干起来了，从一个碗一个锅起家，公社还拨给我们一辆马车，用来进货。
　　供销社的房子是原来郭地主的宅院，自从被没收以后，一直空着，锁着。我拿了钥匙，领着人进去以后，发现真是一个好地方。前面的一排房子可以作为我们的门市，后面有一个院子，院子尽头还有一排房子，可以做我们的办公室和宿舍，院子的两边还有两排厢房，能做仓库。西面的墙上有一个大门，马车和汽车都能进来，东边的墙上有一个小门，通向外面，一次只能进出一个人。进来以后我就想好了，除了拉货回来，或者有重大的事情，西边的那个大门平时一般不开，我们只走东边的那个小门。小门有半人多高，进出的时候都必须得低头。
　　一连好几天，有一个人一直躲在附近偷看我们，我知道是谁，是郭地主，这座院子，这些房子，原来都是他的，这两天，我们几个人每天在这里干活儿，就像是在他的心里干活儿，就像是在他的五脏六腑之间折腾一样，他肯定觉得不好受，又十分的不踏实，每天都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每天从家里一出来就悄悄地不由自主地拐到这边来了，有时候躲在树后，有时候蹲在墙头的豁口下面。我们从他的身边经过时，他就低下头看蚂蚁，看得十分出神，或者把帽子扣在脸上，假装打瞌睡。猪肉贴不到羊身上，这个老地主啊，他和我们社会主义终究还是隔着一层皮呢。
　　有一天，我们正在清除院子里的荒草，一回头，我看见东边的那个小门后面突然变得黑乌乌的，我知道是郭地主又来了，正趴在外面向里面看。我想了一会儿，后来走过去开了那个小门，把他叫了进来。一开始他没有防备，我一开门，他吓得转身就跑，我把他叫住，才把他让了进来。郭地主对我说，我是路过，正好从这儿路过，。我说，路过也可以进来看看啊，以后，这里就是供销社了，谁都可以来。郭地主马上说，共产党就是了不起呀，我们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过供销社，现在说有马上就有了，谁能这样？神仙也不过如此吧？说着，忽然闭上了嘴，看看我，又看看院里别的人，马上又说，看我这张嘴，又在胡说了，哪有什么神仙！没有神仙，从来就没有神仙和皇帝。
　　后来，郭地主抚摸着院子里的柱子和门框，对我说，都是好木头啊。
　　又摸着墙上的砖说，砖也都是好砖。
　　我说，人也都是好人。
　　我的话把他吓了一跳，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摇着头说，那可不敢说，可不敢那么说。
　　这以后他一直退着走，退啊退，一直退到快要出那个小门的时候，他忽然悄悄地告诉我说，有一件事情，在他的心里憋了好几天了，他想说，可是又怕在说的过程中捎带出别的什么麻烦来，不说吧，又觉得心里实在憋得难受，堵得厉害，一直放不下去。我说，那就把它说出来，大多数的事情你早在前些年的那些大会小会上都已经说过了，估计剩下的也没什么了，也不大可能有更严重要命的东西了。听见我这样说，他看了我一眼，然后说，管球他的，我不管了，我要说，这件事关系到一个人的德行，我要是不说，我死了也不放心。于是，就开始说。他说，西厢房窗户根下的下水道里埋着几块石头，应该赶快起出来，不然的话，一下雨就会满院子的水走不出去。我听了，吃了一惊，不由得向院子里看去，感觉中院子里像是已经积满了水，人和东西都浮在水里。下水道里怎么会埋着石头呢？我正要问时，却发现郭地主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那个小门里走了。
　　我们来到西厢房的窗户下面，撬起两块石板后，看到下面果然堆着一些石头，都已经绿了，众人看了，又是一惊，纷纷说，这是谁干的？是谁干的呢？我想，肯定是郭地主本人干的，这事再没有别人。
　　供销社开业那天，我听说郭地主死了。
　　听说他们家里的人也没怎么哭，不过，就是哭，我们也听不见，我们这边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每个人的脸都是红的。一堆一堆的货，把人们都看傻了，我注意到不少人的眼睛里恨不得长出一只一只的手来。崭新的布匹，散发着从远处来的无比陌生的气息，上面的每一朵花都美丽得要命，让人看一眼就别想再忘了。像云彩一样雪白的糖，像冰凌一样的盐，像血液一样的煤油，只要它一顺畅地流过来，整个尖蚂蚁公社就都亮了。你在河边走，你在山上走，到处都有灯，一盏一盏的灯都亮着，人们在灯影里走动，说话，大干社会主义。
　　一个女人挑选了一块花布，拿在眼前看了一会儿后，突然呜呜咽咽地失声哭了起来，头发垂在脸前，看不见她眼里的泪，只能看到两个瘦削的肩膀抖动得很厉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布，更没有想到能在自己的家门口见到，含在嘴里怕化了，拿在手里怕飞了，重新放回去又不甘心，不舍得……此情此景，咋能叫人不高兴，咋能叫人不痛哭？哭是正常的，不哭才倒是有问题。
　　
　　各位领导，同志们，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和活生生的现实告诉我们，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人民群众是多么需要一个他们自己的供销社啊，哪怕是一个又矮又小的里面只能站一个人的杂货铺！
　　供销社像一艘船，已经下到水里，开始航行了。
　　这期间，我们翻过一次车，拉车的两匹马受了惊，把车上拉的一车碗全打了，这件事情的损失是巨大的，教训也是惨痛的。在一次总结会上，有的同志说，碗啊盘子一类的东西是最容易打的，一不小心就碎了，要是我们的车上拉着的是手套帽子一类的东西，那就不怕他打了，别说翻一次车，就是翻上十次，我们也不怕他。
　　不能这样看问题啊同志们！针对这种错误的言论和认识，我及时地进行了批驳。我说，人民群众不仅仅需要手套和帽子，更需要一个碗！没有碗，他们怎么吃饭？不吃饭，怎么干革命，怎么去建设自己的家乡和祖国？就算我们的车上拉的不是碗，全部都是手套和帽子，难道那就能成为翻车的理由么？就应该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翻车么？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工作有毛病，有漏洞，不能怨马，也不能怨车，更不能怨碗，你总不能因为怕打碎了，就要求所有的碗都变成皮碗或木碗吧？要怨只能怨我们自己，没有责任心，没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像老鼠尾巴一样又短又小。
　　从这年夏天起，我们开始收购头发、猪鬃、羊毛、杏仁、野兔和麻黄草。不夸张地说，在整个尖蚂蚁公社，我们的供销社是最热闹的最繁华的地方，每天都像赶集一样，我们的后院和前院的那几间库房很快就堆满了东西。有的人，有的个别的人，为了多卖钱，竟然一个月里要剃两三次头。头发就那么一个生长速度，不会因为你剃得勤，就格外给你多长出来一些，可叹的是，剃头的人好像一点也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把收购上来的东西全部运走，运到县里，然后再把尖蚂蚁公社没有的东西运回来。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东西我们一般不要。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带着他们的头发、猪鬃、羊毛、杏仁、野兔和黄麻草来卖，我们就对他们说，我们不要你们的东西，你们自己留着用吧。他们听了，就灰溜溜地回去了，东西是怎么拿来的，再怎么拿回去。
　　如何识别地主和反革命分子？这就需要我们的同志擦亮眼睛，不断地提高政治觉悟。一般情况下，谁是地主，谁是反革命分子，我们都是一清二楚的，就那么几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不仅我们一清二楚，连七八岁的孩子们也都知道谁是地主，谁是反革命分子，所以，这个问题不算是一个问题。
　　那么，什么才是收购中的一个问题呢？我以为是蒙混过关，浑水摸鱼的问题。有的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他们自己拿着东西来卖不了，他们就想办法让他们各自的亲戚，七大姑八大姨们帮忙，让这个亲戚帮他们卖一点儿头发、猪鬃和羊毛，又让另一个亲戚帮他们卖一点杏仁、野兔和麻黄草。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光看东西根本看不出是谁的东西。地主的头发也是头发，它和贫下中农的头发一模一样，地主的猪鬃和羊毛也与贫下中农的猪鬃羊毛一模一样。地主剥出来的杏仁难道和贫下中农剥出来的杏仁有什么不一样吗？也完全一样，丝毫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以此类推，反革命分子打回来的野兔，割回来的麻黄草，也和贫下中农打回来的野兔，割回来的麻黄草完全一样，你根本看不出这些东西是出自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之手，他们要是不说，谁也别想知道。
　　这样一来，就给我们的蓬勃发展的收购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贫下中农拎着一包一包的头发、猪鬃、羊毛和杏仁来卖，你供销社不能不收吧？他们又没说这是地主的头发和反革命分子的猪鬃。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吃过亏，也上过当，可以说被阶级敌人钻了空子，我们的心情也是十分沉痛的，十分悲愤的。我们摩拳擦掌，一旦哪一件事情被我们查清楚了，我们立即就将他们卖给我们的头发、猪鬃、羊毛、杏仁、野兔和麻黄草，全部重新退回去，再把我们付出去的钱重新要回来。除此以外，还要对那些助纣为虐的帮助阶级敌人蒙混过关，浑水摸鱼的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亲戚们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不管他是贫下中农，还是贫上中农，我们都要提出严正的声明和警告。我们对他们说，你们要再这样，以后连你们自己的东西我们也不要了。
　　这场斗争，孤立了地主，打击了敌人，教育了人民，并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结束。
　　
　　我常听人们说，自从有了我们尖蚂蚁供销社，这里的人们的生活就比过去好多了。我说这话，丝毫没有半点儿吹嘘的意思，怎么能把人民群众的表扬当成是自鸣得意的资本呢？万万不能够，那是很危险的。
　　有一位姓李的大爷说，做梦也没有梦到，盖上十八层被子也没有梦到供销社会成为他本人后半辈子最想去的最愿意去的一个地方，路走熟了，腿也走顺了，每天从家里一出来，自觉不自觉地就拐到供销社来了，既没有人在后面推着，也没有人在前面拉着，指引着，完全是不知不觉地就来了。有时候因为有别的事，或者因为生病，没有来，病情也会因此加重，所以，即使手里拄着棍子，他也会想办法来一趟，来了就踏实了，放心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李大爷说，就是不买东西，光是站柜台前看一看，看到那么多东西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挂在那里，那也是一件让人无比高兴，心满意足的事。别以为供销社就这么点儿好，更好的还在后头呢。除这以外，你完全可以把整个儿供销社的东西都看成是你自己的东西，之所以这些东西现在都摆放在供销社里，那是因为你家里的东西实在已经太多了，根本再放不下别的，所以才不得不暂时在供销社里寄放一下，委托他们替你保管一下，这些东西真正的主人还是你自己。
　　这话说得是多么的好啊。
　　各位领导，同志们，人民群众的这种称赞和表扬，这种极大的信任和拥护，对我们既是激励又是鞭策。我不止一次地对我们的同志说，要感谢人民，一定要把供销社的事情办好，一定不能忘本，一定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定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全人类。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们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供销社的内部却发生了一件无论任何时候想起来都令我们感到无比痛心的事情。
　　这就是几乎人人都知道的胡木刀事件。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我们的售货员胡木刀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偷吃供销社的水果糖的呢？同志们，在这里我不敢抢功，公正一点来说，最早发现这件事的并不是我——这也同时暴露出我身上存在着的一些问题，比如松懈，比如麻痹大意，不敏感，警惕性不高，斗争觉悟较低等等——而是我们的另一位同志，是他向我及时汇报的，因为他感到很危险。以前还没觉得，但现在，与胡木刀在一起工作，这件本来看似平常的事，本身已变得十分凶险而不再平常，越来越危险。
　　最终查明，又据他本人交代，胡木刀自参加工作以来，每天至少要人不知鬼不觉地吃掉供销社里一颗以上的水果糖。每天一上班以后，他就趁人不注意，趁拿着鸡毛掸子在柜台上装模作样地掸灰的时候，偷偷地眼疾手快地从盛放水果糖的玻璃罐子里捞一颗出来，藏在上衣口袋里，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开始干活儿，工作。他心不在焉魂不守舍身在曹营心在汉地等啊等，等待一个绝好的时机的到来。在某一个够得上是安静的空隙里，当供销社里突然暂时——绝对是暂时，很快就会又有人进来——没有顾客的时候，恰巧同事又到后院去了，胡木刀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快地将那颗隐藏在上衣口袋里的水果糖掏出来，相当利索地——他的业务技能还是很好的——剥去糖纸，闪电般地放进嘴里……这以后，一整天他都处于一种甜蜜蜜美滋滋的状态中。
　　
　　这样的手法，不知骗过了多少人，别说我，即使是与他近在咫尺的同事，也常常看不出来。嘴里含着糖，却让人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察觉不到，这也是胡木刀的本领之一。我们在审问他的时候，问他是怎么做的，胡木刀当场给我们演示了一番。他把一颗水果糖放进嘴里，当发现有人注意他的时候，他就把糖放在舌头下面，当别人都不注意时，当他认为周围的环境很安全时，那颗糖又被他不知不觉地平滑无比地转移到舌头上面，安安稳稳地躺在他的舌头上面，像是在呼呼地睡大觉，完全是一副高枕无忧的样子。我们几个人照着胡木刀的样子都试了一次，但是都做的非常不好，笨拙，拖泥带水，完全没有他的那种灵活和自然，有人甚至一不小心就把糖从嘴里掉了出来。
　　我们给他算了一笔账，不算不知道，这一算把我们都吓了一跳。每天一颗，有时甚至两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两年七八百天，三年一千多天，同志们算一算日积月累，积少成多，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啊！照这样下去，一座金山也能让他吃空，吃塌。
　　真相大白后，我狠狠地批评了胡木刀。我对他说，你这个不要脸的馋×嘴！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要像女人和孩子一样喜欢吃糖呢？糖就那么好吃？你难道是一个女人么？你难道是一个孩子么？虽然你还没有结婚，但你正准备结婚，这就说明你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一个孩子能结婚能张罗这种事么？
　　他无言以对。
　　这件事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胡木刀上吊自杀了，他的这种自绝于社会自绝于人民的行为让我们感到非常痛心。
　　各位领导，同志们，沧海桑田，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认真地思前想后，我认为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甚至是很大的责任，我不能也不想逃避责任，把自己洗刷的一干二净，若无其事，像个没事的人似的。作为供销社的主要负责人，我没有很好地教育好我们的职工，没有带着他在革命的路上一直走下去，更没有在最关键最紧要的时候及时地把他拉住，致使他真的在糖弹面前倒下了，这以后，又迅速地滑向了漆黑的深渊。
　　这件事情我应该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反省，请同志们批评。
　　同志们可以上来打我，骂我，狠狠地唾我，我没有怨言。胡木刀死了，而我还活着，不红不绿地活着，我感到愧疚和羞辱。
　　
二
　　清点完仓库里的东西以后，已经是半夜了，我们睡了一会儿。但尖蚂蚁咬得我们睡不着，很快就又都坐起来了，开始四处捉拿那种尖嘴油滑的害人精。有人说，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至少都有一个以上的尖蚂蚁在行走，在流窜，咬了上面咬下面，咬了前面咬后面，忙得东奔西走，不亦乐乎，高兴得一塌糊涂，嘴都合不拢。我看见几个人都在点头。但是，作为供销社的主要负责人，我不赞同这种说法。在全面地分析了眼前的情况后，我认为极有可能只有一只尖蚂蚁在捣乱，在作怪，在一个人的身上咬完以后，马上撤离，溜走，再去咬另一个人，声东击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能咬上就尽量地咬，咬不上就走。形势总的来说对它有利，它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再加上它又是那么的小，窜得又是那么的快，即使是悠闲地大摇大摆地走过来，眼神不好的人也根本看不见它。我这么一说，大家也都觉得很有道理。我们站起来，把各自的衣服抖了又抖，希望能把它抖出去。后来，我让大家判断，估计了一下，此时此刻，那只神出鬼没的尖蚂蚁在谁的身上。我这么一说，大家顿时有些紧张，在场的每个人都觉得身上很痒，又痛又痒，都觉得那只尖蚂蚁在自己的身上。
　　直到天亮以后，也没有看见它。
　　胡木刀也看不见了，有时候只能看见他的那副蓝布的套袖，上面落满了灰，从前他总是把它洗得很干净，洗得蓝莹莹的，骄傲地套在胳膊上。
　　现在，有人一说起我们供销社，马上就说，那都是些贪污犯，都是些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耗子……虽然说这种话的人只是极少数极个别的人，可那也很厉害，说来说去，本来没有的事也慢慢地好像成了真的，让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我们的一名职工，有一次睡觉说梦话，说，木刀啊，你可把我们都害苦了，县里奖给我们的流动红旗也让我们旁边的后心庄供销社拿走了。
　　开会的时候，不开会的时候，有事没事的时候，我们都在想这样一个问题：胡木刀为什么会犯错误？我们想啊想，最后一致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他嘴馋，喜欢吃糖，而每次吃了糖以后，又从来不往里面放钱，这就等于给自己一锹一锨地掘好了墓。
　　问题清楚了，根源找到了，我们甚是高兴。但只是高兴了一会儿，新的麻烦就又来了，以后谁来专门负责糖果？卖煤油的不必担心他每天偷喝煤油，糖果就不一样了，谁能保证不会出现第二个胡木刀？走了胡木刀，又来了李木刀，张木刀……没有人敢打这种保证。
　　我们又开始想，没明没夜地想，想啊想，终于想到一个问题，让什么人卖糖果最让人踏实最让人放心呢？很显然，应该是一个不喜欢吃糖的人，甚至是一个极不喜欢糖，非常讨厌糖的人。
　　这个问题刚一想出来，温起义眼睛一亮，马上就说，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不爱吃糖，从来不吃。
　　我们问是谁？温起义说，我大爷。
　　又说，家里有时候吃糖的时候，他大爷从来就不吃，有时在旁边坐着看别人吃，有时就起身出去干活儿。
　　小伍对温起义说，像你大爷那种人我见得多了，他们根本不是不爱吃糖，而是因为那东西太少不舍得吃，不忍心吃。这种人更厉害，一旦要是逮住机会，那会吃得更凶更猛，比胡木刀不知要厉害多少倍。
　　又对我说，这种人千万不敢用，万万不能用。
　　小伍是多虑了，我压根就没往那上面想。我在心里说温起义，你大爷多大了，还能到供销社来工作，站在柜台后面卖糖果？这不是笑话么。
　　温起义对小伍说，你大爷才是那种人呢。
　　眼看温起义和小伍就要叫唤起来了，两个人的脸都红了，我马上把他们喝住。我说，都不要叫唤了，大家开动脑筋，再好好想想，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不喜欢吃糖的人，真正对糖有看法有意见的人？我们要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于是，大家又开始动脑筋想。想啊想，想得每个人都面黄肌瘦，两眼深陷，憔悴不堪，还有人上了火，牙痛，头疼。工夫不负苦心人，后来，有一种人终于被我们想到了，终于让我们想出来了，清清楚楚地浮出了水面。什么人呢？就是那种患糖尿病的人。
　　大家在兴奋之余，都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一回怕是真的找对了。
　　这种人，别说让他偷吃糖，就是倒贴钱让他吃他也不会吃。命重要还是糖重要？他们比别人更明白。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天无绝人之路，多日来一直缠绕在我们心里的那个死疙瘩终于被解开了，云开日出，天高云淡。这个发现，让我们几个人高兴死了，还有什么比这种人更让人放心的呢？糖尿病人，这是老天爷给我们让开的一条路啊，这是毛主席给我们派来的一名最合适不过的专门卖糖果的售货员啊！有了他，我们的糖果再不会无缘无故地短失了，甚至只会多，不会少。
　　为了有效地防止和杜绝类似胡木刀事件的再度发生，我们决定亡羊补牢，在全公社的糖尿病患者中选拔一名售货员，让他顶替胡木刀，负责卖糖果，当然，不只是专门卖糖果，别的东西也得卖一些，胡木刀原来就是这样的。
　　于是，我一面请示县联社的贾主任和公社的傅书记，一方面悄悄地派人托人去搜寻那些有糖尿病的人。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清楚，我们要找一个有糖尿病的人，但是，这个人的病情绝对不能很重，至少得能像正常的人一样每天都能工作，干活儿，断不了还要扛麻袋，搬箱子，在柜台后面一站就是一天，这个尺度我得把握。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在小伍他三舅家里，我见到了第一个有糖尿病的人。这件事是小伍一手操办的，连他三舅一家人也不知道，他们先是在那里坐着，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后，我走了进去。我对小伍的三舅说我是来串门的，正好路过这里，顺便进来看看。小伍的三舅听我这么说，激动得很厉害，几次给我倒水都哆哆嗦嗦地倒到了缸子外面，立即又慌慌张张地擦，像是要抹去一桩罪行。
　　凳子上坐着一个年轻人，就是小伍找来的那个有糖尿病的人，叫王建国。王建国瘦得像一只鸡，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就知道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时候，还直冒虚汗。
　　我问他吃糖么？
　　王建国看着我，竟然点了点头。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看着小伍，不知道他办的这叫什么事？怎么找了半天找来一个喜欢吃糖的人？
　　小伍对我说，他没听清楚你的话。
　　于是，小伍转身又对王建国说，万主任是问你平时吃不吃糖，喜欢不喜欢吃糖？
　　王建国说，吃糖？哪敢呢。喜欢倒是喜欢，可是不敢吃，每次一看见别人吃糖，我的病情都会突然加重。我的病越来越重了，我甚至不能听别人说那个字。
　　哪个字？
　　那个字。
　　糖？甜蜜？
　　对。
　　踏着皎洁的月光，我对小伍说，这个人不行呀，你看他那种有今天没明天的样子。
　　小伍说，我也看出来了，这个事我没做好，把他闹来以后我就后悔了。你没看见，进我三舅家门的时候，他还平白无故地跌了一跤，糖尿病让他的耳朵变得很聋，眼神儿也十分的不好了。让他搬一个箱子，他能搬动么？肯定搬不动，闹不好得吐了血。
　　就在我和小伍说话的时候，王建国梦游一般地朝我们走了过来，直接地撞到了我和小伍的身上。勉强地看见我们后，他后退了一步，用一只手摸着自己的额头，有些高兴地说，啊呀！原来是你们两个，真是太好了，太有运气了！我还以为是一片树呢，我心想，这回可完了，我的头又要碰破了。
　　小伍说，明知道是一片树，还要往前走？瞎蒙咕咚的，不是寻着要把头碰破么？
　　王建国说，我也不想往前走，可是不行了，已经刹不住了，咋刹也刹不住了。
　　小伍说，你是谁？一辆汽车？一辆没闸的自行车？
　　我叹了一口气。
　　月光像淘过米以后剩下的淘米水，浓淡的程度也和那差不多。我忽然觉得我的心里好像也有一湾那样的水，白白的，水汪汪的，雾蒙蒙的。
　　小伍的三舅非要送我们，我们快要转弯的时候，看见他还在院子前面的小榆树旁边站着，黑黑的，一个影子，脸朝前，披着衣服像是他的一副耷拉下来的翅膀。
　　小伍对我说，不要灰心，咱们再继续找，王建国不行，还有张建国李建国，这么大个公社，这么多人，肯定能找到，挖地三尺也得把他挖出来。
　　小伍的兄弟对我说，我要是得了糖尿病就好了，我也能去供销社工作了。
　　我说，你得吧，你要是得了，我马上把你要过来。
　　他笑了。我对他说，小小年纪，干什么不好，非要得糖尿病？
　　第二个被挖出来的人不叫张建国，也不叫李建国，而是一个叫黄闷香的人，这个人也是小伍挖出来的，小伍在这件事情上贡献最大，也最辛苦。但是，这一次，小伍又白辛苦了，白挖了半天，骑着自行车骑了几十里山路，把黄闷香从家里带到供销社来，事情没办成，完了又把黄闷香送了回去。黄闷香这个人是个糖尿病患者，这一点儿也不假，千真万确，但是，这却是一个一看见糖就会头晕的人，晕得整个人都站不稳，开始向后倒。他说，要是让他卖布，卖火柴，甚至哪怕是收猪鬃，收羊毛，他都很愿意干，也肯定能干好。我想，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和我们在开玩笑么？我们要的不是那样的人，而是一个能卖糖却又不嘴馋不喜欢吃糖的人。
　　临走时，黄闷香对我说，什么时候供销社要是忙不过来，比如收猪鬃，收羊毛，收兔子，收麻黄草的时候人手不够，只要让人给他捎个话，他马上就会来帮忙，不要工钱，白干也愿意。我说行，等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我让小伍再去把你接来。黄闷香说，不要麻烦小伍，好几十里路呢！我自己就能来。
　　他们摇摇晃晃地走了。我的眼前也开始摇晃起来，很多东西都在动，有些不该动的也在动，慢慢地浮起来，升上去，又落下来，有的向一边斜，头朝下。
　　在没有找到合适的糖尿病人以前，我开始经常地出现在供销社的柜台后面，专门负责卖糖果，这让几乎所有走进供销社的那些认识我的人们都大吃一惊，看见我从容不迫地把手伸进玻璃罐子里去拿糖，看见我在认真地数钱，他们觉得惊讶而又新鲜。有人对我说，你是主任，怎么能跑出来卖糖呢？我说，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怎么就不能卖糖呢？我卖得很好。革命需要你当主任的时候，你就当主任，革命需要你卖糖的时候，你就应该出来卖糖，把手伸进明亮的玻璃罐子里去，把人民想要的东西想要的那份甜蜜拿出来，递给他们。以前没干过，不知道，以为没意思，干了以后才知道这工作真是有意思，真是有意义啊！
　　听见我这么说，有些习惯把任何一件事情都想得很复杂很阴暗的人，就以为我犯了错误，从主任降成了售货员。我也不解释，随他们想去吧，怎么想都行，他们非要那么想，几十年如一日地习惯于那么想任何一件事情，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非要我解释，我只有三个字：没办法。
　　有一天，我站在几个糖罐子后面，不知是鬼使神差，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在作怪，我不知不觉地剥开一颗糖，竟然一不小心就放进了自己的嘴里。当一种甜蜜的滋味在我的身体里像药性一样开始慢慢发作，开始自上而下地流窜时，我突然被吓出一身冷汗。
　　那一瞬间，我像是被人从梦中突然叫醒一样，我突然明白了，我明白胡木刀为什么犯错误了，许多原来怎么也弄不清楚的事情也都清楚了。我似乎看见了事情的全过程，胡木刀是不知不觉地陷进去的，像是站在一个深坑的旁边，一不小心，脚下一滑，就出溜了进去，以后，又像上了瘾一样，越陷越深，越出溜越靠下。
　　想到这些，我不禁又冒出一阵冷汗，那颗糖在我的嘴里已经化得差不多了，我急忙从身上摸出一个等价的硬币，放进了收钱的抽屉里。
　　这样一来，我感到踏实多了。由此我又想到了胡木刀，他要是每含化一颗以后，都能及时地掏一个等价的硬币出来，他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在自己的身上好好地找一找呢？别愁找不到。我觉得，硬币这种东西，像是老天爷派给我们每个人的一盏灯，尽管灯头很小，也非常的不亮，总是幽幽暗暗昏昏冥冥的，可毕竟也算是一盏灯，毕竟也有一种光亮，必要的时候，它能帮你在黑暗中照亮，让你少跌跤或不跌跤，你只要认真地去找，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能摸出一个来，一不小心，就能抠出一枚来。一个铜板，一枚分币，对人没有多大的作用，可是，要是连一个铜板，一枚分币也没有，那人就会两眼一抹黑，会更难。
　　这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卖掉了原来的那辆马车，换了一台小马力的拖拉机。赶车的刘大闹了好几回，希望能够提拔他，让他本人从车倌变成司机。大家都对他说，车倌和司机不是一个概念，完全是两回事。但刘大不这样看，他认为是一样的，都是摆弄车的，都是想办法让车往前走的，怎么能不一样呢？不一样的是人心。大家见说不清楚，就不再说了。
　　但刘大认为大家是在欺负他，一夜之间跟所有的人好像都成了仇人，看见有几个人聚在一起说话，他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在说他，是在算计他，看见有人吐了一口唾沫，就认为是在唾他，甚至看见谁无意中笑了一下，都觉得是在嘲笑他。他对我说，我不能活了，活不下去了。我耐心地劝他，做他的思想工作。没有人对他有意见，但他死活不相信，这让我觉得，一个人的心里要是起了雾，眼光，感觉，一切就都不对了，无论看什么都是灰的，暗的，坏的，从最小的方面来说，即使你的五官再端正，再没问题，他也能把你看得尖嘴猴腮，漏洞百出，不像个人样。

　　刘大啊刘大，那些天我最怕碰见的人就是他，远远地一看见他，我就会头疼，眉毛下面，眼眶上面，像是有马在哒哒地奔跑。
　　刘大泪水涟涟地对我说，我没有功劳也有点儿苦劳吧？咱们供销社卖的货，不都是我拉回来的么？哪一件不是我拉回来的？有时候上坡的时候，我还得下来推车。
　　我正要说功劳和苦劳都有，但有人已经抢在了我的前面。温起义对刘大说，严格地说，货是马和马车拉回来的，一路上不都是马在使劲么，连你都是它们拉回来的。
　　刘大说，要是没有我赶车，它们能回来么？
　　温起义说，只要是个赶车的，任何一个车倌都能赶回来，让我赶，我也能把它们赶回来。再说，货都是县里供应的，县里要是不供应，你上哪拉去？你就是赶上十辆车出去也没用，只能拉回一车一车的风来。
　　听着温起义的话，刘大费力地眨动着眼睛，他的样子像是在做梦，像是在回想梦里的一件事，事情模糊得让他没有一点儿把握，又像是他头顶上面的云彩，能看见，但又无论如何都抓不住，一伸手就没有了。
　　就在他觉得又吃力又有些迷糊的时候，他听见小伍对他说，别忘了那年你翻车的事，把满满的一车碗和盘子打得一个不剩，害得我们大家还得倒贴钱。
　　听到小伍这样说，他的脸突然红了，有些挺不住了。小伍的话像是六十八度的酒，像醋，像针，让他上脸，上头，晕头转向，又酸又疼，心里也烧得厉害，辣得厉害……过了好一阵以后才迸出一句话来。
　　我赔你。
　　那么一车碗和盘子，你能赔得起么？
　　刘大走了，一个人回去寻思了几天，从此再没有来过，也没有再见过他。
　　我对自己说，刘大是被他自己的那笔旧账打败了，是被他本人酿造的那坛酒醉过去了。
　　有一天，小伍从县里进货回来，对我说，他看见刘大了，在河湾那里看守一个死人。前两天河里来了洪水，从河的上游不知什么地方漂下来一具尸体，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的。民兵们捞上来以后，还没有人来认领，就找人看着，守着，没想到竟是刘大在那里看守。小伍说，刘大用两张席子，在河边搭起一个三角形的棚子，一个人坐在那里喝酒，那个死人就离他不远。
　　我问小伍，刘大有没有和他说话？小伍说，没有，正好端着酒碗，把脸挡住了。
　　地里的庄稼都长高了，有风的时候，到处都像是荡漾的湖水一样，尤其是莜麦地里，还有涌来涌去的波浪，比真正的水还要像水，画眉鸟和百灵鸟在上面一遍一遍地飞着，大声地叫着。从小我就觉得它们这样叫，一定是在互相叫着对方的名字，一定是在把自己看到的告诉对方，这儿有一片莜麦地，那边有一湾水，谷子看样子快熟了，因为它们已经纷纷低下了沉甸甸的头。
　　看着它们，看着远处的山梁，听着它们的叫声，我像是又重新回到了几十年前。
　　我想起马车还没有卖出去之前，我们几个人最后坐了一回我们自己的马车，刘大赶着车，车上拉了一些东西，还有我们两三个人，我们去了两个最偏远的村子，七星庄和青瓦窑。平时在供销社里，很难见到从这两个村里来的人，他们像是活在另一个世上。
　　刘大给每一匹马的脖子下面都拴了铜铃铛，系了红绸子，绿绸子，马车一跑起来，像娶媳妇一样热闹，一路上我们就是在这种丁零当啷的声音中度过的。
　　七星庄的人们看见我们，看见音乐一样的马车，觉得稀罕死了。来了好多人，一些小狗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公鸡领着母鸡、小鸡，也在拼命地往前挤。
　　一位老人问我，是毛主席派你们来的么？
　　我说是的。
　　又说，他让我们来看看，看看你们缺什么。
　　老人说，啥也不缺，就想趁活着的时候能见他一面。
　　我说，那就买一张他的像吧，回去挂起来，这样，每天就都能看见他了。
　　很贵吧？……我怕我没有那么多钱。
　　不贵，两角六一张。
　　那就买一张吧。
　　于是，我们就卖了一张画像给他。老人小心地卷起来，很珍贵地抱在怀里，看得出他心里很激动，手一直在抖，出气也不匀了，胡子也在摇晃。几个孩子不停地往他的身边挤，想看看他怀里抱着的像，他先是尽量地躲，一躲再躲，实在躲不开，他就生气地说，不要挨我。老人告诉我说，回去后，他马上就把家里墙上的那张灶王爷揭下来，把这一张贴上去。
　　要走的时候，已经是晌午了，村里全是烟。一股一股的黄烟，一片一片的白烟，像是两支准备要血战的部队，在村里窜来窜去，到处飘荡，互相包围，从房顶上追到院子里，从大街上撵到小巷里，当一方跑不动或者没有退路的时候，它们就缠到了一起……有那么一会儿，我的眼前展开一幅血肉模糊的图景，鲜热的血在正午的阳光下看上去十分晃眼，这样的情景古怪地持续了几秒钟。
　　有几户人家留我们吃饭，我说我们还要到青瓦窑去。马车在路上走开以后，不久前的那些血好像还在我的心里汪着，随着马车的颠簸咕咚咕咚地晃动，颠得最厉害的时候，我觉得它们都溅出来了。
　　在青瓦窑，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肥皂，以为是能吃的东西，上来就狠狠地咬了一口。
　　那一口把我咬得难过了好几天。
　　看他们的年龄，将来都应该是革命的接班人，可是，连肥皂都不认得，怎么接呢？我不是猫哭耗子假难过，我是真难过，心里酸一阵，咸一阵。事情过去好多天了，我还在想，这事究竟怨谁呢？我这么随随便便地一想，就像一个钩子，就像一张网，好多方面的好多人都因此被钩住，被牵扯出来，被捞了出来。我顿时发现，在这件事情上，好多的人都会因此变得无法干净，难脱干系，这其中供销社肯定是跑不了的，也是干净不了的，就算别人都能想办法把自身洗涮干净，供销社也仍然不能把自己洗清。要是早几年就把肥皂送去，他们还能不认得肥皂么？早就认得了。东西在我们的手里，又不在别人的手里，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谁的责任？要说有人不认得字，不会写信，不会造句，那可能和我们关系不大，我们良心上也能过得去，也能把事情推得干干净净，若无其事。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真的有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何时候都需要，任何人都需要，一个人如果不能够这样，一定会变成一个十足的蛮不讲理的混蛋。我希望同志们能够不断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地发现问题，改正错误。有人说，一个人不认得肥皂，不等于他将来就不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我说，他要是能认得，那不是更好么。他们说，以前不认识，以后认得就行了，也不算迟。要是再往早里说，那时候连我们供销社都还没有呢，又哪会有肥皂往村里送，那又该怎么说？我说，这是另一个问题。这可是在诡辩，是在耍滑头，把一个问题千方百计地往另一个看似相关，实则无关的问题上引，拼命地往过转移，没说的，这可是在实实在在地想洗涮自己。人啊，永远都是觉得自己对，别人不对……想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就觉得我再没有什么办法了，我不再努力地想在类似的问题上闹出个什么名堂，根本闹不出来，什么名堂也闹不出来。
　　每个人都活那么几年，几十年。
　　我对自己说，以后不要再狗拿耗子，一切都由他去吧。
　　这以后，每天我都会尽量地去想一些令人高兴的事情，以供我自己在暗地里自娱自乐。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新买的那辆拖拉机终于回来了，开拖拉机的司机陈福牛也向我报了到。这个红彤彤的新家伙一下子让我们把好多事情都忘记了。
　　它真是好看啊！虽然马力小了一点，可小有小的好处。公社农机站倒是有好几台傻气十足的大马力的拖拉机，可大有大的难处，大有大的麻烦。
　　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拖拉机已经够好看够让我们高兴的了，但是，还有比拖拉机更好看更让我们高兴的，那是谁呢？是的，那就是陈美琳，她是通过县联社调到我们这里来的。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我被她惊得像受了风寒一样喷嚏连天，我在心里说，天哪！……来了这么一个人，她长得漂亮，鲜艳。什么叫鲜艳？如果你对这个概念认识比较模糊，甚至在心里完全没谱，那么，看见陈美琳，大体上就能明白了。实际上我对这个问题也是没谱，看见陈美琳才豁然开朗，觉得明白了不少。我听见我身体里的血流得很快，很急，一想到她从今以后就是我们的人了，我就不免会有一种白日做梦的感觉，又怀疑县里是在和我们开玩笑，派个人来，逗我们一下，然后马上又撤回去了。直到看到她套上一副和胡木刀的那副一模一样的蓝布套袖，站在几个糖罐子后面，我才相信我看到的是真的。

　　有了陈美琳，从此我不再惦记那些形形色色的糖尿病人，不再惦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我对小伍说，把你脑子里那根有关糖尿病人的线拽断吧，我们不再需要了。
　　陈美琳家住在县城里，她的父亲在北门附近有一个店，专门留宿那些没有资格住进招待所的人，派出所经常到那里去找人，几乎每天半夜都要去查夜，把睡梦中的人们叫起来，不是一个一个地叫，而是一叫就起来一片，哗的一下，像是铺在地上的干草，用绳子串着，草帘子一样，一起来就是一片。姓名，籍贯，年龄，政治面貌，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有一次，在县里还完货以后，陈美琳请我们去她家里看看。院子是一个圆形的院子，非常辽阔，四周全是房子，还有马厩，水井，我们进去的时候，有人正在切草，饮马。没有看见陈美琳的母亲，只见到了她的父亲。她的父亲点头哈腰，又十分的精明，一看就知道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看着如花似玉的陈美琳，再看看眼前这个又瘦又小的干瘪老头，我怎么也不能说服自己，无法相信陈美琳的鲜艳芬芳的身体里流的会是眼前这么一个人的血，那中间的距离太让人不敢相信了。
　　回去的路上，风很大，拖拉机喷出来的黑烟和风搅和在一起，不断地从我们的头顶上飘过。走着走着，我忽然觉得身上有些沉，回头一看，陈美琳睡着了，头靠在我的身上。我低头看了一下，她的脸像雪一样白，有一种很强的让人忍不住想抚摸想亲近的东西写在上面。我愣愣地想了一会儿，然后把一件衣服盖到了她的身上。
　　不盖不醒，她还一直睡得好好的，一盖却把她盖醒了。
　　听见我和陈美琳在后面说话，陈福牛竖起耳朵，想听得更明白一些，我能感觉到他整个身体都在用力，上半身绷得紧紧的。拖拉机突突地跑着，后来他可能觉得完全听不清楚，就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手里握着方向盘，那张长满疙瘩的脸却不时地朝我们这边转过来。我心里怕极了，怕他那张脸转过来，我怕出事，担心翻车。
　　我对陈福牛说，福牛啊，不要看我，看路吧。
　　听见我这样说，陈福牛的脸立即扭了回去，我看见他的脖子变得很硬，背影给人一种仇恨满腔，蛮不讲理的感觉。是的，他可能恨我呢，嫌我说他，可是不说能行么？照他那种做法，翻车只是个时间问题，不是翻不翻的问题，而纯粹是什么时候翻的问题。我们几个人的命，还有这一车货，现在都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我是真怕啊！一路上我都没敢闭一下眼。别人可以闭，甚至可以完全呼呼地睡过去，但我不行，我不能闭，我要是睡过去了，很可能我们几个人就真的永远都睡过去了，别想再醒过来。我知道陈福牛主要是想看陈美琳，而看我的时候，纯粹是想探听我和陈美琳在说些什么。我在心里说，看人可以看，可是不能这么看啊！太危险了。
　　也许就是从那一次开始，仇恨的种子在陈福牛的心里种了下来，以后，开始慢慢地发芽，一点一点地拱出地面，见风就长一点。
　　大约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派陈美琳和陈福牛去县里进货。我在后院里一边用茶壶烧水，一边等着傅柏玲书记，傅书记说她一会儿可能要来。我拿着一把扇子，蹲在炉膛前，想把火扇得旺一点儿。就在那时，陈美琳忽然来找我，看见她时，我吃了一惊，我以为她坐着陈福牛的拖拉机早走了。我看见她穿得很素，像一个年轻的小寡妇似的，脸上的神色还有些悲戚。我在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没有结婚，怎么就会有了这副模样？来到炉子前，她对我说，能不能再多派一个人去？我说，为什么？我还以为你们这会儿已经过了赤眉山，闹了半天还没出门。她看着我，有话说不出，脸上的颜色变来变去。看见她那样，我的那颗心像是油坊里的油槌一样，本来在下面搁得好好的，稳稳的，这时却忽然被提了起来，一下子悠到了半空中。我对她说，有什么问题么？有就说出来，不要窝在心里，会有人给你做主的，有我，有咱们供销社，有党，有政府，实在不行，还有毛主席党中央呢。听到我这样说，她短促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就是不想和陈福牛单独去，哪怕再有一个人也好。我说，陈福牛怎么了？……啊，他是不是不老实，对你动手动脚？陈美琳看着我，点了点头。他摸过你？强迫过你？陈美琳又点点头。我说，他还干过什么？我狠狠地用扇子扇了一下，炉膛里的灰欢欣鼓舞地飞了出来。我说，啊呀，真是个王八蛋呀！他怎么能这样？这时，我心里有一个细得针尖似的声音在说，他这是一锹一锨地在给他自己掘墓啊！我听了，接过话茬说，对，就是这么回事，他是在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给他本人打墓。我的话把陈美琳吓了一跳。
　　听见陈福牛在前面唿嗵唿嗵地发动拖拉机，我在心里说，不行，我得找这个王八蛋去。在一个更深更暗一些的地方，我听见一个湿漉漉的声音在说，要轮也不可能先轮到他，一个烂×司机，我还没有怎么样呢，他倒先提前动手了。这声音把我吓得一激灵，我看看四周，草在墙上站着，有的躺着，我在想，这是谁在说话呢？
　　我把陈福牛叫过来，东一句西一句地问他，他用一种狼狗一样的眼神看着我。这个人，一点儿也不傻，我说的每一句话他都明白，反倒是把我衬托得吞吞吐吐，非常的不爽快，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像是一个心怀叵测的小人。陈福牛对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随便瞎摸，不能随便乱动，我没有摸过她，也没有动过她。那时候，我感到我的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说心里话，我不太信陈福牛的这种话，我更愿意相信陈美琳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我问陈福牛，你知道我说的是谁？陈福牛又用刚才那种狼狗一样的眼神看了我一下，然后脖子一硬，对我说，我当然知道，那还能有谁。见他说得这样利索，干脆，又准确得惊人，不能不让我往深处想，往远处想，他当然知道？他因为什么能够知道？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他也并不干净，那种事至少从他的心里过过，我叫他，问他，他是有准备的，可能早就想好了该怎么对付我了。
　　后来，我对陈美琳说，你们都姓陈……陈美琳打断我的话，说，我和他不是一个陈，我这个陈不是他那个陈。听见陈美琳这样说，陈福牛立即也说，我也是，我和她也不是一个陈，我这个陈也不是她那个陈。
　　这两个姓陈的人啊，这样一来我也不放心让他们两个人去了，我觉得应该在他们中间安一个楔子，于是我就安了一个楔子，这个楔子就是小伍。我对他们说，走的时候叫上小伍，让小伍和你们一起去吧。
　　第二天他们回来后，陈福牛来找我，非要送给我一个用有机玻璃做的烟嘴，他说他在县里看见联社的贾主任和庞副主任他们都用这种烟嘴。我说，我又不是贾主任。陈福牛说，你是万主任么。我不想要他的，但陈福牛说我要是不要，他就要给我跪下，并且不起来，什么时候我答应要了，什么时候他才起来。我想起有一出戏叫《逼宫》，我心里有点儿烦。后来我看那个东西也不太值钱，就答应收下了。要是一个很值钱很贵重的东西，比如说用金子做的，我绝对不敢要他的，他就是在我面前跪上一年，我也不敢要。不过，在答应的同时，我就已经想好了，我决不使用这个东西，尤其是到联社开会的时候，贾主任和庞副主任他们各人嘴上叼一个这样的烟嘴，我再照猫画虎，画蛇添足地来一个？一个人，不论处在什么位置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你自己弄得和你的上级一样，无论是穿的衣服，还是用的东西，好像你就是他，好像你和他完全一样，平起平坐，没有大小，别人也会认为你是多么的想变成他。是的，如果要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陈福牛这么着急地想把那个东西送给我，更像是在害我，像是送给我一把刀，让我一点一点地割自己的肉，有朝一日，当我遍体鳞伤的时候，还要责备我，你怎么不小心呢，你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呢。
　　

　　不过，我看陈福牛这个人还没那么复杂，有些时候，更像是那种简单的一根筋的人，比如看人的时候，任何时候都是他的那种狼狗一样的眼神，就没见过他有过别的眼神。不知是从哪里说起的，说着说着，忽然就说到了陈美琳的身上，陈福牛用他那狼狗一样的眼神看着我，对我说，她是个烂货，卖×的！咱们供销社有了她，倒霉的日子在后头呢。陈福牛的话让我惊讶得像被噎住了一样，我甚至差一点儿用手去捂他的嘴，后来一想觉得很笨，很愚蠢，才没有伸手。我们就那么互相看着。看了一会儿，我说，怎么这么说话呢，人家在背后可从来没说过你。陈福牛说，那是她的事，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说，你盼咱们供销社倒霉么？供销社要是塌了，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好处，我们就像打了败仗的兵。陈福牛说，我怎么能盼倒霉呢？我是怕塌了，所以才会这么担心。
　　她真是个烂货，你还总把她当个宝贝。
　　她怎么烂呢？
　　你想想，平白无故的，她为什么会发配到我们这个又穷又远的地方来？那是因为她在原来的地方实在混不下去了，要是还能勉强混下去，你就是八抬大轿也别想把她抬到我们尖蚂蚁这个地方来。
　　不要把工作调动理解成发配，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工作，难道我们大家都是被发配过来的么？
　　我们和她不一样，我们本来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尖蚂蚁再穷再不好，那也是我们的家。
　　陈福牛告诉我说，陈美琳早就订过婚了，她的那个男的被判了刑，目前正在监狱里坐着。陈福牛这么一说，有些事情和疑问在我心里忽然变得顺畅起来。我想起有很多人为陈美琳介绍过对象，但陈美琳没有应承过任何一个，我还一直觉得奇怪，不明白她在想什么。陈福牛说，不是她贤惠，不想嫁，她实在是怕那个男的出来后把她杀了。她和多少人睡过觉，恐怕她自己也记不清了。
　　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早就认识她了。天下谁人不识君？好多人都知道她，就你不知道。她和我表哥还有关系呢。
　　你表哥？蔡文凯？
　　对。
　　蔡文凯是县联社的办公室主任。由蔡文凯，我忽然又想起了贾主任，庞副主任，王副主任，张副主任……许多的面孔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由近及远地排列着。
　　福牛啊，事情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办呢？
　　万主任，老万，不是我咒她，照她的德行，她将来一定会被发配到连我们尖蚂蚁也不如的地方去，她天生就是那种让任何人都不省心的人。什么是好女人？能够让人省心的女人就是好女人，好的男人也是一样的。
　　我的心里变得很乱，回家的路上，有人和我打招呼，我嘴里应承着，但完全没有看清楚是谁。从那以后，我觉得有一块石头来到了我的心里，每天都在，有时是圆的，有时又成了尖的，有时候感觉非常明显，死沉死沉的，无论走到哪，都能感觉到它一直都在跟着我。
　　深秋里的一天，我在后院里陪着下来检查工作的贾主任闲聊，贾主任这次来还有一个目的，想让我们供销社扩大规模，这是我们一直盼望着的事，现在终于要变成现实了。闲聊中，贾主任还透露了一个消息，他说，你们公社的傅柏玲书记很可能要升迁，我听了，心里一阵高兴。我决定请贾主任狠狠地吃一顿，也许贾主任不在乎吃什么，但我们在乎，我们认为这是两件很隆重很重要的事情。
　　正说着话，忽然听见前面的门市里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我听到了，贾主任也听到了。我听了一会儿，我想对贾主任说：“尖蚂蚁的群众可能知道您来了，纷纷都要来看您。”可是，我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忽然看见小伍的媳妇莉莉沿着门市后面的穿堂，怒火万丈地向后院走来，一直走到我的办公室门口。我看见莉莉的手里拎着一条又薄又细的裤衩，一看就知道是女人的东西……我的心里和眼前突然同时轰地响了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爆炸了。我在心里说，坏了！
　　很快，我又看见了披头散发的陈美琳，她的脸上有几道血印，贾主任也看见了。
　　我在心里说，陈美琳啊陈美琳，这个任何时候都让人觉得不省心的陈美琳啊……本来我还想让她陪贾主任吃饭，因为贾主任还特别问起了她，我告诉贾主任说，各方面都挺好的。
　　我偷偷地看了贾主任一眼，发现愤怒已笼罩了他的脸。
　　这件事的影响像一场驱散不去的鸡瘟一样在乡间流传了很长时间，陈美琳又一次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连许多不懂事的孩子也认识了陈美琳，他们在学校里上学，可以不认识字，不会念毛主席万岁，不知道一加一等于几，但一定认识陈美琳，知道陈美琳。她的那两条修长笔直的腿让乡间的妇女们既羡慕又仇视，她们恨不得给她打断了，让她永远再站不起来。男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她的胸前和两腿之间。直到陈美琳又被调走，我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想到余热还在。兽医站的胡站长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老万，你好幸福呀！手底下领导着那么一个人，我真想和你换换，你到兽医站来，我到供销社去。我说，她已经调走了，你还来么？
　　陈美琳被调到皮条窑供销社。皮条是什么？就是蛇，书上叫它蛇，我们叫皮条。皮条窑是个什么地方？就是陈福牛曾经说过的比我们尖蚂蚁还要不好的地方，还真让陈福牛说中了。要说发配，皮条窑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发配人的地方。皮条窑是全县最穷的地方，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那里的路。皮条窑公社的干部如果要到县里开会，得提前两三天从家里动身，路上紧赶慢赶，就这还要经常迟到，误事。他们得从山上下来，戴着皮帽子，穿着皮袄，揣着干粮，走进会场，俨然是土匪从山上下来了。
　　陈美琳走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我去送她，我让陈福牛开着拖拉机。陈福牛说拖拉机根本上不了皮条窑，只能开到山下。我也知道，这时节皮条窑的山上可能已经下了雪，就算我们上去了，路一封死，两三个月内别想再下来。
　　陈美琳穿着一件棉袄，围了一条红围巾，我注意到她脸上的抓痕基本好了，这时节她的脸看上去是雪白的。我看着她，心里在想，陈美琳啊，无论什么样的衣服到了她的身上，都能让她穿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貌来。我看出来了，这是天生的，没办法，正像另外一些女人一样，无论多么好的衣服，到了她们的身上也穿不出个好来，这都是没办法的事，再怎么努力修正也不行。
　　我对陈美琳说，有时间再回咱们尖蚂蚁来看看。
　　她笑了一下，说，还能回来么。
　　我说，路上小心一点儿。
　　回到供销社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炉子里的火早就灭了，我也忘了去生。后来，天渐渐地黑了，屋里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站起来去点灯的时候，发现我的脸上是湿的。
　　第二天我从家里来到供销社的时候，小伍已经早早地来了，一个人在仓库门口坐着。小伍被记大过一次，从前面的门市调到后院看仓库。我突然发现他老了不少，我想对他说，可是又觉得不能说。
　　有一天，外面刮着风，傅柏玲书记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晚上到她那里去一趟。吃过晚饭以后，我早早地就去了，推开她的门，看见她一个人在那里坐着。
　　她让我在她的旁边坐下，然后对我说，愿意和我说话么？我说愿意，哪能不愿意呢，其实我早就想来看看你，可总是没有理由。
　　她说，想来就来，来我这里还需要什么理由。
　　我抬起头看着傅柏玲书记，她也看着我，看着看着，她忽然把她的一只手放到了我的手上。
　　我没想到我会锈在这里。
　　什么？锈在这里？不是已经定了么？
　　听说过风云变色这个词么？
　　听说过，意思是说像风一样，像云一样，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变了。
　　万年青同志，我明显地觉得我已经开始生锈了。我老了么？
　　谁说你老了？没有，你不老。
　　还不老呢，我都已经开始有白头发了。
　　

　　我说不老就不老。白头发算什么，阎福生家的小儿子才七岁，就已经有白头发了，难道能说他也老了么？
　　
三
　　我听见尖蚂蚁们排起了队，无数的尖蚂蚁像分散在各地的流寇一样被集合起来，时令还不到它们出来的时候，所以它们每天都在一遍一遍地出操，练兵，整编。不要以为练兵是在瞎练，是在消磨时光，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上个月底，整编第三师，第四师，第五师，第八十三师，八十八师，一五师，已沿长城沿线驻扎，新编第六军，第八军，第二十一军，第五军一九师，第九军三十二师，已经到拒门至赤眉一带，暂编第一军，第五二师，一一八师，三十八师，五十二师并两个混成旅，一个工兵营，正在捧场与大灰梁之间的地区日夜奔袭，来回运动。长城豁口处的风势大力沉，吹得人都站不住，一批一批的荒草每天都被拦腰折断，上半截倒在地上，慢慢地枯干，慢慢地变成土，变成烟。傅柏玲书记在那些火车一样的长长的既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的土台上面走了一会儿，上下牙齿就已经打起了架。风太大了，她说，扶我一下，我要下来。她站在一丛狼蒿的旁边，她几乎是被抱下来的，她的一个乳房在我的额前受到了挤压，我真切地感觉到了她身体的重量和柔韧的程度。风把她的脸吹得有些红，她看着眼前的那道由西向东过来又渐渐远去的土台，又像对我又像自言自语地说，真不敢相信这就是长城，竟然是这样的。我在心里说，不是这样的还能是哪样的，难道是镀金的么？又听见她说，内蒙古那边的人和车都是从豁口上经过么？我说是的，咱们这边的人要到那边去，也是从这些口子上过，运粮，运煤，结婚，走亲戚，都是从这些地方走。供销社应该在这些豁口上设一些收购点，这样一来，从内蒙古那边来的东西就都跑不了啦。以前有过。有过？什么时候？那就早了，很久以前，旧社会的时候，民国时候。我们现在的人还不如民国时候的人呢。一只乌鸦从土台上飞起来，转了一阵后，落进一片草丛里，可能下蛋去了。四周没有人，风把傅柏玲书记的那句话刮走了，刮到哪都行，就是不要刮到县里去，不要刮到省里去。不知什么地方，有人在演奏，但听上去如同在锯锅，不由得让人的牙根深处一阵一阵的发痒，酸楚。万年青同志，下边的同志们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你们是不是都和老范一样，对武装部的小牛写血书是一样的看法，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愣货？我倒认为小牛不傻，他有他的聪明之处，真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下都不开窍的愣货，是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的，这里面有勇气和心力同时存在。退一步说，就算小牛真的就是你们说的那种愣货，那又有什么不好呢？革命既需要有诸葛亮那样的人，但更离不开小牛那样的愣货（我也先这么叫吧，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词来代替），正是无数的小牛，无数的你们认为的愣货，成就了革命。如果人人都是诸葛亮，这个世界不可想象，许多事情都没法去完成。所以，像诸葛亮那样的人不能多了，只能有几个，甚至一两个，而像小牛那样的愣货却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有多少都不多，我这样说对么？
　　傅书记啊，您说得太对了，您说出了整个世界的原理，我也被震醒了，仔细一想，世界，历史，就是这么个道理。我要是一位公社书记，我要是也处在您这个位置上，我也一样会赞赏小牛，把他像旗杆一样竖起来，让大家向他学习，这样的人不学，难道要让大家去学那些阴阳怪气的人么？那对革命有什么好处？
　　这以后，小牛吊着一只手臂，开始到处出现，你刚在武装部的门口和他说完话，往回走的时候，却看见他正从王主任的办公室里出来，你愣了一下，刚想琢磨一下，却看见通讯员来叫你，让你马上到傅柏玲书记那里一趟。到了那里，看见小牛正在帮傅柏玲书记捉蚂蚁，一个四方的普普通通的粉笔盒，每捉住一只尖蚂蚁，就放到那个盒子里去，你往前跨一步，吃惊地看到已捉了快满满一盒了，数不清的尖蚂蚁正在里面翻滚，一个压一个，谁都不想让别人把自己压住，就拼命地挣扎，想让自己翻起来，再把别人压下去，残酷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眼前的情景让你真的觉得是在梦里，吊着一只手臂的小牛是用什么样的速度赶到这里来的呢？又是用什么样的速度和办法捉到这么多尖蚂蚁的呢？要知道，他只是用一只手捉的，要是两只手一齐上，那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尖蚂蚁被捉住呢，至少是现在的一倍，有两粉笔盒。你越看越觉得心里没底，发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对自己说，可以怀疑小牛这个人是假的，是完全不存在的，只是一个晃来晃去的影子，可是，傅柏玲书记这么一个鲜活的女人就站在面前，总不能也是假的吧？她的头发刚刚洗过，还是湿的，她的手是热的，还有那满满一盒翻滚不止的互相倾轧的尖蚂蚁，要不是小牛用一盒印泥压着，愤怒焦躁的它们早就从里面爬出来了，它们互相催促，快走，不走还等什么！它们看不见那个捉拿它们的人，我能看见，我觉得那是一个能够随意地把自己分成若干份的人，想分成几个就能分成几个，想在哪里出现就能在哪里出现，想什么时候现身就什么时候现身。傅柏玲书记看看那个盒子，高兴地说，今天的成绩很大……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她脸色突变，急忙弯下腰去，伸手在自己的大腿上又捉住一只尖蚂蚁。她把它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发现了它的一个特点，它的前面为什么这么尖？就是为了便于透过衣服往人的肉里钻，这样的东西，真应该集中起来培训一下，然后把它们都派到美国去，派到日本去，让它们去好好地咬美国人，咬日本人。小牛说，我觉得帝国主义那里一定也有尖蚂蚁，说不定比我们这里的更尖，毒性也更大。小牛说得很好，这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应该说的话。傅柏玲书记白净的脸上浮起了美丽的笑容，尽管尖蚂蚁在她的大腿上咬了一口，让她感到刺痒难捱，但她依然很高兴，心里高兴，肉身上的一些痛苦也可以忽略不计。傅柏铃书记说，去年夏天，我正睡着，有一只尖蚂蚁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到了我的身上，顺着我的腿，爬啊爬，一直爬到这——她说着，用手指了一下她前面的胯骨那里。我听了，吃了一惊，我说，噢，那后来是怎么把它弄出来的？傅柏玲书记笑着说，我没管它，后来它自己就出来了，下去了。我说，这么说，它还活着？有些时候就是这样，你越认真，越在意，越和它针锋相对地计较，它也就越来劲，你彻底不理它，它也就觉得没意思了。傅柏玲书记说，你倒是很了解它们，我一开始还真觉得不好把握，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做，全凭自己一点一点地摸索，体会，慢慢地才有了经验。唉，经验这个东西，没有不行，多了还不行，怎么才能又不多又不少呢？没有谁能把握住这一点。每个人都在晃荡，但每个人都自以为自己不晃荡，是别人在晃荡。傅柏玲书记啊，看着她身上雪白的肉被狗日的尖蚂蚁们一次一次地占领，左一口右一口地咬，我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比咬我本人还要难受，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有着和我一样的感觉。
　　傅柏玲书记说，事情发生了变化，正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方向一变，轨迹一变，很多东西肯定就都不一样了，她说她很可能会在公社书记这个位置上一直坐下去，向上移动的希望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总的来说那种光芒不是很大，甚至是十分的黯淡，微弱，不是容不容乐观，而是根本谈不上乐观。我说，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记得那次我和联社的贾主任闲聊时，从贾主任的话音里已知道那已经是一件明白无误的铁板钉钉的事了，贾主任还十分羡慕傅柏玲书记呢，因为同一级别的干部，他却没有她那样的福分和运气，能把联社主任这个位置一直坐下去，就已经让他相当的满意，知足了，所以他从来不想别的，不琢磨那些无影无踪的事，平白无故地给自己增添烦恼和不快。但是，傅柏玲书记就不一样了，她是公社书记，又是非常的出色，因此我不相信她会永远锈在这里，她和贾主任不属于一个渠道，从他那个渠道往上移动，那是非常困难的，希望不能说等于零，但肯定非常的小。但是，从傅柏玲书记的那个渠道往上移动，那就是一件非常正常，自然甚至必然的事。我是多么盼望她能像鱼一样游动上去啊，她应该是一条成熟的富有魅力的大白鱼，不是那种瘪瘪缩缩的前胸贴后背的小虾米。她的手忽凉忽热。她说，你还记得公社原来的王主任么？我说，当然记得，前些天我还见到了他。傅柏玲书记说，看看他，你就明白什么叫锈住了。王主任，王守业同志，那曾经是一个多么大无畏多么雷厉风行顶天立地的人，多少人都认为他的前程不可限量，谁也无法估计到他会到达一个什么位置上，可是，一经锈住，一切便都天翻地覆，你看他现在锈成什么了？听到傅柏玲书记这样说，我想起前些日子，有一天我从王主任的房子前路过，这房子是他锈住以后买的，小小的一个院子被他完全收拾成了一个菜园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在青枝绿叶之间还不时传来鸡的叫声。我从他院子前面的豁口处路过时，从一大片荷叶一样的葫芦叶子中间突然站起一个人来，正是王主任。万年青同志，请等一等。王主任朝我扬起一只手，手上带着泥。很快他又消失在那些碧绿的叶子中间了，不久又站了起来，对我说，万年青同志，拿一把韭菜回去吧，我刚割下来的。说着，一捆鲜绿的韭菜已经来到我的手上，上面还带着星星点点的露水。我想和他说一会儿话，可是，他却说，你走吧，我还得给鸡做饭呢，它们都饿了。于是，我从豁口前离开。走了两步，隔着院墙，我听见王主任在院子里说，好啦，都出来吧，请大家都站好，都不要着急，不要拥挤，不要做那种没水准的事，每个人都有份；请母鸡和小鸡往前面站，公鸡都到后面去；饭呢，要慢慢地吃，这样才能消化得好，不会得病；吃饱以后，稍微歇一歇，我领大家唱歌，出操，锻炼身体……我拿着那捆湿漉漉的韭菜，一边往家里走，一边在心里说，王主任啊……我把这些说给傅柏玲书记听，傅柏玲书记听了没有说话，使劲地按了一下我的手。我感觉到是一个女人的手，十分的柔软，指间仿佛有香气在生长，流泻。天黑得厉害，没有人知道别人在干什么，有的人甚至连自己在干什么也不大能够说得清楚。我看见一些字映在窗户上，我看见政治的色彩在傅柏玲书记的脸上开始褪色，变浅，有些东西不知不觉地从她的脸上下来，推开门，走了出去，身影时大时小，忽明忽暗，已经在路上越走越远了。这一走，从此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她的身体开始寂静下来，变得如同一个没有人居住的院子，无论哪里有一点儿响动，整个院落都会充满回声。常听见有人在耳畔或身后咚咚咚地跑，试探性地行走，看见有人手里拿着绳子和刀，在附近一带转游，脸都是生脸，应该没有见过。为了革命，我甚至都不敢多要孩子，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谁没有三五个甚至六七个孩子，而我只有一个。是的，还是个女儿，十三四就到了部队，对于她来说，任何一件军装都显得过于肥大，那麻袋一样的裤子，几乎能把她整个人都装进去。

　　这些年来，我就代表着我们这个家，我在哪里，我们的家就在哪里。一个人生活都有哪些好处呢，有没有总结过？很多，应该说很多，但是，不好的方面也不少，那都是别人看不到也想不到的。牵牛花弯弯曲曲地从窗户下面爬上来，脆弱柔嫩的喇叭口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它们努力地翻卷着，她无意中朝里面扫了一眼，看见里面湿润得仿佛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怎么这么湿呢？摸哪哪湿，应该派一个工作组下去调查一下，尽快把情况摸清楚。有一年夏天，我们开会一直开到后半夜，听见外面鸡都叫了头遍，我们还没有完。后来，不知是谁最先发现的，发现在场开会的每一个人都变得湿漉漉的，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脸上，身上，衣服上，没有一处不是湿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让我们湿成这样？大家找不到原因，有不少人认为是露水的原因，我有百分之几十的观点也认为是露水把我们弄湿了，让我们像是坐在水里，但另外百分之几十的观点我不认为是露水。我当时所以那么想，是因为有些东西让我越想越觉得很不对劲，直到今天再想起来，我仍然觉得那真是一次奇怪的经历，仍然无法解释。有些事情，在当初发生的时候就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以后，无论再过多少年，它仍然还是一个谜，甚至包裹得比当初更加严实，更加不好琢磨，也更为凶险。月亮升高了，派出去的人还没有回来……这事，不会是肉包子打狗吧？噢？那你说说看，谁是肉包子？谁是狗？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要是不搞清楚，我们都会犯大错误。傅书记啊，俺已经犯了错误了，你批评俺吧，处理俺吧。先说说看。昨天夜里睡觉的时候，俺一不小心梦见了你……那有什么奇怪的，罗家庄的罗玉，前半夜梦见他的一个远方亲戚，后半夜梦见了毛主席，让他觉得不能接受的是，他的那个亲戚在后半夜又出现了，拽着马尾巴，一路小跑……还有老革命葛生荣同志，眼看自己生命垂危，就要不行了，还能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梦见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么多人，数都数不过来，但硬是都让他给梦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唉，俺这个梦和他们的都不一样啊，俺这个梦有些特别啊！俺……一不小心梦见了傅书记胸前的那两个奶，又白又暄，像两个刚出笼的馒头……就是两个馒头么？就是这些？还有什么？还有？没有了，就这还不够严重的么？俺盘算过，要是就凭这判俺个十年八年的，俺也没啥可说的，也不冤，谁让俺不好好睡觉净胡闹呢。不过，有一点俺要说明，俺不是成心的，绝对不是。她低头看了一下她的胸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些东西，无论你藏得多深，多隐秘，还是能够被看到的，而有的东西，不管你表白得多么动听，多有力，没有还是没有。从那以后，她开始分出一些时间来注意自己，一些疑问如同低矮的门槛，有时候会奇怪地横在她的面前，她无法叫出它们的名字，只有一种直觉告诉她，遇到这些的时候，抬一下腿就过去了，要是不抬或者忘记了，很有可能就会被绊倒。我对她说，好多女人都在心里羡慕你呢，羡慕得要死。噢？我有什么可羡慕的？那就多了，总的来说，各方面都让她们羡慕，她们觉得，同样都是女人，她们好像都在地底下，而你在天上。……真的吗？大家真的是这么想的么？她似乎在这样问，但是并没有出声，并没有把话说出来，而是用一种十分庄严的表情看着我，好半天没有说话。后来，听到外面有出殡的人群经过，唢呐吹得吱哇乱叫，长长短短的好几支唢呐像是在跑接力赛。我们听了一会儿，她忽然说，要防止有人利用人民群众的这种朴素的感情。我注意地听着她的话，但是心思不能很好地集中，那种吱哇乱叫的唢呐声严重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并把一些已经过去了的事不声不响、不容分说地塞进我的心里。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要它主动地来找你，你是挡不住的，你是没有办法的，你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我想起了什么呢？我想起胡木刀死了以后，他们家里的人为他做了一口十分轻薄的棺材，而且还是杨木的，我见过的棺材也不算少了，但从来没见过那么薄的棺材。一般的棺材，四个人抬都显得十分吃力，而胡木刀的那口棺材，一个人就能扛得动，力气稍微大一些的人，夹在胳膊下都能走了。就因为这个薄薄的木盒子，从此我对那一家人充满了看法，什么看法呢？就是觉得他们不好，很不好，不厚道，那里面是要放他们的儿子，又不是要放别人。
　　尖蚂蚁又来了！傅柏玲书记忽然低低地叫了一声。我说，在哪呢？傅柏玲书记的一只手越过肩膀，指着自己的背后说，已经窜进去了，快帮我把它捉出来。说着，低下了头。我从她的衣领后面把手伸进去，我的那只手就像一个天旋地转的醉鬼一样开始在她的光洁的背后不住地打滑，根本站不稳，正要站起来，很快就又倒下了。我说，在哪儿呢？她说，往下，好像往下面去了。于是，我调整了方向，决定跟踪追击，不再游击，但追了一阵没有追上。我向她报告说，傅书记啊，我没有追到，我可能把它追丢了，我找不到它了，我请求处分。傅书记说，先不要说这些，处分会给你的，我说过它往下面去了，你就是不听，继续往下面追吧……唢呐的声音已经远去了，四周一片寂静，蚂蚱在草丛里蹦，蝴蝶在路上飞，树木在哑声哑气地摇晃，水在响，但尖蚂蚁没有任何踪影。傅书记啊，以我的浅见看，不能再一直追下去了，已经连着过了几条河了，该放手时须放手，它好像扎到土里去了，再这样追下去，还是没有任何结果。错了，我的同志！有些事情，没有结果，就是一种结果，一种肉眼凡胎看不见的结果……算啦，今天就到这里吧，看你也累得够呛。你这个万年青啊，什么事也做不了，连那么小的一个东西都捉不住，你还能捉住什么呢？傅书记啊我的傅书记，我会深刻反省自己的，我好像就要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在哪里？在这里——傅书记伸出一个手指，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指了一下。我出神地看了一会儿，心中觉得似有所动。又听见一阵细微的哗啦哗啦的声音，仿佛是在往下掉土，又像是在滴水，房子快要坍塌的时候就是这样往下掉土，窑洞在夏天出汗的时候就是这样在滴水。
　　傅柏玲书记不止一次地用她的两条腿丈量过我们这里的土地，尖蚂蚁的穷山恶水让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都觉得不好意思。傅书记，对不起。傅柏玲书记说，这是什么话！这种情况我是早就知道的，这里如果是一个富有的花园，上面也不会派我来了。同志们，我是有准备的，我担心的倒是你们大家反而没有什么准备。人民群众现在在干什么？种地，主要是在种地，也有做别的的。“别的”是什么？我在白庙村的村口看见一些壮劳力在互相摔跤，扳手腕，围观者有妇女，老人和孩子，还有的端着空碗，一遍一遍地在碗里掷骰子，他们是在干什么？是在赌博么？有赌注么？唉，傅书记啊，哪有什么赌注，摔跤有时候摔得头破血流的，最多也就能赢一顿饭，有时连饭也没有，只是一根纸烟。地主都斗瘪了，反革命分子们也都趴下不动了，大家也是觉得高兴，想娱乐娱乐。娱乐就靠这个？当然还有别的，但是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唉，真的是不能说，说不出口啊，您又是个女同志，那就更不能说了。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人们觉得说不出口呢？看见每个人都面有难色，她再没有追问下去，但那个东西从此就悄悄地放在了她的心里，她猜测过，分析过，甚至进行过深入细致的思考。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所以，答案最终还是让她给破解了，当然，这中间也不全是她本人思考的结果，也有别人的功劳。来到尖蚂蚁这个地方以来，她的脸第一次红得如同天边的晚霞……人民群众活得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在他们的中间又蕴藏着多少的智慧和对生活对美好光景的真知灼见啊！
　　有人说，尖蚂蚁这个地方穷山恶水，不养人，谁来了都得锈住，然后再慢慢地一点一点地风化，烂掉，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轻，直至最后什么也没有，一开始我还不信呢，现在，通过检查自己的身上，我信了。傅书记啊，我其实一直不好意思说，你看我算不算也是一个生了锈的人呢？我觉得应该是。你还年轻，现在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什么？说我还年轻？嘿嘿，我真是没想到。在我们供销社，我是最老的一个呢，新来的陈美琳……什么？您说她是一个妖精？是的，她就是一个妖精，她的骨头是能变化的，她的血管里流着的是妖孽的血。傅书记啊！万年青同志，你的眼睛经常会被灰尘蒙住，你要时常注意清洗，你要是不愿意洗，我来帮你洗。来，先看看这些报纸，了解一下国内的形势和国际上的风云，不要让供销社的小世界挡住了你的视线。报纸上的字排山倒海地走过来，我想起了上个星期二我安放在库房里的几个鼠夹子，一晃好几天过去了，也不知有没有耗子被夹住，我竟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要是夹住了，没夹死，这两天也肯定饿死了。有一天，我从库房里出来，手里拎着一个肚子很大很鼓的死耗子，在后院里转了半天，竟想不出该把它扔在哪里。后来，看看周围没有别人，一时兴起，抬起胳膊，狠狠地把它悠了出去，眼看着它越过供销社高大的墙头，像一只活生生的鸟一样飞走了。正在暗自高兴，忽然听见外面的路上有人在骂骂咧咧地叫唤，好像是那个死耗子正好砸到了他的脸上，他没名没姓地骂人，还骂社会，骂这个世界，每一个对象都是那么的不堪和恶心，世界是谁的世界？是流氓王八蛋的世界，整个世界就是一包恶臭的脓。形状长得像鸡一样的鸟赶路似的从空中经过，不时地把自己不需的用不着的东西扔下来，白色的，糊状的东西，有时候溅到墙上，如同墙上洇出的花。一个时期以来，经常有煮肉的香味神秘地出现，一旦出现，一旦流出，很快就像出笼的鸟一样展开了愉快的翅膀，越过山岗，越过河水，到处飘荡，到处扩散，越是在人多的地方就越来劲，那是一种无法按捺得住的气息，煮肉的人本身当然不希望它跑出来，但他们越是拼命地想把它们按住，严严实实地捂住，滴水不漏地包住，它们就越要想尽一切办法地挣脱出来，跑出来，不顾一切地到处奔跑，他们可以把它们的物质部分不容分说地按进锅里，煮熟，煮烂，煮得喷香诱人，但是，却无法将它们的精神也按进锅里一并煮熟。好在他们都算是一些唯物主义者，都相信物质决定精神，都相信他们连精神一并吃了下去，而不相信它们正在到处飘荡，像蛇信子一样在到处忽隐忽现。傅书记，昨天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又闻到了，我停下来辨别了一下方向，就是从西边来的，和咱们前两次判断的一样。能确定是什么肉么？能行，应该是狗肉，不过也有可能是马肉或驴肉。傅书记啊，他们把马从车上卸了，去掉笼头和鞍子，然后哄到一个地方。你是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我是这么想的。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来吃我的肉好了，我准备把我自己提供给他们，把我这一百多斤连骨头带肉都交出去。傅书记啊，您的身体就是我们大家的身体，您的肉就是我们大家的肉，谁要是敢碰您一下，我们就和他没完。是的，她的头发，她的笑容，她的眼神，她的胳膊，她的大腿，她的富有弹性的胸脯，她的丰满健壮的身体，是属于大家的，这一点务必要使同志们都能明白，尤其是那些长期以来无论对什么人无论对什么事都怀揣着一种糊涂认识的人来说，就显得更加必要和重要，因为，有不少人，从其本性上来说，他们既不属牛，又不属马，而是属煤油灯的，不点不亮，你要是不去点，他永远也亮不起来。

　　万年青同志，你说说看，我现在还是尖蚂蚁公社的书记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当然是，这一点没有人能否认。我的话你还听么？当然听，作为公社书记，你的话我要听，作为一个女人，你的话我更愿意听。很好，那么，万年青同志，现在我命令你过来，把我抱住。傅书记啊，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请您尽管批评，怎么骂我都行，只是别用这种话来吓我。我没有吓你，我吓你了么？我就是让你把我抱住。傅书记啊，那怎么能行？我不敢啊，借给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听我的话，怎么转眼就不听了？是不是看我已经没前途了？不是的，傅书记，我是真的不敢啊，这太突然了。不要怕，是我让你这么做的。傅书记啊，我做梦也不敢梦这样的事。别那么没出息，以前你没想过是对的，从现在开始想也不算晚，来吧，我等着呢。……就抱一下么？听着，不仅要抱，而且要抱紧，不能敷衍了事。傅书记啊，我豁出去了，我不要命了，把你抱疼了你可不要叫唤。叫唤是必要的，怎么能不叫唤呢，关键的时候是要叫的。傅书记啊，我想通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二十年后会又有一个万年青。好啦，这就好了，万年青同志，请再紧一点。傅书记啊，还不够紧么？万年青同志，把舌头伸进我的嘴里去，啊……每天清晨，麻雀最先醒来，互相交谈，议论时事，随后，蓝色的阳光一片一片地铺展开，牛车掀开霞光，丁冬丁冬地从薄雾里出来，从坝上走过……啊，万年青同志，把你的舌头伸进我下面的那个嘴里去……傅书记，我来的时候，看见武装部的几个人在曾部长的带领下，正在擦枪……啊，让他们擦去吧，最近有敌情……傅书记啊，你像海一样深……万年青同志，请再往里一点，啊，这就好了……红日跃出东海，傅书记啊，你就是我的大海，我的太平洋……万年青同志，你真是让我吃惊啊！当初让你当供销社的副主任，真是委屈你了……傅书记啊，快别这么说，我很满足呢，我很高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别说让我当副主任，当那么大的官，就是让我去公社食堂里剥葱剥蒜，我都愿意呢……莜麦长高的时候，就像是一片一片的青绿的湖水，波光荡漾，白翎鸟清脆地叫着，不时地从上面飞过，在湿润的空气里，沙枣花的香气在方圆几里内的地方轻轻地弥漫着，扁豆在慢慢地伸腰，因为担心伸得太猛会因此岔气而一点一点地舒展，张弛。傅书记，我该怎么做呢？都这么大的人了，还用我教你么？一个好的干部，要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做出别人不能做也做不到的壮举，要多动脑子，胆大心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困难是什么？困难就是一只尖蚂蚁，你要是把它捉住了，它就会乖乖地听你的，你让它往东，它不会往西，可是，你要是捉不住它，你就会有遭不完的罪。傅书记，这话我信，可是，我好像越来越捉不住了。发生了什么事？傅书记，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来，万年青同志，让我们学一段毛主席语录，当我们在实际中遇到困难的时候，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前途和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来，万年青同志，让我们大声地念出来。可不敢念啊傅书记，千万不敢念出来。要是念出来，我们就都完了，别人会听见的。听见又怕什么，我们是在学习，是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自己。傅书记，还是让我自己想办法吧，给我一点儿时间，我会想出办法的。雨，下了一会儿后又停了，路上的沙子开始慢慢地变红，变黄，粉红，棕黄，橙黄，白芨芨哧哧地从根部冒出来，一丛紧挨着一丛，云彩盘成兔子的形状，一看见梁上有人上来，有车出现，马上就变成了烟的样子，马车轱辘轱辘地走着，她们在车上说的话被风送得很远，在四月的山梁上小跑。娘舅，小姐妹，画眉鸟，金盏花，疏松的木门在远远地启合，一会儿关上了，一会儿又开了，那吱吱呀呀的转动声让人牙根又酸又痒。……流星划过山梁，一头栽进沟里，树木在低吟浅唱，暗红色的围巾在山梁上越飘越远，后来终于再也看不见了。贾主任啊，把我也发配到皮条窑去吧，我的心在那里——贾主任意味深长地微笑着，狞笑着，将一个沾满了思索和忧虑的烟头准确地送进炉膛里，然后转身离去。就在他离去后不久，雨又下起来了，先是铜钱大的雨点，像是一分二分的钢，在地上乱滚乱蹦，像是一个失去控制的无数人参与的赌钱的场面。万年青同志，不要松懈，帮我过了眼前这个坎……傅书记，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被敌人反对的事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你说什么？啊，这句话我也学过，我怎么就忘了呢？感谢你万年青同志，感谢你在这个时候把它说出来，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太顶事了！不怕你笑话，我目前就需要这么一剂强心的针，人有时候需要的并不是金山银山，而仅仅就是一句话啊。满地的铜钱都被收起来了，那些一分二分的钢也不再乱滚乱蹦，雨水变成麻绳粗的雨线，一根一根地从树上垂下来，一把一把地从屋檐上顺下来。
　　世界，你这个苦难的人间啊。
　　 （责任编辑 刘建东）

刊载于《长城》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