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衷 译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篇论文题目的意思可能不尽相同，因此在我解释什么是我的真意之前，我应该先解释一下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我们谈论事物的“功能”时，我们想到的可能是某个事物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它确实是做什么的或是已经做了什么。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我不想谈论我认为诗应该做什么。告诉我们诗应该做什么的人，尤其当他们自己也是诗人时，心里想的通常是他们自己想写的那种特定的诗。当然，将来诗的任务也许会和过去不同，但即使如此，也有必要先确定它在过去某一时期、某一语言里具有什么样的普遍功能。我可以轻易地论述我自己怎样处理或是想要怎样处理诗，然后极力劝说你相信我所说的恰恰就是过去所有优秀诗人都试图做或者应该做的——只不过他们没能取得彻底的成功，但也许那不是他们的过错，但是，我认为如果诗——我指所有伟大的诗——在过去没有社会功能，那么在将来它可能也不会有。
当我说所有伟大的诗时，我是想避开另一种处理这个主题的方式，人们可能会一个接一个地拿出各式各样的诗，然后轮番讨论每一种诗的社会功能，而最终却没能接触到诗作为诗，到底具有什么功能这一普遍性问题。我想区别诗的一般和特殊功能，以便我们知道我们不在谈论什么。诗可能具有自觉的社会目的。在诗的形式更为原始的时候，它的这种目的常常是相当明了的。例如，早期北欧古诗和赞美诗中的一部分具有非常实际的巫术目的一一避开邪恶的眼睛，治愈某种疾病，或者安抚某个恶魔。早期的诗被用于宗教仪式，当我们唱赞美歌时，我们也是在把诗用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目的。史诗和北欧英雄传说的早期形式在成为单一的公众娱乐手段前，可能传载了被认为是历史的东西，在使用书面语之前，形式规整的韵文一定非常有助于记忆——原始时期的吟游诗人、讲故事的人以及学者们的记忆力一定非常惊人，在比较先进的社会，例如古希腊，诗歌公认的社会功能极为昭彰。希腊戏剧产生于宗教仪式，直到今天仍然是同传统宗教祭典有关的公众庆祝仪式，品达体领歌的形式同某些特定的社会活动有关系。毫无疑问，诗的这些明确的用途为某些特定类型的诗能够达到完善的境界打下了基础。
在更加现代的诗中，这些形式中的一部分被保存了下来，例如我刚提到的宗教赞美诗。训导诗一词的含义已经起了某些变化。训导可能指“传送消息”，也可能指“道德说教”，或者兼指两者。比方说，维吉尔的《农事诗》是一首很美的诗，它含有某些关于农事的非常合理的知识。但是要想在今天写一部关于现代农业的书，同时还是很好的诗，似乎不大可能，原因之一是这一主题本身变得更复杂、更科学化了，另外，使用散文来处理它会更容易些。我们不应该像罗马人那样，用韵文来写关于天文和宇宙的论文。以传达知识为明确目的的诗已经为散文所替代。训导诗则逐渐只是局限于道德功能，或者旨在说服读者相信作者在某件事上的观点。它因而包括了大量所谓的讽刺，尽管讽刺与滑稽、诙谐有相同之处，它们的目的主要是逗乐。十七世纪德莱顿的一些诗作以嘲弄瞄准的对象为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讽刺诗，另外，它们以说服读者同意某种特定的政治或宗教观念为目的，在这一点上它们又是训导诗；为了达到目的它们还利用了寓象的方法，把现实伪装成为虚构的事物：《牡鹿和豹》旨在说服读者相信正义是在反对英国教会的罗马教会这一边的，这首诗是德莱顿同类诗作中最杰出的一首。十九世纪，雪莱的许多诗作都是由于热忠于社会和政治改革而激发出来的。
至于剧诗，现在它已经有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功能。因为今天的大部分诗作都是供人独自阅读的，或是用来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朗诵的，而只有剧诗的功能是要直接、综合地感动大批聚集在一起观看在舞台上演出的虚构事件的人们。剧诗不同于任何其他种类的诗，但由于它的特殊法则也就是戏剧的那些法则，因而它同样具有戏剧的一般功能，不过我在这里所关心的并不是戏剧的特殊社会功能。
至于哲学诗的特殊社会功能，我们需要用相当大的篇幅来分析，并从历史的角度来加以说明。我想我已经提及许多种类的诗，足以说明每一种特殊功能是和别的某种功能相关联的：剧诗的功能和戏剧的功能，训导诗传达信息的功能和它的题材的功能，训导诗的哲学、宗教、政治或者道德功能和这些科目的功能是相关联的。我们也许会在考察了所有这些诗的功能之后，仍未触及诗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因为这一切都能用散文来表达。
进一步探讨之前，我想先排除一种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有时，人们怀疑所有具有特定目的的诗：诗人用以宣扬社会、道德、政治或者宗教观点的诗。他们往往会因为不喜欢诗中的某些特定的观点而断言那不是诗；正如另外一些人常常因为某个东西恰好表达了他们喜欢的观点，而认为那就是真正的诗一样。我要说的是，诗人是否用他的诗来宣扬或者攻击某个社会观念这无关紧要。假如诗人所反映的恰好是他那个时候大众所持的观念，那么拙劣的诗也可能会风靡一时，但是真正的诗不仅经受得住公众意见的改变，而且经受得住人们完全失去对诗人本人所热烈关注的问题的兴趣。卢克莱修的诗至今仍然非常伟大，尽管人们已不再相信他对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看法。德莱顿的诗也一样，尽管十七世纪的政治争执同我们已不再相关，正如过去的一首伟大诗作——尽管我们现在会用散文来处理同类的题材一一仍然可能给予我们极大的快感一样。
那么，假如我们要知道诗的根本的社会功能，我们必须首先研究一下它那些较为明显的功能，那些假如它要具有任何功能就肯定会具有的功能。我认为我们可以肯定，诗首先必须给人以快感。如果你要问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快感，那么我只能回答说是诗所能给予的那种快感，我这样说是因为任何别的回答都会使我们离题太远，陷入美学领域，以及关于艺术本质的一般性问题。
我想我们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即每一个好的诗人，不管他是否一个伟大的诗人，都会给予我们某种快感以外的东西：因为假如他能给予的仅仅只是快感，那这种快感本身不可能属于最高层次。除开诗可能具有的任何具体意图——例如我已经用各种诗举例说明的那些——诗总能传达某种新的经验或某种对熟识事物的新颖的理解，或者表达某种我们经历过但无法言传的东西，它们可以开拓我们的意识面，改善我们的感受性。但是本文所关心的并不是这种从诗中获得的个别的裨益，就像不关心个别快感的质量一样。我想，我们都了解诗所能给予我们的那种快感，以及快感之外对我们的生活所能做出的改变。不能产生这两种效果的简直就不是诗。我们也许会承认这一点，但在同时却忽略了它为我们集体作为一个社会所做的工作。我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做这一断言的。因为，我认为重要的是每个民族都应该有它自己的诗，不只是为了那些喜欢诗的人——这样的人总能学到其他的语言，并且喜欢上那种语言的诗——而是因为诗事实上能对整个社会发生作用，也就是说，能对不喜欢诗的人发生作用。我甚至包括那些连本民族有哪些诗人都不知道的人。这才是本文真正的主题。
我们知道，诗不同于其他各种艺术，它对和诗人同族以及使用相同语言的人们具有一种价值，而对其他种族的人们则没有这一价值。确实，甚至音乐和绘画都有区域性和种族性：但是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欣赏这些艺术的困难毫无疑问要小得多。另一方面，散文作品也确实具有只存在于原先语言中而一经翻译便会失去的意义，但我们都感觉得到，读一部翻译小说要比读一首译诗损失小得多，而读翻译过来的某种科学著作，也许实际上就没有损失。诗比散文更具有区域性，我们可以在欧洲各语言的历史中看到这一事实。从中世纪直到数百年前，拉丁语一直是哲学、神学以及科学所使用的语言。各个民族用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冲动始于诗的创作。我们一旦意识到诗最初的根本的用途是表达感情和情绪，这一点便会显得再自然不过了，而感情和情绪是具体的，思想是一般的。用一种外国语言来思维要比用它来感觉容易些。因此，诗比任何别的艺术都更顽固地具有民族性。一个民族的语言可以被剥夺，被抑制，并且在学校强行灌输另外一种语言，但是如果你不能教会那个民族用新的语言来感觉，你就没有根除旧的语言，它还会在诗中重现，因为诗是感情的载体。刚才我说“用新的语言来感觉”，我指的不是“用新的语言来表达感情”。思想经过不同的语言表达之后，事实上可能还是同一种思想，但是感情或情绪经过不同的语言表达之后，就不再是同一种感情或情绪了。至少要学好一门外国语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可以因此获得一种补充的个性，不能用新的语言来代替我们本国语言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大都不希望变成另外一个人。除非使用它的那个民族灭绝了，优秀的语言几乎永远不会灭绝。一种语言替代了另一种语言，这通常是因为这种语言本身具有某些优势，这些优势、不只是使先进的语言不同于原始的语言，而且使前者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感情上都具有更宽广、更精良的领域。
因而，情绪和感情是在一个民族的日常语言中——也就是在所有阶层都使用的语言中——得到最完美的表现的。因为语言的结构、节奏、声音、习惯表现了说这种语言的民族的个性。当我说是诗而不是散文同表达情绪和感情更有关时，我并不是说诗不需要知性的内容或意义，也不是说伟大的诗并不比二流诗包含更多诸如此类的意义。但是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会使我偏离开我的直接目的。我想我们都同意这样的看法：人们感到他们最深沉的感情是在他们本国语言的诗中，而不是在任何其他艺术或者其他语言的诗中得到最自觉的表现的。这当然不是说，真正的诗只限于表达人们都能认识和理解的感情，我们绝不能把诗局限于通俗诗。只不过在种族相同的人们中，最精细、最复杂的人同最粗陋、最简单的人在感情上有某种相通之处，而同和他们处于同等水平上但使用另一种语言的人却没有。当一种文明处于健康状态时，伟大诗人对自己的同胞，不论他们的教育水准怎样，总是有所诉说的。
我们可以说，诗人作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在表现别人的感受的同时，他也改变了这种感受，因为他使得人们对它的意识程度提高了，诗人使得人们更加清楚地知觉到他们已经感受到的东西，因而使得他们知道了某些关于他们自己的知识。但是诗人并不只是一个比别人更有意识的人，他作为一个个人与别人也不同，与别的诗人也不同。他能使读者有意识地分享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这就是仅仅追求怪异的作家同真正的诗人之间的差别。前者的感情可能独特但无法让人分享，因此毫无用处，后者则开掘别人能够利用的新的感受形式。并且在表达它们的同时，诗人发展和丰富了他所使用的语言。
关于各民族感情之间的细微差别，我已经说了许多。这些差别在他们不同的语言中得到证实和发展。但是人们并非只是在不同的地方才以不同的方式感受世界，在不同的时代，他们的感受方式也不相同。事实上，随着我们周围的世界的变化，我们的感受性也在不停地变化：我们的感受性不同于中国人或印度人的感受性，而且也不同于数百年前我们的祖先的感受性。它不同于我们父辈的感受性，甚至我们自己和一年前的我们也不尽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并非如此显而易见的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停止写诗的原因。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因他们自己语言中的伟大作家而感到某种骄傲，尽管他们可能从来没有读过这些作家的作品，这就像他们为自己国家的其他突出之处感到骄傲一样：有些作家享有很高的名望，他们的名字甚至在政治演讲中时而被提及。但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仅仅如此是不够的，除非他们继续造就伟大的作家，尤其是伟大的诗人，否则他们的语言将衰退，他们的文化将衰退，也许还会被一个更强大的文化所吞并。
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没有充满活力的文学，我们将和过去的文学越来越疏远，除非我们能不间断地持续下去，否则我们过去的文学将离我们愈来愈遥远，最后我们会感到它很陌生，就像是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似的。因为我们的语言不断发生着变化，我们的生活方式因受到我们周围各种各样物质变化的压迫也发生着变化，除非我们有少数几个能将不同一般的感受性和不同一般的文字支配力结合起来的人，否则我们自己的能力——不仅仅是表达力，甚至是对最粗陋的情况的感受力一一将会衰退。
诗人在他那个时代是否拥有很多读者，这本身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每一代人中都至少应该拥有一个规模不大的读者群。然而我刚才所说的话表明，诗人的重要性在于他自己的时代，而已故的诗人只有在我们拥有活着的诗人的情况下，对我们才有意义。我甚至要进一步强调我的首要观点，我认为假如一个诗人很快就赢了大量读者，那倒是一个相当可疑的情况：因为它使我们担心这位诗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他给予人们均不过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也就是他们已经从前一代诗人那里得到过的东西。但是诗人在他那个时代应该适当地拥有少量读者，这是很重要的：永远应该有少数能鉴赏诗的先行者，他们独立，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他们自己的时代，或者随时准备比常人更快地吸收新异的事物。文化的进步并不是要让每个人都常在最前列，这样做仅仅只能让大家跟上而已：它指的是维持这样一批卓越人物，同时大多数更为被动的读者落在后面不超过一个世代左右。感受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体现在少数人身上，然后通过对别人、对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作家的影响，渐渐渗透到语言中去，在它们得到确认之后，新的进步又成为必要。此外，已故作家的生命力通过活着的作家得以维持。莎士比亚那样的诗人对英国语言有过深远的影响，这并不仅仅是由于他对稍后的诗人有影响。因为最伟大的诗人的某些方面并不是立刻就能显露出来的，道过直接影响几世纪以后的某些诗人，他们对活着的语言继续起着作用。确实，如果一个英语诗人要学会在我们时代如何使用语言，他必须潜心研究那些在他们的时代语言用得最好的人，以及那些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更新了语言的人。
到现在为此，我只是暗示了我认为诗的影响最终可能会扩展到什么程度。下面这一断言最能说明情况：从长远看，诗的影响会波及语言、感受性、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一个社区的全体成员以至整个民族，不论人们是否阅读和喜欢诗，事实上，甚至人们是否知道他们本国最伟大的诗人的名字都无关紧要，当然，在最边远的区域，诗的影响是非常涣散、非常间接并且非常难以验证的。这就像眼睛看着一只鸟或一架飞机在蓝天上的去向一样：如果你从很近的地方就开始看着它，并且始终看着它越飞越远，那么当它飞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时，你还能看到它，而尽管你极力指给另外一个人看，他却看不见。同样，如果你循迹访察诗的影响，从受诗影响最大的人到从不读诗的人，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至少在民族文化富有生气和健康的时期，你会发现是这样的，因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各个部分总是在不停地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我所说的诗的最广义的社会功能就是：诗确实能影整个民族的语言和感受性，尽管随着它本身卓越性和活力的不同，它影响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请不要把我的话理解为：我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完全取决于诗人。文化的结构实际上要复杂得多。事实上，诗的质量同样依赖于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因为诗人必须从周围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中提取他自己的语言，并用来作为他创作的材料。如果语言不断改步，他将获益不少，如果语言逐渐衰退，他必须加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在某种程度上，诗能够维护甚至恢复语言的美，它能够并且也应该协助语言的发展，使语言在现代生活更为复杂的条件下或者为了现代生活不断变化的目的保持精细和准确，就像在过去或者一个更为简单的时代一样。但是，诗正像那个神秘社会个性——我们称之为“文化”——中的其他每一个要素一样，必须依赖于许许多多它自身无法控制的条件。
这引发我做了一些更为一般性的反思。至此，我所强调的是具有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的功能，这一点必须加以说明。我不希望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诗的功能就是把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区分开来，因为我不相信欧洲各民族的文化能在彼此毫不相干的情况下繁荣起来。无疑，曾经有过一些在孤立状态下发展起来的高级文明，它们创造了伟大的艺术、思想和文学。关于这一点我没有十分的把握，因为其中可能有些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孤立。但是，在欧洲的历史上，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古希腊同样受到了来自埃及的许多影响，以及来自亚洲边远处的某些影响，希腊城邦的方言和风格均不相同，我们可以在它们的彼此关系中，看到类似于欧洲各国之间所有的那种相互影响和剌激。事实上，我们在欧洲的文学史上将不会看到一个完全独立的文学，所看到的是永无休止的给予和接受，而每一种文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由于外来在刺激而获得新生，在文化上完全自给自足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国家若希望使其文化延绵不绝，就必须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但是如果在欧洲的统一性内将各种文化彼此拆离是一种危险，那么将导致单一的统一也同样是一种危险，多样性和统一性同样不可或缺。比方说，我们有许多理由可以证明，为了某些有限的目的，像世界语或标准英语这样的一般性国际用语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假如国家之间的一切交流用的都是这种人造语言，那多么不理想！换句话说，它在某些方面可能完全合适了，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完全无从交流。诗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那些只能用一种语言来表述而不能翻译的事物。如果没有人愿费心至少学一门外国语，并使对它的掌握达到除母语外的最高程度，以致可以多多少少像用母语一样用另一种语言来感觉事物，那么民族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精神交流。同样，我们对另外一个民族的理解，必须以那个民族中下苦功夫学习我们自己的语言的人的理解为补充。
随便提一下，研究另外一个民族的诗会受到不少启迪。我说过，每一种语言的诗都有这样一些若非本民族的人就不能理解的特质。但也有其另外一个方面。当我力图阅读一种我懂得不多的语言时，有时我发现，如果不是按照学校里先生教的规则我就理解不了一篇散文作品。也就是说，我必须确切地搞清每一个字的含义，把握住其中的文法和句法，然后才能用英文把这段话想出来。但有时我同样发现，一首我不能翻译的诗，并且其中有许多我不熟识的字，许多我无法分析的句子，却能直接、生动地传达出某种独特的、和英语中任何东西都不同的意思——某种我无法用语言表述出来但感到已经懂了的意思。在我更好地掌握了那门语言之后，我发现当时的印象并非幻觉，并非是我想象它存在于诗中的，它确实是存在于诗中的。因而，可以这样说，在你的护照发出或你的票证被接受之前，有时你可以借助诗先行进入另一个国家。
因此，欧洲各语言不同但文化相关的国家的关系问题恰好就是考察诗的社会功能使我们——也许是在无意间——触及到的那个问题。我当然不打算从这一点进而讨论纯政治性问题，但是我希望那些关心政治问题的人能时常越过界线关心一下我所考虑的这些问题。因为它们能赋予政治所关心的精神问题以物质的内容。在我这方面，人们所关心的是具有生命的东西，它们有自己的生长法则，虽然并不总合乎情理，但却必须被接受，因为正像风、雨、季节不能被节制一样，这些东西也不可能被规划得整整齐齐。
最后，如果我关于诗对与诗人语言相同的所有人——无论他们是否知道他的存在——具有一种“社会功能”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欧洲任何国家能否继续创作出诗，对欧洲其他国家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我读不懂挪威诗，但如果有人告诉我再也没人用挪威语来写诗了，我会感到一种恐慌，而这远远不止是慷慨的怜悯。我会把它看成一个可能传遍整个欧洲大陆的病点，一个衰败的开端，意味着所有民族将不再能表达，因而也就不再能感受文明人类的情感。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人们到处都在谈论宗教信仰的衰败，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宗教感受性的衰败。现时代的麻烦不只是不能相信我们祖先所相信的、关于上帝和人类的某些东西，而是不能像他们那样感受上帝和人类。不再被信仰的信仰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尚能被理解的东西，而一旦宗教感情消失，人们花费了许多心血用以表达它的语言也就失去了意义。诚然，每个国家、每个时代的宗教感情就像诗的感情一样，并不完全相同，即使信仰和教义仍然还是原先的信仰和教义，但感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过，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条件，而我所担心的是死亡。对诗的感觉以及作为诗的材料的种种感情从各处消失，这也同样是可能的：这也许会促使世界变得统一起来，而有些人认为这种统一本身就值得我们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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