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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 | 论克里斯蒂娃 “符义分析”对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批判性接受

本文刊载于《符号与传媒》第19期

2019年第2期 第 13-24 页

摘 要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旅行至法国,深刻影响了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符义分析”(sémanalyse)理论的建构,成为她符号学思想不可或缺的理论渊源。克里斯蒂娃对乔姆斯基思想的批判与突围有三:首先,她接受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模型的动态性特征,但拒绝乔姆斯基特定的天赋语言观以及言说主体的立场;其次,克里斯蒂娃的生成文本/现象文本较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具有独特的理论品格;最后,克里斯蒂娃发展乔姆斯基的转化生成语法,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研究,提出一种“转换方法”,用以研究符号系统之外的社会历史因素在文本中的转换。借由探究“符义分析”对乔姆斯基思想的批判性接受,可以窥见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理论的思想渊源与理论诉求,进而得以辨析其在法国符号学阵营中理论位置,以及其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属性和特征。

关 键 词

克里斯蒂娃; 乔姆斯基; 符号学; 转换生成语法; 影响研究;

0 引言

保加利亚裔法国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1965年到达巴黎之时,法国正处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e)研究范式或结构论符号学(sémiologie)的全盛时期。她很快推翻了正在研究的有关新小说的课题,开始着手符号学思想的研究,并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作为文类的小说的构成。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本专著《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Le langage,cet inconnu,1969)、《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Semeiotikê.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1969)与《小说文本,一种转换性话语结构的符号学研究》(Le Texte du roman, approach sémiologique d’une structure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nel, 1970)中。

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思想的演进与关键概念的提出,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法国的传播几乎节奏一致。乔姆斯基思想这一时期在法国的传播与接受,与尼古拉·吕威(Ruwet Nicole)的贡献密不可分。早在1966年,他就在《语言》(Langages)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他于1967年完成并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生成语法引论》(Introduction à la grammaire générative),随后的1967-1968年,其中的“生成”观与“转换”观在法国迅速传播,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范式转换的知识浪潮相连接,以及结构论符号学向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发展相应和,名声大噪。

乔姆斯基的著作影响了包括克里斯蒂娃在内的许多法国知识分子,正如克里斯蒂娃在接受《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史》(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1]的作者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访谈时认为:“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乔姆斯基的著作,因为她的模型比语音学模型更具动态性。我觉得,这可能回应了那时我刚刚开始设想的那种意义观。”(2012,p.14)何为她“刚刚开始设想的那种意义观”?克里斯蒂娃是如何经由对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批判与突围来建构“符义分析”论的,换言之,乔姆斯基的“生成”概念如何推动她的理论推演进程?这将是本论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1 克里斯蒂娃“符义分析”的理论诉求与乔姆斯基的“生成”概念

上文提到,克里斯蒂娃认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模型具有动态性,与她“刚刚开始设想的那种意义观”能相呼应,这是哪一种意义观呢?20世纪六十年代围绕法国结构主义进行的符号学研究强调结构分析,此时的文本被当作是一个结构整体,是自足的、完成的和封闭的词语系统,意义是从系统中获得的。而克里斯蒂娃的“符义分析”则旗帜鲜明地旨在探索一种新的意指理论,以研究表意实践活动为目标,此时的文本作为被分析的对象,是一种结构过程。“分节符号并从中找到某种新的外在性,可以翻检和组合的迹象的某种新的空间,即成义过程的空间。”(克里斯蒂娃,2015年,p.241)这种成义过程的新空间,包含着意义的孕育与生成的过程。

克里斯蒂娃为意指注入动态性,研究文本中的意指活动的尝试,从表象来看,与生成语法理论是存在着贴合之处的。弗朗索瓦·多斯认为,“乔姆斯基的时尚非常诱人,因为它提供了下列可能性:使结构具有动态性,同时调和发生(gènese)与结构(structure)之间的对峙,尽管乔姆斯基无意于此。”(2012,p.14)多斯指出了这种贴合之处的根源,在于乔姆斯基理论重构了意义的发生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演。乔姆斯基最早著作《句法结构》的核心概念就是生成,他在研究语言时,从形式结构上考虑问题,试图用类似数学的科学演绎的方法,将语法过程公式化,从而建立一种一般语言结构理论。他认为语言中的无穷多的句子是依赖一组有限的形式规则,按照一定的公式或步骤而生成的。自然语言的基本单位是离散的名词、动词等,它们遵照一定的形式规则,从深层结构通过移动而生成现实语言的句子。其中 “语法转换规则T用一个指定的成分结构在一条指定的符号链上发生作用,从而用一个新的、推导出来的成分结构把这一条或者一套指定的符号链转换为一个新的符号链。”(1979,p.41)以这种生成语法理论为基础,可以发现“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符号学不再把意义当作只阐明其结构的一种已知,而是看成等待再生的一种句法。”(怀宇, 2016, p.38)不难看出,在理论诉求和观念变革的层面,乔姆斯基的“生成”概念能匹配“符义分析”对意义生成动态运作过程的探索。

然而,克里斯蒂娃并没有全盘接纳乔姆斯基的“生成”概念,同样是在接受弗朗索瓦·多斯采访时,她谈论起与乔姆斯基之间的交谈,认为:“我们之间的谈话令我感到十分失望,因为他蔑视与语体学和诗学有关的一切事物。在他看来,这些现象不过是些装饰品而已。”多斯认为:“她并没有真正采纳其观念。她拒绝了有关天赋的解说和'总是处于那里’这种语言学观念。在她看来,与现象学和弗洛伊德的思想相比,这些东西总是次要的。” (p.14)克里斯蒂娃在其2016年出版的访谈录中再次回忆到,“雅各布森在乔姆斯基波斯顿的处所将我介绍给他,他此时正致力于将语义学融合到生成语法之中,跟我解释说语言学与诗性语言没有任何关系。”(Kristeva,2016,p.95)无论是克里斯蒂娃认为乔姆斯基“蔑视语体学和诗学”,还是多斯认为克里斯蒂娃对乔姆斯基“有关天赋的解说和'总是处于那里’的语言学观念”的拒绝,均指向了克里斯蒂娃与乔姆斯基在“生成”观念的表象背后的深层理论内涵之间的巨大鸿沟。乔姆斯基讨论语言的生成能力以及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区分的基础,是他持有的特定的天赋语言观,即人天生具有学习语言的能力,这种能力生而有之,由基因决定。语言只是用来交流的工具,人的思想的塑造与语言并不相关,是独立完成的。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观和人类天性观,是使得克里斯蒂娃与其基本的语言观念背道而驰的原因。

强调语言的工具性,拒绝语言与主体性的关联,这种观念无法满足克里斯蒂娃理论推演的诉求。尽管在《笛卡尔的语言学——理性主义思想史的一章》中乔姆斯基强调了说话主体(sujet parlant,又译“言说主体”)的重要性,但他所认为的主体是被封闭在语法结构之中的,连贯的,具有统一意识的。克里斯蒂娃认为“(乔姆斯基的分析方法)提出了把语言系统视为一个生成过程的观念,其中的每个序列和规则都遵循着一个以说话主体的意识为轴心的前后连贯的整体,而说话主体所享有的自由则只是服从语法性的规范而已。”(2015b,p.275)在乔姆斯基特定天赋观的视野下,说话主体是而且只能是规范的服从者,拘囿于语法规则的范围之内。而这样的主体是克里斯蒂娃所拒绝的,“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尽管认识到了说话主体的位置(笛卡尔形式层面),但是与本维尼斯特所打开的话语内部的语义以及交互主体领域相距甚远。” (1996, pp.15-16) 而建立在这样的一类说话主体基础之上的转换分析,则是“以说话主体的理性构想来考虑的一个心理过程的句法图络。” (2015b,p.275)这并非克里斯蒂娃所寻求的转换分析。

“符义分析”的符号学理论是建立在一种新的主体观基础之上,这一类言说主体,并非连贯的实体,而是一种不稳定的、分裂的存在。语言对于主体而言并非简单交流的工具,而是语言建构了主体性,这类主体与心理分析理论中无意识的驱力相关,处在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的边界之上,处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中。这一观点主要受到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的影响(张颖,2014),本维尼斯特与乔姆斯基在主体与语言关系的问题上矛盾不可调和,克里斯蒂娃站到了本维尼斯特阵营一边。这一类主体不被拘囿于语法规则之中,而是处于语言活动的边界之处。“这将是一个在能指中并通过能指自我解构(se détruit)并自我重构(sereconstruit)的主体。”(2015b,p.277) “符义分析”是从意义及其主体的表面出发,向纵深之处开掘,发掘意义的生成过程以及主体的形成与崩坏的过程。这个纵切面,文本需要通过对能指以及能指运作的驾驭来实现,透过表意手段、主体以及符号的运作实现对文本意义生成的探索。

乔姆斯基强调语言的工具性,为普遍语法确立框架,句子在形式规则内部稳定转换与生成,其背后的思想基础是笛卡尔理性主义的理论传统。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言,“乔姆斯基精密的描写、它严密的条理性和动态性为探求理性确定性的读者带来的快感,掩盖不了这种研究方法深刻的基础含义。它不研究语言的多元性,也不研究言语的多重功能,它所证明的是主-谓逻辑体系的严密性。”(2015b,p.276)克里斯蒂娃关注的是作为对象的语言所具有的唯物主义特征,即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而是与主体息息相关的、动态的语言实践。这背后的运作基础是她试图突破结构主义范式、为其注入活力的追求,其根源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整体论、有机论和系统论的反叛。

2 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与克里斯蒂娃的生成文本/现象文本

乔姆斯基的《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是继《句法结构》之后其早期的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他用成对概念——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来讨论句法结构问题,在《句法结构》的基础上补充了语义方面的内容。他认为句子的意义,是通过语义规则从深层结构中得出,而语音则是通过语音学上的规则从表层结构中得出,即语义规则对深层结构做出语义解释;语音规则对表层结构做出语音解释。换言之,在交流的过程中,言说者实际说出或听到的话语是语言中的物质是表层结构,它说明的是语音。而言说者表达出的句子的意思则是深层结构,它说明的是意义。相同的深层结构可以由不同的表层结构来表述,而不同的深层结构也可以由相同的表层结构来表述。

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一书中,乔姆斯基认为,“句法部分由一个基础和一个转换部分组成,基础生成深层结构,而转换部分则把深层结构转化为表层结构。为了进行语义解释,一个句子的深层结构服从于语义部分,而该句子的表层结构则进入语音部分并接受语音解释。然后,一部语法的最终作用便是把语义解释与语音解释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旨在阐明一个句子是如何得到解释的。”(1986,p.134)这里的“基础”指的是短语结构规则、次范畴规则和词库方面的内容。语言所承载的思想(所表达的意义),在乔姆斯基看来,是先天固有的,是人脑中存在的语义结构,而“转换”的形式操作,将深层结构转换成为表层结构。此处深层结构所决定的句子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纯粹语义上的,它还包含了语法层面的内容,比如词语、短语以及句子间的相互关系。乔姆斯基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所强调的转换语法的核心,就是如何通过转换规则,将深层结构转换成为表层结构。

克里斯蒂娃在《公式的产生》(L’engendrement de la formule)一文中讨论“生成文本/现象文本”问题时,对生成语法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进行了分析,她认为,生成语法理论“引入了某种综合视野,后者把话语行为呈现为某种生成程序(un procès de génération)”,这是对生成语法在视野或新观念引入的价值层面的认同。这之后,她分三个层次论述了生成语法的深层结构可能存在的问题。首先,她质疑深层结构的目的单一,认为“乔姆斯基深层结构的目的仅限于生成语句,表示语句是非语法化的、非句法化的直线型的抽象结构('基本主谓形式’),而绝不上溯并观察直线型语句结构(主谓句)之前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结构阶段。”她认为乔姆斯基深层结构忽略了主谓句生产之前的内容,比如说词语可能引发的多方面的阐释等等;其次,她质疑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形态层面的雷同,认为“成分相同,无任何变化程序:乔姆斯基的生成模式中看不到任何一成分类型向另一成分类型、一种逻辑类型向另一逻辑类型的过渡。”克里斯蒂娃认为从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形态或者逻辑类型并未发生变化,而只是一种对语义内容进行的语音输出;最后,她质疑了生成语法的“生成”概念的理论实质,认为“所谓的生成语法并不生成任何东西,只是提出一种生成原则(le principe de la génération),假设出一个深层结构,作为表层结构的原型(archétype)。”(2015a,p.243)此处她质疑的是生成语法中“生成”的动态性和真实指向,认为乔姆斯基是用“生成原则”代替实际的生成活动,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之间并不存在着形态的差异。

此处的三点批判,正对应着克里斯蒂娃赋予她的生成文本[2]/现象文本所具有的独特的理论内涵,尤其表现在对生成文本的解释之上。首先,生成文本与深层结构不同,“是语言运作的一个抽象层面,它绝不反映语句的结构,而是先于并超越这些结构,制作它们的'既往病史’(Anamnèse)”。'既往病史’(Anamnèse)是一个医学上的词,克里斯蒂娃化用它来说明生成文本所统括的对象,包含着主谓句或者说线性的语句结构之前的结构阶段,她实际强调的是存在于语言中的能指功能。其次,生成文本/现象文本在形态层面存在差异的,生成文本存在于语言内部,“它们的极限不是为现象文本生成某种语句(主谓句),而是从表意运行之程序的各个阶段拿来某种表意手段” (2015a,p.244)生成文本是将语言的横断面截开而产生的语言能指层面的动态生成过程,而现象文本是构成结构的语言现象,涉及的是意义和交流的问题,同时假定了阐释的主体和接收者。最后,生成文本的生成,是将意义的生成过程带入表层的内容,它是现象文本的萌芽状态,将现象文本进行逻辑切割和重组,从而使得自重呈现的文本成为具有多重逻辑的共鸣体。表意运行的过程中,生成文本的序列“可能是现象文本的一个词、一系列词、一个名词句、一段、一个无意结构等”(2015a,pp.244-245)相对于现象文本处在表层,用于交流和传达,生成文本所体现出的是对意指的生产,二者共存于克里斯蒂娃的文本表意活动中。这是生成文本/现象文本相较于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的独特品格,也是克里斯蒂娃借助与乔姆斯基的理论对话所进行的对“生成”概念的探索。

需要强调的是,意义生成(成义过程)或意指活动本身,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论中,“将是双重的行为:(1)语言网络的生产;(2)处于介绍成义过程地位的这个'我’的产生。”(p. 242) 与生成文本/现象文本的步调一致,主体“我”并非纯粹的笛卡尔式的主体,言说行为并非纯粹的“我思”的产物,而是与心理分析的无意识理论相勾连,处在语言活动的边界之处。而乔姆斯基的“生成”概念中主体问题并未进行他的关注视线。

3 转换生成语法与小说文本的“转换方法”

在克里斯蒂娃1970年出版的著作《小说文本,一种转换性话语结构的符号学研究》中,她将小说文本作为一种转换性话语结构来进行研究,这其中即涉及到对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运用,还涉及到她对文本转换方法问题的新探索,目的是探究“一些复杂的符号系统,比如小说” (1970,p.37)。克里斯蒂娃1968年发表了论文《文本的结构化问题》(Problèmes de la structuration du texte)与收录在其符号学论文集中的文章《封闭的文本》(Le texte clos)与《小说文本》讨论的内容相似,均涉及到文本结构层面的吸收和转换的问题。

在《文本的结构化问题》一文的前部分与《小说文本》的三四章,克里斯蒂娃花很大篇幅实践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模式,并借此来对小说的内在结构进行分析。具体来说,她将小说看成长句,将小说中的人物看成是组成长句的词,将小说中的场景看成是长句的从句或者复合句,她试图通过将转化生成语法的基本原则与小说的内在结构和意义生成联系在一起,将语言层面的能指与所指的变化,与小说内部结构中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对应起来。她发现,用乔姆斯基的术语来说,小说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分别对应着句法的描述与语义的阐释,表层结构即形式或能指层面的变化,并不能表现具有语义价值的语法关系,或者说,小说的意义(价值判断或作者的思想意图)即它的所指并不受表层结构的能指转换的影响。简言之,小说话语所变现的含义可以脱离语句的形式层面的变化而存在。

但克里斯蒂娃在完成这种对应分析之后,她发掘了运用转化生成语法研究小说内部结构所存在的局限性,因为讨论这一切的前提是小说被看成是一个封闭的文本,小说的转换生成只是在系统内部的稳定转换。她指出:“很明显,转换分析并不能包含全部的特征,因为转换分析是'符号’思维的同谋,转化转换分析预设了能指/所指的二分法,并将研究建立在这种二分法的基础之上。这表现为当所指保持静止不变时,能指的转换是可能的……因此转化生成语法原则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分析方式适合说明一种封闭结构的内部变化,但是它无法把握在这一封闭结构在社会文本或者历史文本的嵌入。”(1968, p.312)

为具体把握小说题材的社会历史维度,克里斯蒂娃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一种“转换方法”(une méthode transformationnelle)。她指出:“转换方法把一个既定的文本结构中的各个序列(或代码)看作是对取自其他文本的序列或代码的'转换式’。具体到法国 15 世纪的小说结构,它们可以认为是对其它几种代码——经院哲学(la scolastique)、典雅爱情诗(la poésie)、城市的口头(广告)文学(la literature orale/publicitaire de la ville)、狂欢节(le carnival)——的转换结果。这种转换方法引导我们把文学结构置于社会整体之中,将社会整体看成是一个文本的整体。我们将这种产生在同一个文本内部的文本相互作用称为互文性。”(p.312)这四种社会历史文本(经院哲学、典雅爱情诗、城市口头/广告文学和狂欢节),在克里斯蒂娃看来,是法国15世纪小说的四种互文因素。这四种文本是克里斯蒂娃对她在《词语、对话和小说》中提出的先前文本和同时代文本的进一步补充,具体来说,经院哲学和典雅爱情诗是属于先前文本,而城市文学/广告文学和狂欢节则是属于同时文本,四种文本混合在同一个文本空间中,呈现一种多声部,这就是克里斯蒂娃所提出的社会历史文本在小说系统内部转换生成的结果,而这体现出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社会历史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这四种社会历史文本是具有不同性质的。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在它们既可能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学文本,如经院哲学等,同时也可能是社会现象如狂欢节。克里斯蒂娃在说明转换场域中转换生成过程时,将语言以及所以类型的意义实践活动,如艺术、电影、音乐等社会现象均纳入到文本的意义生成中,表现为语言的符号系统与非语言的符号系统交错生成,各种不同的社会意义指称活动混杂地写入到文本的空间中。

她尝试着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法则运用到对小说结构的分析,肯定了转换生成语法在共时层面考察小说内在结构的转换生成时的有效性,但同时又提出转换生成语法在分析小说文本的社会文本和历史文本的局限,从历时转换的层面提出了“转换方法”,考察处于系统之外的各种社会历史因素在文本中的转换,将社会整体看成是一个文本整体,分析社会中不同的代码在文本中的相互作用。这种共时与历时相结合考察小说文本的生成模式的方法,也是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的理论内核。

在她1974年出版的专著《诗性语言的革命》中,她再次讨论了“互文性”的问题,认为“这个术语暗含着从一个或者多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的转移,但是这个属于经常被认为是陈旧的'影响研究’。所以,我们倾向于使用'转移’(transposition)这个概念,因为'转移’指出了从一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的通道,这一通道需要一种新的命名方式——一种描述和指示的场域性。若我们能认识到任何意指实践活动都是某一领域不同意指系统(一种互文性)间的转移的场所,我们就能理解意指系统表述的'所在之处’和它指示的'对象’从来不是单一的、完整的、与自身统一的、而总是多样的、破碎的,和类似于表格模式的。”(2016,p.43)“互文性”是用来表现一个意指系统到另一个意指系统的转移或者移置,任何的意指实践活动均是不同的意指系统在转换场域中进行的转换生成,将不同的符号系统进行转移,在这样的情形下,意指系统的“所在之处”与所指示的“对象”会形成一种网络关系,如她所言,是“多样的、破碎的、类似于表格模式的”。克里斯蒂娃与乔姆斯基在转换问题上的分歧,在于她认为乔姆斯基转化生成语法只将变化的重心放置在处理语言系统内部,没有也不可能跳出语言系统,而她所强调的是如何将语言系统外部的不同符号系统均纳入到转换和相互作用的场域中来。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旅行至法国,影响了包括克里斯蒂娃在内的法国众多的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他思想的内核与结构主义的范式之间存在的微妙的关联,多斯指出,“它(乔姆斯基的著作)既是作为结构主义再次崛起的标志也是作为结构主义的危机符出现的。它戏剧性地改变了记号学的配置。”(2012,p. 17)克里斯蒂娃对其著作的接受、实践与扩展,均是在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型以及扩展符号学研究的边界的理论诉求下进行的。“符义分析”具有一种独具特色的符号学理论,它从根本上挑战的是已有的符号学研究的强批判性和规约性。

乔姆斯基思想中的“生成”概念对克里斯蒂娃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视野和观念层面。后者对为结构注入活力,打破符号系统的封闭性的追求,与前者对生成的形式规则的强调,呈现出相似的理论诉求表象。但克里斯蒂娃很快意识到乔姆斯基几乎不考虑语境和主体的观念,虽然将语句作为动态的变化过程进行考察,但依然处在语言系统的内部,而在这样的前提下,触及到不同性质的符号系统的转换以及主体性与语言关系的考察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人物。二者在以上问题的分道扬镳,是迥异的理论诉求早已预先设定的,而在“生成”问题上两位理论家的对话,足以互为镜像,映射出各自的思想内核。

克里斯蒂娃认为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只停留在提出生成原则层面,并不能生成任何东西,而她所提出的生成文本概念,在她的论述中,具有与乔姆斯基不同的理论品格。然而,不得不提的是,生成文本如何体现将意义的生成过程带到表层的步骤,如何将从用于交流和沟通现象文本进行切割和重组是克里斯蒂娃理论的难题,钱翰在《二十世纪法国先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文本”概念研究》一书中认为,“生成文本是一个非常抽象和晦涩的概念……没有任何一个现实的文本可以被称之为生成文本,或者说,我们既不能看到也不能触摸到生成文本。当然,某些文本更能够向我们提示生成文本的可能性,例如先锋文本,例如马拉美的诗或乔伊斯的小说。”(2016,p. 212)生成文本具有进行实践的可能性,但在现实的意指活动中,始终不可能如现象文本般可被理解与阐释,而是表现为能指在文本中的运转,永不结束运动的过程。它不再是结构内部的稳定转换的生成,是否又进入了生成的另一种难以控制的阶段?

引用文献从略,请参见本刊正文

作者简介:

张颖,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符号学、法国理论。

注释:

[1]本书法文原文分上下两部,主标题为结构主义史(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其中上部的副标题为“符号之域:1945-1966年”(Le champ du signe,1945-1966),下部的副标题为“哀鸣之歌:1967年至今”(Le chant du cygnet, 1967 à nos jours)。国内译者将上下两部分别翻译的“结构主义史”和“解构主义史”。

[2]géno-texte除了被译成生成文本,也被译成基因文本。phéno-texte通常译成现象文本。

编辑︱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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