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在霍克海默的引领下已经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但最初其影响只限于知识分子圈，直到在学生运动中人们开始回顾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的作品，批判理论才开始被承认为是一项统一的理论工作。自那之后，批判理论就占领了注意力的高地：历史学开始追溯围绕霍克海默的知识分子圈从法兰克福到法国到美国的发展历史；语言学着眼于分析其成员内部的矛盾，证明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并非是一致的整体；而那些与时俱进的年轻学者则致力于发掘那些在以往著作中没有被注意到的新主题；法兰克福学派二十多年来所开展的批判性讨论确实暴露了其工作的实质性缺陷和理论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这确实是批判理论的根本缺陷所在。（see, e. g., Brandt : 1986）
随着国际上不断增长的对批判理论的关注，人们对其理论成就也有了愈加清醒的认识。每一波新的理论浪潮，都是伴随着研究的进展，摆脱最初作为其魅力的既有成就，继而逐渐形成一种经得起验证的现实的理论方法。每一次对批判理论进行系统性重构的尝试都必须从以上这个过程中发现的关键结论出发。只有清醒认识批判理论的所有缺陷，才能在今后更好地延续霍克海默的理论传统。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想试图通过对既有成果的进一步补充来尝试进行对批判理论的系统性重构，即那些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非核心学者们的作品中存在着已经成功实现霍克海默目标的社会理论方法。一方面，霍克海默、后期的阿多诺和马尔库塞都立足于从哲学视角出发来建立当代科学背景下基于经验的社会理论，尽管这一主张堪称典范但未能实现，原因在于他们缺乏用以分析社会过程的适当概念。另一方面，本杰明、诺伊曼、基尔希海默以及后来的弗洛姆采用了社会学视角的实证研究方法，他们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可以启发我们找到这样一个概念。如果我们能够更加重视这些学者们的社会理论，那么批判理论的哲学目标就可以以一种更有成效的方式实现。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遵循马克思·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纲领目标，找出那些导致法兰克福学派“核心圈”无法成功实现其目标的理论基础假设。然后，我将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外围圈”所提出的替代方案。最后，在对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战后发展史进行简单回顾之后，我将讨论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的修正。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尝试中，批判理论所获得的成就最为显著。批判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区别并不在于其理论的基本原理，而是其独具特色的方法论目标：这一目标产生于对具体科学毫无保留的、纲领性的承认。批判理论的理论目标是系统性地运用唯物主义理论发展史中的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从而克服长期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理论纯粹主义，并为学院派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并提供空间。马克思·霍克海默是这种方法论目标的代表，因为他在一开始是十足实证主义的，所以能够承认具体科学的价值。在霍克海默那里，一个跨学科扩张的马克思主义计划日益成熟。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为了吸引不同学科但有着相近目标的学者就必须有良好的氛围和位置。此外，还需要提供能令这些学者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的机构设施。20年代的法兰克福，在那些富有且开明的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良好的智识氛围已经存在：年轻的大学，自由的报纸，乐于探索的电台，以及自由犹太人聚会（Das Freie Jüdische Lehrhaus）——智识的力量在这样的文化生活中得以极高地凝聚起来。社会研究所就诞生于这样的环境中，彼时已经有了专门的研究中心，有足够的资金和组织手段来支持社会科学家的研究。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由弗里克斯·威尔（Felix Weil）于1924年创立，创立之后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历史。到了1930年，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被任命接替格律贝格(C. Grünberg)担任研究所所长时，提出社会研究所应该为组织实现跨学科的社会理论方案提供手段和便利。在霍克海默的就职演说上，他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批判理论的纲领(Horkheimer:1972d)。《社会研究杂志》（在美国称为《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创办于1932年，集中发表社会研究所的工作成果。在之后的几年，霍克海姆和马尔库塞携手探索这一理论路径。
社会科学在当代的地位是批判理论方法论形成的背景。在思想史的层面上，霍克海默认为，是否需要建立一种社会理论是经验主义研究和纯粹哲学思辨的分歧所在。在霍克海默看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将知识的两个分支——对现实的实证研究和理性的哲学的历史思辨——合二为一这一理论传统的最后尝试。然而，到了19世纪，此种历史哲学的理想主义预设已经崩溃，将实证研究与哲学思辨结合在一起的纽带也已断裂。历史哲学的两个分支分道扬镳，体现在新实证主义和现代形而上学的相互对立。在实证主义看来，关于现实的经验知识与哲学的自我确证是相互分离的，所以对经验知识的追求应该简化为对事实的追求。而在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和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的现代形而上学看来，理性的反射与现实历史经验的任何理论参照都不相关，理性的反射不过是对本质的猜测。
而在霍克海默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黑格尔之后作为古典哲学根基的历史理性不再占据一席之地，导致了科学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分裂，从而否定了哲学思考的可能性。与历史哲学一样，各种社会理论中超越性批判的可能性都在逐渐消失：理论丧失了衡量社会与理性超越观念既定关系的认知手段。因此在社会批判理论的预设中，首先要消弭的就是实证研究与哲学思辨的裂缝。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进行了系统性批判，其目的在于提出跨学科研究的概念。
早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在社会研究所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霍克海默引用的是卢卡卡对马克思著作的勾勒 (参见 Jay: 1984, ch,6)，而马尔库塞则引用了海德格尔。但他们都是从这样的假设出发：经验科学——贯穿着其方法论——是由社会劳动的需求决定的。自前科学时代始对自然的支配程度就决定着人们的劳动生活，而对理论的把握和对自然的支配一样重要。当科学实践的体制语境在认识论上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实证主义必然导致的误解产生了：实证主义仅仅在方法论上为科学辩护，这使得他们将科学从存在于社会根源的意识和来自于实践的知识割裂开来。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在批判科学理论实践框架的过程中，不仅看到了当代实证主义的问题所在，而且看到了整体上对理论现代性理解的缺失。霍克海默追溯到实证主义的起点笛卡尔，正是笛卡尔使得科学能够成为摆脱一切实际利益的纯粹事业。霍克海姆将这种贯穿了整个现代性时期的科学主义传统命名为“传统理论”。在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看来，“批判理论”作为一种能够时刻反思其出现的社会背景和实际应用背景的理论，和“传统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只有找到一种能够在历史进程中阐明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理论，批判理论才能完成其预定的任务。如果仅仅出于认识论的原因，批判理论的基础就必须建立在对人类工具性地支配自然的历史这个层面的反思上，而这种形式在当代哲学和科学二分的情况下是找不到立身之处的。在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在批判实证主义时所运用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已经隐含地提出了这种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他们通过将这些基本原理扩展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假设中，在一个总的解释框架之下对它们进行了阐释。在三十年代的时候，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主张的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社会进步的核心机制在于生产力发展的过程，随着支配自然的技术体系的扩张，生产力的发展逼迫生产关系的转型。（见例如霍克海默：1932年）。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应该真正的介入历史，作为社会自我认识的批判权威，而不是像经验科学那样仅仅是作为劳工运动的认知权威。马尔库塞则提出“社会状况（有意识地）成熟的可能性”（马尔库塞：1968）。正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曾在理想主义的预设下被用来批判性地研究历史过程中是否蕴涵着理性一样，立于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上的批判理论现在也背负着同样的任务，批判理论的地位和作用要根据社会组织新形式下生产力潜能被释放的程度来评价。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初步的认识论考虑与卢卡奇和科尔施当时所倡导的生产主义的历史哲学是相类似的，所以批判理论是在经历了方法论的转换之后才得以打开新的“跨学科唯物主义”(see, e.g., Bonss and Schindler:1982)。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都认为，基于跨学科合作的必要性，批判理论的起点除了哲学的历史层面的反思还应该叠加实证研究的反思。不管是霍克海默还是马尔库塞都不认为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审视社会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批判理论必须运用一切社会科学学科，才能正确地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霍克海默概述了历史哲学与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关系的一般模型，它规定了两者的“辩证”契合，即“哲学的理论目标在于构筑普遍性和本质性，它不仅激励鼓舞着具体科学的发展，而且伴随着具体研究的推进来进行自我调整。”（Horkheimer：1972，p.41）
霍克海姆还给出了批判理论的方法论框架，从而确定了社会研究所在三十年代的研究纲领。他认为作为学科合作重点的经验问题，是紧接在唯物主义史观的当代应用而来的：如果普遍的历史是如此发展——在社会冲突中，蕴涵在生产力之中的理性潜能一次又一次被释放出来——那么在当前的特定情况下要问的是，什么机制阻止了社会冲突的爆发？和同时期的其他马克思主义一样，年轻的霍克海默也认为工人阶级日益融入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发展趋势。霍克海默的观点集中在先进资本主义的综合成就上，并把这一点做为社会研究所研究工作的参照点。在整个三十年代，社会研究所的跨学科研究关注的是：“在由经济形势导致的冲突之中，使社会阶级之间保持隐藏张力的这一机制是如何发生的？” (Horkheimer : 1932, p. 136).
这一问题的表述展现了霍克海姆的构思，具体来说跨学科的社会分析构架是：作为调和历史哲学和具体科学的中介的政治经济学乃是核心学科，因为政治经济学能够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来考察——那个从哲学的历史的角度来看是理性实现过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是唯物主义社会科学的理论支柱，那么接下来的学科就必须能够应对变化的情况。既然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中积累起来的理性潜能不再反映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所假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中，那么就需要对阻碍人们感知其实际利益的“非理性”约束进行另一番的考察。在霍克海默看来，这个任务只能交由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完成。再接下来的学科必须位处政治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因为社会对服从的要求并不会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心理，而是以文化折射的方式展现。作为构架的最后一个部分，霍克海默设想了一种文化理论，用以研究先进资本主义中个体社会化的文化条件。批判理论的任务体现在对这三个学科的重塑中：后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分析，个体社会整合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以及大众文化运作模式的文化理论分析。但是，霍克海默及其合作者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功能主义来确定研究要素之间的直接依存关系，才能在其方案中达到理论上的统一。
霍克海默认为，政治经济学肩负着考察资本主义深远的变化过程的核心任务：自从自由主义时期结束以来，是什么在支配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出现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即在新的计划经济体系特征中是否显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资本主义组织原则。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这位代表“左翼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在社会研究所中负责研究这一问题。在三十年代，他研究了新兴的计划经济，他的研究成果被研究所的“核心圈”成员所接受。波洛克的观点集中表达于其“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上（pollock: 1941; 1975）。在他看来，国家资本主义也好，苏联共产主义也好，一种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形式已经形成，市场调控已被政府掌舵所取代。资本主义企业集团的管理层与政治权力精英如此无缝地融合在一起，从此以后，全面的社会整合将在中央集权的统治下实现。最初只是作为一项专项研究的这番分析之后成为了后自由资本主义全球理论的起点(见，如Horkheimer 1972c)，它还提供了得以吸纳心理学和文化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
虽然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新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但是却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个体不曾尝试反抗就顺从了这种一种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霍克海姆将这个问题交给了他的朋友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弗洛姆一直致力于倡导历史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的融合，从1926年起，弗洛姆就以精神分析师的身份活动，他与自由犹太人（Das Freie Jüdische Lehrhaus）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早期的研究深受“左翼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和齐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Siegfried Bernfeld）和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一样，他认为,是个人的性心理特征的社会构成使得将个人融入资本主义统治得以可能。在这个解释模型中，精神分析得以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观点相连，并在他的研究中得以应用。弗洛姆的理论从这里出发：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男性依据其经济基础在家庭中享有不容置疑的权威，而国家资本主义秩序的形成导致了市民家庭结构的转型，随着家庭中男性权威的经济基础的失落，男性失去了他曾经拥有的权威。加上儿童自我强化发展的权威参照点的消失，青少年的自我弱化与家庭的结构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就产生了容易被权威操纵的人格类型。霍克海姆结合研究所的社会心理学分析(Horkheimer : 1972b)，将这些来自弗洛姆的思考整合成“权威主义人格”理论，很快就被“核心圈”成员所采纳。
社会研究所的经济学研究路径和社会心理学研究路径通过功能主义的前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一并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整合的社会的图景。经济结构分析揭示了在计划经济体系统治下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这一变化导致了家庭的社会化，社会心理学分析则找到了个人如何顺利适应这一新的行为需求的机制。霍克海姆研究计划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文化理论”，它本应强制揭开这种社会分析的封闭式功能主义，证明社会化的主体并不是单纯被动地接受着匿名的指引，而是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整合的复杂过程中的。事实上霍克海默最初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研究社会群体交往日常实践中的“道德习俗”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分析，有一点像当今的亚文化研究。如果霍克海姆之后遵循的是这一研究思路，那么他就会看到：如果社会行动导向和价值取向在逻辑维度上的独立性可以通过文化现象来表现，那么它就不能被看作是统治再生产的唯一功能性要素。但是霍克海姆并没有这样做，在他意识到自己最初概念性决定的行动论逻辑之前，他已经把文化分析带回了那个他已经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整合起来的功能主义参考体系之中。在这种背景下，霍克海默所理解的“文化”指的是文化设施和文化“装置”的总和，是它们使得从个体心理层面进一步调节来自外部的社会行为需求成为可能。而阿多诺关于文化产业的诞生和影响的研究正是基于以上这个文化概念，用制度理论的话语来说这个文化概念是受限的。这种文化研究方式和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一样，仅仅把文化作为维持统治稳定的功能性组件。再一次，霍克海默诉诸于功能主义的参考体系，这个功能主义的体系可以追溯到他关于历史哲学的基本假设，也是他跨学科研究计划的基础。这就是导致批判理论在第一阶段失败的理论前提。
如果将社会研究所核心圈中不同成员在三十年代的研究整合成为一个理论整体，那么就会出现一幅完全整合的社会的图景。其中的社会生活就像极权主义理论描绘的一样，在集权统治、文化控制和盲目从众的封闭循环中消耗殆尽。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背景下所描绘出来的这幅图景，如果可以找到某种程度的历史正当性，那么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它恰恰证明了其自身是理论建构错误的结果。在作为霍克海默研究方案基础的社会理论体系中，道德信念和规范取向各自形成的社会行为维度被排除在外，而那些能承担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和扩大的社会过程则被包含在内，这一功能主义的简化来自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在研究中所基于的历史哲学假设。
在当时，这些学者的哲学著作有一个共同点：尽管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哲学，其根本信念始终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即使他们尝试摆脱这些教条的残余，但这番尝试仍然是在始终保留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视角下完成的。不管是先驱者涂尔干和他的社会学年鉴派，还是实用主义的理论创新，都不是落于这般沃土之上的。社会研究所的一切尝试都是从社会进程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劳动发展的角度出发，其封闭循环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在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的作品中，历史哲学的概念性框架中存在着两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假设，尽管细节上各有差异但整体上是一致的。第一，他们三人都假定，就像人类工具性地支配自然的智识能力是可以被理解的，人类的理性也必须是可以被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三人仍然遵循着根据主客体认知关系的模型来解释人的理性的概念传统。第二，他们三人都同意从历史哲学的“哲学的历史”假设出发得到的一个结论，即人类在工具性地支配自然时展现出来的理性潜能使得历史的发展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三人仍然遵循着在马克思那里占领着主导地位的倾向，即以工具性地方式将人类历史缩短为支配自然的历史展开。 (see Honneth: 1985, part 1, pp. 9ff.)
尽管其形成还受到了卢卡奇、柯尔施、狄尔泰、海德格尔以及本雅明的影响，这种还原主义的历史哲学还是作为社会研究所在第一个十年的研究工作的理论参考。不仅是在早期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上发现的理论缺陷，还是我们在遵循霍克海默的跨学科社会理论建构时遇到的问题，都是霍克海默纲领的功能主义风格作为哲学的历史主义所蕴含的还原论方法论的结果。由于霍克海默不承认除了社会劳动之外其他的社会行为，他只能从社会理论层面去系统考察社会实践的工具形式，这导致他忽视了日常实践的维度，即社会化主体如何以交往的方式产生和创造性地发展共同行动的方向。直到霍克海默开始思考社会日常实践的交往场域，他才发现社会的再生产从来都不是以一种盲目履行功能需求的形式发生的，而是通过整合群体特异性行为的规范而实现的。在他看来，必须打破社会再生产在原则上是独立于社会成员之间通过交往所获得的自我认知的这一想法。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成员在制度导向的过程中根据其个体需求直接锚定了其经济需求。作为这样一个概念模型的结果，一种封闭的功能主义得以显现，而这正是霍克海默“跨学科唯物主义”纲领最后呈现出来的形式。
跨学科的社会研究这一理念在所内被热烈接受这一状况只持续到四十年代初。在霍克海默为《社会研究杂志》最后一卷（1941年停刊）中所写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方向的变化，这一变化牵涉到批判理论的哲学的历史前提，也牵涉到该理论中的具体科学地位的变化。在这些文章中，霍克海默逐渐屈服于一种悲观的历史哲学，这种悲观的历史哲学可以追溯到他的早期阶段，回想起来三十年代对他来说只是一段插曲(参见 Korthals: 1985)。正如他第一次阅读叔本华时一样，对霍克海默来说，人类理性的破坏性潜力再一次成为了主旋律。尽管如此，劳动的概念仍旧作为历史哲学的这一新概念的基础，霍克海姆直指认知作用在人类劳动实践中预设的毁灭性影响，而不是去关注人类支配自然过程中的解放可能性。正是这种对社会劳动从积极到消极的观念转变，开创了批判理论史的新阶段：以怀疑的角度来批判生产主义进步观，这番激烈的批判还要求对具体学科的认知价值进行质疑。
批判主义新概念的代表不是霍克海默，而是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他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都经历过作为文明灾难的法西斯主义。这使他从一开始就以怀疑的角度去看待那些借由历史唯物主义进步观进入霍克海默纲领的概念。除此之外，深受艺术熏陶的他很自然地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狭隘的理性主义。在本雅明的影响下，他很快开始尝试为唯物史观的哲学提供美学的解读方法(参见 Buck-Morss : 1977, esp. ch. 6)。当然，阿多诺的两大主题——对进步观念的怀疑，对推崇经验美学的方法论的怀疑——仅仅在霍克海默的理论模型所决定的那些假设的框架内生效。在四十年代初他们合作写了《启蒙辩证法》（1947），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不同的主题和倾向，启蒙辩证法随后成为了批判理论的新概念。
通过哲学的历史的研究路径，这本书已然超越了社会研究所的早期纲领：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极权主义已不再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来解释，而是通过由人的意识形成的内在动力来解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走出了作为研究所研究活动框架的资本主义理论，取而代之的是将文明的整体进程预设为其理论的参考体系。法西斯主义作为文明进程中“逻辑崩溃”的历史终点，即使在物种的原始形态中也存在着，启蒙辩证法的任务便是解释这套从一开始就迫使文明进程走向逻辑崩溃的机制。欧洲思想史上的文学和哲学著作构成了《启蒙辩证法》这本书的主要素材，其论述的风格更像是散文，而不是实证研究的论文。批判理论中还保留着的是支配自然的概念，因为就像它在以哲学的历史为理论参照基础的实证研究纲领中的地位一样，它也是新研究路径的核心。 然而，这个概念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启蒙辩证法》中，“社会劳动”不再是一种解放性的实践形式，而是一种具象化思维的胚细胞。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将“工具理性”这个概念用于指代人类支配自然过程中出现的这种被异化的思维，这个概念的核心作用是解释逻辑崩溃过程的起源和动力。
得益于卢卡奇异化概念的人类学转向，“工具理性”自此之后成为了批判理论的核心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识到，异化思维形式——卢卡奇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抽象规则中将其提炼出来（Lukacs：1971）——是人类对自然的工具性支配的内在构成。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在抽象交换中所提出的概念在《启蒙辩证法》的核心假设中找到了其边界，即强迫人类进行工具性思考的机制在第一次支配自然的过程中已经不可避免地建立起来了。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来说，如果人类劳动的基本结构可以用来解释工具理性的出现，那么人类就是通过自我决定获得了工具理性的历史动力，其影响力随后转移到个人心理和社会生活的层面：人类据以支配自然的工具性思维是通过对本能的训练、对感官能力的削减和社会支配关系的形成来一步一步增殖的。《启蒙辩证法》的不同部分导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文明的进程是由一套逐渐异化的逻辑决定的，这套逻辑始于人类第一次对自然的支配，并在法西斯主义中最终成型。这个结论本质上是基于一系列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争论，而这些争论直到最近才被阐明（see esp. Cochetti: 1985; Fruchtl: 1986）。
只有把美学意义上的人格模型也列入参照，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哲学的历史的论断，即将人类的自由定义为合理应对自然的能力。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人的解放离不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所以在他们看来，人类支配自然的每一步都是在走向自我异化。在仍保留美学意义的人格模型的哲学传统之下，他们论证了在精神和社会生活领域最初的异化带来的进一步影响。这一哲学传统一方面受到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了生命哲学的影响。这一哲学传统构成了《启蒙辩证法》的理论背景，虽然仅在少数几处段落显露。第一位批判性地揭示这一理论背景的是德拉·沃尔佩（Galvana della Volpe，1973），他认为《启蒙辩证法》是晚期浪漫主义的产物，然而与其说浪漫主义和生命哲学的主题构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的历史的框架，不如说这些主题正是《启蒙辩证法》的理论缺陷所在。
不管是三十年代的跨学科研究纲领还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四十年代的理论工作，都是被同一种历史哲学所支配的，即将历史的进程简化为对自然支配的维度。尽管作为这种理论还原主义基础的“意识哲学”前提现在以一种消极主义的形式出现，然而这种规范性的再评估本质上并没有触动他们类别化的思维冲动。因此，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得不根据主体对客体工具性支配的相同模式来想象社会行为。这为存在于社会劳动、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统治这三个维度中共同的“异化逻辑”的影响提供了依据，而这与浪漫主义的传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see Honneth: 1985, ch. 2)，因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一开始就根据工具性支配的模型将个人需求的形成过程和社会统治的过程概念化了，所以他们可以轻松地将文明的过程看作是一个被工具理性所统治的整体，这里的工具理性与使得支配自然得以可能的工具理性是一致的。
不足为奇的是，相互作用的主客体的一切创造性成就都成为了哲学的历史的还原主义的牺牲品。对文明进程的考察不仅不包括对日常交往实践的考察，也不包括该时期的社会进步。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否定了文明进步的另一个层面，即司法自由和个人行动范围的扩大，而并非只有生产力的增长(see Habermas : 1987, ch.5) 。另一个后果是其方法论类型导致的，这对于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来说同样重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频繁地运用哲学的历史的批判，这使得他们不得不把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在内的一切科学知识作为文明异化过程中的一个要素来理解。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再一次将批判理论从实证社会科学的怀抱中取出，将其交回给哲学。批判理论带着启蒙辩证法回到了一个哲学上自成一体的理论领域，寻求将自身从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中解放出来的方法。自那时起到战后时期，在社会研究所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之间再次出现一个系统性不可逾越的鸿沟。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这个鸿沟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继续合作的哲学研究著作《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和《理性之蚀》（Eclipse of Reason）中进一步扩大，
除了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马尔库塞，还有另外一批成员从事着与社会研究所有短暂或间接关系的理论工作。后者作为社会研究所的常驻成员，很难在一个同质的研究圈子中被定性，特别其中的某几位学者，尽管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在社会研究所的研究范围内的重要研究，但并没有将核心圈所提出的纲领和传统融入到研究当中。因此，必须把同处于边缘位置的弗朗兹·诺依曼（Franz Neumann）, 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以及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视为一个单独的群体，即“外围圈”。表面看来，“外围圈”和由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和波洛克组成的“核心圈”并不存在可以比较的阐释基础，而且“外围圈”的这四位学者在社会学和社会哲学领域甚至没有共同之处。诺依曼和基希海默都曾接受过法学教育并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流亡纽约期间，他们在社会研究所中负责法学理论和国家理论的研究。作为这个时代罕见的独立思想家，本雅明不定期地接受社会研究所委托给他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研究工作，直到他于1940年自杀。弗洛姆最初作为霍克海默的亲密伙伴，全身心地效力于社会研究所，在流亡纽约期间，弗洛姆选择了另一种精神分析的解释方法，与社会研究所的关系于1939年终止。
所以，我们难以通过他们的理论取向或主题路线来比较这些学者，能够从根本上将他们统一起来的是他们思维的总体方向，这使得他们得以超越社会研究所最初纲领中的那种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功能主义引燃了这四位学者的反驳精神，反对那些关于对个人和团体的交往行为进行向上重估的考量。诚然，这种推动克服马克思主义范畴所设定的哲学的历史还原论的根本冲动在他们的作品中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但是从社会研究所核心圈和外围圈的理论差异中可以看出。这种差异不是客体概念的偶然差异，而是区分核心圈和外围圈的社会理论模型的系统性差异。
诺依曼和基希海默在法理学和政治科学领域的知识积累对于他们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一体化助益颇多。他们所受到的法学和科学的教育使得他们充分认识到法律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导向机制。在他们看来，宪法是社会整体化——在不同层级的权力之下不同阶级在私人资本主义条件下达成的政治妥协——的产物。这一社会理论假设构成了诺依曼（和基希海默）研究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变化的成文宪法修改的理论背景。由于对国家社会主义新统治秩序组织原则的理解不同，他们与核心圈发生了意见冲突。诺伊曼和基希海默提出了与霍克海默和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相反的基于实证的反对意见。他们在美国流亡期间对德国进行的社会科学调查（Kirchheimer：1976b1976c;Neumann1978b）和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实践经验，使他们确信国家经济管理首先考虑的从来都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益。诺依曼和基希海默反对波洛克主张的——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已经移交给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这一论点，他们主张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废除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规律，而是把它们置于极权主义强制性措施的附加控制之下罢了。在《巨兽》（Behemoth）中，诺依曼运用政治妥协的理论提出了与国家资本主义相对的另一个概念：“极权主义垄断经济” (Neumann : 1966, pp. 221f6.)。他主张，在挣脱了宪定义务的有限的社会妥协下，政党精英、经济精英和行政精英最终以提高垄断利润为目标在政治措施上达成了一致，国家社会主义统治得以产生。
诺依曼和基希海默的法西斯主义分析并不纯粹依赖经验知识，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命题相比，其解释的优越性在于其中蕴含着的社会理论概念。诺依曼和基希海默看待社会秩序的角度从一开始就与以霍克海默为中心的核心圈不同，对于诺依曼和基希海默来说，社会整合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其实现并不单单是通过永久无意识的对社会结构性要求的服从，还需要通过社会群体之间的政治交往。又由于他们对宪法地位的重视，他们还需要面对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因此，他们认识到，社会的宪政秩序永远是政治力量之间达成普遍的妥协或协商一致的表现。以魏玛共和国为标志的阶级冲突中的积极参与引发了对“社会利益的相对力量”的现实评估(Kirchheimer : 1978) : 对诺依曼和基希海默来说，资本主义为控制生产方式而产生的潜在权力是不可低估的。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他们认为整体社会秩序的妥协特征只不过是不同利益群体根据其各自的潜在权力而达成暂时的一致的表达。
在诺依曼和基希海默看来，社会的中心是由社会群体之间广泛交流的过程所占据的。这个概念不仅可以避免盲目采纳那种将社会群体完全融入社会秩序的观点，而且最重要的是避免了霍克海默及其同伴所倾向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功能主义。诺依曼和基希海默的研究是从这里出发的，即社会群体根据其自身所处的阶级地位将其自身的利益和倾向带入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不同群体在针对各自的利益谈判的交流过程中，他们运用其各自潜在的权力，在社会的制度结构方面达成了一种脆弱的妥协。
诺依曼和基希海默都认为，通过一个象征性的调解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倾向的指导过程来实现社会整合的假定是不可取的。在他们看来，塑造了一体化的社会的要素的并非是系统性催生的本能动机，而是群体特异性的行动角度。因此，诺依曼和基希海默的关切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功能主义式的，也不是那种主张极权主义不过是自成一体的空想制度的假设。诺依曼和基希海姆反对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伴们在权力理论方面的极权主义倾向，在后者看来，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统一的权力中心。而对于诺伊曼和基希海默来说，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是，国家统治总是由不同利益集团潜在的权力交织而成的。在诺依曼和基希海默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丰富和多样的经验材料，这正是他们的社会理论研究路径的优越性所在。正因为他们从对立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出发来解释极权统治，他们的理论在今天仍是富有启示的。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本雅明的路径超越了诺依曼和基希海默的理论大道。对本雅明来说，社会阶级冲突既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维持兴奋的体验，也是每一种文化和社会分析的理论前提。诚然，本雅明的学术兴趣并不在于对社会的社会学调查，而在于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来诊断时代。本雅明历史哲学的核心思想来自于犹太弥赛亚主义的传统，其社会理论观则是由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塑造的，其背后的驱动力是要将人类自社会压迫和统治中拯救出来。作为一个思想家，本雅明将各种迥异的理论传统融合在他的著作当中，舍勒姆（Gershom Scholem）的犹太解释学和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唯物主义文学理论都与本雅明有着或远或近的关联。当然，对艺术的兴趣是使他一开始就与阿多诺得以相连的起源(见Buck-Morss: 1977)，而对日常文化的微观分析的喜好，则将他与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联系在一起。
本雅明关于现代大众文化新媒体对社会和艺术的影响的理解与社会研究所的主要成员的理解不同。本雅明最初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样，认为文化产业的出现是对自主的艺术的破坏：当艺术劳动的产品在技术上变得可重复，便失去了那种烘托着它们的光环，就像自旁观者的世俗日常世界中取出神圣的遗物(Benjamin:1973b)。电影，广播和摄影等技术媒体破坏了艺术产物的光环，并将其置于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孤独沉思的艺术享受形式被大众公开的艺术体验形式所压制。然而，本雅明与他们的意见分歧并非是由于对文化发展趋势的看法不同，而是对这些文化发展趋势所导致的适应行为的评价不同。阿多诺在本雅明审美光环破灭的理论中看到一个迫使旁观者成为消极的、无反射的消费者的过程，这使得审美的体验变得不可能，由新的再生产技术造就的大众艺术代表的是“艺术的去艺术化” (Entkunstung der Kunst)。而本雅明在技术化的大众艺术中看到了群体感知的新形式的可能性。他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事实上，那些迄今为止只在孤独地享受高深艺术的过程中产生的启迪和体验，从今往后将不再遥远，而是在更普通的环境中出现。
因为随后的事态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进展，个体经验的主张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一样在当下已经过时了，然而隐藏在各自相互竞争立场背后的社会理论关切仍旧是有意义的。很显然，本雅明和阿多诺只是对技术化的大众文化做出了不同的评价，因为他们是从不同的社会整合观念出发进行论述的。封闭的功能主义的理论前提以及其对高深的艺术作品智识价值的坚持，使得阿多诺得坚信：一切文化生活背景都是被系统性导向的社会所干涉的，在这个系统性导向的过程中，社会群体的创造性活动——这对于从大众艺术中自发学习披露世界的新形式来说是必要的——不管在何种情境下都是不可信的。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阿多诺的当代社会理论始于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整合的主张，这使得他将文化产业的传媒整体视为一种单纯的统治手段，并将流行的艺术形式列为心理回归的现象。
然而，本雅明并不同意此种阐释的前提，引导着他的如果说不是一种社会整合的替代模式，那么至少是关于社会经验构成的另外一些观点。因此，在本雅明那里，社会群体和阶级被赋予了发展集体想象力的能力，这种集体想象力能够在他们共同的感知体验和共同的经验内容中表现出来；在感知集合的世界中，四处可见本雅明对人类历史的罪恶感和救赎的冲击性见解。本雅明诡异地结合了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的人类学理论和乔治·索列尔（Georges Sorel）的神话概念，提出了社会群体的思维图像，当然，他还将这两种理论要素融合在一起，强调了社会互动形式对集体经验构成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文化理论家，本雅明主要感兴趣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在社会互动的结构中、在经验交流的叙事形式中以及在交往的空间条件下——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决定了过去的历史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入了群众的思维图像并从中获得了直接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仅是在个别篇章中而是在其所有书评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另一幅社会整合的图景：在那里，不同群体和集体的经验世界与其说是仅仅是一种支配的材料，不如说是一种自社会生活的活动中涌现出来的逻辑上独立的力量。
如果我们的这些观察是正确的，那说明本雅明的思考方式并非是功能主义的。诚然，本雅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家，因为他对解释社会的组成机制几乎没有兴趣。然而，在他的文化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关社会理论的思考，从这些思考中可以看出本雅明已经超越了功能主义者的思考方式。对他来说，社会的经济环境、商品交换的形式以及生产的形式都不过是点燃社会群体思维图像的材料。而社会经验则不仅是充满了本能动力的社会功能需求的表征，而且是发展集体想象力的独立表达。因此，社会整合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通过管理导向来调整个体的态度和倾向的过程。更确切地说，个体的倾向是群体特异性世界的浓缩物，它是在交往交流的过程中独立形成并且依赖于思维图像的力量的。这些集合的世界以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并肩而立，它们各自的历史形式共同决定了社会再生产的进程。可以肯定的是，本雅明很清楚地认识到，是社会阶级的文化斗争决定了社会的整合能力。本雅明对现代大众艺术的评价与阿多诺不同的原因在于：与阿多诺不同，本雅明仍然相信被压迫的群体是具有创造性的认知能力的，他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由大众艺术形式去释放意想不到的集体想象的潜能，继而走向美学的政治化。
诺依曼和基希海默是从政治理论的角度出发，而本雅明则是从文化理论的角度出发，从而超越了批判理论功能主义框架的考量，获得了对资本主义一体化形式的不同评价以及对社会交往的基础结构的初步了解。他们三人很快意识到：通过社会互动的过程，社会生活环境得以整合在一起。不管是诺依曼和基希海默的政治妥协理论，还是本雅明从文化社会学中发展出来的社会体验的概念，其中都存在着关于交往的理论见解。然而，他们都没有把这些见解当作一种独立的社会理论的基础，在他们的实证研究中可见的反功能主义尚未成熟，尚未能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功能主义的精准批判。因此，在社会研究所主持下进行的最有成果的社会学研究依然被核心圈子——在哲学上雄心勃勃，在社会学上却贫瘠无果——的理论模型的阴影所遮蔽。
弗洛姆对交往理论的洞见是在微观社会学领域而不是在宏观社会学领域。在社会研究所时期，弗洛姆也采用过功能主义视角，但他通过对精神分析学的重新阐释克服了功能主义视角思维的局限性。这种重新诠释的动力来自于1934年他在法西斯的压迫下流亡美国。社会研究所搬到纽约后，弗洛姆最初仍与研究所保持联系，在那里，他熟读了的那些关注修正精神分析基本假设的学者的著作。弗洛姆爽快地接受了以卡伦·霍妮（Karen Horney）和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为首的知识分子圈对如何修正他的社会心理学的建议，并将修正后的成果呈现在其1941年出版的《逃避自由》中，在这本书中，他对资产阶级人格形成的研究是在一种与当时完全不同的精神分析理念的框架下进行的。这一新理念的核心是一种修正的本能精神分析理论。弗洛姆采用弗洛伊德理论中以力比多为中心的稳定的本能结构提出他关于人类适应性本质的假设，他还补充了 “自我保存”、“社会本能”这两种构成人类需求的本能冲动 (Fromm : 1941, ch. 1 )。这两种基础本能形成了一种作为天然基质的驱动潜能，进入到社会化的每一个进程。在社会互动的媒介中，人的内在本质被塑造为具有历史独特性的人格特质(Fromm 1941, ch. 2) 。
随着弗洛姆方向的根本性转变，他与塑造了他最初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封闭功能主义断绝了联系。他不仅赋予了社会互动在社会化过程中逻辑上独特的地位，还通过本能理论指派了社会互动在社会发展中起到构成性驱动力的角色。诚然，弗洛姆保留了他在早期研究中的“环境背景理论”（milieu contextual-theoretic）的倾向：即他仍把个性的发展主要视为一种“动态适应”——为适应不同阶级的社会文化环境行为需求的个体驱动潜能(see Bonss 1982)。然而，由于弗洛姆将社会运作的整体视为交往个性化的过程，他不再能够假定社会的影响和期望是以一种完全无法被中断的方式存储在个体的人格结构中的，社会的行为需求只能通过一种根据其整体结构指向主体自主性的媒介来发生作用。于是，原则上自我的发展是发生在个性化与社会化同步增长的过程当中的。
在社会研究所中最关注弗洛姆新理论方法的是莫过于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当然出于私人原因，在弗洛姆离开社会研究所之前，他们并没有提出批评的意见(see Bonss: 1982, pp. 394fl Jay : 1973, pp. 101ft.)。遭到社会研究所内圈成员反对的与其说是针对是弗洛姆新理论中的互动因素不如说是其对本能理论的修正。阿多诺和马尔库塞认为，修正的新精神分析的共同特征和反叛核心就是对弗洛伊德力比多理论的放弃，在他们看来这是精神分析墨守成规的理论性适应。他们反对这种趋势，主张坚持正统的弗洛伊德本能理论。阿多诺主要引用的是弗洛伊德的性与死亡的二元本能论，马尔库塞则是用力比多理论来阐释美学革命的潜能。可以说，精神分析学和批判理论的核心冲突就在于对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的看法不同。弗洛姆的新社会理论研究方法，即其修正精神分析学真正富有成果的核心，自始至终隐蔽在这场冲突的背后。互动主义——作为流派共同趋势的互动主义构成了修正的新精神分析的基础——从未被阿多诺和马尔库塞视为理论挑战去严肃考虑。于是，他们对精神分析社会理论前提的阐释被掩藏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今日随着问题的暴露才得以显露。
尽管“外围圈”的研究工作有助于克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功能主义，但并未对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外围圈中的三位幸存者——诺依曼、基希海默和弗洛姆——和社会研究所的关系彻底破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不仅与他们最具创造力的成员断绝了联系，也与自身的过去斩断了联系。1950年社会研究所在法兰克福重建，在重新启动的研究中并没有直接引用他们在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哲学理解。在战后时期，试图统一实证研究和哲学思辨的纽带彻底断裂。霍克海默、阿多诺和仍留在美国的马尔库塞决定专注于哲学和文化批判研究，以追求他们最初的关切，这使得他们与研究所中其他成员进行的实证研究彻底分道扬镳。作为一个哲学整合的统一学派，批判理论已经破败不堪。
社会研究所的实证研究项目很难找到共同点，但在其社会哲学研究中则有着统一的理论参照点，即“被全面管制的世界”这一概念。作为一个主题，这个概念贯穿于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文化批判研究中，在他们的研究中，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假设成为了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理论参照框架。极权主义的观点不仅塑造了《启蒙辩证法》中的社会概念，而且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管制和个人意愿的无缝衔接使得社会生活被整合进一个稳定的不可撼动的约束系统之中。当然，尽管他们三人诊断的是同一个时代，但这三位学者得出的结论大不相同。在霍克海默那里，从一开始就跟随着他的叔本华悲观主义愈演愈烈，导致他走向了消极的神学。阿多诺则继续推进概念性思维的自我批判，其规范性的定位点乃模仿理性的概念，最典型的表现存在于艺术作品之中。只有马尔库塞为时代的悲观诊断给出了对策：将理性推至社会临界值之下，转化为人类本能需求的力比多，以拯救已迷失的革命理念(see Habermas: 1985)。
尽管他们的目标不同，但这三种研究路径的历史哲学背景仍旧是共通的，即把历史发展视为在封闭的统治系统中实现工具理性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理论，但在最初并没有被首先背离了对时代的诊断的哲学前提的批判理论视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尽管哈贝马斯在很早的时候就与社会研究所有所关联，但他最初的理论渊源和取向都与批判理论的哲学传统相去甚远。在那时候，被认可的是诸如哲学人类学、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等理论潮流，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这些老一辈的学者看来这些理论潮流是陌生的，甚至敌视这些理论传统。尽管如此，哈贝马斯发展出了一种明显是在批判理论最初纲领的刺激下催生的新的理论，所以可以将其视为批判理论传统在当下唯一的新出路。社会研究所边缘成员们对功能主义的反对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获得了理论自觉，并形成了能够吸纳不同社会概念的理论参照框架。
对语言主体间性社会行为的洞察力构成了这一概念的基础。哈贝马斯通过研究哲学解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得出了其理论的基本前提：人类主体从一开始就通过对语言一致的理解建立起相互之间的关系。通过锚定语言结构中的主体间性，人类的生活形式得以区分。因此，社会生活再生产最根本也是最基础的假设即是不同主体之间形成对语言的一致理解。
哈贝马斯将这个观点作为社会学传统与社会哲学争论的出发点，在当代社会哲学中，他批判那种将所有的政治实践问题降格为决策在技术上是否适当的理论趋势(see Habermas : 1968)。与社会科学的功能主义相反，他认为社会再生产的任务总是由在交往中社会化的主体的规范性自我认知决定的，而且此种重要的机能并不是在人的生活中被日常体验的(Habermas : 1982a)。他是这么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如果人的生活形式是通过语言理解的媒介来进行区分，那么就不能简单地认为社会再生产只有——马克思在其理论著作中所提出的——劳动这一维度。除了掌控自然的行为之外，语言媒介互动的实践也必须同样被视为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维度 (Habermas:1972, parts 1-3, pp.25ff)。
至此哈贝马斯已经隐约地打破了一直以来对批判理论传统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哲学基本假设。与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所坚持的不同，哈贝马斯看到的不再是在不断扩大的对自然的支配过程中人类社会化的基础特征，而是一个这样的事实：物质生存的共同保障从一开始就依赖于共持的沟通协议。根据人类的本性，就算能成长到足以适应社会群体主体间性遗存的世界并游刃其间，人类也只能建立个体的身份，基于这个原因，打断达成一致理解的交往过程即是对（与对自然的共同占有同样重要作用的）生存前提的违背。作为一种媒介，语言沟通使得个体可以在他们的行动取向和价值观念中稳固这种相互联系，这对于社会性掌控物质再生产的任务来说是必要的。然而，作为批判哲学理论参照体系的历史哲学则将社会互动的这一维度抽象出来，这导致批判理论陷入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功能主义的幻觉。在这种幻觉中，一切社会现象都是根据其在人类支配自然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考虑的。
可以肯定的是，哈贝马斯在其独特的社会理论的指导下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即通过导入“劳动”和“交往”这两个在不同理性范畴的行为概念，为批判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案。之所以能走出潜力无限的这步棋是因为哈贝马斯对如何将这种新的行为分类方法纳入社会理性化理论有着丰富的兴趣。马尔库塞对技术的批判为此提供了机会，而马克思·韦伯的理性概念则为之提供了理论框架(Habermas : 1971)。区别于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判，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两种类型的行为不仅是特定形式的行为模式，而且是特定认知表现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再生产的两个基本维度——“劳动”和“交往”——可以分别以知识生产的独特形式和 “理性”的独特形式来区分。然而，韦伯理性化的概念随后被证明太过狭隘：正如理性的具体形式被宣称为是工具性行为和技术知识一样，理性化的可能也必须表现为交往实践和嵌入其中的知识。哈贝马斯借鉴系统理论用一个概念性框架总结了这些对韦伯的批评：物种的确是通过技术知识和战略知识的积累，在目的理性行为的子系统（社会劳动和政治管理的任务就是在其中被组织起来的）中得以进一步发展。但是，物种同时也在制度性的框架（社会性整合的行为模式就是在其中被再生产的）内通过解放那些阻碍交往的势力得以进一步发展。 (Habermas : 1971, esp. pp. 92ft.).
哈贝马斯在七十年代的所有理论扩展都遵循着这个概念，通过这两个社会领域不同的理性化形式将目的理性的组织行为体系与日常的交往实践场域区分开来。首先，广义的语用学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交往行为的语言学基础 (Habermas:1979b)；其次，社会进化论有助于阐明社会知识的发展逻辑及其形式的理性化过程；最后，通过对系统理论观点的进一步吸纳，哈贝马斯试图推导出使社会行动领域成为独立的、目的理性的组织性系统的机制 (Habermas:1982)。
尽管这些理论努力是分散的，但它们都针对同一目标，即批判理论的交往理论基础。在它们的帮助下，哈贝马斯试图证明交往行为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据此他批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关于工具性异化的诊断，因为他们对社会理性化形式的认识过于片面，即单纯以目的理性的方式组成。
在1981年出版的两卷本《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第一次系统地呈现这一理论。在这部著作中，哈贝马斯将不同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体的理论，其中交往行为理性是在言语行为理论框架内重建的。这也是自韦伯到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历史的重大进展，奠定了社会理论的基础并成为批判当今世界的理论参照点。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交往理性的概念和《启蒙辩证法》中的工具理性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从支配历史的理性化形式中找到了历史展开的动力（据此他们认为当下正处于危机状态），哈贝马斯则从交往行为的理性潜能中挖掘历史展开的动力。其理论建构的基本轮廓是：文化上恒定不变的有效性主张储存在协调个体行动的交往语言行为中，这些有效性主张随着时间推移在认知的理性化的过程中被区分开来。仅从成功的角度来看，通过对包含了所有交往行为的生活世界的知识的边际化，如何确定认知态度（作为一方面）要看与其环境相关的主体。哈贝马斯认为，基于这样一种进行战略性行为的历史衍生能力，社会预设了系统性组织行为领域的出现。
当主体学会以一心求胜的方式行事时，通过非语言的媒介如金钱或权力来协调社会行为 (而不是通过达成理解的交往过程)就成为可能。由于导向媒体的制度化，经济生产和政治管理这两大行动领域与交往的生活世界脱节。于是经济体系与国家行为领域在无须达成一致理解的条件下整合在了一起。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系统以一种不受规范约束的方式运作，他们站在那些坚持通过交往进行组织并照常进行社会生活符号再生产的行动领域的对面。
基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分离，哈贝马斯遵循其理论建构证成了双层次社会的概念。在这里，达成理解的交往过程同样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再生产机制，但同时，不受规范约束的行动领域的存在（仅能通过系统性理论分析方法来理解）被预设为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交往理论和系统概念的紧密结合被证明是现代性的社会学理论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一种在生活世界基础上通过社会自我再生产的方式对达成理解过程的分析，都要借助系统分析来研究物质材料再生产的系统形式。最后，哈贝马斯在这个二元论建构中找到了一个可以拓展其现代性诊断的分析框架。其核心动力来自于用新的方式来阐释“启蒙辩证法”的意图，避免陷入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困局。根据这一理论，系统性独立的组织性的复合体被证明是社会生活世界理性化的社会产物，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只在其中看到支配自然逻辑的最后阶段。当下的危机并非是社会生活中目的理性组织形式的存在，而是目的理性组织形式对依赖于达成一致理解的交往过程的社会内在领域的侵入。哈贝马斯针对这种“社会生活殖民化”现象得出了现代性的病理学诊断：“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使得系统复杂性的增加成为可能，这种复杂性扩大一定程度，释放出来的系统性的需求（released systemic imperatives）超过了被工具化的对生活世界的理解能力”(Habermas: 1981, pp. 232ff.) 。
不难看出，哈贝马斯此番对现代性的诊断是完全建立在其双层次的社会模型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他发展交往理论的基点。当他看到现代社会分裂为系统和生活世界，进入了目的理性组织的结构环境以及交往行为领域，他明白了我们时代的病征是导向的系统形式侵入了迄今为止未经触动的日常实践交往领域。
然而这种“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划分近来遭到了批判，这种划分使得哈贝马斯有可能陷入被系统理论诱惑的危险，为缴械投降再次放弃其交往理论研究方法的实际潜力。由这个问题引发的谈论的结果将决定批判理论的未来。这番讨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在合适的社会理论中进一步发展哈贝马斯用以克服批判理论传统工具主义瓶颈的交往理论。也许在讨论的过程中，诺依曼、基希海默和本雅明尚未被广泛知晓的社会学见解最后会被证明对于批判理论而言是富有理论潜力的。如果交往理论吸纳诺依曼和基希海默的政治妥协理论和本雅明关于集体体验获得的概念，其系统学意义将与系统-生活世界的二元主义截然相反。批判理论的交往理论转向将使我们重拾那些过去被忽略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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