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异化或与魔鬼协议的终结
文章来自于《消费社会》
作者：让·鲍德里亚
译者：刘成富、全志钢
布拉格的大学生
《布拉格的大学生》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部老的无声影片，一部德国学派表现主义影片。它讲述了一位贫穷却充满雄心壮志急于过上一种更美好生活的大学生的故事。当他在布拉格城郊一家小咖啡馆参加一次纵酒聚会之时，附近正在进行一场围猎，全城的贵族们都在那儿尽情作乐。有人像操纵提线木偶一样支配着这次社交活动。那个人显然在随心所欲地操纵着猎物并居高临下地调节着狩猎者们的动作。这个人很像他们：他戴着大礼帽、手套，拿着圆头手杖，已经有了些年纪，有了些肚子，留着世纪初的那种小山羊胡子：他就是魔鬼。他设法迷惑了一位参加狩猎的女子——让她与大学生相遇 见钟情一一'旦这位女子最终还是离开了大学生，因为她富裕。回家后，大学生对其体验了一趟性之旅之后的雄心和不满足反复品味。
这时魔鬼现身在那间只有一些书和一面穿衣镜的可怜小屋中。他送给大学生一大堆金子以换取其镜中影像。成交。魔鬼脸上带着巴结的讪笑把镜像像版画或炭笔画一样剥了下来，卷起、装入袋中隐身而退。电影真正的推论由此开始。有了钱的大学生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但他总是像猫一样避免自己从各种镜子前面走过，然而不幸的是，他所出入的上流社会对镜子趋之若鹫。但起初，他并没有感到多少内疚，看不到自己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然而有一天他看到了活生生的自己。他的复制品与他出入相同的社交圈，而且显然对他很感兴趣，紧紧地跟随着他不让他有片刻休息。这位复制品，人们可以设想，就是被出卖给魔鬼的他自己的影像，被魔鬼唤醒而进入了流通。该影像好的时候，它附着于它的模子；但当它变坏之时，它就不再仅仅存在于镜中，而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它无处不在地伴随着他。每时每刻，只要人们看到他们在一起，它都要连累他。这造成了几次小麻烦。而一旦他为了躲避它而逃避社交圈，它便取而代之进行他的活动，并使这些活动扭曲变形直至犯罪的地步。有一天他被卷进一场决斗，但他已经决定在决斗场上向对手致歉，他于凌晨赴约：太晚了——他的复制品已先他一步，而对手已经死去。大学生于是藏了起来。他的影像四处追捕他，似乎是要报复他将自己出卖之仇。他随处都可以见到它。他在公墓边缘的坟堆后面看到了它。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了社会生活、没有了存在的可能。在这种绝望之中，他甚至拒绝了一次真诚为他的爱情，他为了结束这一切而计划要杀死自己的影像。
《布拉格的大学生》海报
一天晚上影像追至他屋中。在两者发生暴力争斗的过程中，它发现自己重新经过了它从中出来的那面镜子。回想到这第一幕，对其影像的怀念混杂着因它而忍受的一切愤怒，将大学生推向了极端。他向它开了枪。当然，镜子碎了，而复制品，变回了它原本所是的幻象，消失了。可是同时，大学生倒下了，死去的就是他。因为他在杀自己影像的同时，杀死的恰是他本人，因为它已经浑然不觉地取代他而成为了真实生动的存在。这时，在呻吟中，他抓住了一片散落在地面上的碎镜片，他发现他又能看到自己了。他的身体离他而去了，但就在临死前，他以这具躯体为代价找回了自己正常的人像。
在这里镜像象征性地代表了我们行动的意义。我们的行动在我们周围构成了一个属于我们影像的世界。个体与其镜中映像的不变关系较好地表现了我们与世界关系的透明度：这种映像的忠实，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世界与我们之间的一种真实的相互性。因此象征性地看来，假如我们缺失了这种影像，就标志着世界变得晦暗，标志着我们的行为脱离了我们自身——于是我们就失去了观看自身的角度。没有了这种保障，就不再有同一的可能：我对自己而言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被异化了。
《布拉格的大学生》剧照
这便是这部影片第一个主题。但是影片并不满足于普通的情节安排，它随即给出了这种情况的具体意义：这一影像并非偶然被丢失或取消了的——它是被出卖了的。它堕入了商品的范畴，或许可以说，这恰是具体的社会性异化的意义。同时，魔鬼可以把这一影像像物品一样装进口袋，这也是对商品盲目崇拜的真实程式的一种幻想式表现：从它们被生产出来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劳动和我们的行为就游离于我们之外了，摆脱了我们，客观化了，完全落入了魔鬼的手中。同样，在沙米索的《彼得·施勒米尔——丢了影子的人》中，影子也由于巫术而被与人拆离了，成了一件纯粹的东西、变成了一件假如不加以注意就会被遗忘在家中的衣服，如果冻得太厉害它还会粘在地面上。施勒米尔，他就把自己的影子丢了，于是梦想让一位画家再给他画一个能跟随着他的影子。埃及有一则传说，说行走时不要离水太近，因为凯门鳄非常爱吃路过的影子。这两种情节安排是等值的：影像和影子，都代表着被打碎了的、我们与我们自己及世界关系的透明度，和丧失了方向的生活。但是施勒米尔和《布拉格的大学生》比起其他许许多多关于魔鬼的寓言所特别强调的一个方面，就是它们把黄金，而且只有黄金一也就是商品及交换价值的逻辑——置于异化的中心。
但是这两则寓言随后便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展：在施勒米尔的故事中并不太严酷，沙米索并没有深入研究影子变成物品后的结果。他用一些荒诞滑稽的小插曲来充实他的叙述，如在一片阳光灿烂的荒野上施勒米尔对一个无主的、也许是属于他的影子进行的追捕，那是魔鬼答应还给他几小时试一试的。但施勒米尔并没有直接因其异化了的影子而感到痛苦，他只是忍受着社会对其失去影子的谴责。他的影子，一旦摆脱了他，并没有回来反对他以成为摧毁其真实存在的工具。施勒米尔注定要面临孤独，但他依然故我。他的意识和生活都没有被剥夺，被剥夺的只是其社会生活。由此造成了最终的折中，他泰然自若地拒绝了魔鬼建议的以其影子来交换其灵魂的第二次交易。这样他失去了影子，却保住了灵魂。
《布拉格的大学生》遵循的则是一种严峻得多的逻辑。一旦影像被出卖，也就是说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被出卖，大学生在真实生活中就一直遭到它的围捕直至死亡。而这诠释了异化程式未经缓饰的真相：我们身上任何被异化的东西都不会就此落进一个无动于衷的循环、一个我们仍能自由面对的“外部世界”之中——在那里我们仅仅由于对每一次剥夺的“占有”而痛苦，但在我们的“私人”领域中仍然可以找到我们自己，并且我们的存在的深处仍然完整无缺。不：这是用来安抚“良心”的谎言，其中灵魂脱离了世界。异化走得要远得多。我们所离弃的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摆脱它。物品（变成了物品的灵魂、影子、我们的劳动产品）会进行报复。我们被剥夺的一切依然与我们相连，但却是消极地与我们相连，也就是说它会骚扰我们。我们的这一部分，尽管被出卖被遗忘，但它仍然是我们，或者说它是我们的讽刺漫画形象、幽灵、鬼魂，它跟随着我们、延续着我们，并进行报复。
我们在最日常的表达方式中，重新发现了这种令人不安的主客体颠倒的氛围、关于同一事物之相异性的巫术表达：“他像影子一样跟着他。”由此产生了我们对死者的崇拜、对我们的已彻底异化了的一部分的救赎式崇拜，而从中人们能够期待的只有恶。然而我们自身还有这样一个部分，只要我们活着，它就会对我们集体进行骚扰：这便是社会劳动力，一旦它被出卖，就会通过商品的整个社会循环回来剥夺我们劳动本身的意义，这便是劳动力变成了——当然是通过一种社会的而非魔鬼的操作——获取劳动成果时的具体障碍。这一切在《布拉格的大学生》中就是由影像活生生的并带着敌意的突然出现来象征的，并由它强加给将它出卖的人的慢性自杀——就是这个词——来象征的。
作者：让·鲍德里亚（1929年-2007年）
在这里关键的并被悲剧性地展现给我们的，是异化了的人绝不只是一个衰竭了、贫乏了但在本质上仍完整如故的人——而是一个颠倒了的人、变成了恶、变成了自己敌人的人、反对自己的人。这是弗洛伊德在压抑中所描绘的程式在另一层面上的体现：被压抑穿透压抑恳请本身而冒了出来。这是变成了女性以纠缠发誓要恪守贞洁的僧侣十字架上基督的身体。在异化中，存在之客观化活力不断地消耗他变成他并这样将他一直引向死亡。
施勒米尔的结局是在对自己生命的意义做出总结后像一位孤独的美国大工业家一样，在自己尚富裕时建立的慈善院中美好地死去。他由于拒绝了第二次交易而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种对行为所作的划分肯定是出于思想的模糊性，而这则寓言由此而丧失了其全部严肃性。
在《布拉格的大学生》中，不存在第二次交易。作为第一次交易的逻辑后果，大学生不可避免地死去了。这说明在沙米索看来，是有可能出卖自己的影子，也就是说在其单个行为中被异化，而仍然可以挽救自己的灵魂。异化只是造成了社会表现中的一种冲突，而施勒米尔则完全可以在孤独中抽象地超越它。而《布拉格的大学生》则一板一眼地演绎着异化的客观逻辑，而且表现为除死亡之外别无出路。一切超越异化的理想解决办法都被无情击碎。异化是无法超越的：它就是与魔鬼交易的结构本身。它是商品社会的结构本身。
先验性的终结
《布拉格的大学生》出色体现了异化程式，即被商品逻辑支配着的工业和社会生活的普遍化模式。另外，自古以来，与魔鬼的协议就是被卷入了征服自然的历史和技术进程的社会的一个中心神话，而这一进程同时一直都是对性进行驯化的进程。西方的“魔鬼学徒”不断地把与进步、崇高及劳动、理性及效率的清教式及普罗米修斯式事业相联系的巨大负罪感变成以魔鬼为参照的那些恶之力量中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关于抑郁的突然重现、受到抑郁骚扰及出卖灵魂（“协议”反映了最初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交易程式的泛滥）的中世纪主题，自从“工业世纪”最初期开始，就被小说家们反复提及。自那以后，这一主题便一直（与“技术奇迹”平行）追随着技术必然性这一神话。如今它还渗透在我们所有的科幻和所有的日常神话中，从核灾难的祸害（文明的技术自杀）直到千万次被编排的关于技术进步和人的社会道德之间致命的差距的主题。
因此可以推论，消费世纪既然是资本符号下整个加速了的生产力进程的历史结果，那么它也是彻底异化的世纪。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一切都由这一逻辑决定着，这不仅在于一切功能、一切需求都被具体化、被操纵为利益的话语，而且在于一个更为深刻的方面，即一切都被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被展现、挑动、被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
但问题在于：异化的这种模式（或这一概念），由于它是围绕着同一之相异性的（也就是说是围绕着异化了的、变向了的人的一种本质的），那么它还能否在个体从来没有遭遇过自己双重形象的那种语境中“发挥作用”呢？协议和魔鬼学徒的神话还是一种创世的神话，市场的、黄金的和生产的神话，其先验目标是重新转向人们自己。消费并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而是享乐主义的、逆退的。它的过程不再是劳动和超越的过程，而是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所以，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它的特征表现为先验性的终结。在消费的普遍化过程中，再也没有灵魂、影子、复制品、镜像。再也没有存在之矛盾，也没有存在和表象的或然判断。只有符号的发送和接受，而个体的存在在符号的这种组合和计算之中被取消了……消费者从未面对过他自身的需要，就像从未面对过他自己的劳动产品一样，他也从未遭遇过自己的影像：他是内在于他所安排的那些符号的。再也没有先验性、再也没有合目的性、再也没有目标：标志着这个社会特点的，是“思考的缺席，对自身视角的缺席。因此同样也不再有不祥的恳请，比如魔鬼的恳请，您需要同他签订一个出卖灵魂的协议以获得财富和荣耀，事实上充满母性的祥和氛围、丰盛社会本身已经向您提供了这一切。或者应该说是整个社会、“股份社会”、有限社会与魔鬼签了合约，向他出卖了一切先验性、一切合目的性以换取丰盛，而此后便受到目的缺席的困扰。
在消费的特定模式中，再没有先验性，甚至没有商品崇拜的先验性，有的只是对符号秩序的内在。就像没有本体论的纵横四等分，而只有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逻辑关系一样，再也没有存在与其神圣或魔鬼的复制品（其影子、灵魂、理想）之间的本体论纵横四等分，而只有符号的逻辑考量和符号系统中的合并。在当代秩序中不再存在使人可以遭遇自己或好或坏影像的镜子或镜面，存在的只是玻璃橱窗消费的几何场所，在那里个体不再反思自己，而是沉浸到对不断增多的物品/符号的凝视中去，沉浸到社会地位能指秩序中去，等等。在那里他不再反思自己、他沉浸于其中并在其中被取消。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不管人们是结构性地将此规定为编码恳请，还是经验性地规定为物品普遍化氛围，无论如何，主体的蕴涵不再是哲学及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异化了”的一种本质的蕴涵，也就是说不再是被剥夺了、被异化恳请所把握、而变得不同于自身的一种本质的蕴涵。已经不再有本来意义上的“同一”、“同一主体”，因此不再有同一之相异性，因而也不再有本来意义上的异化。
这有些类似于睡觉前要拥抱一下镜子中自己影像的孩子的情况：他并没有把自己与它完全混淆起来，因为他已经“认识”了它。然而他也不是在对一个陌生复制品进行反思一他在与它“玩耍”，在同一和另一之间玩耍。消费者亦是如此：他在一个项和另一个项之间、在符号和另一个符号之间“玩耍”其个性。在符号之间，没有矛盾，就像孩子与其影像之间没有矛盾一样，也没有排斥性的对立：秩序化的勾结和蕴涵。消费者受到一种模型“游戏”和其选择的规定，就是说受到他在此游戏中的组合蕴涵的规定。正是在此意义上，消费是游戏式的，而消费游戏渐渐地取代了同一性的悲剧。
从鬼魂到鬼魂
然而就那将存在及其复制品之间致命矛盾主题化了的协议或魔鬼学徒神话，我们还没有找到与之相应的现实神话，它应该是以规定着“个性”模式的那些承接项在范例变位符号下的和平共存为主题的。悲剧的二元性（这仍是境遇主义者们在“戏剧”、“戏剧性社会”和彻底异化的概念中所表达的）曾经有过其伟大的神话，它们全都与人的本质以及丧失这种本质的必然性相关，与存在（Etre）及其鬼魂（SPECTRE）相关——但那种使人变成符号及物品的鬼魂（SPECTRE）、变成差异和不同的鬼魂（SPECTRE）的游戏式变化，构成了消费过程的基础，并将个体彻底重新规定为并非异化了的实体而是运动着的差异，那种无法用人（这个词有着令人叹服的暧昧！不再有“人”了！）及人的相异性的话语来分析的新程式，它还没有为生产秩序找到一个能够描述消费之形而上学的对等神话，一个与双重性和异化的神话对等的神话。这并不是偶然的。神话，和说话、思考及缮写能力一样，是与先验性密不可分的一并随之一并消失了。
消费之消费
如果说消费社会再也不生产神话了，那是因为它便是它自身的神话。单纯的丰盛取代了（以灵魂为交换）带来黄金和财富的魔鬼。而丰盛的契约取代了与魔鬼的协议。另外正如魔鬼最令人恐怖之处，从来都不在于其存在，而在于人对其存在的相信一样——同样丰盛并不存在，但只要相信它存在，它就会成为一个有效神话。
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消费唯一的客观现实，正是消费的思想，正是这种不断被日常话语和知识界话语提及而获得了常识力量的自省和推论。
我们的社会像消费社会那样思考并言说。至少就其消费而言，它作为消费社会、作为思想消费自己。广告是这种思想的凯歌。
这并非一个赘生范畴，而是一个基础范畴，因为这正是神话的范畴。假如人们仅仅是进行消费（囤积、吃、消化），消费社会就不会是一种神话，就不会是社会关于自身所坚持的一种充实的、自我预言式的话语，就不会是一种全面诠释系统、一面它在其中极端扮演自己的镜子、一个它在其中提前自我反思的乌托邦。在此意义中，丰盛和消费一再次声明这里所指并非物质财富、产品和服务的丰盛和消费，而是消费之被消费了的形象一恰构成了我们的新部族神话，即现代性的道德。
如果没有“集体意识”中对享乐的预料和自省式协同增强作用，消费就只会是消费而不会具有社会一体化的力量。它就只会是一种比以往更富有、更丰饶、更加分化的生存模式而已，而不会获得比此前它曾经具有过的更多名义，即没有任何东西能把那曾只是一种生存方式（吃、喝、住、穿）或特权阶级的奢侈花费（项链、城堡、珠宝）指定为集体价值、参照性神话。
不管是吃草根还是赐予节日都没有这个名义：消费。我们的时代是第一个日常食物开销和“声誉”开销都被称为“消费”（CONSOMMER）的时代，而根据一种全面的协调，这是面向全体人的。消费神话在20世纪的历史性浮现，与经济科学或思考中可以上溯到更加久远时代的技术概念的浮现，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对日常惯例的术语系统化改变了历史本身：它是一种新社会现实的标志。确切地说，消费是直到这个词“成为了习惯”以后才有的。尽管这在分析研究中显得神秘而不可行，“反概念”，但它还是意味着发生了一次完整的价值意识形态重构。这个社会把自己当成了消费社会，这一点应该成为客观分析的出发点。
我们说这种“丰盛”社会是其自身的神话，其实是想说，它以自己的方式、在全局的层面上，令人想起了那句可以作为其说明的令人叹服的广告口号：“您所梦想的身体，就是您的。”—种巨大的集体自恋导致社会在其为自身提供的影像中自我混淆和自我宽恕，并且像那则广告最终说服人们相信他们自己的身体及其声誉一样，使社会说服了自己——简而言之，就像我们在前文所说，导致它进行“自我预测①”。
①和所有神话一样，它也寻求将自己建立在一个原初事件之基础上。在此便是那所谓继文艺复兴、改良、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之后最近一次西方人文革命的“富庶革命”、“福利之历史革命”。由此，消费自视为一个新纪元、最近纪元的发端、得到实现的乌托邦及历史终结的发端。
博尔斯坦在谈到整个社会都根据预言模式来进行自我表达，但这种预言并非以未来理想或先验英雄作为实体，而是以对自身及其内在的反映作为唯一实体的美国时，已经很好地提示了这种自我证明式反复叙事的巨大程式。广告被完全献给了这种功能：消费者在那里，就像在欧伊伦施皮格尔的镜子中一样，每时每刻都可以读到自己是什么想要什么——并同时实现它。再也没有距离和本体论的分裂。缝合是即时的。这对观点调査、市场研究以及一切让公共观点的伟大女祭司发言和谐妄的行为来说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社会政治事件做出画影图形般的预言，并取代了最终反映它们的真实事件。因此，“从前作为公众表达的公共观点，越来越具有了影像形式，而公众以这种形式来规范自己的表达。这种观点充满了它已经包含了的东西。人民在照镜子知名人士、明星和“消费英雄”也是如此：“从前，英雄们代表着一种榜样：知名度是一种反复叙事……
让·鲍德里亚
知名人士们可资荣耀的就在于他们的知名度本身、知名这一事实……然而，这种知名度其实只是我们自己被广告崇高化了的一个版本。模仿它、尝试像它那样穿衣、说它的语言、变得与它相像，我们这样所做的一切其实只是在模仿我们自己……在对一种反复叙事进行拷贝的同时，我们自己变成了反复叙事：成为我们自己的候选人……我们寻找着榜样，却凝视着自己的映像。”电视也是如此：“我们尝试使我们的家庭生活符合电视画面所展现给我们的幸福家庭的样板；然而，这些家庭仅仅是对我们所有家庭的一个有趣综合而已。”
和一切自重的伟大神话一样，“消费”的神话也有其话语和反话语，即它对丰盛的歌颂性话语，无论何时何处，都伴随着贪恋不舍的说教式的反话语对消费社会之弊端及其无法避免的整个文明悲剧性出路进行“批判”，这种反话语随处可见：不仅仅存在于那由于蔑视而总是想与“原始价值”及“物质满足”拉开距离的知识界话语之中，而今也存在于“大众文化”本身中：广告越来越多地进行自嘲，并把反广告纳入其广告技巧之中。《法兰西晚报》、《竞赛报》、广播、电视、政府报告都把对这一“消费社会”唱哀歌作为必需的宣叙调，它们说在这个社会中，价值、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丧失换来的仅仅是日常性的享乐。人们不会很快遗忘M.沙邦-戴尔马的那句激情名言：“重要的是要给消费社会额外附加一个灵魂以把握它。”
这种无休止的指控是游戏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批判的幻影、为谎言加冕的反谎言——是消费的语句和倒反。只有这两个斜面在一起才能构成这个神话。因此在神话的制造中应该让“批判性”话语、让说教性的质疑负起全部真正的责任。正是它最终将我们囚禁在那“物品文明”的神话预言式目的论中。正是它比善良的常识或基层消费者更多地受到物品的迷惑，它通过批评将物品转变成了神话般着了迷的反物品。五月的不满现状者们也没有能逃脱这一陷阱，即在赋予物品及消费以魔鬼式价值的同时将它们超物化了、将它们作了如此的宣告并使它们升格为决定性恳请，而真正神话的劳动在于此处：不论这一切揭示、这一切关于“异化的话语、这对流行和反艺术的一切嘲讽何以如此轻易地得以“回收，这都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神话的一部分、因为它们通过在我们开始所谈过的物品的正式礼拜仪式中唱反调而获得了圆满完成——而且这可能还是一种比对消费价值的自发附和更反常的方式。
总之，我们要说，这种反话语并没有建立起任何真实的距离，和消费社会的任何其他方面一样都是内在于消费社会的。这种否定话语是知识阶层的乡间别墅。正如中世纪社会通过上帝和魔鬼来建立平衡一样，我们的社会是通过消费及对其揭示来建立平衡的。中世纪社会还曾经围绕着魔鬼组织了一些异端邪说和黑色戏法（“magie noire”直译为“黑色戏法，是基督教指称异教的“妖术”。“magie blanche”直译为“白色戏法”即“仙术”——译者注）教派。而丰盛社会中我们自己的戏法是白色的，不可能再有异端邪说。这是一个充斥着预防性白色的饱和了的社会，一个没有眩晕没有历史的社会，一个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神话的社会。
法国“五月风暴”
然而在这里我们重新进入了那种贪恋不舍的预言性话语之中、陷入了物品及其表面富裕的陷阱之中。不过，我们知道物品什么也不是，在其背后滋长着人际关系的空虚、滋长着物化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流通的空洞轮廓。我们期待着剧烈的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会用和1968年的五月事件一样无法预料但却可以肯定的方式来打碎这白色的弥撒。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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