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鲍德里亚的后现代媒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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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96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对当代传播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从哲学层面对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的媒介思想进行审视和反思，可以发现，鲍德里亚发展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引人注目、也是最极端的后现代传媒批判理论，鲍德里亚的意义在于，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透视了后现代社会虚拟代替现实的严峻境况，而在他看来这一切正是大众传媒造成的。
　　[关键词]鲍德里亚；后现代；媒介思想；哲学层面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7)05－0020－04
　　
　　纵观传播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的批判学派和美国的经验学派一直被视为双峰并立的两大流派。然而，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法兰克福学派的式微，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忧虑：谁将继续举起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大旗呢?现在看来，这种忧虑显然是多余的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其后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等的崛起，事实上，196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一种更为激烈的媒介批判趋向正对当代传播理论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主要考察了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的媒介思想，并从哲学层面对后现代媒介理论进行审视和反思。
　　
　　一、走向“后现代”传媒批判
　　
　　20世纪中叶以后，一大批后现代思想家从各个领域为传播学提供理论资源的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接过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大旗。在后现代传媒批判理论的浪潮中，许多西方学者如福柯、利奥塔、布尔迪厄、詹姆逊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大众传媒进行了批判，而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无疑是后现代理论家中对大众传媒批判得最深入、最彻底的理论家之一。
　　美国著名的后现代理论家弗兰德里克，詹姆逊认为，无论在文化理论、社会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中，只要讨论在后现代境况中媒体的功能，都绕不开鲍德里亚。而道格拉斯。凯尔纳则更为直接地指出：“让・鲍德里亚是迄今为止立场最为鲜明的后现代思想家之一，而鲍德里亚的追随者称赞他是新的后现代世界的守护神，是给后现代场景注入理论活力的汹涌巨浪，是后现代性的超级理论家。”凯尔纳还认为，鲍德里亚发展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引人注目也是最极端的后现代性理论，其理论极具渗透性，影响到了文化理论、现代媒体、艺术等各个层面的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随着鲍德里亚的出现，媒介批判理论才真正进入了“后现代”时期。
　　伊哈卜・哈桑曾经将鲍德里亚归入政治哲学家一类，“名列马尔库塞之后，但位居哈贝马斯之前。”伊哈卜・哈桑的这种归类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进行划分的，不管这样的排名是否有其合理性，但至少透露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的德里亚与法兰克福学派这两位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在理论上有着某种关联。他们的思想中都有一种深刻的批判意识，而批判的对象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当然，由于所处的时代差别以及理论背景的不同，他们的批判视角也有所不同。如果说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是运用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体制的话，那么，早期的鲍德里亚则用符号观下的马克思主义，开创了透视资本主义的新观点。当然，这种视角上的差异也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上。
　　早期的鲍德里亚和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消费、阶级、地位等各方面的分析。但是，鲍德里亚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将结构主义符号学引入其中，通过符号学的分析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在媒体和消费的带动下带来的本质性的变化。他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浪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根据不断上升的统计曲线显示，从复杂的家庭组织和数十个技术奴隶，一直到广告中庆祝物的常见场面，从大众传媒和未成年人崇尚隐隐约约具有强制性的小玩意中所获得的数百万个日常信息，一直到围困我们睡梦的夜间之物所提供的心理剧，他们的日常交易不再是同类人的交易，而是接受、控制财富与信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鲍德里亚认为，技术、媒体和消费文化控制着我们生活的全部，人类已经不可逆转地从现代社会进入到后现代社会。
　　鲍德里亚之所以被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大祭司”，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从消费、信息、传媒和技术的角度描绘了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世界。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世界”是一个由“符码”、“类象”、“仿真”等抽象概念构成的全新的经验领域和社会类型。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在其著作《理解媒介文化》中把鲍德里亚的理论比喻成暴风雪的来临，是“当前所见到的最精密复杂的对大众传播的后现代性批判”。这一论断给我们一个提示，要深入、透彻理解鲍德里亚的传播媒介理论，就必须融入他所描述的那个后现代性的社会文化景观，在后现代语境中去把握鲍德里亚的传媒批判思想。
　　
　　二、“理性”的消解与主体的沦陷
　　
　　从时间维度上看，现代与后现代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现代”一般指中世纪以来，启蒙运动之后的一个时代，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进化中的经济与管理的理性化与分化过程，同时它还包含着经济上和生产方式所实现的现代化程度。而“后现代”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转变，这个时代具有自己独特组织原则的新社会整体的出现，它既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的后继时期，也可以说是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这两个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思潮等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理论界一般把自启蒙运动之后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称为现代时期；而后现代时期则是从1960年代之后开始的，并逐渐形成后现代主义思潮。1960年代以后，在德里达、福柯、罗蒂、霍伊等后现代思想家的推动下，后现代主义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潮流。
　　从哲学层面上看，正如利奥塔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是与理性观念的主要转变的发生相适应的。”后现代哲学的反理性思潮，比以往的非理性主义来得更为激进。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以往的反理性主义者仍然是用理性的方式来建构非理性，按德里达的观点，以往的反理性主义仍然是一种设定了“在场”的形而上学，设定了世界和人的某种本质，或意志、本能、存在、或情绪，仍然没有摆脱理性的制约。后现代主义者企图以一种否定、消解、摧毁的姿态来颠覆理性主义，在完成了对“理性”的批判后，后现代主义者又开始重新审视那种理念的或绝对理念的主体。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最突出的成就就是主体的发现。然而，二百多年的社会状况和人类实践日益证明，所谓主体或主体性不过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一种虚构而已。事实上真正的主体性并不存在，主体始终处在被统治、被禁锢的状态。总之，后现代主义者不但主张从根基上颠覆本质理性精 神，消解一切绝对的东西，而且也消解人的主体性，达到自我消解的境界，从而将世界变为一个没有价值深度的平面。
　　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并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正是的德里亚哲学思想形成并在理论界崭露头角的时候。浓郁的时代氛围以及和一大批后现代理论家的交往，对鲍德里亚后现代传媒思想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批判集中体现在对“类像”、“内爆”与“超现实”这三个概念的阐述中，并在其中隐含着对理性和主体的批判意识。
　　首先是关于“内爆”的概念，这是的德里亚后现代传媒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最早把这个物理学的概念引进传播学领域，而鲍德里亚对其含义做了进一步的扩展。他巧妙地用“外爆”和“内爆”来形容现代和后现代的差别。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商品生产、资本的不断向外扩张和社会话语、价值的不断分化，具有明显的“外爆”特征；而后现代社会则是一种导致各种界限崩溃“内爆”的过程。后面这种爆炸意味着“每一种意义差异系统内部界限的消失瓦解，它原有的两极合成一极，造成意义差异的短路，并抹消术语、对立概念以及媒体和真实之间的一应区别。其次是“类像”的概念，在鲍德里亚看来，不仅社会内部系统的界限消失，外部社会真实与虚拟影像之间的关系也模糊了。在仿真社会里，模式和信码构成的经验逐渐消蚀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甚至替代了真实世界，使人无法分辨真实和幻象。于是，鲍德里亚接着提出了“超真实”的概念。按照他的观点，超真实是完全的模拟，它不仅仅是被生产出来的，而且“始终是一种已经被再生产出来的东西”，这种人为地生产出来的“真实”甚至比真实更真实，成了一种在“幻境式的(自我)相似”中被精心雕琢过的真实。
　　显然，在鲍德里亚的理论视野中，整个世界从内部到外部都已经消失了区分的界限，甚至连这个世界到底是真实还是虚拟的都难于分辨。那么，人类曾经自以为豪的“理性”又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呢?在传统哲学中，人是具有理性的主体，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他者，都是人类要征服的对象。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他们把物化问题作为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比如卢卡奇、萨特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都曾担心人的主体性的衰落，担心人类会被物化，变成物一样的东西。然而，鲍德里亚却走得更远，他认为人们自身的那种主体性幻觉和傲慢已经丧失了，人已经变得更像客体的“物”了，而且人们试图改造和控制世界的做法是徒劳无益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原本被认为人类所特有的“理性”被彻底地消解和放弃了，理性的人甚至必须屈服于没有任何意识的客体。
　　可见，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颠倒了近代哲学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把以人为中心的近代哲学主体论彻底地倒转了过来。在他的理论世界里，作为客体的“物”一改以往受人役使摆布的被动命运，开始主动对人类进行反击，对所谓的理性主体进行“报复”，也就是他所谓的“水晶复仇”。“水晶复仇”是的德里亚1980年代之后出版的著作《命定策略》的副标题。据说，该书英文版的封面由三个画面组成：首先是一幅可怕的怪物的狰狞的头像；然后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符号标记“IBM”；再者就是“IBM”旁边站着的面无表情，孤立无援的一群人，这三个形象实质上代表了该书的主题：“IBM”代表的是当今的高新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孤立无援的人，代表的是高科技时代的主体(人)状态，即被动的，孤立的绝望的状态等；而那个可怕的怪物则代表了高科技时代的“物”的可怕的狰狞的真面目。这突出地体现了现代高科技时代的技术、人和物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暗含着鲍德里亚对后现代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认识，即作为客体的“物”对所谓的理性主体实施其“复仇”的策略。
　　
　　三、大众传媒的“完美罪行”
　　
　　很大程度上，人类陷入今天的尴尬境地，大众传媒是“罪不可恕”的，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完美的罪行”。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世界里，大众传媒扮演着一个并不十分光彩的角色。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认为，就20世纪的媒介研究而言，社会批判理论家之间一直存在争论，一方(本雅明、麦克卢汉)鼓吹媒介的技术合理性和潜在的民主化倾向，另一方(阿多诺、哈贝马斯、杰姆逊)更多地注意到媒介对自由的威胁。显然，在对待大众传媒的态度上，鲍德里亚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哈贝马斯以及美国后现代学者杰姆逊等有着相似的倾向。他尖锐地指出：“透过大众传播我们已经看到，各类新闻中的伪善煽情都用种种灾难符号(死亡、凶杀、强暴、革命)作为反衬来颂扬日常生活的宁静。而符号的这种冗长煽情随处可见：对青春和耄耋的称颂、为贵族婚礼而激动不已的头版头条、对身体和性进行歌颂的大众传媒――无论何处，人们都参与了对某些结构的历史性分解活动，即在消费符号下以某种方式同时庆祝着真实自我之消失和漫画般自我之复活。”他还描述了大众传媒对话语范畴的规定；“家庭在解体吗?那么人们便歌颂家庭。孩子们再也不是孩子了?那么人们便将童年神圣化，老人们很孤独、被离弃?人们就一致对老年人表示同情，更为明显的是：身体功能越是衰退，越是受到城市、职业、官僚等体制控制和束缚系统的围困，人们就越是对身体进行赞美。”
　　在鲍德里亚看来，大众传媒中符号或信息的泛滥，化解了所有意义和参照物，并使所有的观念和经验同质化了。正是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后现代社会的凝聚力不是源于经济生活，而是来自传播媒介的控制。当然，从上面鲍德里亚的论述可以看出，大众传媒并非采取一种赤裸裸的、带有强制性的控制方式，而是用一种软性的、甚至是充满温情的方式，对整个社会进行隐性的、潜移默化的控制。具体而言，大众传媒为了迎合大众的心理、口味、兴趣、幻想等等，制造出一系列“狂欢化”的娱乐性场面，使大众乐不可支地沉浸在其中。因此，大众传媒的操纵实际上是从外部强加了大众的意识，使大众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最终使人类陷入了“物”的包围与报复之中。然而，人们并没有感觉丝毫的不适，反而对此产生迷恋，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大众传媒带来的一切便利和快感，于是，这就印证了鲍德里亚的论断，这是一种没有留下任何罪证的完美的“罪行”。
　　然而，鲍德里亚似乎是一个忧心忡忡而又十分清醒的、同时也极具天分的侦探，他总是试图在一片“无物之阵”中寻找大众传媒的“罪证”，从而揭露出大众传媒的一切“罪行”。鲍德里亚首先对大众传媒与大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在他看来，“当代社会中的读者、听众、观众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受众和大众实际上是由大众传媒所造就的，因为大众传媒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经验加以一体化，从而强化了大众化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大众接收了各种各样的传媒内容，拒斥和消除了其中的意义，而只是要求获得其中的娱乐性场面，从而进一步消除了传媒资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当代大众传媒已经在大众中“内爆”了，因为我们不再能够知道传媒究竟能够对大众产生什么作用，也不知道大众是如何参与到传媒之中的。当大众传媒把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把任何交流、对话、互动统统内爆为一个单向度的平面时，也就瓦解了一切社会价值和社会交往的可能。
　　此外，鲍德里亚还对各种形式的传播媒介进行深入的分析，试图从中发现大众传媒“罪行”的蛛丝马迹。比如，他就把电视广告作为批判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罪证”。在鲍德里亚看来，电视广告总是以一种能够吸引观众注意而又不致引起批判觉悟的方式对商品加以描述，使大众在不知不觉中被牵制和同化。因此，电视广告的最根本目的就是把主体构建为一个消费者，它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消解了这一理性主体。正如另一个后现代理论家福柯所说的，“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
　　总而言之，鲍德里亚的意义在于，他以一种独特的视角透视了后现代社会虚拟代替现实的严峻境况，而在他看来这一切正是大众传媒造成的。就像他在那本著名的《完美的罪行》中所说的：在这个符号世界中，媒介是一个“恶作剧精灵”，它把世界引入一个虚幻的仿真的社会，而我们都是受害者。梅耶则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一书的前言中指出，鲍德里亚的任务在于：“砸烂这个如果算不上猥亵的，但算得上物品丰盛的，并由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竭力支撑着的恶魔般的世界，这个时时威胁着我们每一位的世界。”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焦虑感和责任感，鲍德里亚发展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引人注目也是最极端的后现代传媒批判理论。
　　
　　[作者简介]　梅琼林(1963－)，男，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武汉大学媒体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传播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