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语原名Slavoj Žižek，公元1949年3月21日— ），斯洛文尼亚作家、学者，出生于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和哲学高级研究员，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他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被一些学者称为黑格尔式的思想家。现任教于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担任伯贝克学院人文研究所所长。
哲学并非一场对话（节选下）
晚近由生命基因学所激起的道德“危机”，实际上唤起了对一种哲学的需要，这种哲学，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称之为一种“国家哲学”:它一方面默默地容忍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又试图控制这种进步对我们社会——符号性秩序所产生的诸种效应，即防止既有的神学——伦理的世界图景发生改变。难怪那些在里头走得最远的人，便是新康德主义者们:康德自己就面对着一个难题——他如何既能够为牛顿主义科学提供一个说明，又能够确保有一个道德责任的领域处在科学领域之外?他限制了知识有效性的领域，来为信仰和道德创造空间。当代国家哲学家们不也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吗?他们的努力不也正是被引向了这个问题吗:科学如何——借助于不同版本的先验反思——可以被限定于其固定下来的意义视域之内，而其诸种结果则可以被谴责为道德——宗教领域所“无法许可”的?有意思的是，斯洛特戴克提议一种关于诸种新的科学真理与旧的意义视域的“人道主义”综合。即便他比哈贝马斯主义“国家哲学”更为精致，也更为反讽、饱具怀疑，但两者最终借以互相区分的，也只是一条无法确证的分界线而已(或者更确切地说:斯洛特戴克的观点，本身便在哈贝马斯式妥协与诸种新纪元恶怪之间左摇右摆)。
当我们谈论哲学和政治的时候,我相信,这里还能找到对法兰克福学派之衰亡的通常解释｡法兰克福学派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是如何被概念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性论述,是《启蒙辩证法》中的如下理念:关于解放的现代工程具有一个结构性的缺陷;所有这些可怕的事物,极权主义以及其他相似之物,并非过去时代的残存物,而是该工程的逻辑性产物｡让我再一次像一个傻子那样来切入这个论点｡那么,我将会说: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不得不成为这个问题的首要例子｡因为——用极端简单化和极端愚蠢的概念来说——法西斯主义只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反动｡在它背后,有一些人——再一次用一种显然是幼稚的方式来表述——有意要做某些极其邪恶的事情,并且实际上也做出来了(多么令人惊讶啊!)｡然而,真实的创伤,却是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工程——我希望你们能同意我——开始于一种强大的解放性的潜能,但随后出了岔子｡这便是启蒙辩证法的创伤;但我们在批判理论中找到了什么?没有任何这类分析｡有的就是诺伊曼(Neumann)的《比蒙巨兽》(Behemoth),我们所能想象的最糟糕的那种新闻报道式社会学｡它建立在一种关于汇聚的时髦理念之上,根据该理念,罗斯福新政下的美国､纳粹德国和苏联将会汇聚,走向同一种组织化的社会｡还有就是马尔库塞(Marcuse)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Soviet Marxism):一本十分怪异的书,它并未精确地解释清楚其作者的立场｡再有就是像安德鲁·阿罗托(Andrew Aroto)这样的哈贝马斯主义者们,把玩公民社会的理念,把它当作抵抗极权主义式共产主义统治的实存之地｡但即便是在这里,我们还是没有任何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顺便说一句,我相信公民社会的理论被完全地误解了｡无论在哪个层级上,我都应该说:在南斯拉夫的解体中,以及在其他大多数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冲突中,我还是一贯地站在国家这一边｡公民社会意味着民主性的对立;但它也意味着暴力性的民族主义｡米洛舍维奇(Milosevic)的方案,恰恰描绘了民族主义公民社会与党之官员的这种高度爆炸性的混合｡异见者们要求党之官员与公民社会展开一次对话,而米洛舍维奇实际上也这么做了｡
让我们就说哈贝马斯:阅读他的诸种著作是否违背了这样的事实——其祖国德国的一半是社会主义?这倒没有｡但哈贝马斯的问题在于:这个事实就仿似并不存在｡我相信,用一个时髦的概念说,这是一种症状性的裂口,是一个空无的位置｡
现在,我将说得更加简洁一点｡我想用以下方式来为这篇文字做结:评论一下在我们的社会中哲学可能扮演的角色｡存在着一整个系列的错误的哲学立场:新康德主义的国家哲学､后现代的新诡辩学派,等等｡而最糟糕的则是哲学的外在道德化,其逻辑大致如下:“我是一个哲学家,因此我设计了诸个伟大的形而上学系统;但我还是一个好人,关注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灾难｡我们必须与这种灾难做斗争......”就在这一点上,德里达最为羸弱｡在《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of Marx)一书的半当中,他变得彻底非哲学了,他把这个世界上的灾难列为十点｡真难以置信!当我读到那儿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但它们就在那里,十点;而且证明了一种思想的极端匮乏:我们城市中的失业和因缺钱而产生的辍学;贩毒集团;媒体垄断的统治;等等｡他似乎想要给人这样的印象: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哲人,而且还是一个暖心肠的人｡原谅我吧,但我在这里唯能想到一个相对致命性的比照:在大众文学作品的末尾通常会有对作者的简单描述——为了让简历更好看一些,人们通常会加上这样的话:“她当前居住于法国南部,养着许多猫并潜心于画画......”这就是我们或多或少所面对的水准｡所以,它几乎是在怂恿我在自己下一本书上加上一些恶搞的东西了,从而把这个习俗推到荒谬之境:“在其私人生活中,齐泽克虐待狗,并杀了不少蜘蛛｡”但我还要继续:倘若我们哲人被要求表述我们的观点,那么,人们通常想要的,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自我介绍而已｡我们的知识那时就成为一种赋予我们观点以一份权威的模糊的参照物｡这就好比某人问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喜欢吃什么,而作家回答说意大利烹饪比中国烹饪更精良｡因此,我们应该让自己只关注哲学所内在固有的东西｡
那么,哲学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在这里面对着一个悖论:哲学几乎从没有——更不要说在它创造性的那些时期——在自己仅仅只是哲学的意义上扮演一个正常角色｡这里有一些彼此不相关的事实:在19世纪,文学在某些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常常扮演哲学的角色｡例如,为民族运动奠定基础的那些哲学或意识形态的愿景,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学中被表述出来的｡再比如,甚至在美国,在100个大学中至少有99个,你在它的哲学院系中不会找到所谓的欧陆哲学(这个数字是实实在在的:在拥有哲学院系的4000所美国大学中,只有15到20所还算有真正的欧陆哲学板块)｡倒过来,在文化研究系,以及在英语系､法语系和德语系里面,我们能找到欧陆哲学｡如果你想阅读黑格尔和巴迪欧,你必须悖论性地以法语或德语为主修专业,并选择里面的比较文学课程｡而另一方面,如果你研究老鼠的大脑,并在动物身上做实验,你就要到哲学系里去｡但是,哲学占据了另外一个主题的位置,倒也并不少见:譬如说,当共产主义瓦解时,哲学是第一个表述出抵抗的地方｡在那个时刻点上,哲学比过往任何时刻都更具政治性｡然而,此处你或许会反驳说,伟大的德国哲学就纯粹地只是哲学｡绝对不是!不只是在马克思那里,早从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开始,我们就知道哲学是革命的德国代用品｡困境在于:你不能两者兼得｡去声称假使法国人足够聪慧,他们原本也能拥有哲学,是错误的;或者反过来,革命的未出现,正是德国哲学兴起的条件｡我的想法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或许应该打破如下迷梦——存在着一种正常的哲学｡或许,哲学是一种最纯粹的反常性｡所以,我会去读巴迪欧的理论｡(我们——巴迪欧和我——彼此抱成团,但在现实中我们相互憎恶｡我们常说的笑话是:如果我掌了权,他就会进集中营;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我也鲜明地追随他有关哲学之诸种状况的论题:哲学之为哲学,它必是溢出性的;它确确实实只有通过同诸种外在状况的溢出性关联,才能够存在——这些外在状况要么是具有一种爱的品性,要么是一种政治､科学或艺术的品性｡
最后还有另一个批判——尽管是一个十分友好的批判:我们对康德的不同评价,能够代表我们之间的一个分歧｡我想问你(这个提问或许仅仅是反问性的):你难道不是也持有如下看法,即康德——尽管我已经说了那么多关于一种特定的新康德主义的坏话——那里有某些东西值得捍卫?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哲学中首先吸引我的东西,是你所指的异域性之时刻｡在哲学的开端处,不正是异域性吗?所谓的爱奥尼亚自然哲学家们,就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在今天的土耳其之亚洲疆域内出现的｡我在这里并不想引用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并行论:商品生产意味着抽象,而这种商品的抽象为哲学的抽象奠定了基础;我想把我们的兴趣点引向通过移置而出现的异域性之时刻;哲学——这是海德格尔试图告诉我们的——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些感受家居之确定性的人的话语｡它总是要求有机的社会出现一种最小程度的崩溃｡自苏格拉底以降,我们就不断一次又一次地遇见这种他者性､这些洞隙｡有意思的是,我们甚至可以在笛卡儿那里发现这种异域性——这因而能使他的诽谤者们显露原形｡在《谈论方法》(Discourse on Method)的第二部分中,他有以下这段著名的评论:他通过旅行发现,不仅其他诸种习俗的异域性看上去十分奇怪,并且一个人自身的文化也是同等程度的奇怪,甚至很可笑,如果我们用他者的眼光来看的话｡在我看来,这才是哲学的起始点｡每一个哲人都应该采取这种移置｡
下面,是我要提给你的问题:在这里,我不禁要重新复苏那经常被肤浅理解的关于世界主义公民社会的康德主义概念｡我认为,这个概念必须与康德关于理性的公共使用与私人使用之划分联系起来｡康德这个划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恰恰和直觉相反:康德用理性的私人使用来指在国家机器中公仆们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康德把思想论争——即便它们是私下进行的——称为理性的公共使用｡康德想要获致什么?我认为,私人之域对康德而言,首先是指植根于某个地方的特殊的共同体｡然而,康德的理念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投入独体的普遍性(singular universal)之位置;这样,一个独体就直接地参与到普遍性之中,因为它冲破了关于一种特殊秩序的理念｡你可以直接就是一个人,而不必首先是德国人､法国人或英国人,等等｡康德的这个遗产,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具有相关性｡一种冲破特殊秩序的思想论争的理念,揭穿了如下保守主义学说:根据那种学说,唯有完全认同某人自己的本根,他(她)才可能是人——在人这个词之强化意义上｡只有当你完全是奥地利人､斯洛文尼亚人或法国人等的时候,你才完全地是人｡然而,哲学的根本信息却说:你可以越出一切特殊的认同,而直接参与到普遍性之中｡
该文本选自(法)阿兰·巴迪欧、(斯洛文)斯拉沃热·齐泽克著，蓝江、吴冠军译，《当下的哲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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