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变量
作者：阿兰·巴迪欧
译者：蓝江
本文节选自《世纪》（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阿兰·巴迪欧的13篇讲座，它们是巴迪欧于1998-1999学年、1999-2000学年、2000-2001学年，为哲学国际学院研究班开设的课程内容。巴迪欧在其中号召用内在性方法来取代外在性方法，以评价波澜壮阔的20世纪。巴迪欧将20世纪描述为“野兽”，这个新世纪超脱于旧的世界，践行了其思想中的一种真正的无限，它是新生的，同时也是脆弱的。在本书中，可以看到一种后马克思视域中不同寻常的百年反思。
今天，我们处于一种虚伪的个人主义的统治之下。在1995年法国上百万的示威者宣布，像策兰一样，聚集在“一起！这一个词之下，而宣传媒体则用成功与幸福的竞争性个体的“证据来回应之。甚至在文学领域，传记和自传的生产也必须同市场缝合起来。没有什么比中国人（他们很崇拜清单）所谓的“三个关系”更具有价值了，这三个关系是金钱关系，经济和社会成功的关系，以及性关系。
其他东西不过是过时的陈词滥调，以及可能的极权。所谓的“现代”就是把这三种关系在自我的观念中一般化。在那里并不是其所是，而是在一种强烈的报复的作用下，他们试图告诉我们什么是必须做的。
至少我们应该关心一下这种宣传，与它所采用的那种关联方式不同，即在媒体民主地刻画出来的事物和主体的本质中，它是这个世纪希望发明出来一种特别野蛮的颠倒是非的方式。事实上，思想的潮流已经镌刻了时代的痕迹，这种痕迹是通过它们粗暴地反对可能发生的变化来维系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本真的主体化都是集体的，所有的有生命力的理智都被建构为一个“我们”。对于这种潮流而言，一个主体必须是在历史史实中一个可测度的主体，或者主体在其构成中与事件的力量相和谐。这正是我所谓的对真实的激情：的确，主体源于事件（evenement），并在世界之中将各种闻所未闻的可能性现实化；这并不是那种无力的幻象，而是一种可以亲密触及真实的意志。
本文作者：阿兰·巴迪欧（1937年-）
相反，有人希望在今天让我们拥有一种信念，即在一种以经济为根本的沉重的现实性的支配下，如果不是面临巨大的灾难，这种的意志必须格外小心翼翼地前行。那里的“事物的本质”并不需要采用暴力的方式。在此基础上，“现代化”的宣传下一种理所当然的哲学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哲学：让事物的本质展现其自身恰当的结局。毋须做什么，但要让其放任自流。可以想象这种态度同那种所有在红旗下高唱“世界将会天翻地覆”的人们之间巨大差别。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
如果你想象一下这个世界能够并必须彻底改变；那里既没有值得尊敬的事物的本质，也没有可以永久存在的先在性的主体，你得承认个体是可以牺牲的。这就是说，个体本身并没有什么本质值得我们去不懈追求的。
因此，正是由于人类主体的非本质性，和“人”的非存在，还有“人权”的空泛性，在今天我们需要提出几个变量。
变量1：哲学
哲学家在30年代和60年代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种面貌，他们探索着的并被构建为主体的个人的真实观念完全是可以改变的。很明显，这是新人主题的一种哲学衍生物。例如，萨特的早期文本之一《自我的超越性》展现的是一种开放的建构性意识的直观，这种意识要么是作为“我”（Moi）要么是作为“自我”（ego）出现的，因此，其展现为一种清晰可见的个体，这种意识只是短暂的外在性。
意识的内在存在并不能通过超越性或者我的可辨识的客体对象来理解。后来，萨特通过指出这种意识的存在正是虚无，对于这种直观，他得出一个严格的本体论的结论，也就是说，绝对自由让所有的主观的“本质”的观念都变得不可能。在精神分析中，尤其是拉康重建的版本中，我是一种想象，而在这种想象之下的主体既不是本质的，也不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它（这也可以读解为“无意识”）因其的宰制性关系产生了偏移（excentre）①。拉康把这种偏移称做他者，这意昧着所有的主体都是自我的异化（Alteration）。我们再一次看到，作为一种客观本质的个体在思想上是不可能的。
①当谈到主体概念，它受到那种并非中心的，而毋宁是一种边缘性效果的决定，这可以参看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的两篇仍然具有代表性的论文。第一篇是《縫合》（Lasuture），第二篇是《母体》（Matrice），在法文中，这个词原意是女性的子宫，这里引申为一种诞生一切事物和观念的母体。有趣的是，这个词正好是电影《黑客帝国》的法文名，对应的英文名为Matrix。值得注意的是齐泽克经常玩弄这个概念，并将之作为自己思想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批判范式，国内在译介齐泽克中有人将之译为“矩阵”。——译者注
然而，这个世纪在物质上变革了主体理论，主体被当成是对自我本身的一种偏移，一种内在的超越。在我的原则中，主体依赖于事件，而且只有当其自我建构为真理的生产时才是可能的，由于其“物质性”指的是真理的程序，或者叫做类性程序（procedure generique），主体以任何方式被本质化。我们借用萨特的语句，可以说主体没有本质（这是他著名的“存在先于本质”命题的意思）。用拉康的话，我们可以说主体是对匮乏点的认同，它是空（vide），是存在的匮乏（manque-d-etre）。
如果主体自身建构为存在的匮乏，那么它的真实问题就是敞开的，因为这种真实既不是一种本质，亦不是其本性。因此，有可能主体什么也不是，毋宁说它在生成（devenir）之中，在拉康那里，它是匮乏。尼采的“成为你所是”的呼喊在真理得到了一个合适的回应。如果我们必须成为主体，那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主体。“你所是”作为主体而言，仅仅是生成的决定。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年）
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在主体并非其所是，而是其将成为的范畴，亦即事件的范畴这一主题，以及我们在一个超越性的历史原因中，个体是可以牺牲的这一观念，两者间有某种联系。由于主体的存在是存在的匮乏，只有在一个超越性的规划中将自身消解，个体才能期望获取某种主体性的真实。因此，在这个规划中构建起来的“我们”只是一种真理的真实，对于那些支撑它的个体来说的主观性真实。真正来说，个体什么也不是。主体是一种新人，一种诞生于自我匮乏点上的新人。因此，在其自身的本质中，个体是在我们—主体（nous-sujet）之中必须被消解掉的虚无。
在个体牺牲的这个常识的另一边，肯定的是“我们”是在真理的建构中是不朽的，其关键也是在于对于新人的支持。它是不朽的是由于其存在不是转瞬即逝的本质，而是一种永恒的发生，如同马拉美那的“骰子一掷”一样永恒。
斯特芳·马拉美(1842-1898年）
变量2：意识形态
这个世纪如何重组了法国大革命的三个关键性能指：即自由、平等、博爱？在被冠以“民主”的名字之下，今天的主要的问题是唯一值得考虑的事情是自由。此外，自由深深地受到了对其他两种价值的蔑视的影响（平等是一种反自然的乌托邦，博爱会导致“我们”的专制），这两种价值变成纯司法和纯管理上的意义：“自由”对于所有人来说，做任何事情都有着同样的“规则”。
法国大革命
因此，在那个短小（在简洁的意义上）的20世纪中，即在从1917年到1980年的那个世纪中，自由不断地遭到贬损。我们所谓的与“实质自由”（Liberte reelle）相对立的“形式自由”（Liberte formelle），在形容词的修辞上是非常得当的。“形式自由”想说的是：自由既与一种全球平等无关，也没有从主观上践行一种博爱。
在这个世纪中，平等是一个战略目标。在政治上以共产主义之名，在科学上以公理体系之名，在艺术上以艺术与生命的熔合之名，在性上以“疯狂的爱之名，实现平等。自由作为否定性无限的力量，是预先设定的，但其并没有被主题化。至于博爱，由于平等延续其程序性以及自由保持了工具性，它作为唯一的经验上的新的主观确证，其本身的确是单纯的。
我坚持认为：博爱（fraternite）是对新的世界，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新人的真正的展示。在党内，在行动中，在颠覆性艺术团体中，在平等的伴侣中，这里所体验的是博爱真实的暴力。如果博爱不是在个体有限性上对无限的“我们”的接受，那么博爱的内涵是什么？这正是“同志”一词命名的东西，而这个词已经被废弃了。我的同志仅仅是和我自己一样的主体，这个主体属于一种让他可以说“我们”的真理进程。
这就是我为何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坚称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乌托邦和幻想的问题。主体的显现机制非常简单，也是完备的。用拉康的话说，平等是想象界（l'imaginaire）（因为他无法成为一种客观景象，即便它是所谓东西的终极原因），自由是象征界（le symbolique）（因为其是预先设定的工具，一种旺盛的否定性），而博爱是真实界（le reel）（现在在这里偶尔会碰到它）。
变量3：批判
将主体的构建总是同一种集体的也是可普遍化的超验性铰合在一起的问题在于，那些自由主义所坚持的人类个体的优先性的“自然”属性变成了集体属性。这个世纪几乎没有在经济上导致这种偏离。法西斯主义通过一些宏大的集体性参照系（collectifs referentiels）的设计：如民族国家、种族、西方，来代替他们所憎恨的那种真理程序的主体普遍性（政治性创新、艺术上的创造等等）。
纳粹政权
我们所谓的“斯大林主义”通过在宣扬苏维埃国家权力的基础上，用这些整体（工人阶级、党社会主义阵营）来取代真正的政治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列宁曾思考过，而毛泽东全力去认同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不要与一种粗浅的指认同流合污，即将纳粹主义以及所谓的共产主义（事实上，即斯大林国家）简单地在“极权主义”名义下等同起来，这种指认甚至在考察其所指的整体的起源时，都彻底地否定了这两种政治立场的区别。因为他们反对的正是那种与“无产者”一词相关的解放政治，而这一政治过程，其正当的名字是解放、不顺从（inassignables）、世界主义、反国家的，而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很明显，他们鼓吹去服从于作为整体性参照系的国家和\或（et\ou）种族，以及他们所支持的代表。而斯大林国家的实质化是对真实政治过程的物化，这种物化源于列宁主义认为对国家的理解不可能整合到精神机制之中。不过斯大林的国家一直在政治学上被置于法西斯主义的视野之中，因为支撑这个国家的是假定了一种宏大的封闭整体的存在，在列宁主义的历史上，以及后来的毛主义那里，这个宏大的封闭整体都是一种野蛮的有限性操作阻碍无限政治运动的屏障。
斯大林执政
这样，我们可以对这个世纪中的政治之间的绝对对立进行更富哲学性的探讨。法西斯主义试图用可知的有限性和可数性的设定的实体（雅利安人、犹太人、德国人）的血腥壕堑来阻碍无限的解放。而“共产主义”在国家的有限性和所有真理（尤其是包括了政治真理）的内在的无限性之间经历了一种二律背反（马克思在其天才下指出了这一点）。在这些神话般的参照的整体之下，法西斯主义赢得了胜利，而这不可避免地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失败。
同样正确的是，无论其是否被理想化，是否其实际上处于对一种征服性政治的主观支持，是否不过是一种政治萧条的浮夸的名字，在这个世纪中，都很好地生产出一种想象的宏观整体及其双向性的名字。这个宏观整体并不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我们—主体”。它们并不源于事件的发生，它们只是惰性的整体。对于那些对此孜孜不倦的人来说，这些整体是作为所有主体化过程的必要之物，也是作为我们—主体反思或者在实践中践行的客观物质性。我为这样的整体起了个名字，即主体化的被动体（corps passif de la subjectivation）。
甚至在国家控制的威胁中，为何我们不能驻足于真实的“我们”？这个“我们”将“我”包含在一种思想创新的实际形成过程之中。为什么那种积极的独特性（singularite）的决定必须将自身表达为一种客观性整体，一种神话性的圣体（hypostase）的经历？为什么要赋予被动体的行为？在所有情况下，我们偶尔可以看到，在过程命名问题中，在命名理论中①那种可怕的客观化的干预。我们可以反身自问，如果在他们的“共产主义类属中，宏观视野的总体性并不是作为名字（无产阶级政治、资产阶级艺术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工农国家）而凝聚在一起的，其唯一的价值在于它在国家的形式陷入贫乏和僵化时，将一种进程普遍化。名字能够让独特性超越自身的价值。对于这个世纪来说，命名的操作也是将自己囚禁在二，即一种非辩证的综合形式之中。一方面，只爱着积极的独特性是极为重要的（这是博爱）；另一方面，这些独特性必须历史化，即便是在创新极为匮乏之时，在圣茹斯特（Saint-Just）②说“革命被冰封了”的时候也必须如此；它必须借助产生于可确定的客观性之中名字来让这些时刻的普遍化变得清晰。
①关于这个世纪命名及其变化，不得不参看J-C.米尔纳（Milner）的论文，从其标题《模糊的名字》（Les Norns indistincts，Paris：Seuil，1983）中就可以看出与我们这里的相关性.
②圣茹斯特（1767-1794），又译圣鞠斯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专政时期领袖，公安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由于圣鞠斯特的美貌与冷酷，而被称为“革命的大天使”（Archange de la Revolution）。——译者注
圣茹斯特（1767-1794年）
最终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世纪为了能够命名，而需要一个广泛的（客观的）集体？为什么解放的政治过程通常需要一个设定的客观社会团体的名字，如无产阶级，人民或者国家？
我想我们能说明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世纪对科学的贡献，因而在20世纪的唯意志论中保留了19世纪的科学主义。客观性实际上是一个关键的科学尺度。我们—主体的恰当名字的合法性或多或少会在某种科学中进行寻找，如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同样，纳粹主义的种族神话也自我展现为科学。为了确保其奴役和灭绝的目标，它甚至诉诸于一种自18世纪以降，同欧洲的帝国扩张相伴随的种族主义人类学口号。非常明显，这种口号的虚构既矫揉造作，又恶名昭昭。“种族”的科学是一种纯粹的幻想。我们注意到，它也存在着一种想象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即便它并没有决定这个世纪的革命主体性。一种缺乏真实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用一种极其单纯的科学正当的博爱来伪饰自己，并在其中实现了其力量。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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