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证法的主体：巴迪欧的辩证法研究

作者：布鲁诺·波斯蒂尔

蓝江，译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五辑）》

布鲁诺·波斯蒂尔

1

似乎可以有两种基本方法来研究巴迪欧的哲学。第一种方法是将重点主要放在《存在与事件》的本体沉思之上，探索其作为纯粹的多的存在的新的可能性；第二种方法是试图通过哲学的四个前提（即科学、政治、艺术、爱）来定义事件的真理。

阿兰·巴迪欧（1937年-）

巴迪欧在在几年前的波尔多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发表的新近论述中区分了这两种可能性：“一方面，将存在的形式理论、作为本体论的数学、艰涩的情势概念作为出发点；另一方面，从事件及其在类型真理秩序中的后果作为最初的起点。”[1]p7这其中每一种方法都依次设定了一系列参照系，不仅仅在巴迪欧自己的工作的具体中，同时也在同其他一些主要思想家的关联中，这些思想家既有法国的，也有外国的。第一种方法找到了诸如德勒兹和海德格尔这样最令人敬畏的对话者，如果其不是有直接受益于康托尔、哥德尔和科恩的集合论的贡献，而第二种方法更可能找到了诸如拉康、阿尔都塞、马拉美和贝克特这样的同伴——不要遗漏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在逻辑，在集合论，在不连贯的多和作为连贯的多的可思考的表达之间的微妙关系上，我们再一次首先找到了批判的支撑点。另一个观念是拉康的主体，或者解放政治，或者艺术程序的理论。”[1]p7

雅克·拉康（1901年-1981年）

基本上，第一种方法仅仅保持在本体论理性的限度之内，而第二种方法呼唤了对作为自明的（axiomatic）主体理论的部分真理的考察。

不过，巴迪欧逐渐意识到，这种努力的分裂关系了他整个哲学著作中的两种主要方法——就像一个神秘的贝壳的两瓣——或许会彻底忽略其最重要的贡献——或许甚至其理论内核，亦即，在这种方式中，他试图让我们思考新的出现，以及作为与既存事物状态的单值真理（a singular truth）紧密相关的结果的多的深度转化。这种紧密联系，我认为可以看作是一种辩证法，在某种意义上，在今天这种辩证法比以往显得更矛盾和更不合时宜，正是这个任何读者都会忽略的紧密联系，既关注了本体论问题，也关注了主体理论问题，这是为了一手紧紧抓住存在，另一手紧紧抓住事件。首先主要来自于齐泽克和彼得·霍华德（Peter Hallward）的批评认为巴迪欧在其晚期著作中，在抛弃了传统辩证法之后，巴迪欧自己也因此无济于事了，他像康德（或者萨特）一样，设定了现象世界和物自体之间（或者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之间）的分裂。

斯拉沃热·齐泽克（1949年-）

但我认为，巴迪欧自己著作中有很多元素，不仅仅是在他所谓的数学转向之前的早期文本中，都与这种解释相反。并不鲜见，一个事实是，巴迪欧最为公开的哲学敌人一直就是康德，正如从巴迪欧的政治基点上，他反复地对这种对立的模式提出反对，无论是“左翼”还是“国家主义”（statist），他们都不能让存在与事件完全彻底毫不相干，或者是绝对地断裂。于是随后我乐于看到如果我们将这种与后黑格尔思想纯同保持长期一致的“辩证法”论述叫做逻辑，我们是否从中能获得什么。但这个词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非本质的：问题在于其概念的论断和其要求的操作。

在最基本和一般的水平上，对巴迪欧著作里的辩证法的解读准确来说是一种思考模式，即其并不试图将存在的一面从事件的另一面中区分出来，而毋宁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一中将它们二者绞合起来——即使这意味着穿越了一个僵局的矛盾，这个僵局表示着所有正常的关系和沉思的终结。列宁在读完黑格尔的《逻辑学》后提醒我们：“'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一与其他’。这是折衷主义。

辩证法需要全盘考虑其具体发展的关系，而不是零零散散碎片的拼凑物。”[2]p93甚至我们通过一种将上述的两种方法的并列起来展现出来它们之间强烈的差异，即一方面被限定在作为诸多要素的、多的、严格的存在科学之中，另一方面神秘地陶醉在仅仅归属于自身的、时间的、质朴的真理之中，但这仍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我所谓的巴迪欧哲学的理性内核。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内核并不会完全自我展现出来，相反，它会从内部发生分裂。正如巴迪欧在《主体理论》开头半开玩笑地写到：“在黑格尔那里，有两个主性框架（matrices），而这正是让内核与外表的著名故事变成可疑的谜团的东西。这个内核本身是裂开的，如同那些令人垂涎欲滴的桃子，当我们的牙第一口咬下去就将其坚硬的核裂成对称的两半。”[3]p21同样，真正需要深思熟虑的是，在巴迪欧那里，辩证法的理性内核的结构是如何将作为存在的正常秩序和偶发性事件的真理的分裂绞合在一起的。

巴迪欧无意于制定一种简单的外部对立——让我们随着这两条平行线索的模式走下去，这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除非在幻觉和一直倒退到地平之处，在那里标明了它们之间灾难性的重合——即一方面在作为纯粹诸多要素的弥散的不连贯性，另一方面作为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件的世俗化奇迹仅仅联系在一起的真理。如果这些真的是事实的话，那么对巴迪欧仍然是一个深刻的康德主义者的观念的反对意见就完全可以成立了——这种反对意见首先是德勒兹在同巴迪欧的通信中提出的，这是巴迪欧在他自己（那时他还是一个毛主义者）提出了同样的反对意见多少年之后的事情，尽管那时他对于德勒兹和迦塔里的对立更富攻击性[4]pp31-32。

德勒兹和加塔利

但这种反对意见淡化了巴迪欧理论的几个重要瞬间。在一个既定的多的结构化的情势与实际上导致真理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主观性图景之间，真正的问题是它们中一个如何并何时对另一个产生影响，影响的时间多长，其影响是什么，以及影响的结果的类型是什么。最终，这不过是一个变革的问题——即一个既定情势如何在激进的和不可预测的真理的事件中发生改变。正如巴迪欧在最近的访谈中说：“真的，最后，我只有一个问题：在一个情势中什么是新？”他继续说：

我会说，我唯一的哲学问题是：我们能够想象在一个情势中有些新东西，即这既非在情势之外的新，也非别处哪里的新，而是我们真正想象的在情势之中处置的新吗？我精心建立起来的哲学回答的体系，无论其有多么复杂，都属于这个问题，而不是其它的东西。[5]

事实上，在新与旧的转变问题上，我们再一次遇到了列宁在阅读黑格尔《逻辑学》笔记中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列宁写到，变革的发展“不仅仅作为下降或上升，作为重复”，还“作为一种对立统一”，正是第二个概念单独定义了辩证法，因为它“提供了'跳跃’，'打破连续性’，'转化为对立’，消灭旧事物，产生新事物的钥匙。”[6]p360

列宁（1870-1924年）

2

如果我们想一下巴迪欧时下内容最广泛的著作《存在与事件》，因而作为真正问题的两种秩序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结合，事实上这种结合等于一种非关系，这个事实不会让我们立即得出那里没有辩证法。正如巴迪欧在同一次访谈中说：“我想坚持认为，即使在《存在与事件》中的'与’字是根本性”，但这不能太快地看作这是将一个根本性的对立隐藏起来。巴迪欧继续说：

并不是事件与情势的对立首先吸引了我。那不是我兴趣注意的焦点。此外，从这个观点出发，我经常抱怨这种解读方式是歪曲，或者说这种解读只读了第一章，没有读到我的建议的核心。因为在我眼中，我著作的最主要的贡献并不在于将情势和事件对立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今天所有都在做的事情。我的主要贡献应该是这个：我们能够从情势本身的观念中推导出或演绎出什么？[5]

事实上，巴迪欧如今的研究如果不不仅仅是在存在与事件，或者情势与事件之间的巨大对立，那么他继续用这种方式更清晰地描绘了变革的逻辑：

读者将会注意到，我此后会将“位”（site）和“事件多元性”（eventual multiplicity）看成是同一个东西——这样避免了结构和历史的辩证法的传统困境——我避免了所有的神秘的命名。此外，与那种对情势和事件的严格对立的强调不同，我通过穿越事实的中立性，从对事件恰当的言说的所有方式的动态-非动态（mobile-immobile）的修正中，揭示了这种转变的细微差别。

这样，不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而不是与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中存在着无数的家族相似以及清晰的概念上的紧密联系，《存在与事件》标题中的两个术语的在断裂和结合的价值上是一致的。

在解释学上的类似或重叠并不是一个问题（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que being）的观念通过“是”或者“让自身”作为事件，作为其起源的世俗化的事件，它立即等同于事件的本体论化），所赋予的原始的二元论也不是问题（在那里，在非操作性永恒之中，存在与事件永远是彼此分离的两个“层面”或“王国”），真正的问题是对原理的形式化，借助这些原理，这二者通过一个裂缝或一个僵局绞合在一起（通过“存在的僵局”本身，一个主体在构成其条件的真理的事件中，反溯地“强制”其存在）。

正是在这一点上，巴迪欧早期著作的读者们或许会期望，对这种形式化的全盘考虑会包含一些参照系，或者不同于的辩证法模式的思考。

  

阿兰·巴迪欧

即便在后来的《我们能思考政治吗？》中，巴迪欧提出他哲学的关键词可能在于以一种更新的辩证法的基础：“我坚持认为事件、结构、介入、忠实性等概念正是辩证法的概念，辩证法不能简化为一种对黑格尔来说都不足以解释问题的总体化和否定性劳动的扁平的图像。”[7]p84当然，事件、结构、介入、忠实性等概念继续构成了巴迪欧后来的著作中的核心概念。随后，在他的文本中辩证法的命运如何？对于那些不仅仅是去理解，而且来研究哲学家思想的所有人来说，坚持面对辩证法思想的理论和历史，其后果是什么？

3

我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是否巴迪欧告诉我们再次用辩证法来思考意味着什么，还包括在什么程度上，辩证法的解释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或者至少是重新思考一下有关于巴迪欧自己著作的误读。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典型回答是其包含了对辩证法的根本的断裂——这个断裂发生在八十年代晚期，毫不奇怪，这与苏联崩溃导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危机和最终死亡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其理论进展，直到他写作《主体理论》时期，巴迪欧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坚定的捍卫者，在法国毛主义，以及拉康和马拉美的深刻影响下，他成为了最晦涩和经常遭到误解的思想家。

斯特芳·马拉美(1842-1898年）

但在《我们能思考政治吗？》之后，更准确的是在他开始写作《存在与事件》之后，认为他已经摧毁了，或者说超越了他辩证法信仰中的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的残留物，包括他对作为毛主席的狂热的追随者的再思考[8]pp49-50,290-291。数学被简单地认为是在巴迪欧最近和最广泛的阅读的著作中取代辩证法的东西。

当然，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接受这种解读。这样，作为新近的一个例子，在《元政治学概述》（Abrédgé de métapolitique）中，巴迪欧似乎拒绝了所有的辩证法思想，并将其作为内在的误导——它们不能从内部来思考政治，而这正是他所召唤的元政治学的真正任务，这与那种仅仅是关于政治性的本质的思考（对于巴迪欧来说，这是迄今为止的所有既存的政治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完全不同的。用辩证法来思考政治学成为巴迪欧在哲学上的元政治学方向所设定的第一攻击目标，尽管在事实上，几乎在十多年前正是他应用了诸如情势、事件、介入等关键词，提出只有借助一种更新的了辩证法才能思考政治。

在这个方面，巴迪欧似乎尤其受到了他的非毛主义（ex-Maoist）朋友席尔瓦·拉扎鲁的影响，他的《命名人类学》（Anthropologie du nom）在《元政治学概述》的关键的一章中得到广泛的，但绝非是毫无批判的论述。

《命名人类学》英文版封面

作者反对从主客体条件之间、或者社会经济范围和恰当的政治行为的凝结之间的辩证关系上，即反对从正统的列宁主义意义上来理解政治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辩证法”被粗糙地等同于“历史主义”、“阶级主义”和“实证主义”，所有这些都设定了一个在政治上可理解的统治性和粗俗性的图像：用拉扎鲁的话来说，一种对政治的历史模式的“缝合”。其疑问在于，这种辩证法试图命名整体，与这种整体相关联的是可能会出现一种政治的序列，无论这种操作是从历史或者社会，从时间或者总体性角度来做的，都会冒着将这种序列的独特性消散在两个或者更多的异质性领域中。这样做的典型后果包含了一些中介或者其它的主观和客观特征——列宁的先锋队的党就是去弥合这二者之间差距的组织化形式[9]。对于在这一点上完全赞同他的朋友拉扎鲁的巴迪欧来说，政治的序列必须在其范围内来思考，从其中他们借助作为其要素的物质索引的范畴、位置和描述定义了一种同质性的多元，而不会将政治过程的本质变成任何固定的数据的结合，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精神和物质、弥散的非弥散的实践等等。政治从客观性王国中抽离出来，它也不再承载着历史的压力：“其主要贡献在于将政治和历史分开，并摒弃了时间范畴：对政治序列思想的理解仍然有一个同质性操作，无论其将政治看作是'正在进行的’还是业已结束的，即便其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中的协议是不同的。”[10]p46如果是这样的话，几乎很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说巴迪欧最近在思想中仍然喜欢辩证法。

席尔瓦·拉扎鲁

不过，巴迪欧和拉扎鲁都提出，辩证法作为一种异质性结合主要应用在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们的社会科学领域。他们的判断实际上为另一种辩证法留下了空间，我们可以通过由政治介入导致的物质断裂来思考，比如说，毋须求助于党的形式，也不用求助于唯心主义的时间循环模式和社会运动模式，它们的共存导致了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根本的异质性的克服。尤其是，巴迪欧引述拉扎鲁的话说，即当他们估计了辩证法的准确状况以及黑格尔自己的归纳的否定性之后，他们容许了一种不确定性的奇异边缘的存在，这让其小心翼翼地同社会科学中的历史主义的辩证法区分开来[10]p46。

很明显，黑格尔认为他自己已经回穿到自己脚上的鞋子，还需要等着其他人穿着它继续走下去。或许更准确地说，这个穷人的鞋子，在被填塞满神圣和崇高的东西200多年之后，失望地需要清空——为一种新的辩证法的理解而清空，准确的说是从用空和溢出，而不是总体化来谈论辩证法，用二元分裂和断裂的身份的象征性扭曲取代了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用再现的崩溃取代了概念的晦涩的自我表达。黑格尔必须被劈开，而不是将其上下颠倒过来。

黑格尔（1770-1831年）

“这样，在黑格尔辩证法的中心，我们应该把两个过程，运动的两个概念分开”，巴迪欧在《主体理论》继续说道：“（a）被异化遮蔽的辩证法，在成为他者中展开的单纯的概念，为的是作为一个完成的概念最终返回自身；（b）作为二元分裂的辩证法，在这个主题下：在分裂之外没有统一体。不用返回自身，在最初和最终之间没有任何关联。”[3]p22于是，问题并不是黑格尔是否应该完全复活，而是复活哪个黑格尔。此外，这个问题关系到第一个问题：他的哪一只鞋适合我们穿，左脚还是右脚？是《逻辑学》的鞋还是《精神现象学》的鞋？

巴迪欧第一次通过黑格尔与法国毛主义站在了一个战线上，通过回到黑格尔的《逻辑学》（还有列宁的《哲学笔记》）来既反对阿尔都塞来势汹汹的反黑格尔主义，又反对被巴塔耶、萨特和拉康激活的科耶夫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解读[11]。最近，在访谈中，他仍然乐衷于拿《存在与事件》同《逻辑学》进行比较，而《主体理论》更近似于《精神现象学》。

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也不是过于高调：对巴迪欧思想中辩证法的地位的全面理解当然与他的两本著作的差异和关联有着充分的关系，这两本书都肇始于黑格尔。不过所有这些仍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许随后，回到更前期的问题，我们会说黑格尔的两只鞋，或许会像梵·高的命运不济的农鞋，失去了主人，摆在我们面前痛苦的任务是同时把这两只鞋都穿上。

阿兰·巴迪欧

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元政治学概述》更靠近于第一次在《我们能思考政治吗？》呈现出来的辩证法前提。为了更明确这种近似性，我们需要一种思考模式来反思一个同其所是的断裂是如何发生的，然而借助描述在同质性的情势中什么是可能的延续下去——不是那些大胆的弥赛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未来，而是在一场此时此刻镇静的赌局中。但这种同质性不应该设定甚至最轻微的美妙理想，以及将现状提升到永恒。这个简单但矛盾的情势如何被想象成一个既新又同质的多？或者，借助细微差别的阐述，我们如何可以思考对其真理依旧内在于情势本身的情势中的溢出或过剩？

尽管其宣告了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又或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法的堕落，我想提出这种突然出现的真理的逻辑要求一种新的辩证范畴体系，这些范畴需要新的辩证法。正如巴迪欧在访谈中提到：“至少在这方面我是深刻的黑格尔主义者。以及，我相信新只能作为一个过程来思考，可以肯定在事件的高潮中发生了新，但这个新通常是赘生物。在那里，我们无法查明新的物质性，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新的物质性，”[5]注意这最后一点，我想提出需要抓住的新的物质性实际上就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更新。即便在苏联崩溃之后，许多哲学家和理论家迅速重新塑造了一个马克思——甚至一种新的共产主义观念——让马克思从粗俗或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乏味的文档中摆脱出来。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

或许时机已经到来，尽管问题已经转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哲学必须走向复活辩证唯物主义。事实上，如果理论或哲学实践小心翼翼地借助或反对普遍认可的观点来界定，那么没有什么比抵制愚蠢无知的舆论更紧急的事情，这些舆论过于高兴牺牲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最细微的暗示，如果为了让自己展现为对某种马克思的真理高贵的再发现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话。

4

在我为了分析其对巴迪欧近来的著作的影响而详尽考察《存在与事件》之前，还有另一种靠近巴迪欧辩证法思想的方式。这即是对他最近在哲学国际学院讲座的讲稿编辑成册的《世纪》一书的详读。这些讲稿似乎希望再次触及这种复兴辩证法的可能性或者愿望。

事实上，这正是过去的一个世纪赋予自身的任务：“这个世纪提供的非辩证法的二与一的并置，这里的问题包含在按照辩证法思想，这个世纪最终打算是什么。”[12]p50巴迪欧坚持认为大半个二十世纪都是由德勒兹在许多案例中描述为“断裂性综合”（disjunctive synthesis）的思想支配，亦即，非辩证法甚至是反辩证法不仅仅是对新与旧、终结与开启的问题的解决，也包括对真理与伪饰，生命与意志，历史主义与先锋主义问题的解决。其最高目标是在自发行为或狂欢地断裂之中直接与真理面对面，而不是从内部来克服矛盾。事实上，正是缺乏所有的辩证法的解决方案，让纯粹暴力，让对真实的激情填充了这个世纪，其表征就是在这个世纪之中有如此众多的艺术和政治后果：“暴力来到断裂的点上。它让自身成为对一种失去的衔接的弥补，其作用就像在反辩证法的位置上强制性地进行辩证的链接。”[12]p27作为过程的真理的更恰当的、辩证的理解是凌驾于或反对行为的首要地位，但一般来说，很明显，他宁可寓居在这个世纪最激进的断裂的试验之中。

从这种转变的评价来看，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辩证法思想的堕落，或者说完全退化主要是因为某种理论和哲学模式的耗竭——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到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再到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格奥尔格·卢卡奇（1885-1971年）

当然，巴迪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强烈认同着辩证法，在他起初的两本小册子《矛盾理论》（Théorie de la contradiction）和《论意识形态》（De l’idéologie），通过张世英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理性内核》（Le Noyau rational de la dialectique hégelienne）来评价毛泽东的文本，上述所有陈述都包含在《我们能思考政治吗？》之中。然而，与那种从一种耗竭了的理论意义得出的结论不同，辩证法模式到达了它的终点的观念也能从过去的那个世纪的实践和试验中，在政治和艺术上，他们都没能成功地实现这个思想传统——这个传统仍然是值得为之而奋斗的。这样，是灾难性的暴力内在于辩证法的体系和方法中，或者其没有成功地摆脱一种尚未触及的真正的辩证法的许诺？这个问题悬而未决的答案，就是巴迪欧在《世纪》中作为药方的断裂性综合，作为实践和理论上的选择优越于那些悲剧性的未解决的问题，以及经常的最极端的暴力。

5

与那种向一切辩证法思想说再见并将它们扔到历史的垃圾箱里（和它一起被丢掉的还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方式不同，或许我们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巴迪欧最重要的著作，尽管数学在其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这本书开启了一个辩证法体系和方法的新的旅程。让我们回到《存在与事件》，其开初是为了提供一种本体论的亚结构来支撑在巴迪欧早期的《主体理论》的思考中遗漏的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够衔接的东西。然而，这本早期著作似乎只假定了有一种作为主体化的事物，而后者我们的假设与这些主题是相容的，即作为存在的科学是数学即本体论。借助于自康托尔到科恩的集合论数学，提供了不同于一种肇始于海德格尔诗学本体论的另一种形式选择，同时展开了一种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列宁和拉康的干涉主义信条相兼容的主体理论。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年）

巴迪欧立刻预见到，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和与主体理论相匹配的存在话语将让某些读者想起那些试图在官方马克思主义中塞入伪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国家支持的最坏的结果。在回顾这些问题时，如在《主体理论》中概括的，那里存在着主体化，巴迪欧在《存在与事件》的导论中指出：

这些问题与一种可能的本体论的相容性让我感到焦虑，因为“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力量（极为虚弱）已经假定了其在辩证法规律的一般性的外表中是兼容的，例如最后，在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同形同构的外表下是兼容的。可以肯定，这种（黑格尔主义）的同形同构夭折了。[13]p10

自然与历史、历史和意识、社会和政治、或者实体和主体之间的同形同构，或者纯同质性取消了从一个同质性多元内部，或者按照其内在的溢出来思考事件的真理的可能性。为了回避这一风险，并严格囿于思想，即没有客体的主体的王国之内，许多读者会从《主体理论》中，最晚至少在《我们能思考政治吗？》中得出辩证法已经被数学所取代，如同在《存在与事件》中所发生的那样——在那里，婴儿和洗澡水一起被倒掉了。不过，我认为在后面的这本书中，不仅仅其主要问题仍然保留着辩证法规律的许多残余，当然，这些规律和原理得到了恰当的再造，还有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成功把握包含在这些问题中的辩证法的准确本质，这导致了对巴迪欧作为一种整体来接受的哲学的误解和错误的反对。

《存在与事件》的开始，就几次参照了“空与溢出的辩证法”。[13]pp126-127这里的意思是，空在首要位置上作为唯一的本体论的基础：空，或者从数学上讲，空集，是存在最合适的名字。

从一个既定情势的空，我们可以猜测在其自身之中，严格来说，一个不连贯的多元，被计数为什么，或者其被计数为一，为某人或为某物的是什么，而且唯有计数操作才能将不连贯性变成事物的连贯性的数字。随意的多元先于计数操作，然而，决不能在一些极少数被误计算在内的事件中这样来思考，除非往回推算。这样，空在对自身之上的计算操作的溢出中就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准确地说，巴迪欧区分了两种操作：第一种他称之为显现（presentation），按照既定集合的所有的元素的一来进行计数，例如，国家中所有的公民；第二种计数，或者叫再现（representation）重新计数了第一种情况，它是按照原初集合中的不同的部分或子集的一的标准来计数，例如国家公民社会中的不同的种族、民族或者性别化的亚群体。第一种计数定义了一个情势的基本结构，而第二种计数试图确保其元结构，或者所谓的情势状态。巴迪欧空与溢出的辩证法坚信通过存在部分对元素的溢出，包含对属于的溢出，再现对纯显现的溢出。但这个原理在有限集合中是无关紧要的，集合论的进一步发展揭示 了在无限的情势中，溢出通常是无法衡量的，那么没有定义好的意义，借助这种意义可以决定一个集合，或者所有子集的集合如何被包含在一个既定的集合中，这将超越了原先属于这个集合中的元素。事实上，从主体上才能赋予这种溢出某种衡量标准——一个决定，亦即，忠实于展现出对第一种情形的溢出的事件。因此，这正是事件的信条，通过这种信条，情势的空被揭示出来，通过计数的崩溃，对作为纯多的存在的短暂一瞥成为可能，集合论本体论和主体理论一下子联系了起来。

阿兰·巴迪欧

有很多原因可以说明为何这种清楚而直接的论断可以看作为一种新的和前所未有意义上的辩证法。让我来指出其中的一些原因，它们共同给予了我们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可能性元素（或者部分和元素）：

#01

辩证法思想，如果仍然是个恰当的标签的话，可以继续从分裂和分裂的扭曲角度，而不是从异化和克服异化角度来定义。具体而言，斗争的哲学，因而必然会宣布只有一种辩证法规律：即“一分为二”，巴迪欧在《主体理论》中关于毛主义的段落中写到：“辩证法说那里有二，并从自己那里推出一，作为运动着的区分。形而上学提出一，最终永远地与来自于自身的二纠缠不清。”[3]p23,40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规律仍然可以适用于巴迪欧《存在与事件》之后的晚期哲学。这样，其真正的问题并非是存在与事件的简单对立，而是在显现和再现之间存在的分裂。当齐泽克提出这种先在的分裂既作为巴迪欧思考的某种发现，也是他的盲点时，他不过是重复了后者本体论的核心，因为这同时在其内在之中走入了死胡同；还有与那种预先设定某种纯粹显现的狂野的生命力不同，这种存在的困境不过是不可能修复的形式计算操作的后果。同样，一个事件不仅可以从纯粹属于其自身的某种被当作是统治或绝对权威的方式来定义，还可以一个为了某情势的事件，其点（site）就是其标示。甚至事件的形式数学铭刻了这种原生的分裂。不能抹煞的一个事实是，一个事件只能发生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是作为整体的情势的症候。最后，真理程序包含在对分裂的情势返回自身的扭曲（torsion）之中，它始于事件点（site of the event），并向着作为应用到所有范围的真理的类性扩张（generic extension）而运作。辩证法思想应该这样来重构：不仅仅存在与事件，而且分裂（scission）、点（site）、扭曲（torsion）——在属于和包含之间的分裂（split），致使走向某种特殊情势的事件发生的事件点，还有从其类性扩张的点上强制性返回到情势。

#02

辩证法思想并不包含在建立一种机器化的同质性或者主客体之间的同形同构之中，而是在与所有在空和溢出交互作用中，通过一个困境的形式矛盾的结合之中。在这个方面，巴迪欧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后马克思主义（他的例子，我们宁可称之为后毛主义），这种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坚持认为主体是分裂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主体必须导致定义着客观性结构上的建构性困境。在情势本身中的对情势状态的无法衡量的溢出使得一个事实得到形式化，即结构在元结构中被自身的增值所溢出。然而，这个在本体论上真实的点，它阻止了客观秩序达成一个良序的封闭结构，同时它也需要一个决定，如果没有主体性的话，它就什么都不是。部分由于他返回到《主体理论》的结论（按照这个结论，“真实是形式化的困境；形式化正是真实的强力通途（passe-en-force）的所在之处”[p40]），巴迪欧总结了《存在与事件》的思想轨迹：“存在的困境（impasse），导致了游离于尺度之外的状态的数量溢出，在真理中，这个困境正是主体的通途（passe）。”[13]p471要求主体给予结构超出自身的溢出的力量一个尺度。主体性已经介入到存在困境的结构事实之中；倘若没有忠实于事件的主体的干预，结构的裂缝甚至无法被看到。

#03

实体和主体的辩证法可以更清晰地用如“跳跃”（leap）或者“回转”（turnabout）一类的正统术语来表达，将这种量的对立变成质的对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对黑格尔突变（Umschlag）的回应，换句话说，巴迪欧使用了拉康的通途的特殊用法。巴迪欧在《存在与事件》的一个关键段落中写道：“子集对其元素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溢出”，这样，“无论拥有多么精确的计量知识，我们都无法估计（除了借助一种专断性的决定）其状态发生了'多少’溢出”。“在这一点上，事实是，必须要容忍一个偶然性的几乎最专断性的决定，还有，量客观性的范式，导致了纯粹的主体性，这正是我称作为康托尔-哥德尔-科恩-伊斯顿症候（Cantor-Gödel-Cohen-Easton symptom）。”[13]pp309-311集合论数学绝不是与辩证法毫不相容的，这样，它十分奇异地终结了对其主要规律之一的确证。当黑格尔自己看到：“据说，自然界绝无大跳跃（natura non facit saltum），当其理解了开始存在（coming-to-be）或不在存在（ceasing-to-be），普通思想幻想它通过将之作为一种渐进地出现或消失的再现来做到这一点。”《逻辑学》的作者回答说“这种渐进性除了跳跃之外，什么也解释不了”——这是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所热衷于认定的一个观点，“跳跃！打破渐进性！跳跃！跳跃！”[6]p123

事实上，通过跳跃和打破自然的渐进性是理解一个对立如何突然过渡到另一个对立并达到同一，这是对辩证法的最正统的定义：“辩证法是对立统一（identity of opposites）的原则——它们如何能并如何成为如此——在这个原则下，其前提走向同一，从一个转化为另一个——为什么人类的头脑必须抛弃这些死的对立，而是要抓住那些活的、有条件的、动态的、从一个转变为另一个的对立。”[6]p123

#04

同时打破作为渐进的自然和良序的结构意味着这个断裂真实发生了，原初的情势不得不变成历史的情势。巴迪欧的辩证法，如果这真是我们想要去应用的标签，那么他回避了绝大多数历史和结构、自由和偶然性的众多难题，这些难题始终萦绕着阿尔都塞，例如，在他同萨特的论辩中就体现出这一点。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1918-1990年）

巴迪欧承认这个争论的经典价值，在最后的争论中，政治观点得以澄清，这样哲学可以在一个基本方向上来梳理它们。正如他在《我们能思考政治吗？》中写到：“在这一次最后的讨论将作为反思的清晰性的自由同作为对偶然性描述的结构对立起来。”[7]p10正是巴迪欧的毛主义思想让他把结构偶然性的原则同一种主体对动机的委托结合起来。但仔细来看，这种可能性只是由于复因决定（over-determination）已经标示了那个类似于事件点的位置，在那里，历史抓住了一个既定的结构，或者将之推向了另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中结构困境成为了历史。如果我们继续用些正统点的词汇，我们或许会说，正在这一点上，唯物主义辩证法已经在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之中运行开来。这样，在《存在与事件》中，其中一个中心章节致力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将一个情势变成为一个历史情势，而自然和历史之间的断裂——在存在的良序同一性和在空的边缘临时事件的破裂之间——在后一本书中如同在《主体理论》中结构和历史的断裂一样重要。不过，可以说，巴迪欧只是最近才开始补充什么是历史情势的定义，亦即，在对一些事件点和情势进行了实际研究之后，通过事件点标示出来的情势。至少《世纪》已经为在《存在与事件》中提出的过于抽象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提供了历史的平衡，甚至在最近，在巴迪欧关于文化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两次特别的讲座中，他提出，反对一切单独的思考，主张从历史和政治的联系中来思考——即思考政治的历史性。如果我们想完全理解在存在与事件的信条中，我们如何不会返回到结构的和历史主义的姿态之中，相反我们大胆地认为它们同时位于其内在性辩证法之中，当然，这需要在这条线索上做更多的工作。

如果《存在与事件》类似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似乎在这个方面更多是框架性的和抽象的，我们应该不要忘记，在这本书的中心，历史情势的概念已经在结构性本体论数学的尺度下得到了界定。同样，如果《主体理论》类似于《精神现象学》，似乎更多地涉及的是具体经验，我们同样不要忘记，在包含和属于之间的结构性断裂在这本书中构成了存在的本体论困境，同样，在这本书中，它被定义为为了主体介入原则而设定的深渊式的根基。

#05

我们最后需要考虑的一点是这些批评没能察觉到对巴迪欧哲学的一种更辩证法式的理解的所有可能性，事实上，他们指责巴迪欧在诸如存在与事件、知识与真理、人类动物和不朽的主体等等一系列严格的但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和彻底的反辩证法的对立中终结。我当然参照巴迪欧自己的前进的努力中的言述，从他毛主义时代到他最富有本体论色彩的沉思，来准确地反对这样一些反对意见，即他们坚定地批判巴迪欧被他称作为对左翼和国家主义的双重“偏移”的较早的时期——也是对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偏移。我们甚至没必要返回到《黑格尔辩证法的理性内核》（1978）中去找到对这种批判的总结，甚至在晚期的《存在与事件》那里，在一个关于“论干预”的关键沉思中，巴迪欧警告我们提防那种将事件作为一个与情势完全断裂的单独的东西放置在全部由自身构成的集合中的企图。

阿兰·巴迪欧

这种企图就是他所谓的“投机左翼”，它不过是“国家主义”的镜像，亦即，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国家系统地将政治事件的飘浮性的新还原为，比如说，在外国煽动之下的暴民的聚众闹事表达不满，等等。“国家所采用的术语，在部分的计数为一的确定下，最终成为事件点，并在事件中并放置在命名的一之下”，巴迪欧宣称：“这当然是二（事件点被计数为一和多被放置到一之中），但问题是在这两个术语之间没有任何关系。”[13]p230[1]事件和事件点之间的联系始终是国家状态的观点的点中的谜题，其结果仅仅是将存在在本质上的毫无关系的二元性并列起来。然而，当事件被假定为一个激进的开始，而未遭到国家状态的阻碍时，我们在意识形态的谱系的另一端并日子更好过。“投机左翼想象了干预只是它自己授权的，而对情势的打破的唯一支撑是它自己的否定性的意志。”巴迪欧得出：“投机左翼被事件的极端的一（ultra-one）所吸引，认为它可能去拒绝所有的内在于结构中的计数为一的体制。由于极端的一有着二的结构，在思想的所有范围中，激进的开端的想象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摩尼教的本质（Manichean hypostasis）”[13]pp232-233如果巴迪欧哲学真的堕落到去捕获那两个对立的其中一个或全部，那么至少他的批评应该认识到这一事实，即他的工作将提供给他们所有的去设下合适陷阱的工具。

[1] 然而，巴迪欧在这里纠缠的问题准确地说是内在于国家的观点之中，霍华德错误地引述了这一段并将之作为巴迪欧认为事件和事件点之间没有结构性关系的证明。参见Peter Hallward, Subject to Truth, p. 413, n. 530.

6

即便我们接受了去将存在、事件、点、主体、干预等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在这种方式中，为了避免极左翼和国家主义，读者或许仍然不愿意把这种结合叫做辩证法。为什么要给一匹几十年前被da死的马注入腥臭的血液呢？“关键在于要弄清辩证法的主体”，巴迪欧在《我们能思考政治吗？》中写到：“准确地说，辩证法的辩证性包含在一个概念史和黑格尔母体的分裂中，在这里，在其本质上确证了事件的原则，而不是导向了精神的历险。是政治，而不是历史。”[7]p84对于巴迪欧来说，辩证法最终意味着一种关于情势的真理的思想形式，不是借助沉思的方式，而是通过一个中断，一个分裂、或者对再现的割断。在《我们能思考政治吗？》中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更新，在这个意义上，保留了出现在《存在与事件》中的正确的论断：“辩证法思想将第一次认识到它与再现的全面冲突。这种思想在其领域中捕获到不可再现的点，从中它揭示与真实（real）的接触。”[7]p86在再现中抓住溢出的内在点，不过，这仍然是不够的，除非这个真实点作为主体为了真理的所出现的能力而起到的矛盾性的杠杆作用：“思想的辩证法形式这样在（再现的）知识的安排中打了一个洞。在症候性崩溃的情景上，它完全按照主体的能力的假设来解释，这个假设出现在主体对自身的决断之后。”[7]P89对巴迪欧来说，这是马克思唯一的有力之处，马克思听从了大众在1848年的起义，并在无产阶级政治能力的假设之前的未来做出了回答，正如弗洛伊德在世纪之交听从了关于性与爱的我们所熟悉的话语的歇斯底里的中断，为的是用精神分析的原则介入其中。但在今天，我们仍然能坚持一分为二吗？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年）

“二的思想的问题如同其地平有一个辩证法思想的命运：最终，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萨特矛盾范畴仍然是否能有力对差异进行概念化？”巴迪欧自己在另一个对话中自己回答道：“我想这个问题仍然是开放的。”[14]

7

我从概括接近巴迪欧著作两个最普通的方法开始论述。尽管两个方法都在一定意义上保留一和同一种解释中，都受到以正确的方式来阅读文本本身的支配。在每一个那里，其目标都是为了保留一种解释形式，这通常作为有点失望地去找寻正确阅读思想家的方式。然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即根据思想家的概念工具，通过对特殊情势的再思考来冒险介入其中。当然，齐泽克花了很多年试图来把这些选择结合起来，他极大地依赖于同时也是极度批判地用巴迪欧的概念，在他自己对当下瞬间的分析中，甚至无论什么时候他进入到巴迪欧作为整体的哲学中的更富解释性的讨论时，他自己对之产生了一系列误读。

斯拉沃热·齐泽克

但是，其原因至少部分是由于其主要文本的复杂性，这个哲学家主要的主体还是研究解释的类型。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任务似乎在于通过借助分离和具体化当下的干预，即从巴迪欧提供的术语中思考我们的现实性，来继续接受这个变动的和批判的类型。毕竟，这是作者自己表达出来的希望，在《存在与事件》中：“这本书展示的范畴，从纯多到主体，构筑了思考的形式的一般秩序，亦即，它可以在当代框架的所有层面上去实践。这样，它们提供了科学程序，以及政治和分析程序。它们试图去组织我们年龄需要的抽象视野。”[13]p10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去做。

参考文献：

[1] Alain Badiou,'L’Investigation transcendantale’(2002).

[2] V. I. Lenin, 'Dialectics and Eclecticism’,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32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0).

[3] Alain Badiou, The′orie du sujet Paris: Seuil, 1982.

[4]'Le Flux et le parti (dans les marges de l’Anti-OEdipe)’, in Badiou and Lazarus (eds), La Situation actuelle sur le front philosophique (1977).

[5] Alain Badiou, 'Can Change Be Thought? A Dialogue with Bruno Bosteels’ (1999), forthcoming.

[6] Lenin,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ed. Stewart Smith, trans. Clemens Dutt,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38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1), p. 360.

[7] Alain Badiou, Peut-on penser la politique? Paris: Seuil, 1985.

[8] Peter Hallward, 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2003.

[9] Cf. Sylvain Lazarus, 'Le Mode dialectique’, La Distance Politique 3 (May 1992): 4–6.

[10] Alain Badiou, Abrédgé de métapolitique, Paris: Seuil, 1998.

[11] Alain Badiou, Louis Mossot and Joe¨l Bellassen, 'Hegel en France’, Le Noyau rationnel de la dialectique hégélienne (1978), 11–17.

[12] Alain Badiou, Le Siècle, Paris: Seuil, 2005.

[13] Alain Badiou, L’Etre et l’ événement Paris: Seuil, 1988.

[14] Alain Badiou, 'L’Entretien de Bruxelles’ (1990): 15. See also MP 72/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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