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一位象牙塔里的哲学教师，一位党内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巴黎，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哲学成为知识青年争相追随的思想时尚；他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今天仍然堪称经典，他所提出的“回到马克思”的口号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空间里回响；他的学生与对话者德里达和福柯分别成为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开创者，曾经跟随他一同构筑“阿尔都塞主义”的学生巴里巴尔、马舍雷、朗西埃、巴迪欧、米勒等成为法国各知识领域中重要的思想家。随着大量生前未发表遗稿的陆续问世，重新解读阿尔都塞的热潮在国际学界一再掀起。一幅百年阿尔都塞的肖像，等待思想界的深入刻画和描绘……
成为“阿尔都塞”：偶然的必然
阿尔都塞特别热衷于一个法文词：conjuncture，指由各种复杂要素以特有方式结合而成的“形势”。阿尔都塞曾经多次表示，要写本书来建立并阐释一种“形势理论”。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这一形势并不是任何主体的精心设计，也不存在任何先验的目的预设或是任何事后的本质还原，而仅仅是诸多要素依据互相之间的力量关系瞬时构成的共时样态。“形势”是一种偶然性的结合，甚至这种偶然性本身便足以成为规定自我的本质力量，因而被阿尔都塞在1965年的《读〈资本论〉》中称为“必然的偶然性”（比他正式提出“偶然的唯物主义”早了近20年）。在1960年代这一时间节点上，诸多偶然性的历史要素便这样必然地结合成了 “阿尔都塞”这一思想体得以生成的特定“形势”。
1948年，同时发生了阿尔都塞人生中的两件大事：成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一名哲学教师；加入法国共产党。这两个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阿尔都塞后来思想场域的边界。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带进法国的哲学课堂，另一方面把哲学带给法国共产党掌握着绝对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是阿尔都塞在这两个身份下终身为之付出的双重努力。在前者上，阿尔都塞在巴黎高师这座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中实现了一次特殊的教育革命，并引发了法国思想史上知识青年参与并引领的最为活跃的理论局面；在后者方面，阿尔都塞提出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虽然最终没有得到法共官方的认可，他对马克思思想和文本的解读却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讨论中无法绕过的必要参照。
在巴黎高师哲学系，阿尔都塞承担着一个特殊的职务：哲学“教师资格考试（agrégation）”的辅导老师（伊波利特和德里达也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具体的任务是开设哲学史上的专题课程，以充分准备学生应对以问题为导向的高强度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两部分）。曾在这一考试中取得高分，后又多年为学生开设备考课程，使得阿尔都塞对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人物思想非常熟悉。我们在阿尔都塞的写作和教学文本中，看到有关黑格尔、斯宾诺莎、孟德斯鸠、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等哲学家详细而深入的论述。并且，他也在这一特殊的教学辅导中形成了自己对西方哲学史的特定理解，尤为重要的是，这一理解是围绕“问题”和“概念”展开的，这与他后来所强调的“问题式”（借自好友雅克·马丁）和“概念哲学”（由法国科学史认识论的代表人物卡瓦耶斯提出）存在着微妙关联。
如果说，对哲学史的熟知构成了阿尔都塞理论“形势”的历时性维度，那么，当时法国思想界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即对科学如何得以确立自身有效性边界的反思，便成为阿尔都塞所面对的理论“形势”的共时性层面。在阿尔都塞的理解中，共时性在知识效果的生产中占有绝对优先的决定性地位。福柯对20世纪的法国思想史做过一次著名的划分，一边是以萨特、梅洛-庞蒂为代表的主体主义（subjectivism），另一边是以康吉莱姆、卡瓦耶斯、巴什拉、列维-斯特劳斯、拉康、阿尔都塞、福柯为代表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这两条思想线索，实际上都在回应同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是由胡塞尔思想在法国的传播和阐释所引发的：科学和知识的确定性边界问题。只是双方给出的答案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对：前者付诸于主体以及主体意识和实践，后者则求助于理性自身内部得以确立的客观原则。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和重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的回应，重新激活了马克思曾经积极思考和面对的鲜活现实语境。他站在了理性主义一边，提倡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本身，真正解读并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哲学，批判当时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流行话语的人本主义。
早年家庭带给阿尔都塞的天主教神学思想，以及宗教信仰内部各种思想倾向之间的争论，一直是阿尔都塞思想“形势”的重要构成部分，即使常常以不在场的隐身方式发挥作用。1848年，就在阿尔都塞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同时，他还在积极参与激进左翼基督教杂志的编辑和写作。此时法国的基督教文化界产生一股强劲的新思潮：“回到福音”。这一思潮强调回到福音（evangelicalism）和福音书（Gospels），即回到神的话语和对神的信仰建设中去。一方面反对基督教旧有的、尤其是天主教仍然在固守的体制建构，另一方面反对神职人员在解读上的绝对权威，强调一种以经文阅读和领悟为基础的信仰建构方式。阿尔都塞对这一思潮十分赞同，在某种程度上，他后来提出的“回到马克思”，即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以反对苏联教科书体系化之下的刻板教条，以及再后来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都与基督教中的这一反思思潮有着相关联之处。
西方哲学史的问题与概念、法国20世纪的思想力关系（相对于马克思的“劳动力”，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提出“思想力”概念）、基督教神学的改革思潮……阿尔都塞生命中的诸多偶然因素，就这样在1960年代聚合到了一个“形势”之中。
阿尔都塞说，面对理论形势，重要的不是占位，而是能否通过自己的理论介入为这一形势带来改变。
别开生面的“回到马克思”
1965年，阿尔都塞两部最重要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在巴黎出版，认识论的断裂、问题式、多元决定、症候阅读法、结构因、转喻因……一系列新奇的概念，以及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在没有足够法文译本的情况下，阿尔都塞援引的大多是德文原文，并按照自己的理解译为法文）和经典表述（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如同一枚思想界的炸弹，顷刻间引爆了巴黎知识界，吸引了当时各个领域和流派的巴黎知识分子，其中既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更多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阿尔都塞的名字，从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巴黎的代名词。
阿尔都塞在回顾自己的理论出发点时说，如果没有苏共二十大后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兴起的人本主义自由解放思潮，也就不会有自己后来的理论干预。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阿尔都塞关心法国共产党在每一次国际变革和动荡中采取的理论态度，尽管他并不一定完全赞成法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决策，但他一生始终不渝地坚持留在党内，即使在他身边的朋友和学生都因法共在阿尔及利亚和匈牙利事件上的态度而纷纷退党的情况下。结构性的变革，发生且只能发生在内在于结构的异质可能性之中——阿尔都塞的政治立场与其理论立场完美契合。
阿尔都塞从高师的老师们那里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但却是经过黑格尔中介的马克思，并且这里的黑格尔已经是入了法国国籍的黑格尔，由科耶夫和伊波利特译介、并经过现象学（梅洛-庞蒂）和存在主义（萨特）中介过的黑格尔。阿尔都塞的大学和青年学者时代，也同样读了很多黑格尔，写下包括硕士论文在内的多篇文章（收录在中文版《黑格尔的幽灵》文集中）。很多阿尔都塞的解读者们都认为，阿尔都塞经历了一个从黑格尔到反黑格尔，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过程。
但实际上，一些近期问世的阿尔都塞同时期文献，如由赵文老师新近翻译的《致保罗·利科》一文，阿尔都塞与利科在信中就历史观进行争论，表明阿尔都塞的理论立场与当时的黑格尔主流解读之间存在极大差异。换而言之，阿尔都塞理解的黑格尔从一开始就带着自己独立的理论思考，因而后来的反黑格尔，反对的恰恰是法国主流解读中的黑格尔。
阿尔都塞早期还做了一项极为重要的理论工作：第一次把费尔巴哈哲学翻译与介绍到法语世界。应邀于伊波利特编辑的一套丛书，阿尔都塞负责翻译和介绍费尔巴哈的主要著作。按照阿尔都塞自己的说法，他当时翻译并写作了大量的文字，而后来真正出版的只是其中非常少的一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费尔巴哈的观点大部分是同质性的重复，而在了解其思想内容后，他也不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兴趣。他的第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便是1960年发表的《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后收录在《保卫马克思》中）。在其中，他凭借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解，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反人道主义”的惊人观点：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思想，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具有相同的“问题式”，都是有待科学去实现“认识论的断裂”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
1960年代以前，巴黎的青年学生们经历的是“萨特的时代”。他们高喊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无法超越的思想”的口号，将存在和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范畴——然而，却极少涉及到马克思的文本和理论本身。随着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人文社会科学开始向结构转向，以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和罗兰·巴特的日常生活神话学为代表的有趣而独特的人文社会科学讨论方式，迅速成为青年学生们认同的话语。结构主义与主体哲学之间的思想对立，随着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的几次公开论战，已经激化为白日化的理论斗争。
在阿尔都塞看来，萨特从来都算不上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兰西贫困”的表现和见证。阿尔都塞清楚地指出，在教条马克思主义统摄下，科学有着姓资还是姓社的党性划分，知识分子首先便忙着占位去了，没有人愿意或敢于去发表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解。而另一部分享有自由或部分自由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如萨特，为了避免被指认为教条的嫌疑，不得不把马克思打扮成另外一些流行的模样。苏共二十大后，一切斯大林时期的错误都归结为“个人崇拜”。
阿尔都塞觉得，“个人崇拜”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词汇，而是一个避免进一步探讨深层次理论问题的意识形态。就在整个欧洲高喊自由、解放，法共倾向于跟着苏联将人本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时，阿尔都塞站了出来，他用理论干预的形式宣布：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本人在1845年就已彻底与之“断裂”的旧哲学“问题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异质的思想革命，也是哲学，是能够解释马克思思想何以从意识形态发展为科学的理论构形理论（theory of theoretical formation）。
阿尔都塞简单明了地说，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在“逐字逐句（to the letter）”的阅读中，重新在我们的认识中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科学和哲学。
阿尔都塞分别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两个经典概念：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那些已经开始从主体转向结构的巴黎学生和青年学者们，就这样跟着阿尔都塞，开始了回到马克思、阅读马克思的思想历程。
“我们从来都不是结构主义者”
阿尔都塞的思想，有着诸多的特别之处：融会贯通哲学思想史上的问题阐释与发展；与同时代的思想之间形成有效的借鉴、沟通和对话；从马克思的文本，尤其是德文原文出发，从马克思的核心概念入手，分析马克思科学和哲学的形成和构成机制；逻辑明晰的语言和环环相扣的论证，使阿尔都塞的纯哲学理论文字读起来像是思想的侦探小说……我们还可以继续这样细数下去，然而，阿尔都塞的思想作为一种“知识效果”（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用很大篇幅特别阐释的概念），在我看来，它真正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阿尔都塞和他的学生们之间形成的特殊互为关系。这一历史的同时又是辩证的关系，是理解“阿尔都塞”这一思想体，或者说被称为“阿尔都塞主义”或“阿尔都塞学派”的思想共同体的关键。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阿尔都塞固有的身份认定。然而，同大多数被指认为这一称谓的思想家一样（拉康、福柯、巴特等），阿尔都塞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是个结构主义者。那么，问题一定出在“结构主义”上，也就是我们理解的“结构主义”，与他们所无法自我指认的“结构主义”，二者之间一定存在着异质性的内涵。
作为一项集体理论工程，阿尔都塞和他的学生们，从一开始研讨的主要思想对象便是“结构主义”（为了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结构主义作以区分，我们姑且使用打了引号的“结构主义”）。1960年开始，阿尔都塞在学生们的要求下，连续五年在巴黎高师开设向全校学生和社会公众自由开放的研讨课程：（1）1961-1962，青年马克思；（2）1962-1963，结构主义的起源；（3）1963-1964，拉康精神分析；（4）1964-1965，读《资本论》。
1962-63年的“结构主义的起源”研讨课，是整个集体理论工程的重头戏。从阿尔都塞为课程计划的三个内容来看——尼采与知识权力，福柯与认识论，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已经大大溢出了我们通常理解的结构主义的问题式。从阿尔都塞为列维-施特劳斯指认的祖先——从孟德斯鸠、黑格尔、狄尔泰，到胡塞尔及其法国传人——也并不符合通常讨论列维-施特劳斯所涉及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从索绪尔到雅克布森的思想谱系。而将以卡瓦耶斯、巴士拉和康吉莱姆为代表的法国科学史认识论引入结构主义的讨论，并认为正是他们对科学史进行的非连续性解读，为结构主义“结构与起源”二元对立的理论困境提供了最终的出路，这更加是阿尔都塞和他的学生们的原创。
1963-64年的“拉康精神分析”研讨课，以及1963年底“拉康的到来”（除了阿尔都塞的学生外，当时自认“被边缘化”的德里达也在访谈中回忆了这一关键性“事件”，Derrida, The Althusserian Legacy, Verso, 1993.），成为阿尔都塞“思想效果”构成的重要历史要素。当时的拉康由于理论上的“离经叛道”被逐出圣安娜医院和法国精神分析学会，阿尔都塞邀请他来巴黎高师授课。拉康的名字之前只流传于精神分析学界内部，而来到巴黎高师后，由于阿尔都塞学生们的助力，拉康精神分析迅速进入整个法国思想界，并与阿尔都塞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阿尔都塞的集体理论工程，在1964年以前是以老师为主导的教学研讨模式发展建设的，而在1964年后，随着拉康的到来，却是在很大程度上由学生们的理论实践所推动的。1964年，阿尔都塞的学生们在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中取得领导权和话语权；同年，巴里巴尔、朗西埃、马舍雷、米勒（拉康后来的女婿、《拉康文集》的编辑者、拉康思想遗产的继承人）等创办《马列手册》杂志，成为宣传阿尔都塞思想的主要阵地；米勒署名的文章《结构的行动》成为阿尔都塞-拉康思想合成体的宣言，一种全新的“话语理论”试图超越式的综合二者理论；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和朗西埃引用借鉴（米勒指责二者剽窃）了《结构的行动》一文中的思想和“转喻因果”概念；以巴黎为中心，阿尔都塞的学生们在全国各地举办理论学校，以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对青年激进分子们进行理论训练（theoretical formation）；1966年，米勒等成立“认识论小组”，并创办以“话语理论”为主要理论对象的《分析手册》，巴迪欧后来加入……通过一系列已经大大超出阿尔都塞原初定义的“理论实践（theoreticalpractice）”和“理论构形（theoretical formation）”，阿尔都塞的学生们已经将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与哲学架构带离其原生领域，带到由话语和符号构成的抽象分析之中。无疑，这一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偏离”，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和形式意义。作为“知识效果”，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阿尔都塞”、“阿尔都塞主义”、“阿尔都塞学派”。
阿尔都塞说：我们从来都不是结构主义者。或许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异质性的能够解释历史的“结构主义”。
阿尔都塞断言，历史是个无主体的过程；学生们却坚持认为，我们的结构分析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对主体和主体性的关注。将主体性重新植入到结构和历史之中，成为阿尔都塞学生们后来的共同思考。
巴迪欧在《元哲学》（2013）中以“无主体的主体性”为标题来概括阿尔都塞的思想，体现的正是学生们集体思考的“后阿尔都塞”方向。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2期第6版，转载自“社会科学报”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