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压迫,消除异化,根除不平等和诸多社会罪恶,实现人的自由、独立和全面发展,建立理想国家、和谐社会,这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和哲学家都始终思考的重大问题。其中,当然提出许多理论。比如有苏格拉底的“至善论”和“美德论”,柏拉图的“智慧论”和“禁欲论”,卢梭的“自由论”和“社会契约论”,马克思的“革命论”和“暴力论”等。但是随着社会现实的日益残酷,私有制越发变得坚不可摧。至少从19世纪初开始就在整个资本主义国家蔓延一种悲观主义,主流理论就是叔本华的悲观人生观。在这期间,以瓦格纳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也试图通过“快乐智慧”来拯救凄苦哀怨的资本主义,结果只落得一个“流腔、狂歌和虚谎”的下场,及至尼采提出“铁锤哲学”,主张砸碎一切,以拯救日渐堕落的人类。但是尼采不仅没有能够心想事成,反使自己成为冷酷现实的牺牲品。
人类究竟何去何从?继马克思之后,伯恩施坦提出“进化论的社会主义”,主张非暴力的和平过渡方式。生命哲学家乔治·齐美尔着重论述了有关生命的自我超越,试图从文化异化、社会美学和精神生活等方面来解救日益物化而失去生命魅力的人类。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者霍克海默则举起社会批判的大旗,既激烈地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批判流行的各种思潮和理论,包括实证主义、现象学、科学主义、启蒙主义和反人道主义。马尔库塞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既批判了科学技术的异化作用和局限性,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解放人类,只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统治,使它一步步将人民普遍地变成资本制度的驯服工具,并导致虚假需求;也批判了工业社会必然形成的“极权主义”,指出它不是运用社会的政治经济镇压手段来剥夺人的自由和个性,而是通过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固有的支配结构和管理技术来控制和操纵人,使每个人都成为一种政治和感情上都消极的人;使具有创造潜力和能动性的人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庞大机构面前处于无能为力的低迷状态;使一个完全是为资本利益服务的社会超越和凌驾于一切特定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之上。那么究竟怎样祛除异化,消灭极权,根除低迷,唤起人的积极状态,复归人性,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呢?他认为目前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不是人的真正解放,它只能导致人对自身存在价值的遗忘和对物欲的无限追求。为此,他基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和人的本能结构论,提出“解放美学”的思想,使审美艺术成为解放人的爱欲、恢复人的感性、促使人走向自由王国的重要途径,使审美成为拯救世界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
一、爱欲和人性的解放
面对人性日益严重的异化和堕落,以及20世纪甚嚣尘上的物质至上主义,马尔库塞赞成马克思对异化的描绘和界定,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态下,工人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在这里,“劳动创造了美,但却使工人变成了畸形”。然而,他又不完全同意马克思的所谓异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直接产物,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异化的见解。他认为异化的根源不只在于社会制度,也与人的本质密切相关。即便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也会滋生独裁专制、唯利是图、贫富分化、腐化堕落和大量罪恶。在这种社会里,不断增长的人口也会加剧生存斗争、民族矛盾和空间争夺。另外,“独裁主义制度也不能永久地提高生活的水平,也不能扩大个体享受的领域和手段”①。为此,他在马克思的人类解放中融入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认为人的本质是爱欲,人的解放是爱欲的解放,是“感性自然”的解放,并把这种爱欲的解放看作“社会主义的生物学基础”。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绝不是无限扩大人的无知需要和满足,而是要变革这种需要和满足本身的性质。新的道德和美学的需要将成为基本的生命需要。社会革命就是要通过艺术和审美解放个人的感觉和爱欲。
马尔库塞之所以会把人的本质看作是和美与艺术紧密相关的爱欲,这当然基于他对人性的认识。在他看来,人在本质上是感性的存在物,拥有自己的情欲、需求和忧伤。特别是情欲,那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理想”。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既在劳动成果中满足了自己对客观的情欲对象的追求,又把劳动成果作为人的现实,在现实中实现了他自身”②。由此,马尔库塞提出“爱欲本质论”,用来补充马克思的人性社会论,并把劳动看作是人的最基本的爱欲活动。他说,人类长期宠爱的自我和超我实质上一直受着本我,也即无意识、本能和欲望的支配。自我和超我同本我相比,只是极小的部分。本我是一股极大的暗流,自我只是在外部环境影响下一部分器官逐渐发展形成的要件,因此无意识在人的整个精神结构中才占据一个主体位置。换句话说,“本我是最直接、最根本、最广泛的层次,这是无意识的领域,主要的本能的领域。本我不受任何构成有意识的社会个体的形式和原则的束缚,它既不受时间的影响,也不为矛盾所困扰”③。人的本质活动就是无意识的满足活动。无意识的主要内容就是生与死的本能,而爱欲又是生的本能的决定因素。而且只有生的本能才是人的本质表征,因为人首先是一种生命存在才可能被谈及,“其中生的本能(爱欲)压倒死的本能,生命才能不断地反抗和推迟向死亡的堕落”。因而人的本性就是与生命存在原则相一致的生的本能,就是作为生的本能本质体现的爱欲。
在这里,马尔库塞的所谓“爱欲”和弗洛伊德的所谓“性欲”当然有着不同的诠释。他说,“性欲”主要是指对两性行为的追求,而“爱欲”则是“性欲”在量和质上的提升。所谓“量的提升”指的是:“爱欲”的器官从生殖器扩展到整个人体;“爱欲”的活动也从单纯的两性行为扩展到“人的所有活动”;“爱欲”的对象也大大超出异性的范围,凡是能引起快感的“异物”都可以成为其对象。因此“爱欲”作为人的生命本能,不只是性欲,还包括食欲、休息、休闲等一切人的机体追求快乐的欲望。所谓“质上的提高”指的是,即使在两性行为中,也不是仅以生育为目的,而是以自身的快感和享受为目的,也就是说,其行为活动的“最高内容是在肉体范围内获得欢乐”,“其目标是要维持作为快乐主—客体的整个身体”。这样一来,爱欲自然就要求要不断完善有机体,加强其接受性,发展其感受性,培养审美能力和快感,有计划地“消除苦役,改造环境,征服疾病和衰老,建立安逸的生活”④。
既然如此,“解放爱欲”与“放纵性欲”也就有着不同的含义和结果。“放纵性欲”对个人来说只能获得局部的短暂欢乐,而这种欢乐还得由痛苦做伴,即往往要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放纵性欲”对社会来说就意味着混乱、奢侈、荒淫、糜烂,以及由此陷入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因为性欲毕竟只是爱欲中的一部分,“互爱”才是“人们把关怀和温暖充实到自己的各种行动和关系中去的不同形式”⑤。而“解放爱欲”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结果则大相径庭。个人在“解放爱欲”过程中将会获得一种持久的快感,因为“人的整个身体都是快乐的工具,人的所有活动都与快乐联系在一起”。为此,他呼唤要彻底解放爱欲,指出:“在一个异化的世界上,爱欲的解放必将作为一种致命的破坏力量,作为对统治者压抑性现实的原则的彻底否定而起作用。”⑥ 这种解放意味着人应当依照自己的生命本能,依照作乐的科学来生活,废除那种压抑性的劳动、文化和意识形态。由此,他提出,自由社会必须建立在新的本能需要之上。当爱欲得到彻底解放的时候,人类也就进入一个更高级的进化阶段。
当然,马尔库塞知道阻碍这一美好前景得以实现的首要原因就是现存的社会制度,但是他并没有把推翻社会制度作为人类解放的道路,而是把目光投向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艺、美学活动。在他看来,现存社会制度为了维护少数统治者的利益对人们的爱欲进行了普遍的压抑,直接造成了人的痛苦和不自由的生活。但就是在这样的悲惨世界中,仍有一处符合人的本性的美好的世外桃源,这就是艺术。艺术既能够使人获得高度的力比多满足,也同时由于这种工作是令人愉快的和符合人性的,以致它不仅能够产生一种非压抑性的本能,而且有一种非压抑性的目标。也正是由于艺术具有非压抑性的特点,体现着人类的原始欲望或前历史的愿望,是一种甚至在发达的意识领域仍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现实原则束缚的心理活动,它不仅可以从思维活动中分离出来,而且不受现实的检验,因而它只从属于快乐原则,并“不顾一切理性的作用而保护了受理性压抑的、人和自然要求全面实现的欲望”。它无情地揭去罩在现实关系上的一切面纱,打破现实社会制度的神秘化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异化,并通过想象和幻想创造一个比现实本身更合理的新世界,以此向既存的现实宣战。
马尔库塞认为,艺术拥有的这种社会功能或人性化功能,主要在于艺术或审美活动在“审美方面的基本经验是感性的、而不是概念的;审美知觉本质上是直觉,而不是观念”⑦。它主要是给人们提供快感,并通过想象或虚构对现行理性原则提出挑战。在表象感性秩序时,使用一种受到禁忌的逻辑,即与压抑逻辑相对的逻辑对现实原则进行彻底的否定,以消除压抑。从而,“当肉体完全成为一个对象,成为一个美的东西时,它就可能预示一种新的幸福。在美的肉体的艺术展示中,即在我们只能从马戏、杂耍的演出中看到的肉体所表现的轻松自如和灵巧舒展中,预示了一种人类从理想中释放出来而达到的快乐”⑧。一旦人成为真正的审美主体后,便可成功地征服物质,体现它的解放功能,即解放了受压抑的人,将其复归为自由的存在,达到自然与自由的统一,从而实现人的本能的非压抑性发展,使爱欲得到解放。这种解放在现实中就集中表现为对异化了现实的否定和超越,对现实中处于割裂状态的感性和理性的弥合,使人的自由感、完整性和肯定性,亦即人的幸福和快乐得以真正实现。
二、审美和新感性
由于爱欲归根结底是个情感问题,因此马尔库塞在对当代工业社会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个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描述和批判之后,便综合马克思的社会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考察的思路,转化为对生存个体的分析,转向情感革命及其人的感性解放:“自由社会建立的前提,就在于与世界的习以为常的经验决裂,与被肢解的感性决裂。……鉴于发达的资本主义所实行的社会控制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即这种控制已深入到实存的本能层面和心理层面,所以,发展激进的、非顺从的感受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反抗和造反也必须于这个层面展开和进行。”⑨ 也就是说,只有将政治经济变革贯通于能体验事物和自身的人本身,只有让这些变革摆脱残害人和压迫人的心理氛围,才能够使政治经济的变革中断历史的循环,实现新的境界,抵达新的社会层面。而要与现实中充满攻击性和剥削压迫的连续体决裂,也就同时要与被这个世界规则化了的感性决裂。因此今天的反抗或社会变革,就是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观察和感受事物,去进行一场感性的革命。这场新革命将不同于以往的暴力革命,这是一场本能革命或感觉革命。革命主体必须着手于人类行为的心理基础和本能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的根本途径就是拯救人的爱欲、想象、激情、灵性、直觉等感性之维。人类只有在感情和审美情趣上培养出与传统的感性完全相反的新感性,才能在理智上建立新的世界观。因为产生革命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激情、冲动与目标。“个体感官的解放是普遍解放的起点,甚至是基础。自由社会必须植根于崭新的本能需求之中。”⑩
而所谓新感性,就是指能超越抑制性理性的界限,形成和谐的感性和理性的新关系的感性。它与旧感性相对立。旧感性是受理性压抑、是丧失了自由的感性。新感性是在审美和艺术活动中造就的、彻底摆脱了旧感性的完全自由的感性,是人的原始本能得以解放的感性。它“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11)。因此新感性首先是一种“活的”感性。它诞生于对整个现存体制的否定,旨在建立一个新社会,使自由与必然、艺术与现实达到历史的统一。新感性可以使现代人实现非压抑性的升华,重建感性秩序,走向自由境界。其次,新感性的逻辑结果是“自然的解放”。这种自然的解放,通过新感性对社会的重建,使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得以实现。只有新感性才能摒弃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摆脱攻击性的获取、竞争和防御性的占有框架,通过“对自然的占有”发挥人的创造性和审美能力。当然,新感性决不只是在群体和个人之中的一种心理现象,而是使社会变革成为个人需求的中介,是变革世界的政治实践和追求个人解放之间的调节者。
新感性预示着不受历史限制的独立个体的出现。只有这些个体的联合,并组成具有新的主体性的历史主体,才能推动历史进程,产生新的社会。为此,马尔库塞指出:“新感性已成为实践:新感性诞生于反对暴行和压迫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根本上正奋力于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形式;它要否定整个现存体制,否定现存的道德和现存的文化;它认定了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权利:在这个新社会中由于贫困和劳苦的废除,一个新的天地诞生了,感性、娱乐、安宁和美,在这个天地中成为生存的诸种形式,因而也成为社会本身的形式。”(12)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新感性呢?马尔库塞认为最好方式莫过于艺术和审美,因为艺术和审美具有造就新感性的功能。换句话说,“美的东西,首先也是感性的。它诉诸于感官,它是具有快感的东西,是尚未升华的冲动的对象”(13)。美的直接感性性质,可以提供直接的感性幸福。因为“刺激快感的力量属于美的基本性质。快感不只是美的副产品,相反,是它构成了美的本质”(14)。审美不但能给人带来快感,而且通过审美的调和,可以加强感性以反对理性的专制,甚至会把感性从理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另外,审美所具有的想象力虽然是感性的并因而是被动的,但它也同样具有创造性。在其自身的自由综合中,建构着“美”。
在审美想象中,感性为客观的秩序,创造出普遍适用的原则;艺术则通过想象的变形来同现实相对抗;在改变经验对象的同时,也改变经验和主体的感性结构。艺术虽不能直接用来变革世界,但却有助于变革全人类的意识、倾向和需要,因为艺术创造和强化的是一种与现实生活中的直接经验不同的人生经验。艺术作品从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中,产生出另一种理性和感性,它们公开对抗那些在现实社会制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理性和感性。从而产生出与传统感性完全不同的全新感性。比如现代的“反艺术”用“句法的破坏、词语和句子的分割、日常语言的爆炸性运用、没有乐谱的曲调、随意写成的奏鸣曲”等激进方式体现摧毁旧感性、造就新感性的力量。马尔库塞认为感性和理性的结合是艺术的显著特征。它对社会的根本改造,就意味着把新的感性与理性相互结合,而且只要让想象成为沟通感性与理性的中介,那么想象力也可以变成生产力。从而在人的潜能的这种和谐中,找到社会重建的方向。
由于艺术和审美对新感性的造就,目的就是通过新感性重建新世界。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新感性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实践,而且人类获得解放必须由这种政治实践去完成。这不仅因为新感性体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它能按照这种新的价值观来规划和指导新世界的重建工程,还因为“新感性正奋力成为'实践的’感性,即成为彻底重建新的生活方式的工具”(15)。通过审美活动,全部人类关系不再为市场所调节,不再以竞争性的剥削或恐怖为基础,人们摆脱了不自由社会的抑制。因此审美活动就是自由的需要和机能赖以获得解放的活动领域,即造就新感性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人类拥有的非攻击性、爱欲的和感受的潜能,与自由的意识和谐共处,致力于人和自然的和平共处。“在为达此目的而对社会的重新建构中,整个现实都被赋予表现着新目标的形式。这种新形式的基本美学性质会使现实变成一件艺术品。”(16) 即是说,社会生产力可能近似艺术的创造力,艺术世界的建设可能近似现实世界的重建,二者是统一的。因此新感性能变成一种改变、重建社会的现实生产力。这种艺术审美化的生产力能把现实改造为“艺术品”。这种艺术化的生产“既是美学与现实分割状态的结束,也是商业与美、压迫与快乐之间的商业联合的终止”。在那里,社会的异化将被彻底扬弃。从此“人类将从它的家庭、宗教和国家等向他的真正人性,也即它的真的社会性回归”;将废除那令人类震慑恐惧的统治力量,异化劳动;从而在消灭阶级和私有制之后,使所有个体的潜能都能得到普遍满足。只有此时,“主体和客体、思想和存在的统一才会真正完全实现”(17)。人类也才能够最终摧毁一个虚伪、强大而带有残酷本性和神秘色彩的“商品世界”。
三、艺术的革命功能
在马尔库塞高扬文化批判旗帜,以解决西方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过程中,他认为艺术审美是政治革命的最重要一维,是改造社会、消除异化、超越现实的心理—本能革命的最重要途径。因为革命作为文化和物质需求的剧烈变革,不仅表现为反对不合理的劳动分工,反对异化消费和过度生产,反对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反对技术奴役,反对环境污染和幸福生活掩盖下的匮乏,还表现为“道德的和美学的需要将成为基本必需的需要”(18)。为此,他从“美学形式”这一逻辑起点出发,着重探讨了艺术与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进行这种探索的目的是要解决一个“政治”问题,即把人从非人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为了解决政治问题,人们必须通过美学这条路,因为正是美的本质的和谐性能够消除人和自然的对立、人和人的对立,真正导致人的自由。换句话说,人只有借助美的相助,才能够使自己置身于快乐和幸福之中。因为“美包含着危及给定的生存形式的充满危险的破坏力”。因此,美学不仅能够以其升华的文化即艺术的形式,还能够以其反升华的政治的生存形式,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门“社会的政治科学”,即成为生产技术中的一个因素,成为物质和知识的需求借以发展的水准。在这里,艺术改变着科学技术和现存体制;艺术的合理性及其构想生存的能力推动着对世界的科技改造。因此艺术并非是现存体制的仆人,也并非只是旨在美化它的行为和困难。相反,艺术作为一种掀动想象力的感性力量,应当成为取消这些行为和苦难的技艺,应当反抗压抑人的理性的法号施令。特别是到了这种压抑合理性变为开倒车的东西时,或是只表现为全力以赴地束缚解放时,艺术就会产生一种政治行动,坚信新道德和新理性是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归宿,并会进一步把感性科学或美学转化为艺术科学,把感性秩序转化为艺术秩序,把非压抑秩序看成是自由感应和显现的审美法则。这种审美法则也是建立世界的普遍法则,是与感性相通和建立感性的法则。正像人们能够建立知性的普遍法则一样,人们也能够建立感性的普遍法则。只是前者人们称之为逻辑,后者人们称之为美学;而且美学的“审美功用通常都被看作是指导整个人类实存的原则”(19)。
通过审美艺术的介入,人类不仅能够建立一个感性世界,也能够建立一个自由世界。因为艺术作为一种自由的力量,自身就具有超越和否定的性质。它不会掩饰现实中那些杂乱、龌龊的事务和不幸,反而“将是一种摧毁这种事务和不幸的技术”。它和现实的结合,将“摈弃那些把'诗的’的想象力同科学和经验的理性对立起来的哲学”;将促进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合理化和现实化,从而将对自然对象的改造具有一种强制性作用。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对自然的征服将减少自然的盲目性、凶残性和多发性”。因而通过审美还原,通过浪漫的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想象力的不断扩展,艺术将能够改造那压抑人的自然,能够使人不断获得解放和自由。在现实世界中,“贫困、疾病和癌症的增长既是人类的弊病,也是自然的弊病,减少和清除它们就是生命的解放”(20)。而艺术则能够重新恢复自然中那些促动生命的力量,以及在那种徒劳于永无休止的竞争活动中不可能存在的感性的审美性能,并通过这些审美性能以揭示出自由的崭新性质,推动审美改造向自然和生命本性的回归,以实现人性自身的最终解放。
为此,马尔库塞认为,这种艺术作用的发挥主要就靠审美形式;而政治潜能就在于艺术本身,也即审美形式本身。“艺术正是借助形式,才超越了现存的现实,才成为在现存形式中与现存现实作对的作品。”(21) 因此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艺术通过审美形式发挥的作用具有自律的性质。而且从一开始,它就坚守着自己的根本性自律。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从而使现实中那些僵固的东西毁灭;使盲人的眼睛得以复明;使那些不可忍受的东西变为可以忍受和可以理解。这当然也暗示着艺术内在的两难处境:它既要起诉现实存在,但在审美形式中又“取消了”这个起诉,并赎还了苦难、罪恶。这种赎还的、和解的力量内在于艺术之中。艺术借助于它才成为艺术,才获得那出自形式的力量;才不断地追问那制约人的世界的物质特性,打碎一切物化了的现实,以塑造和适应“与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我们有别的那类新人”。
马尔库塞认为,语言革命是艺术或审美形式作用于革命的基础,只有变革语言才能使人摆脱当今社会的压制和束缚。“构想和引导这种重建工作的新感性和新意识,迫切需要一种崭新的语言来界定和传导新的'价值’。人们曾说,一场革命在何种程度上出现性质上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关系,可以用它是否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语言来标识,就是说,与控制人的锁链决裂,必须同时与控制人的语汇决裂。”(22) 马尔库塞认为要彻底否定现存体制并传达新意识,越来越依赖于一种属于自己的新语言,而这种新语言就是有计划地把原义颠倒过来,改变语言的日常意义,从而确立一种新感性,进而建立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世界。
在马尔库塞看来,由艺术形式带来的艺术革命将使人的爱欲得到彻底解放,感性得以回归。艺术能通过人类的各种想象或幻想,建立一个使世界的秩序变成“美的秩序”的审美王国。在这种王国中,审美功能将成为支配整个人类生存的原则。人们将“按照美的规律生存,在现实中保留着感官的真理与和谐性,保留着人的'低级’和'高级’的能力”(23)。而且“这种现实的重构,要借助于一种快乐的科学,即一种摆脱了为毁灭和剥削服务的科学和技术,进而,让这些科学技术自由为想象力的解放紧切性服务”(24)。这种快乐的科学就是美学。在这里,审美是人的感官存留的王国,它通过判断力协调着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能力,促使自然王国向自由的王国过渡,并将低级能力和高级能力、感性和理智联系起来。由此,既恢复了人的感官,也改造了现实世界,使压抑人的物质世界不复存在。
因此,由审美秩序建立的王国是一个能让人的潜能、欲望得到彻底实现的王国,是一个人的感性得以建立和真正的人类自由的世界。它与给人们带来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一致性,美学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由审美秩序建立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人的本能欲望、精神自主力、创造才能得到完全解放的社会,一个由爱欲占统治地位、消除任何压抑的、能满足人的'感官的、伦理的和合理的需要’的社会”(25)。在这个社会中,劳动分工和商品生产将成为历史陈迹;消灭的不仅是物质匮乏还有精神匮乏,技术控制和奴役别人的人统统遭遇放逐,而异化和压抑则成为只存在于历史辞典中的字眼,幸福生活也不再以环境污染为代价,道德和美学的需要真正成为人的基本需要。这是一个千年至福的王国和人间天堂。这也同时说明艺术的意义不是对给定东西的美化,而是建构出全然不同和对立的现实。审美憧憬是革命的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的憧憬:动物只是按需求塑造自己,而人能够按照美的规律塑形。用美的艺术唤醒沉睡的灵魂,通过苏醒的灵魂拯救异化的世界。
在黑格尔看来,艺术作为思想的最高体现,是情感、快感、愿望、心灵和普遍性的统一体。因此没有艺术,人类生活显然会黯然失色。事实上,从史前的原始艺术到现代的种种艺术新潮,几千年灿烂的艺术史,无疑是人类漫长历程的“想象的博物馆”。它不仅引起无数哲人智者的沉思冥想,更是人类存在的诗意栖居地和永恒的精神家园。美学的历史虽然短暂,审美的渊源却亘古长流。审美的历史是打开了的人类追求和反思的历史,是生命在艰难的跋涉中实现和升华的历史,是人不断摆脱片面性,走向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它是历代艺术家、哲学家和美学家在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对人类命运的深沉思索中做出的惊人发现。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审美主义已成为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共同信奉的一条摆脱感性与理性分裂的救赎之路。伴随着“现代性”负面效应的加剧,审美主义的救赎承诺已为许多承受“现代性”苦痛的人们尤其是知识者们所钟情、偏爱,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文化背景。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代,审美的价值和意义也一直潜藏在人们的心底;通过艺术、审美来洗涤人们心头上的众多苦恼与病痛,唤醒人们沉睡的灵性,召唤人们为了自由、幸福而坚强奋斗。通过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等审美的关照和体验,人们在审美的王国中获得了健全人性的力量,找到了与残酷生活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抚慰了自己残缺的心灵。经过艺术、审美的疗慰,人类已经有可能放下沉重的心理包袱,轻装上阵,精神焕发、充满生气地投入新生活和新境遇。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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