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出版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是女性主义批评的里程碑。时隔四十年，作者带着《Still Mad》归来，试图梳理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女性写作与表达，但其中一些观点可能会让年轻的女性主义者们感到不满。
从《简·爱》到#Metoo时代的推特、微博等社交媒体，女性主义的表达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在她们的著作中也关注到了这种变化。
1979年，两人合著出版了《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以锐利的眼光重新发现了简·奥斯汀与夏洛特·布朗特等19世纪女性作家小说中的女性主义表达；2021年，她们带着新作《Still Mad：American Women Writers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仍然疯狂：美国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的想象力》）回归。时隔四十年，她们的关注点不再仅仅是文学，从苏珊·桑塔格到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这本书梳理了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女性主义表达，试图重新发现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文化遗产。
2021年8月出版的英文版《Still Mad》
从《阁楼上的疯女人》到《Still Mad》：一以贯之的女性主义立场
自70年代问世以来，《阁楼上的疯女人》逐渐被经典化，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里程碑之作。而这本书的开创性意义，正体现在两位作者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对19世纪女性作家的重新发现。
19世纪文学中的女性主义表达是审慎而隐晦的，正如《简·爱》中那个着墨极少的“疯女人”，读者的眼光极容易被简·爱具有热情的恋爱故事所吸引，从而忽略了这个更具先锋意义的女性形象。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则帮助读者找到这些作品中隐藏的女性主义表达。她们指出，父权制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始终萦绕在这些女性作家的创作当中：“这些作者所从事的是一种困难的工作，需要在争取真正的女性文学权威时，做到对父权中心的文学标准既妥协，又加以颠覆。”这种矛盾心理，在作品中体现为“天使”与“疯子”的共存，前者常常作为主角，是一种试图符合父权制文化的努力；后者则被隐藏在角落中，代表着颠覆，如同“简·爱”与“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两种形象看似相反，实则是一体两面，直接彰显出19世纪的女性作家在创作中的焦虑、矛盾与游移。
通过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以开创性的探索精神深入到文学作品的幽微之处，精准捕捉到19世纪女性作家在父权阴影下复杂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实践，让这些早已声名远扬的文学作品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美]S.M.吉尔伯特、[美]苏珊·古芭 著，杨莉馨 译，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版
在新作《Still Mad》一书中，秉持着一以贯之的女性主义立场，作者的目光聚焦于1950至2020的女性创作者，并以此为切入口，总览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历史与文化。
这其中有上个世纪中叶的女作家，如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被誉为“美国现代女权运动之母”，其代表作《女性的奥秘》在60年代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琼·狄迪恩（Joan Didion，60年代美国的文化偶像，其著作《向伯利恒跋涉》是新新闻运动的代表作），也有新千年后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如娜奥米·沃尔夫 （Naomi Wolf，其代表作《美女神话：美女图像如何被用以反对女性》在90年代出版后轰动一时）、克劳迪娅·兰金（Claudia Rankine，其散文诗集《公民》聚焦于种族歧视问题）等。同时，她们还关注了苏珊·桑塔格、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等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将一部分注意力放置于女性主义者的社会实践上。
书中不仅基于女性主义的立场探讨了性别期待、性向演变、性暴力等话题，也涉及了同性恋权利、核爆炸、环境问题以及“贫困的女性化和种族化”等多个维度。
女性表达方式的变化，让《Still Mad》呈现出某种失效
在新书中，尽管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女性主义立场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但随着她们将目光从19世纪转移到20世纪下半叶，女性主义的表达方式必然发生了变化。
不同于19世纪，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作品，不再需要将女性主义表达藏于“阁楼”之上，而能够以更直接的方式得以呈现。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发表于1985年的小说《使女的故事》，虚构了一个未来的男权主义极权国家——基列共和国。在这个世界中，具有生殖能力的女性成为“使女”，作为共和国的生育机器而存在。与《简·爱》相比，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女性主义表达无疑更加直接、锋利而明确。但也正因如此，当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试图面对这样的作品时，无法再得到更复杂、更深入的解读空间。《纽约时报》在对《Still Mad》的评论中说：“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使得《阁楼上的疯女人》得以拥有独特的魅力和持久的力量，但在这本新书中，这样的分析则少得多”。
在文学以外，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注意到了20世纪后半叶女性主义者的娱乐化倾向。她们将苏珊·桑塔格（一位知名的女性知识分子，其代表作包括《疾病的隐喻》《反对阐释》）与60年代的女明星“玛丽莲·梦露”和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相提并论，将其视作知识分子领域的“娱乐明星”，并尖锐地批判了苏珊·桑塔格对于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话题的回避以及她的傲慢姿态与浮夸作风。
20世纪下半叶，苏珊·桑塔格以一种反叛的先锋形象成为文化偶像
媒介的变化，对于女性表达同样产生着影响。70年代知名的女性主义社会活动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通过创办杂志《Ms.》与著书等方式宣扬自己的女性主义主张，同时积极参与到政治运动中，主导推动了《平等权利修正案》，却因与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数十年的联络受到过长期指责。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认为，这种“攻击”（trashing）与社交媒体时代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是相似的，就像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 （Doris Lessing）因为声称自己并不讨厌所有男性而受到攻击，某种程度上都是狂热情绪的表达。
但这种比较或许忽略了社交媒体时代的独特性。随着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的崛起与普及，女性主义的话语权也在被重新分配，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与权威媒体的影响力不断减弱，成千上万的社交媒体账号获得了发声的机会。因此，苏珊·桑塔格式的学术明星在这个时代不会再出现，先锋、深入的理论研究也终将被具体、细碎的讨论所取代。曾经的“攻击”仍然只是舆论的一部分，如今的“取消”则是舆论通过社交媒体对现实产生直接后果，70年代的任何一本杂志或书籍都无法产生如一条推文般快速而直接的效果。
19世纪的女性主义表达与20世纪50年代至今是截然不同的，无论是表达的内容、心理，还是媒介参与现实的程度。尽管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试图在《Still Mad》中对这种变化做出回应，但在某种程度上，与19世纪的文学作品相比，当下更为直接与具体的女性主义表达似乎不再需要评论家过多的注解。“这本书仍然提供了一个关于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详尽而通俗的介绍”，但正如《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所言：“她们的一些观点注定会让年轻的女性主义者们感到不满”。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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