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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颜英 何爱国
摘 要：霍布斯鲍姆是民族主义研究中的现代主义流派之重要代表，建构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其民族主义史学，具有三大基本特点：激进的现代主义、批判的建构主义和谨慎乐观的全球主义。
关键词：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史学；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全球主义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152-03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1917-2012年），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其民族主义史学，具有激进的现代主义、批判的建构主义和谨慎乐观的全球主义三大基本特点。
一、激进的现代主义
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史学，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他认为民族主义出现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革命年代”，民族主义创立了民族。民族等同于国家与人民。此后民族主义几经演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达到高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全球化的强劲作用下，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趋向衰落。
其一，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均具有现代性。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显然是理解工业时代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动力的关键。”[1]要认识18世纪以来的全球历史，一定要从民族与民族主义入手。“民族”概念并非与人类历史共长久，这个词的现代意义到18世纪才出现[2]。民族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晚近的新现象，而且还是源于特定地域及其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2]。主观上组成“民族”的东西很多是现代人建构或发明的成分[3]。19世纪中期以后是民族主义普遍“发明传统”的时期[3]。从18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民族国家连续不断地扩展自己的管辖范围、权力和功能。这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4]。
其二，资产阶级革命者开始创建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是由资产阶级革命者首创的。霍布斯鲍姆认为，开始系统地运用“民族”概念，从“革命年代”（1789-1848年）开始，尤其从主宰1830年代的“民族原则”开始[2]。“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时代，'民族’和'人民’、'国家’密切相关，'民族国家’和'合众国’的呼声响彻云霄。”[2]自“革命年代”以来，民族国家由于垄断了政治权力和法律，也由于构成了大部分目的的有效政治行动领域，从而成为政治制度的核心[4]。
其三，民族主义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副产品。霍布斯鲍姆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政治造就了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和民族。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无论民族的组成是什么，公民权、大众的普遍参与或选择，都是民族不可或缺的要素。”[2]“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崛起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4]。
霍布斯鲍姆的现代主义具有强烈的激进性，表现在传统与现代二元论、欧洲中心主义和全球化三个方面。
其一，持传统与现代二元论。霍布斯鲍姆认为原型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族群与民族没有直接关联。既没有因果关系，也不存在一脉相承的关联。即使有关联，那也是人为虚构的。当然，霍布斯鲍姆也承认，在存在原型民族主义的地方，现代民族主义的进展会更顺利些。这一观点遭到以安东尼・史密斯为代表的族群-象征主义的批判。霍布斯鲍姆定义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将会变得毫无意义。”[2]安东尼・史密斯强烈批判霍布斯鲍姆的历史断裂性。“霍布斯鲍姆也承认深刻的历史延续对民族主义者的重要性，但是他把他们的叙事看作是伪造的，并由此拒绝重视他们的情感魅力。”[5]
其二，欧洲中心主义。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向其他地区扩散。这一观点受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非欧洲中心主义批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不认可霍布斯鲍姆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努力，认为他自己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才是第一本在民族主义研究领域中反抗欧洲中心主义的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它是唯一一本旨在对抗欧洲中心主义，而且运用了非欧洲语言材料的民族主义历史的比较研究。”[6]该书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想象从美洲开始，美洲模式早于欧洲模式。但安德森又认为亚非民族主义乃是欧美的复制品。
其三，全球化论。霍布斯鲍姆认为全球化在不断消解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这一观点受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以安东尼・史密斯为代表的族群-象征主义的批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断定民族消亡还遥遥无期，因为民族属性仍然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合法性[6]。安东尼・史密斯则认为，全球化不仅没有消解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巩固、促进和加速民族主义的传播，致使民族主义国际化。“民族主义的影响不仅远远没有减小，民族的结构也没有被解散，而且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促进了民族主义的传播，并且鼓励民族成为更有参与性和更为独特性的群体。”[5]只要族群历史的不平衡性和民族的神圣基础仍然存在，作为认同对象和公民国家的民族就不会消亡，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公共文化和政治宗教的民族主义就会持续兴盛。
二、批判的建构主义
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史学，具有鲜明的建构主义特征。
其一，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民族是资产阶级革命者、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建构起来的。霍布斯鲍姆认为，“管理国家的少数精英分子和有识之士，能够将他们对于历史和文献著作的看法强加到其余的人民头上。”这种“强加”是通过建立现代教育体制，“如果一个新国家制定了一套新的教育体制，那么其人民迟早会学习这些再现的历史事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其影响。”[7]霍布斯鲍姆认为，“学校，尤其是大学，是民族主义最有意义的斗士。”因此，“学校和大学的进展是衡量民族主义的尺度。”[8]盖尔纳也同意作为民族主义认同载体的标准化的“高级文化”是现代公共教育普及的产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认为，“专业知识分子精力充沛的活动是形塑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关键”[6]。 其二，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建构的方法是发明传统、伪造历史、制造历史神话。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族象征、民族历史等等，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传统的发明”[3]。如果我们“不仔细关注'传统的发明’，民族现象不可能被充分理解”[3]。所谓“传统的发明”，就是对历史的重新建构，但这实际上是“忘记历史”或“歪曲历史”。“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差不多如勒南所说，是忘却历史的运动，或更像是歪曲历史的运动，因为这些运动的目标在历史上并无前例，而他们却或多或少坚持用历史的词汇来套用这些运动，实际上试图把虚假的历史弄假成真。”为什么民族主义者要臆造历史？“因为历史对于他们参与制造历史上新奇的'民族’的过程来说，是最容易塑造的原料。”[1]
其三，建构民族与民族主义主要出于国家政治的需要。霍布斯鲍姆认为，“'发明传统’有着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功用。”[3]譬如，资产阶级革命者是出于革命建国、民主政治的需要，民族国家为了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治理方式，民族主义者为了拯救民族危亡，殖民政府为了统治合法化，一般民众为了心理优越感与自豪感等等。
民族与民族主义建构究竟是出于何种具体的政治动机或心理动机？霍布斯鲍姆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我们只能对其进行近似的解释，而不存在唯一的令人信服的解释。”[7]霍布斯鲍姆总体上认识到，民族国家政治的需求是“发明传统”的主要动力。
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史学，具有对民族主义的批判性。
其一，从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看，马克思主义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对民族主义的强烈批判性，不认可民族主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马克思本人没有深入探讨民族问题。社会主义者“大都是信仰国际主义者，至少是非民族主义者。”[2]一般人的看法与史家主流观点，都认为民族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水火不容。但“非常令人惊讶且很少注意到的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诉求竟然有那么高的重叠度，向来对政治现实独具观察力的列宁便是因为看破此点，才将殖民地视为共产主义的主要基地之一”[2]。霍布斯鲍姆指出，社会主义者的阶级诉求未必会和民族主义者的诉求发生冲突。“一个人同时拥有多种认同，并不会造成任何最大冲突。”[2]当然，霍布斯鲍姆虽然是个犹太人，但他本人并非一个民族主义者。
其二，从其职业历史学家立场看，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者为了构建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而发明传统，臆造历史，制造民族神话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民族主义神话“并不是历史记忆或者生活传统的普遍部分，而是一种宗教的产物。”[7]霍布斯鲍姆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认为，传统社会，“发明传统”难以检验，而现代社会，由于则必须服从于一个巨大而稳固的学术社团检验，因此，“发明传统”不可能再现[1]。可另一方面，他又发现19世纪下半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普遍的“发明传统”。
三、谨慎乐观的全球主义
霍布斯鲍姆一方面看到了全球化对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消解作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这种消解作用的有限性。
其一，全球化的客观性。霍布斯鲍姆对全球化的定义是，“把世界当成互联活动的单一单位，不受地域界限的阻碍。”[9]霍布斯鲍姆在对全球化的多个层次与向度进行了分析之后，认定全球化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趋势。“有一种自然的历史趋势通向技术、通讯与经济全球化”[7]。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在不断加速，对政治与文化造成深远冲击。“毫无疑问，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在某些方面不依赖于政府的行动。”[7]全球化对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冲击是，“在欧洲这个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世界经济的转型正在迅速吞噬由20世纪的战争以及种族灭绝和人口大量迁徙所导致的结果，亦即一副由同一种族构建之民族国家所拼成的巨图。”[9]“民族国家的权力和职能迅速让位于超国家的组织机构”[4]。
其二，全球化的有限性。霍布斯鲍姆虽然欢呼全球化，但他也意识到全球化的前景未可乐观。科技领域最容易全球化，经济领域也容易全球化，但生产要素却不可能完全全球化，特别是其中的劳动力。“从自由市场的逻辑来看，所有生产要素可以完全自由流动。而实际上一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力的完全自由流动，也是几乎不可能的。”[7]虽然后现代主义欢呼全球文化，但文化的全球化也是有限的。全球化也未必会导致传统生活方式的结束。政治全球化是全球化最难突破的领域。“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政治是实际上较未受到全球化影响的领域之一。”[9]政治全球化的可操作性很难，“全球化是一种不易应用于政治活动的过程”，“设想一个有效地履行政治与军事职责的单一全球权力机构，这种可能性目前不存在。”[7]政治多元化、民族国家化是目前的现实。“既有的全球化组织，无疑在功能上太过专业化了。”[4]欧盟只是一个历史的例外。
其三，全球化的可控性。霍布斯鲍姆指出，过去我们误认为全球化的威力巨大，而且有不断加速的趋势。既然它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趋势，那就不是人力所能够控制的，民族国家也不例外，但实际上“全球化是不可控制的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全球化是可以控制的。”如全球移民问题[7]。虽然自由资本主义势力赞同清除全球化所有的障碍，而单一民族国家被迫或是有意地对全球化进行控制。
其四，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虽然霍布斯鲍姆一方面认为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表明，民族与民族国家在未来历史发展中将微不足道，但他又指出，“这些发展并未使民族国家变得多余和失去效力。在某些方面，国家对公民事物的监视和控制能力，反而为科技所强化。”[4]“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者非资本主义国家，民族国家所扮演的角色都日渐吃重”，“除了扮演传统的指导、计划和管理角色，民族国家更因它可以通过财政和福利政策扮演社会收入的分配者，而使自己在居民生活中扮演更核心角色。”[2]民族与民族国家在认同政治、社会财富分配和应对生态危机方面并不过时。
一是大规模的仇外主义彰显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根深蒂固。霍布斯鲍姆指出，“这种仇外心态的力量之强，使得从全球化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有能力能够主导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政策，也能够确保这本和贸易在国际上自由流通，但却没法让劳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9]仇外主义致使民族国家“认同政治”兴起。“当一个拥有普及教育且利用媒体相当容易的民族国家，其排外性的集体认同政治――不管是种族的、宗教的、性别的或生活方式的――努力想在日益疏离的社会中，复兴一种虚假的共同体。”[9]二是社会财富分配宜以民族国家为分配单位。霍布斯鲍姆指出，“社会财富的分配，而不是经济增长，势必主导新千年（21世纪）的政治舞台。”[4]“单一民族国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是“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的“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有效办法。”因此，“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功能或许比以前少了，但它对财富的重新分配的功能则比以前更重要了。”[7]三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需要民族国家的强力治理。霍布斯鲍姆强调，“为了阻止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需要民族国家对市场配置加以毫不留情的限制。”[4] 其五，全球化的莫测性。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确已经过了其鼎盛期，但它是否就要很快消亡了呢？霍布斯鲍姆认为全球化目前还没有这么大的威力。“在21世纪，是否有任何可能取代民族国家而成为人民政府的普遍模式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9]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超国家决策肯定会有所进展，但其速度却不可预测。”[4]因此，“若要说今日世界已经接近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消失，显然是荒谬可笑的。”[2]
参考文献：
[1] [英]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M].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E.J.Hobsbawm.Nation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Second Edi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1992.
[3]Eric Hobsawn and Terence Ranger.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4]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M].New York：Vintage Books，1989.
[5][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2版[M].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6][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增订版[M].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意]安东尼奥・波立陶.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M].殷雄，田培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8]Eric Hobsaw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M]. New York：Mentor. 1964：116.
[9][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M].吴莉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许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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