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玉、伍丹：消费主义批判：从大众神话到景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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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市汉口路22号，210093）
【内容摘要】20世纪50-60年代的法国，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镇，也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滥觞。它肇始于罗兰·巴尔特对大众文化的符号学批判，经由昂立·列斐伏尔对消费体制的城市社会学批判，成熟于居伊·德波对消费景观的形而上学批判。作为大众文化理论的奠基者，巴尔特揭露了1950年代充斥于巴黎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流行神话，由此揭开了对消费社会异化现实批判的序幕。日常生活批判哲学家——昂立·列斐伏尔则从社会学角度入手，将批判思路转向了1960年代法国的“日常生活”，认为它是一个“消费受控的科层制社会”，而要摆脱其束缚，就必须诉诸于总体性的都市文化革命。而情境主义国际代表人物居伊·德波，则以列斐伏尔的思想为起点，进一步剖析了消费社会的异化本质与表现——“景观社会”的内在分离，他指出要战胜消费体制的管控，就必须走向对生活的艺术化改变道路，以实现对意象与幻觉的统治的超克。
【关键词】罗兰·巴尔特；大众神话； 昂立·列斐伏尔；消费受控社会；居伊·德波；景观社会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度重大项目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人本主义观念、方法与实践”（编号为07JJD710026）阶段性成果

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反思与批判，经历了一个从大众文化批判到经济社会批判再到哲学批判的逐步深入过程。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高雅文化屈从于金融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和消费体制的统治，在西方社会中，大众文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主流文化并逐渐呈现出主导一切的趋势，这一现象日益引起了理论家们的关注。与法兰克福学派德国式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批判逻辑（真实个体/虚假个体/、真实需求/错误需求等二元划分批判思路）不同的是，当时的法国思想家，借助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揭示大众文化中的内在符号运行机制，对大众文化进行符号学的解码。罗兰·巴尔特，无疑是开启这条批判道路的巨匠之一。作为大众文化理论的奠基者，他揭露了1950年代充斥于法国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流行神话，从而道出了当时巴黎资产阶级中所弥漫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秘密。受巴尔特的深刻启发与影响，日常生活批判哲学家——昂立·列斐伏尔则从社会学角度入手，将批判思路转向了1960年代法国的 “日常生活”现实，认为现代日常生活世界乃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消费体制牢固掌控的社会，并指出日常生活要想挣脱“消费受控的科层制社会”的束缚，就必须诉诸于总体性的都市日常生活文化革命。深受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影响的情境主义国际代表人物居伊·德波，宣告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主客体颠倒的物化统治现实而今已变成一个消费景观的王国，只有走向情境主义式的对生活的艺术化改变道路，才能实现对意象与幻觉统治的超越。

一、巴尔特的“大众神话”批判理论

1、作为现代神话的大众文化
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以文学批评方式直面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第一人。其代表作是《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以下简称《神话学》）一书。他写此书的年代（195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大众文化产品大量涌现的时代。他在《神话学》中所要揭示的是，在大众文化中，物何以成为一种物—符号，而且正是因为物的符号化，才把大众文化建构为神话学。他建立的是一种以语言为中心的符号学，将法国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文化现象，都纳入人类所特有的符号系统之中。
在巴尔特看来，整个巴黎流行着的信息符码和各种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媒介宣传报道，完全是一种麻痹和愚弄人的现代神话。之所以用“神话”来指代现实，是因为他看到这里的“神话”与传统神话的一个共性——虚构性。巴尔特笔下的现代神话，旨在揭示同样具有虚构色彩的现象和事实背后充斥着的谎言和欺骗的本质。在他看来，神话是一种言谈，它是一种意指作用的方式，一种形式。神话并非凭其讯息的客体来定义，而是以它说出这个讯息的方式来定义。也就是说，并非任何言谈都可以成为神话，只有通过特殊的赋义过程，言谈才能成为神话，在这种赋义过程中，内容被淘空了，变成了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构成了神话创造的基础。由于言谈已经形式化了，它就具有了“超历史”的特性，因此，神话是一种历史“自然化”的言谈。由于这种言谈是在形式的层面上运行，涉及到赋义方式，这就必须运用符号学进行分析。这也是巴尔特为什么回到索绪尔的原因。
2、消费主义神话产生的语言学秘密
巴尔特肯定了神话的历史学基础，那么，这种历史基础又是如何将实在之物转化为神话的呢？他在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建构起了他的神话的符号学系统。符号学研究的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巴尔特受索绪尔理论的影响，认为能指、所指和符号是不可分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整体，他认为这是一个二级符号系统，他用了一个表格来表示：
1. 能指 2. 所指
3.    符  号i. 能指 
ii. 所指
iii.         符      号

巴尔特认为在神话里有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三度空间类型。神话的第一级系统是语言学的系统，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符号，而这个符号又作为第二级系统中的能指，再与自己的所指构成新的符号系统，也就是二级符号系统，即神话符号系统（如上图所示）。巴尔特将一级系统中的语言称为言语活动对象，它是神话中最初的构成；并将神话称作元语言。在这里，巴尔特还用了“黑人士兵在行军礼”这个著名的例子来具体解析神话符号系统。
巴尔特将神话符号的第一系统称为外延，将第二系统称为内涵，外延是显而易见的表面的含义，只是语言学意义的表现，而内涵则具有隐含的象征隐喻含义，是神话学符号的内涵意指的表达，它解释了神话背后的真相或者说是本质。巴尔特在此的落脚点也就是在第二系统意指功能和作用意义上，他对神秘化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即把历史与文化现象彻底装扮成自然现象，解决神秘化问题的唯一的手段就是去神秘化——“解神化”。 在本书中，巴尔特的符号学层次结构理论，在能指、所指、意指和含蓄意指的层次中，以“解神化”的方法进行符号的深层解读，揭示“现代神话”使人麻木与愚昧的本质。

3、揭穿“去政治化”世界的“自然和谐”神话
“解神化”是指解读和分析神话的符号功能和意指内涵的过程。巴尔特认为现代神话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而这种欺骗性的成因又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其一是神话总是将它的社会性、历史性和意识形态性隐藏起来，而以一种“自然而然”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也即是它将历史转化为自然。所有自然化的东西，在形成神话第一系统的时候，都具有自然和写实的属性。巴尔特认为，一般来说，受众们往往被符号的表面所依附的自然性和写实性所迷惑，第一系统的意指往往会成为他们对神话的解读结果而信以为真。这种第一系统意指的语言的形成就构成了神话，政治的意识形态欺骗的目的便由此而得逞。其二，神话的欺骗性来自阅读文本时所引起的一种瞬间的印象，这种瞬间的印象使得意义消失隐退。在巴尔特看来，神话的能指符号，既是形式，又是意义，它把第一系统（语言学系统）和第二系统（神话系统）联系起来。第一级系统的意指，以一种瞬间的、不假思索的印象形式，为受众所接受。第一级系统的能指，本身是可以形象直观的给读者留下印象，它与所指形成第一级系统的意指的时候，是可以具有一种丰富的内涵和历史性特征的。而当这个意指成为第二级系统的能指的时候，其意义就消退和自我掏空了，历史性也随之消失。神话的欺骗性产生于瞬间的第一系统直观印象及其所形成的意指向第二系统转变中意义的消退之间，使人们只留下瞬间的直观印象而忽略了其意义消失之后的内在“生命”价值。因此，解神化的关键在于如何能在神话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中，准确的把握其意指。“我们可以看到，意指作用就是神话本身，……思考神话的概念与神话的形式间的关系模式” 。最后，我们可以用巴尔特自己的话来为他的神话学理论做一个总结：神话学“所揭露的行为，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是建立在语言负责的理念上，因此神话学便宣称后者的自由，确切的是，神话学在这层意义上与世界和谐” 。
巴尔特最大的的贡献在于他对“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的“伪自然化”、“符号化”欺骗与神秘化现实的揭穿。他道出了全部意识形态的特征——能指即符号的“自动指涉”与“不及物”，所有文化的非历史的“似自然化”。更重要的是，他为后来者开辟了一条借助于语言学理论，揭示大众文化中的内在符号运行机制，对大众文化进行符号学解码的批评道路 。

二、列斐伏尔的“消费受控社会”批判理论

1、从消费文化符号的神话批判到消费社会的微观体制批判
综上所述，巴尔特只是停留在借助于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符号学方法，对大众文化的神话运作方式进行了深层揭示，他指出了“流行”文化、“流行”的生活时尚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匿名的专制”，但这些都只是对充斥于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个案分析，并未深入到政治经济本质的层面——即没有自觉地将现代社会确认为消费资本主义社会，更遑论什么“革命”道路或者解救之路的问题了。以巴尔特文化社会符号学批判旗帜为指引，作为法国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学派创始人，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他是巴尔特的同乡与挚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个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特征明确地指认为消费社会。在其最有影响的著作——《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1968年）一书 中，他指出现代日常生活处于各式各样的流行体系控制之下，是一个被流行文化与消费体系所全面操纵的“恐怖主义”社会——“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该书是他关于新资本主义社会对日常生活的技术与语言统治现实的深刻分析，对新资本主义社会日常“恐怖主义”的、无人称的隐性技术统治、符号异化现实的深刻揭露，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有关未来前景展望（包括城市革命、性爱革命与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节日化）的新解放三部曲。
列斐伏尔的关注对象是法国的日常生活，他认为认识社会与认识日常生活是双向的、相互促进的一个过程，因此要界定日常生活必须先界定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他建议使用“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这一术语来界定目前所处的社会理性化特点，这一概念也是他中后期日常生活批判的关键词，其要义是：新资本主义发展与统治的重心已经从生产转向消费，所以应当确立以日常生活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视野。简言之，它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模式”的双重颠倒：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生产的无组织社会”，而列斐伏尔的现代世界则是被组织化的消费社会。在一个消费（而不是生产）成为首要控制领域的社会里，生产的第一性地位便被消费的首要性地位所取代。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有组织的系统消费的驯化过程是整个19世纪对农业人口进行的面向工业劳动的过程在20世纪的对等与延伸。19世纪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那个生产力合理化进程在20世纪的消费领域中得到完成 。
2、消费管控社会的客观面象与主体面象
按照列斐伏尔深入而细致的洞察，“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之主要现象特征就是：（1）日常生活的碎片化神秘化；（2）这是一个欲望被制造被引导的心理躁动世界；（3）符号—想象的“假装”成为“现实”；（4）形形色色的时尚或流行的符号体系，成为控制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最高物神。作为列斐伏尔的学生和楠泰尔大学的同事，早期鲍德里亚曾经把列斐伏尔的概念进一步简化和明确为所谓“消费社会”理论。他非常准确地说，正像马克思的商品形式的分析逻辑是将人类的需要、感情、文化、知识、人自身的力量都在生产体制中整合为商品，“同样的，今天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与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和物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 。这样到了鲍德里亚这里，列斐伏尔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改造便臻于完成：第一步是将生产主导转变为消费主导，第二步是将物的生产与消费的始基性改造成为符号-物的编制与消费的根本目的性。“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消费是一种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与组织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价值理想）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消费系统并非建立于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于某种符号与区分的编码之上”。“消费：财富与产品的生理功能与生理经济系统被符号社会学系统取代 ”。“消费……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 。
从客观角度看，现代日常生活世界是各种消费体制所操纵的“碎片化”状态与过程。他进一步指出新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技术—官僚体制和消费体制与日常生活现实之间的对立。现代世界是各种各样的次体系或体系的替代物所构成的多层异质性现实的笼统总称，是一个各种体系相互掩盖罪行、推脱责任、总体瓦解或“不在场”的社会；是“符号”冒名顶替“物”的存在的“超现实”世界，即一个巨大的彻头彻尾的“假装的世界”。 其意识形态化表现就是符号的消费或符号的编码化：在这里，“每种物体和产品都获得了双重性的存在，即可见的和假装的存在；凡能够被消费的都变成了消费的符号，消费者靠符号，靠灵巧和财富的符号、幸福和爱的符号为生；符号和意谓取代了现实，这就有了大量的替代物，大批的变形物，除了被旋转着的令人发晕的漩涡所创造的幻觉外，什么也没有” 。
从主体角度来看，这则是一个欲望躁动不安的心理—想象世界，对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个体来说，控制社会的主导力量不再是古典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或理性意识形态（诸如个人主义的道德法律与宗教观念），而是流行的消费心理观念与大众化媒体所编织设计的时尚体系。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统意义上实际生存需要（needs）的满足，而是为了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欲望(wants)的满足。换言之，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在一种文化中的符号象征价值。合理地满足实际生存需要的消费与无度地占有符号价值的消费，是两种基于不同类型的生活伦理、观念、价值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 。
一言以蔽之，现代社会不复是一个“贫困的但有风格的生活世界”，或者一座“巨大的工厂”，而是一个被“餍足型”消费逻辑所引导着的，也就是可怕的“时尚”这种消费周期所牵引的焦虑不安的文化心理世界。日常生活自身的秩序节奏已经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的循环周期所完全同化与控制，日常生活世界已经成为一个被虚假的欲望符号体系所操纵所奴役的地带，即被时装、休闲、旅游、汽车、广告、电视、网络等流动着的无形的次体系或准体系所控制的世界。这样，从现象形态来看，现代日常生活世界就成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作为“巨大的商品化堆积物世界”发展的极端形态，也就是种种物体系、符号体系（鲍德里亚语）所拼凑而成的万花筒世界，特别是情景主义国际（德波）所说的“景观（展览）的社会”。
消费受管控社会最大的矛盾或悖论就在于：消费本质上是在制造新的匮乏，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消费之所以无法克制，其最终原因便在于他是建立在新的缺乏之上”，列斐伏尔指出，消费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逃避消费”，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这并不表示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就没有潜在的改变自身的可能性。他为此提出了走向总体性的都市日常生活文化革命的解决路径。
3、消费社会语境中的文化革命理想
面对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的异化，列斐伏尔通过对自己60年代研究成果的一次全面总结与整合，设计出了一项“三位一体”的总体性文化革命行动纲领。其中最为著名的口号就是，在经济平台上“技术要为日常生活服务”；在政治平台上“废除国家与实行自治”；在文化平台上“让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艺术品”。包括性意识的革命、城市的改革以及对节日的再发现。首先，列斐伏尔说，“文化革命”作为一个概念，就是指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创造性融合，是一种全新的充满生气活力的生活风格。其次，文化革命作为艺术和艺术价值的复兴，它主要具有实践的而不是“文化的”目标。列斐伏尔所谓的“文化革命”没有纯粹的“文化的”目标，而是使文化走向经验，走向对日常生活的变革。他说：“我们的目标也可以表述如下：'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让每一种技术方式都被用来改变日常生活’！” 具体来说，列斐伏尔理想中的总体性日常生活文化革命乌托邦，包括如下三大方向的革命：（一）身体革命或“性意识的变革与革命”。（二）空间革命即“都市变革与革命”。（三）克服日常生活和节日的冲突，使节日重见天日并受到推崇，使其与都市生活相融合，这是革命计划的最后结果。
总之，“消费受控制的科层社会”理论首先确立了以日常生活为中心视野的、微观的主体向度的社会批判理论，而取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以社会结构为主要对象的、宏观的客观的社会批判理论，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经济的根基-主导地位被日常生活的根基意义与突出批判地位所取代；二是将现代社会理解为消费受控制的各种日常生活的次体系，而不再是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所构成的统一体，经典的社会现实本质统一假说被现代性的异质性、超现实话语所突破，生产条件与劳动过程的异化现象批判理论被消费过程的异化批判分析所接替；三是将新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统治形式与意识形态表现从生产领域及国家上层建筑转向消费领域，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理解为一个消费社会，进而又将消费社会本质地理解为符号消费体制与消费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日常生活世界，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逻辑被进一步抽象成为景观与符号的拜物教批判框架。

三、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理论

1、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商品拜物教到消费社会的景观拜物教
列斐伏尔的消费受控社会批判理论及其“让日常生活节日化”的文化革命乌托邦，在1960年代法国的一批年轻而激进的知识分子那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特别是和情境主义国际代表人物居依·德波（Guy Debord ，1931-1994）以及罗约尔·瓦纳格姆（Raoul Vaneigem）的思想具有高度的互文性，这进一步启发了后来的鲍德里亚乃至于戴维·哈维等人的思想 。在列斐伏尔所号召的“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的基础上，情境主义国际又进一步主张，用艺术创造一种新的“日常生活情境”，以揭穿资本主义商品花花世界颠倒的虚幻的假象。受列斐伏尔思想的影响，德波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即从马克思时代以生产为核心的商品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以意象与幻觉占统治地位的“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景观是人们自始至终相互联系的主导模式。固然，人们都知道景观的被制造性，却仍然沉迷其中，从而遗忘自己的本真社会存在。这是一种新的异化关系。于是，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批判即转变为一种景观拜物教批判。
如果说马克思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客观物，而德波眼中的事实却是已经颠倒的物化本身的表象化再颠倒。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用抽象物来代表人的社会关系的世界，即以客观抽象物代表人的主观感性物的、主客体颠倒的世界（言外之意，社会真实常态应该是感性的人的具体实践主宰抽象的实践！）；而到了德波这里，这种“颠倒”又发生“颠倒”，即人以感性的景观即生活来表演抽象物的存在——“感性”生活仿佛解放了！马克思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经济统治生活的世界，而在德波这里，景观化表象化的生活本身就是经济（网络电视成为第一生产力）！经济对生活的形式化外在化控制这种日常生活“假象”，转变成为经济成为生活全部的、经济-生活的实质性自我控制的这种社会存在的表象化。
那么到底何谓“景观”呢？景观，原意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德波借其概括他眼中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质，具体来说即当代社会存在的主导性本质，主要表现为一种被展现的图景性。“人们因为对景观的迷入而丧失了对本真生活的渴望与追求，而资本家则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 。景观社会实质上就是意象社会统治一切的社会，在这个意象统治一切的社会里，社会的生产变成了意象的生产。诚可谓自然消失、意义隐退、符号狂舞、事实虚无、信息膨胀……这真的是一个“影象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的时代 。
2、从抽象统治一切到伪具体统治一切
由此来看，要理解德波的景观社会，就必须站在大众传媒社会这个基础上。在大众传媒社会里，物的消费过程必须首先转化为符号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一种产品，必须将自己通过广告的形式展示给受众，并且能在人们心里留下印象，才能将自己推销出去。由此可见，在景观社会中，使用价值走向了没落，交换价值通过对使用价值的操控，创造了自身的运作条件，这种条件就是物将自己以意象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说商品社会的产生体现了从弗洛姆式的从“存在到拥有”（being into having）的沉沦，那么景观社会的产生则进一步地体现了从“拥有到展示”(having into appearing)的畸变，如果商品社会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形而上学）统治一切”的话，那么景观社会则是“意象”（伪具体）统治一切，以至资本本身成为了意象。粗俗一点说，景观社会简直就是一个“观淫癖”的花花世界。“每个人都可以用他的万花筒去看；只需要手指轻轻转动，图像就起了变化”。人们觉得似乎干什么都能挣钱；动动手中的鼠标、手机键盘，什么冰箱、宝马轿车、电视机、职业升迁、休闲娱乐都梦想成真了。但到头来，却是“千篇一律的看过的图像占据上风”，其实眼前哪里有什么宝马轿车，而是“在灌输与汽车没有关系或几乎没有关系的思想。”
于是，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在他这里演变成了“意象拜物教”。德波认为，在景观社会中，已经不再是无意识统治心灵的过程，而是意象统治一切的过程，这是一种更加隐蔽的幻觉。如果物对人的统治还可以被察觉的话，那么自己创造出来的意象，作为自己心灵的外在投射，则直接与我们自己的存在合而为一了；如果说商品拜物教还是将崇拜对象定位于人之外的话，那么景观社会中的意象拜物教（严格来讲，不能称之为拜物教，因为在这里已没有了物，而是物的意象）则直接将崇拜对象从外在的物转向了自身的心灵，这是一种深层的回转，也是更深层的自反性  。
至此，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批判逻辑演绎的故事还没有完。沿着这样一种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断章取义地抽象解释逻辑走下去，当代走红于西方学术界的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后马克思思想家齐泽克，就接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与拉康的征候概念，把马克思原创性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泛化为一种幽灵拜物教，一种无可逃脱的、抽象的压迫力量。在这位来自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左派思想家看来，拜物教有三种历史形态，即：（1）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拜物：主人因为有财富而受到崇拜；（2）标准的商品拜物（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将拜物替换到客体上；（3）后现代时代，拜物的物质化消失，成为幽灵 。
今天随着电子货币称雄，金钱本身失去了它的物质存在，转变成为纯粹的虚拟体（只有通过一张银行卡或者甚至一个非物质的计算机代码才能获取）。金钱即金融交易的复杂网络转变成为一种看不到的，也正因此无所不能的幽灵框架，统治着我们的生活 。
齐泽克说，在我们时代富有特色的各种对抗中，最关键的也许是日益破坏着我们生活的抽象化行为（以数码化、投机市场关系等等为伪装）和泛滥的伪具体形象之间的对抗。在传统的或者早期的现代意识形态批判的黄金时代，标准的批判程序是从抽象（宗教、法律）概念倒推到这些概念源自的具体社会现实（如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今天，批判的程序则似乎越来越多地被迫遵循相反途径，从伪具体的形象向构建着我们的生活经验的抽象（数码、市场）程序推演。所以齐泽克又从德波那个颠倒了伪具体世界再次回到马克思的抽象世界。现实批判的唯一任务就是像堂吉诃德那样与“抽象的风车”——意识形态——作战。
3、从赤裸的专制政治统治到“去政治化”的诱惑政治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德波一开始就指出过，“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景观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由大众传播技术制造的视觉欺骗，事实上，他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德波是延续了马克思的商品社会的思路，即“商品的无限堆积”，在此基础上他指出“景观是商品实现了对社会生活全面统治的时刻”，那么这种景观帝国主义以及其无以反抗的霸权又是何以可能呢？在德波看来，景观有如下两个最重要的本质：
首先，景观已经成为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标，或者叫“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更通俗地说，景观已经成为现今人们“主导性的生活模式”，这一点在现代人对新闻、宣传、广告和娱乐等大量的非本真的需要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人之存在不再由自己真实的需要构成，而是“由景观所指向的展示性目标和异化性的需要堆积而成” 。其次，是景观具有极其隐蔽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种意识形态功能具体而言，包含三个方面：（1）它以一种普适性、肯定性的表象（比如“人之常情”），将人们稳稳当当地掌控于资本家在生产和消费中已预先设计的选择方案内。对于强加而来的景观（比如车型、户型、服装款式、旅游消费档次等），我们无从选择更加无从反抗。这里只有各种组织与游戏规则安排好的“规定动作”，而不可能有“自选动作”。（2）通过审查而展现出来的景观，也必然是现存体制合法性的同谋。景观在此就是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它通过广告等媒介无意识地支配着人们的欲望结构，并且让人们自认为这是一种本真的存在方式，自愿地俯首为奴。用德波的同志、情境主义国际另外一个代表人物瓦纳格姆的话来说：“在每时每刻中，在人们时时审视自己的行为中，每次都会发现骰子已经被做了手脚，人们一如既往地被人玩弄” 。（3）景观还通过支配生产以外的大部分时间来达到对现代人的全面控制。这也是德波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一个发现，即对人的非劳作时间的控制。景观的无意识消费心理文化控制大都是体现在对人们的闲暇时间的支配，尽可能的为资本的剩余价值增值服务，这也使得物质生产更加地远离人们的真实需要。换言之，资本剥削的形式已经从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体系主要是“从普及的消费中谋取更大的利益，而不是从生产中获益，它加快了从专制政治到市场诱惑的过渡，从储蓄走向浪费，从清教主义变成享乐主义，从对土地和人力的绝育性开放转向对环境的盈利性重建，从重资本轻人力转向把人力看成最珍贵的资本” 。
德波更是犀利地指出景观的帝国主义逻辑的必然可能性在于：“呈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好的东西才呈现出来”  。对于景观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我们只能被动接受那些乐意呈现的、打上深刻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代言烙印的东西，无权选择也无从了解这些东西从何而来为发生。瓦纳格姆同样挖苦说：现代人就像是一群动画片上的人物，也像是关在笼子里的动物。笼子本来是开着的，但他们却不能逃脱。因为笼子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笼子里面除了真实之外一无所有 。故凯尔纳说，德波眼里的景观社会就是“去政治化的绥靖政治工具”，“它使社会主体变得麻木不仁，将大众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中最紧迫的任务上转移开” 。人们处在这种“去政治化的绥靖政治工具”的隐性统治之下，无意识地受其驱使，这无疑是一种新的、更为隐蔽的异化关系！德波指出，分离是景观发生的现实社会基础，这种分离具体而言包括工人与产品的分离、生产者之间交往的分离以及非劳动时间的分离三个方面。瓦纳格姆同样认为，这种景观社会的统治逻辑即：“不可能的参与或者作为束缚总和的权力”；“不可能的交流或者作为普遍中介的权力”；“不可能的实现或作为诱惑总和的权力”。这就是“束缚-中介-诱惑”的三为一体的隔绝或分离逻辑 。
德波认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是由景观时间构成的，而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新手段，景观时间像是一盒“'装备完善’的时间积木（blocs de temps）”，这种时间积木是通过各种影像欺骗和故意误导来填充的。“在景观中，现代生存时间的使用价值越低，它的地位就越高，时间现实被替代为时间广告。 ”不仅如此，景观时间还制造着日常生活中的伪节日。这两点理论的例证在现今中国也已经比比皆是了，多种多样的媒体传播方式正通过广告，制造出各种消费欲望，诸如高档消费品、促销电器、旅游黄金周等等，借此隐秘地控制着人们的思维，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德波在景观时间中发现了真实生活的被伪造：景观通过制造出形形色色的伪情境和伪事件，并让人感到这就是真实存在的瞬间，而义无反顾地遗忘了自我。
4、在批判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重建人类的日常生活
列斐伏尔的“让日常生活节日化”的文化革命是德波的革命理论的逻辑起点，他认为日常生活的革命就是“对景观的颠覆”，就是人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情境！瓦纳格姆口号则是对消费专制主义“权力视角的颠倒”。这就是“用实践来代替认知，用自由来代替希望，用现时意志代替中介” 。“与人类统治人时基本依靠压迫的三重模式相同，即束缚、使人异化的中介和神奇的诱惑，生活的意志也同样从不可分离的三项计划的统一中汲取力量和一致性，即实现，交流，参与” 。也就是用“自由的参与”代替“束缚的权力”，用“透明的交流”代替“物化的技术中介”，用“本质的实现”来代替“虚幻的诱惑”。情境主义国际代表人物高喊着“使日常生活成为艺术”的口号，坚持革命必须要在日常生活中揭露景观的异化本质，以一种总体性的革命理论、尤其是革命实践实现对景观社会的总体性否定，找回人的真实存在的瞬间，而这场革命的主导力量就是工人的阶级斗争。但是他们在此，还仅仅停留在工会自治/自发基础上的阶级斗争阶段。
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的基本理论框架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格拉斯·凯尔纳 (Douglas Kellner) 与斯蒂文·贝斯特(Steven Best)就将他和列斐伏尔看作是从马克思的商品社会走向鲍德里亚关于模拟社会思考的中介，亦即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中介 。但德波的理论与巴尔特、列斐伏尔相比，存在着基本的局限性——德波是从社会生产层面来揭示意象产生的根源，并未深入到意象自身增殖的内在运作方式，是对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诗性哲学批判，因此他的理论就难以真正地进入到消费社会批判中。巴尔特、列斐伏尔和德波等人在理论建构上虽然着重点不同，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看到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当下社会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就表明了社会的主导力量发生了变化。
对于中国学界来说，重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几十年前就提出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对于我们自觉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着的消费文化兴起现象，无疑有着纠偏醒世的深刻启示作用。这就是：今天马克思主义要研究的问题是马克思虽天才地提出、却并没有真正见证的问题。诸如：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与重心如何从形式向实质、从抽象向具体、从物质关系向精神文化方面转移？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如何从固定的地方性、民族性、有形的国家机器暴力控制，转变为流动型、全球性、网络化的隐形意识形态管制-规训？这些新现象新现实，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客观上的历史进步，毋宁说是资本主义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政治到日常生活道德心理的统治逻辑的逐步完善与完成。在更深层、更隐藏的现代性异化统治形式中寻找未来人类更高级、更全面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超越与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最高形态的历史局限性过程中，丰富与改变社会主义和人的解放的实践制度与理想内涵。一句话，在改造旧世界中认识新世界，这仍然是一个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