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经济产出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的四倍之多。经济的发展改组了世界各地的"社会甲板"。"新兴市场"国家的中产阶级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也更加富有，他们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也拥有更发达的科技。
这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数亿的中产阶级已经构成了中国总人口的约三分之一。这个阶层的人们通过新浪微博沟通，并逐渐形成了在微博上抱怨或揭露政府和执政党的傲慢与表里不一的习惯。他们期望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尽管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在短期内对他们来说并非一定是个必要条件。
随着中国正努力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中产阶级将会在未来10年内受到严峻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两年已经开始放缓，随着国家经济的成熟，必将进一步恢复到一个较为温和的水平。自1978年以来的工业化生产已经无法再推动这个阶层的发展。目前，中国每年新增约600至700万大学毕业生，可他们的就业前景却比父母那一代的工薪阶层更加黯淡。如果说人们迅速增长的期望和令人失望的现实之间可能出现惊人的差距，那么它一定会出现在未来几年的中国。这对国家的稳定性有着极大的影响。
来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的莫伊塞斯o纳伊姆(Moises Naim)将其它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的新兴中产阶级描述为"权力的终结者"。无论是专制政权还是民主政权，中产阶级始终站在反对滥用权力的第一线上。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示威抗议转变成持久的政治变革、如何树立国家组织机构的新风貌以及实施全新的政治决策。在拉丁美洲，就经济增长速度和民主政治制度的有效性而言，智利一直是杰出代表。然而，近年来智利也爆发了诸多由高中生发起的抗议，指责国家公共教育系统的失败。
新的中产阶级不仅是独裁政权或新兴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也不应该认为：只要拥有选举权和在民意调查中有良好表现的领导人，就可以高枕无忧。精通技术的中产阶级将对统治他们的政治家有更高的要求。
美国和欧洲眼下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持续走高，西班牙的年轻人失业率更是达到惊人的50%。在富裕国家，上一代也不得不把累积的债务过继给下一代。对于伊斯坦布尔和圣保罗街头上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或欧洲的政治家可以袖手旁观、洋洋得意。如果他们以为"这不可能在我们国家发生"，那就大错特错了。
（本文作者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弗里曼o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高级研究员，也是《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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