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杂志上有一期是导演陈可辛谈《投名状》，其中谈到了现今电影人的理想与困惑，令我印象深刻。他的话总结来说就是一句：做电影不可以理想主义。电影中的故事可以是理想主义，电影中的情怀可以是理想主义，而做电影归根结底是一种商业行为。一个导演当然希望电影能够完全容纳自己的理想，但是假如这种理想与现实产生冲突并且可能使电影失去它商品本性，那么导演个人的选择无疑会葬送整个电影团队的利益。“导演可以很贪心，但是不能完全的任性。”陈可辛如此告诫我们说。
《一个人的电影》是《收获》杂志的电影专栏集结，我在其中没有看到关于陈可辛的这段访谈，倒是有些小小的遗憾。对于现今泥沙俱下混乱杂陈的中国电影界，我有很多话来说，但是私心想来，陈可辛这些话已经是很成熟的意见了。中国电影人当中很少有能如此理性和清醒的想法，换句话说，大多数电影人都有点任性的孩子气。《一个人的电影》中收录了很多著名电影人的访谈：关于张艺谋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过程最动人》，关于贾樟柯的《电影改变人生》，关于王小帅的《独特的叙述者和记录者》，关于田壮壮的《电影人的尴尬》，还有关于台湾新电影“教母”之称的焦雄屏的《中国电影的现实忧愁》等。当然，除了这些在我看来颇具代表性的篇章之外，还有几位作家对过去时代中的影像怀旧——怀旧嘛，不外乎是过去多么美好，现实多么糟糕，虚构过去，想象美好。我觉得这种怀旧情绪最为要不得，对现实没有什么帮助不说，退守到了过去，把现实撇在了一边，这是一种危险的肤浅的愉悦情绪，只能占据书的篇幅，但是对我而言，可以忽略不谈。
“一个人的电影”据我猜测，意思可能是说电影人需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不要因为一些未知因素的影响轻易丢掉了对电影的热爱与痴迷。当然，假如我稍微对这个短语进行一下误读和曲解，也可能出现其他的意思，比如一个人拍的电影，只给一个人看的电影等等。不过这种意义上的电影完全可以说是任性的结晶。电影不能只是孤独的影像，它同样是一种交流的载体和媒介，它可以是小众电影，也可以大众化，但不能与人没有交流，像古代的文物一样，预计藏之名山，传至后人。毋庸置疑，现今的中国电影已经陷入了如田壮壮所言的尴尬境遇。焦雄屏在她的一本书中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期台湾大量生产的垃圾电影作出评价，那个句子在我脑中依然清晰如是：“拒看国片”的口号是身份/知识水平的认定。二十多年后，这个句子可以一字不差的挪移到中国大陆电影界，它仍然是现在进行时。
当今的电影人的尴尬在于，大家都忙着拍“一个人的电影”：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大导演，基本垄断了电影的资金链一门心思打造中国的商业电影，从《英雄》到《无极》，商业票房看似不错，但是口碑差强人意，不过张导陈导铁了心要将弱智电影进行到底，谁也拉不住；另一面，贾樟柯、王小帅等专走文艺路线，小成本小制作，冲到国际上拿两个亮闪闪奖杯，为自己的电影积累冷冷的人气，走的是围魏救赵的路数，一心要在绝望中突围而出，让一个人的电影大众化。凭心而论，这两种路数都不是太理想，用焦雄屏在《中国电影的现实忧愁》中的话说，这两种都是“产业链不健全情况下产生的极端人格”，注意了，她接下来的话值得每位电影人深思，“我觉得没有必要变得这么意气，在不同的位置上互相批评和检讨。产业是有一定规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抉择，有的人选择要做商业性的导演，他对影片就要有大的质感，必须要创造出一定的商业价值，才能创造他心中期待达到的理想境界，他也需要一定数量的观众。而有些导演就认为，我要尽我的能力为所欲为地拍我想要的东西，如果你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能看你的电影的观众也是少数，那你的电影预算就不能高。”也就是说，最终的结果，一个人的电影也要追求和适应多元化的影像空间。
返回头再看陈可辛的那句“做电影不可以理想主义”，我们才明白对自己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是多么难得。中国电影人在理想与任性之间找到那个合适的平衡点，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思郁
2008-10-29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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