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导演瓦迪姆·佩尔曼执导的电影《波斯语课》,是我最近看过的影片里,值得为之一书的作品。好的作品总是唤起人们的书写欲望,一如美人(无论男女)总是唤起我们的爱慕之情。
影片讲述二战期间,一位身处地狱之门的犹太人,阴差阳错的获得一本波斯语著作。那个时代,生为犹太人,便是购买了死神剧场的门票。为了保命,这位犹太人对纳粹谎称他是波斯人,名叫雷扎。雷扎遇到一个四处寻觅波斯语老师的德国上尉科赫。科赫要求雷扎给自己教授波斯语,对波斯语一窍不通的雷扎,就此开启了生造一门语言的旅程。然而,生造一门语言,需要基本的语言材质,诸如字母、词根与发音。在自然经验与物质同样匮乏的集中营,雷扎,这位聪慧的犹太人,为了避免给上尉授词时出现记忆失误,不得不就地取材,用关押于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名字作为词根,开始制造颇多“波斯”词汇。就此,地球上仅有两个人懂得一门语言诞生了:一个人深知它源于何处,一个人却以为它是另一个国度广为使用的语种。
科赫是一位主管德军后勤的军官,他的战场在厨房,而非直接参与杀戮。他私藏的肉罐头与葡萄酒,在物质匮乏的战争时期,为颇多德国军人所垂涎。这使得科赫拥有非同一般的权柄,雷扎便是他拿六瓶罐头交换而来的物品。在学习“波斯语”的过程中,科赫对他的语言老师,由最初的怀疑,到最后的信任,感情逐日递增。如同大多数二战时期的德国军官,科赫并非传说中的恶魔,他仅仅是那个时代日常生活中随处可遇的一个普通人:普通人的见识(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去死)、普通人的欲望(因为纳粹军服帅气,他就参军了),普通人的暴戾,普通人的耍权弄职,普通人的亲情或爱情——为了寻找远离德国去了伊朗的“哥哥”,科赫才对波斯语情有独钟。
令人疑惑的是,科赫的上司说科赫并没有什么“哥哥”。也就是说,科赫言谈里的“哥哥”,很可能是他的同性恋人。影片里大量的细节,亦泄漏了科赫的性倾向:科赫对漂亮的女秘书毫无兴趣,军官们亦时常拿他和他的“波斯语”老师开玩笑。由此可见,同性恋人的远去,才是科赫学习波斯语、爱护波斯语老师的根本原因。当然,科赫并不认为自己加入纳粹组织是在犯罪。他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热爱美食的人,一个跟随时代潮流的人,一个迫不得已服从上司命令的人,一个善良而清白无辜的人。但他的“哥哥”因他加入纳粹党而嫌弃他,并远离了他,这让他深感受挫。
我们可以看出,科赫身上具有的,正是阿伦特政治伦理学早已谈论过的“平庸的恶”,直到战败,科赫亦不认为自身需对犹太大屠杀负一丁点儿责任。影片里,当雷扎因屡次目击同类的死亡,最终忍受不了心灵的折磨而顶替一个哑巴去赴死的时候,他从将被枪杀的犹太人群里救出雷扎,暗含妒意的责问:“为了他(哑巴)你都愿意和这些无名之辈一起去死吗?”雷扎说:“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才成了无名之辈,但他们并不比你差。最起码他们不是杀人凶手。”他辩驳:“我不是杀人凶手。”雷扎反诘:“是吗?你负责杀人凶手们吃好喝好。”他参与了犯罪,却自认清白无辜,他的良心在纳粹主流思想的熏陶下,早已耳闭目塞,早已对善与恶的边界不闻不问。
在诸多反思纳粹罪行的影片里,《波斯语课》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无意间涉及的语言与权力、语言与反抗、语言与交流的问题,比同是反思纳粹罪行的《德语课》和《辛德勒的名单》要多地多。这三部影片,都根据纳粹时期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却各有千秋:《德语课》讲述的是一个正常的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如何将“尽职的快乐”扭曲成“尽职的罪孽”,并变成一具无视亲情与友情的意识形态僵尸。《辛德勒的名单》讲述的则是一位德国商人在经商的过程中,如何良知复苏,如何在极端环境下尽己之能的拯救犹太人。而《波斯语课》的重心则在一个犹太人如何自救并在符号层面拯救同类——通过一种危机环境下的自造语言,拯救了那些被迫害而死的犹太人,使得他们尚死犹存。
我们知道,人类拥有两次死亡:一次是生理性死亡,一次是符号性死亡。当一个人停止了呼吸,我们认为他的肉身已经死亡。但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人尚记得他的姓和名,那么他便会以符号的方式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也是为何墓园里所有的墓碑之上,都刻着死者姓名的缘故。一个人的彻底死亡,是他的姓名宛若树叶般被时间之风席卷而去,在这颗星球上不留下任何痕迹,而非单一的肉身之死。这也是我为何说《波斯语课》里的犹太人,通过他自造的语言拯救了一部分迫害而死的犹太人的缘故。这些密码般隐藏在生造语言里的姓名,既是纳粹罪行的罪证,又是符号层面对受害者最好的悼念。
在我看过的影片里,热衷于探讨语言的导演并不多见。意大利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是一位,拍摄《波斯语课》的导演瓦迪姆·佩尔曼亦可算一位。资深影迷知道,欧格斯的两部获奖影片《狗牙》与《龙虾》,皆热衷于探讨语言与权力、语言与反抗的关系。瓦迪姆可能并非有意为之,但他的这部影片无意间触及到如下的问题:一门语言最初是如何生成的?是源于爱与交流的欲望,还是源于秘密的反抗?
在影片《狗牙》里,意大利导演欧格斯不但呈现了乌托邦世界种种扭曲的价值观,还揭示了权力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一切奴役,皆始于语言。权力领袖深深懂得,人,是符号性生物。语言的奴役,胜过世界上任何先进的武器。我们可以看出,欧格斯在《狗牙》里呈现的语言观,是书写《1984》的奥威尔的语言观。影片《龙虾》则与《狗牙》截然相反。这部影片里,我们再次看到作为导演的欧格斯,对语言令人惊异的敏感性:《狗牙》中是权力领袖在命名语言,《龙虾》里则是反抗者在创造一种不为人知的全新语言——两位相爱的情人,为了不让人们发现他们的秘密恋情,发明了一种独独属于爱人之间的共用语言。语言与权力、语言与反抗的缠绕关系,就此昭然若揭。
在《波斯语课》这部影片里,语言成为一个受迫害者最为私密的反抗武器。《龙虾》里的语言,在反抗者反抗的同时,尚是情人间的交流工具。《波斯语课》里的语言,则完全无视交流,它是冒险,是受害者名单,是一个人的反抗,却与交流关联不大。它的能指与所指,完全分裂为两个相反的向度:对雷扎以及所有的犹太人而言,是对死者的悼念,对上尉而言,却是一种异域语言。语言的交流与反交流,在这里双面兽般融汇一处。正如一句俗语所云:所有的理解,都是误解的总和。科赫上尉认为他是理解雷扎的,但雷扎并无此意。这告诉我们,语言具有多个面相,而非单一的交流功能。极端环境下,人类的语言更可能欺骗多于真实,遮蔽多于坦诚,隔阂多于相联。更多的时候,语言是一种魔术,它会在社会环境里发生相应的扭曲,一如《德语课》里男主人公的父亲,将德语里的善扭曲为恶,将“尽职的快乐”扭曲成“尽职的罪孽”。而《波斯语课》则是《德语课》的反转镜像,影片里的男主人公,通过谎语的莫比乌斯带,将生者与死者一起带入存在的真实之境。
仅电影美学而言,《波斯语课》显然无法和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相媲美。《辛德勒的名单》里,斯皮尔伯格的镜头语言繁复多样,他使用了大量的杂耍蒙太奇和长镜头。那穿行在黑白语境里的红衣女孩,更给无数观众留下了无法泯灭的印象——那抹红,那抹灰暗历史里的一点红,既是受难者颤动的生命火焰,又是拯救者不熄的良知与爱心。《波斯语课》的镜头语言则比较单一,导演仅仅热衷于传统而经典的均衡构图。
但这部影片令我动容的不是它的镜头美学,而是它触及到语言与权力、语言与反抗、语言的交流与反交流等事关语言学的问题。《辛德勒的名单》里,纳粹要将犹太人全部遣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焚毁,辛德勒告知他的犹太会计兼智囊斯泰恩,他会嘱托纳粹高管“特殊对待”他,不让他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斯泰恩问:怎么“特殊对待”?他们的特殊对待一般是指(暗示进入焚尸炉).....辛德勒意识到他们用于交流的语言已经被纳粹语言所污染,这个词已经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词,便问:我们还需要发明一种新的语言吗?斯泰恩含泪相告:我看有必要。
是的,很多时候,为了真相,为了忘却的记忆,受迫害者有必要发明一种不被权力所识别的新语言,并在新语言里完成人性的救赎,一如《波斯语课》里的雷扎,当他生造的这些词语,这些由2840个犹太人名字构成的词语,从一位纳粹上尉的嘴唇里、诗句里喃喃倾吐而出时,它不仅仅是反讽,而是语言作为语言最为庄严壮丽的时刻:语言已经成为墓碑,它在施害者的使用中复活,它在重新铭刻我们这些尚未进化好容易失忆的人类的记忆。
本文图片皆为《波斯语课》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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