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新作《4321》近日被译成中文出版，这本书840页，入围了2017年布克奖短名单，是奥斯特时隔七年后的首部长篇小说。自1982年出版处女作《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以来，奥斯特一直保持着几乎每年一部作品的出版频率，而除了1994年的小说《昏头先生》（Mr. Vertigo）外，奥斯特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皆已在过去十年间在中国翻译出版。对于尚在世的外国当代作家而言，这样的译介规模堪称绝无仅有。
然而，对于这位深具后现代气质的非典型美国作家来说，这样的处理方式或许最合适不过：奥斯特的写作，无论是小说还是回忆录，作品之间都具有极强的关联性——这关联既有文本的互涉，也有特定主旨的反复出现，更有如美国文学理论家Brian McHale所说的“人物的回归”；更多时候，则是虚构文本与自传性细节的微妙叠印——保罗·奥斯特仿佛在写一部“大书”，在下一盘大棋。
因此，我们在阅读保罗·奥斯特的单部作品时，更有必要将之纳入其整个创作框架中考量，在各种勾连中发掘否则易被遮蔽的涵义。而要理解英文原著近千页的《4321》，我们有必要回溯奥斯特的非虚构创作——因为在奥斯特“大书”里，自传性细节与小说母题的勾连是解读奥斯特的关键。
书名：4321 作者：[美] 保罗·奥斯特 译者： 李鹏程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年1月
纳博科夫68岁时才写了《说吧，记忆》。加西亚·马尔克斯75岁才写了《活着讲故事》（Living to Tell the Tale）。君特·格拉斯写《剥洋葱》时已79岁高龄。然而今年七十岁的保罗·奥斯特迄今已写了五部带有自传或回忆录性质的非虚构作品——更少见的是，他早在35岁时出版的处女作《孤独及其所创造的》竟然就是一本回忆录。难怪，在对于奥斯特非虚构作品的诸多评论中，“自省”或“自恋”是最常见的两个形容词。
“自省”是朝向自我的检视，而“自恋”更像是一种对“自省”程度的评断（过度自省）。奥斯特自恋吗？他自己不这么认为。在以第二人称书写的《内心的报告》（Report from the Interior）开头，他这样解释为何屡屡将目光投向自身：“并非因为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罕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恰恰因为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是任何人、每个人。”
若带着这“后见之明”重新审视奥斯特的五部非虚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作品所关注的焦点——即使皆源于奥斯特的自身生活经验——的确也是每个普通读者所感同身受的东西：身份、孤独、金钱、偶然性、生与死、父母及家庭、自我的身体与心灵等。这些焦点与主题不但在这五部非虚构作品中各有侧重、彼此呼应，而且也是奥斯特小说创作的基石。
青年保罗·奥斯特
奥斯特1982年出版的处女作《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之第一部分《一个隐形人的画像》书写的是父亲：一个隐形人，一块“无法穿透的人形空间”，一个生活的局外人，“自身生命的游客”；与之相对，30年后出版的《冬日笔记》（Winter Journal）着力书写的则是母亲：一个“Diva”，在公众面前令世界炫目的、打扮华丽的魅惑者，一个坚强而有责任心的女人，一个恐惧症患者。
《冬日笔记》（2012）又与《来自内部的报告》（2013）成为姐妹篇，两本书皆以第二人称书写，试图以自传性写作中并不常见的、与读者对话般的叙事声音鼓励读者将自身代入——这两部非虚构作品也是《4321》风格和主题的练习稿。《冬日笔记》是一系列“可称之为'呼吸现象学’的感觉资料”，试图从身体的角度“检视从你记事第一天起到这一天，活在这个身体里有怎样的感觉”——奥斯特甚至用了近四分之一篇幅一一列举了生命中的二十多个居所，而母亲的子宫作为人生第一个居所，由此获得了并置其中的合法性。对应的，《内心的报告》则是一本心灵之书，试图从童年时代开始，探索自己的心灵世界。“这无疑困难得多，”奥斯特写道，“也许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老年保罗·奥斯特
有趣的是，《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与《冬日笔记》和《内心的报告》这三本大部头的非虚构作品分别出现在奥斯特非虚构创作年表的一头一尾——奥斯特除《4321》外的十四本小说恰好都是在1982年至2012年之间写的。而在这段小说创作期内，他只写了两本薄薄的非虚构作品：记录偶然性事件的《红色笔记本》（1995）和讲述早年拮据生活的《穷途，墨路》（1997）。这两部作品虽然以最直接、最惯常的第一人称书写，却仍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或回忆录：它们随着主题跳跃，是经过取舍的经验蒙太奇。按网络时代的说法，这两本书都是按“关键词（#Hashtag#）”编排的。
《穷途，墨路》的书名原文是“Hand to Mouth”，直译过来就是“从手到嘴”。急吼吼地进食，这当然是一幅很形象的饥饿图景。奥斯特是饥饿艺术的专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论文写的就是《饥饿的艺术》（1970）——一篇评论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的名作《饥饿》的论文。“最终，饥饿的艺术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存在主义的艺术。一种面对死亡的方式，我所说的死是指如今我们生活的方式：没有上帝，没有救赎的希望。死，作为生之突然而荒诞的终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穷途，墨路》不但是“作家奥斯特”真正养成之前史，也是奥斯特对于那个遥远起点的呼应。
“三十岁上下那几年，我碰到的每件事都以失败告终，那段日子我熬得很苦。”《穷途，墨路》的副标题是“早年失败记事”：在那些穷困潦倒的苦日子里，奥斯特最大的困境便是钱。“我的问题在于我丝毫没兴趣过双重生活”，于是他干起各式各样的工作：在纽约州北部的夏令营当侍应生、在舅舅的电器店打工、担任场地管理员、在《纽约时报》巴黎办公室值夜班、在埃索·佛罗伦萨号邮轮上擦地帮厨、担任人口普查员、为电影剧本写梗概、翻译剧本、翻译越南宪法、为有钱人代笔写传记、为艺术品出版物写目录（并遇见了约翰·列侬！）、设计棒球游戏卡、用笔名写侦探小说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在着力书写童年到青少年时光的《4321》里，这些早年经历中的一些被改头换面加诸各个人物身上。
这是奥斯特在自传性细节与虚构情节中建立关联的典型方法——照评论家William Lavender的说法，奥斯特将这样一种自传性细节植入小说，并非像巴尔扎克那样为了让小说显得更真实；因为这些细节“往往太过晦涩，只有圈内人才会懂，以至于无法达成那种效果”。恰恰相反，“它们是埋在文本中的现实核心，寻求着非现实效果。这种戏仿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非现实主义的。对于后现代的'小说不是真实’的论述，它提出了新的悖论：小说不能说谎。”
而真的“不说谎”、真正在自传性文字与小说之间流转的互文，是奥斯特的观点——政治的或哲学的观点。同以政治小说意味浓重的《月宫》为例，马可·史丹利·佛格对于越战的反思与奥斯特的观点如出一辙：“战争已变得如此巨大，如今甚至最小的念头也被它污染，我明白无论我做还是不做什么，我都和其他人一样成了它的一部分。”而在《穷途，墨路》里，征兵抽签未中，不啻是宁愿坐牢、也不愿去当兵的奥斯特的人生转折点。——在《4321》里，我们也能轻易找到对于越战的这些观点的变奏。而这些自传性的细节，恰恰就在这样的时候，通过这叠印般的互文成为了解读奥斯特小说的钥匙，成了解开《4321》这本“大书”的线索。
[责编：贺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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