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学 】辛泊平评论作品欣赏
辛泊平，1974年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诗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秦皇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在《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等海内外百余家报刊发表作品并入选数十种选本。出版有诗歌评论集《读一首诗，让时光安静》《与诗相遇》，随笔集《怎样看一部电影》等。曾获中国年度诗歌评论奖、河北省文艺评论奖等奖项。
万里江山与一襟晚照
——读慕白的诗
必须如此，在我的阅读中，诗歌阅读可以是功课，但绝不是必修课。必修课是一种强制的训练，是一种刻意的苦行。而诗歌既不应该是机械的训练，更不应该是无端的苦行。诗歌是一种相遇。无论是诗人与感觉相遇、与语言相遇、与时间相遇，还是读者与一首诗、一个诗人相遇，它都不应该是课堂上重复性的练习，更不应该是僧人日复一日的面壁。它应该是怦然心动，应该是一见钟情。读诗是一种缘分，喜欢一首诗一个诗人更是前世的造化与今生的机缘。
所以，我每天的阅读，主体并不是诗歌，而是小说、历史和随笔。那些文体可以为我提供一个世界，一个人物，一种理念。而诗歌，更多的时候，给我的是一种感觉。然而，正是这种也许是稍纵即逝的感觉，让我看到电光和石火，看到彗星与虹霓，发现一种人物与事件无法提供的感怀与颤栗。
诗歌是语言的针尖。它不求完整，不求密度。然而，它可以在瞬间击中一本书无法完成的疼痛，可以在瞬间粉碎一生无法摆脱的梦魇。不需要预设，不需要铺陈，而是直抵心灵，一剑封喉。就是这么神奇。所以，你没有离开家乡，但可以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而惆怅；你没有恋爱，但可以为“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而伤感。而这就是诗歌的魅力。
初夏时节，我一边读前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一边读慕白的诗。但两者毫无违和之感。在格罗斯曼的世界里，我读到了历史的荒诞，读出了命运的轮回。这是一种沉痛而又无所适从的惶然。在那个颠覆人性、擦除良知的故事里，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窒息。然而，我沉迷于这种历史的沉溺与反思。借此，我可以看到我们可怕的过去与可能的未来。而读慕白，我读出了一种古老的唱和之风，读出了万里江山与一襟晚照，读出了久违的酒气与剑气，读出了一个江南诗人的豪情与旷达，也读出了一个普通人在当下的红尘之思与欲望安放。相对于前者，这种更为自在的阅读，让我可以从那种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感知生命的另一种呼吸。
我喜欢慕白的诗歌。因为，它不是一个腔调，而是随势附形，因事源情，在不同的语境下，自有不同的质地与声响。也就是说，慕白的诗歌写作没有我们常见的风格化和同质化。他似乎一直都在尝试变化，大刀就大刀，匕首就匕首，大漠长风便大漠长风，小桥流水便小桥流水，甚至，还可以就是那种已经被时光遗忘的年画，弥漫着人间烟火的俗气与温暖。
慕白的诗歌里有江山。倒不是因为他的诗歌写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写了异国的山水与人文。这些人文地理，当然也是一个表现。但绝不是最终的理由。正如古代的诗人们，写山水江山者比比皆是，但有气魄者也无非李白、苏轼、辛弃疾等少数人而已。因为，有形的山水地域不过是一件词语的衣服，只有足够的胸襟才可以驾驭那连绵的巍峨与不息的奔腾。
慕白是有胸襟的。他的胸襟来自他对历史的熟稔，对古人的追慕，以及对山水的了悟。所以，无论是在黄河、大漠，还是在长安或无名小镇，在他的视域里，始终都有古人的身体足迹与精神吐纳，而不仅仅是单一的楼宇描摹与风物存照。从某种意义上说，物理意义上的时空转换，应和的是诗人灵魂世界的悲欢模样。在这种以当下的视角打量历史、以历史的风骨反观当下的过程中，诗人打开的是与古人对接的千古幽思，抒发的是今古相同的人生感慨。所以，他才会在江边在凭吊屈子的同时，发出“我在一壶酒中/用诗歌与余生交欢，蝇营狗苟/有酒学仙，无酒学佛，空江自流”的怅然（《与芷父夜游长江兼致屈原书》）；所以，他才会《袁枚别传》中感叹“不当官，不佞仙佛，假戏不真做/不恋吏禄，不求长生，但求不老/筑随园，恋红尘，只愿岁月早蹉跎”。
可以这样说，在他的笔下，屈子，太白，少陵，东坡，袁枚，都是他前世的知己与故交，都是他当下诗歌写作的潜在对话者；在他的心中，长江，塞纳河，天水，温州，大足，埃菲尔铁塔，都是他与前人对饮的场所，都是他与缪斯神遇的地方。他的足迹辽阔，他的胸襟博大。所以，他的气韵才有那样的充足，他的节奏才有那样的激越，他的言说才有那样的高迈。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自觉，是一种悠远的灵魂钩沉。
然而，诗人并未因此而陷入一种盲目的唯我独尊。他深知，天空之下，泥土之上，一切都是卑微的存在——“草木之心，一岁一枯荣/蚯蚓在地底用柔软的身躯耕耘/而世界空旷，虫鸣闪烁其上”（《春中茶园作》）。这是生命的伦理。“蜀道难，难不过人心/做人，忠于自我，不跪着走/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佛陀/童年缺糖果”（《蜀道难》）；“无论是在哪里，不管床有多辽阔/灵魂总比肉体难以入睡”（《会呼吸的痛——-兼致李南》）。江山无限，生命却有太多的残缺，太多的局限。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所以，诗人可以周游列国，但他深知他的故乡与眼前的世界——“我是包山底的国王/我倾其所有，举一国之力/我也无法让我死去的亲人复活/就算穷尽天下，走遍万水千山/我一生再也回不到包山底/这方寸之地……”（《我是包山底的国王》）；他更知道，即使那辽阔的草原也有卑微的存在——“黄土高坡让人心慌慌/苍凉来自体内/乡关何处，任何人都记不住/也从未有人会怜惜/对面坡上野桃子花的寂寞”（《李家山——有寄》）。这是对生命的切身体认，也是所有生命无法擦除的原始胎记。
慕白深谙红尘三昧。所以，他不会因现实的局促而失魂落魄，更不会因此而遁入空门。他追慕圣贤，但从没有以圣贤自居过，更没有因为圣贤的精神高度而自损过。因为，他的胸中虽有辽阔的天地，但他并未凌空蹈虚，他的脚下踩着的始终是坚实的泥土。面对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他没有就此绝望，而是以一种旷达的自嘲回应这种落差：“我本凡间一尘人，自非旷士怀/世事多荒荒，我且装有闲/纵使这曲径通幽的云梯连着天堂/一步一叩首，到达山巅，上得天门/进入天街，见到各路神仙/我依然忘不了凡心，一刻也不能免俗/我醉之意全因酒，不在什么山水/我想着我的俗世红尘/每一天我都是王国侧，又名叫慕白”（《同杨方及诸公登广慈寺屏风阁》）。
“我是俗人/入戏太深/明知逝者如水/却一直苦心经营/以自己为饵/想在现实中钓虚名/钓风月/在虚幻中钓荣华/钓富贵/却始终钓不到自己的灵魂”（《题严子陵钓台》）。面对人生困境，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精神的，彻骨铭心的疼痛是一种反应，怒目金刚式的控诉是一种反应，自嘲也是一种反应。相对于疼痛与控诉，自嘲似乎有犬儒之嫌。然而，对于历史的轮回，对于现实的不堪，许多时候，疼痛与控诉都过于表面，而自嘲，才是更为深刻的社会反思与人性打量。因为，控诉与反思，更多的是指向我之外的世界，而自嘲，则把更多的刀锋转到了对自我的解剖上。相对而言，前者需要的是生命的自发，而后者，需要的则是生命的自觉与自省，需要的是对普遍人性的历史关照与现世考量。
所以，清醒如慕白者，并没有让自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代言人。他始终坚持做自己，从尘土中来，到尘土中去。一生的征途，既有尘土的气息，也有现世的味道。在酒精的沸腾里寻找久违的快意，在与友人对饮中品味心心相念的率真与洒脱。这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智慧。所以，他才会碎碎念念——“我一直在心里自问/这世上/会不会有一个人/相隔三千里/像汪伦当年请李白一样/叫我去看桃花/还请我喝酒”（《赠崔完生》）。所以，他既能体味“这些年，我歌，我哭/找不到还乡的路，与月光对饮/我耽于酒事，杯中养虎，我父母双亡/一个孤儿，流浪多年”（《丁酉春过浦江兼致葵儿》）的苦楚；也深知“醉卧也罢，渔樵问答，一转身成古今/你躲入夕阳，我身后万家灯火” （《湿地牧歌》）的安然。
“行路难，不见前人，不问来者/世道人心，多歧路，我只有童年，没有童话/渴了，山中泉水就是一位美人/纯粹，绝色，稀世。/累了，地上松针就是锦被/柔软，辽阔，忘形。/夜住晓行，一朝风月痴迷一生一世”（《同杨方及诸公登广慈寺屏风阁》）。行路难，但一路有酒，便可以让沉重的肉体感受到灵魂的飞翔。这是灵魂对肉体的超越，是生命对大道的理解。可以这样说，是酒，让诗人找到了一个绕开世俗的出口，在与酒神共舞的时刻，感受到了生命的速度，在与时间融合的瞬间，发现了生命的重量。
当然，必须看到，在慕白的诗歌里虽然弥漫着一股酒气，但却没有借酒浇愁的落寞。他没有“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的孤独，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苦。他的酒是畅快的，是自在的。他说“恁好景佳辰，怎忍虚设/是不是好汉，哥们都再来一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他说“我只愿在江南与一有情女子厮守终身/为死为生，痛痛快快爱上一回/你且快马加鞭，返回你的京都与烟云”（《四月七日遂昌逢刘年》）。
在我看来，慕白的酒歌从某种意义上恢复了古典诗歌唱和的传统。这不是简单的形式问题，而是内在的逻辑。在与朋友对饮或者离别时，是酒打开了世故的心灵，是酒点燃了沉默的年代。生活中，太多的名缰利锁让人疏远，太多的身份属性让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怀疑与戒备。而酒，却可以化解那种人为的隔阂，让人性回归自然，让生命抵达无间。所以，慕白写酒的篇章总有朋友的身影，他写给朋友的诗作总是溢满酒香：“酒是我的家，酒是我的天涯/你可以叫我酒先生，天亮之前/每个人都应有许多的时间，陪星星喝醉/酒是仇人，酒是一柄剑，酒见血封喉/酒是五毒教，酒是美女蛇/三杯下肚，我仰天长啸，我歌我舞/投壶、射虎。千古兴亡，醉里乾坤大”（《将进酒——与蓝野、唐力、芷父诸兄在茅台镇》）。
可以这样说，在慕白笔下，酒既是朋友间相互敞开的理由，也是胸中块垒得以消解的途径。所以，他才会如此放浪形骸——“叶舟、张执浩、臧棣，我不打妄语/三位兄长呀，只要有酒，天下都可以为家/今夜不醉不归，到了黄河，我现出原形/露了马脚，我的心依然不死”（《黄河颂——与叶舟、张执浩、臧棣夜饮》）。正如李白所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侠客行》）。这是一种境界，是生命与生命相敬相成的信念，是灵魂与灵魂相互托付的忠诚。而这，正是侠客的基本性格，是侠气的自然属性。
韩东曾经说过，诗到语言为止。这句话曾经饱受诋毁。我自己对此也有过怀疑。然而，它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成立的。正如读唐诗宋词，我们明明知道有些诗人的情绪与抱负都一样，但就是对某一个不感兴趣，对另一个情有独钟。其中的缘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人的语言。所以，诗歌的语言不仅仅是诗歌的形式，它也是诗歌本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种只注重思想不在乎语言的诗歌是不合格的。在这一方面，慕白是高度自觉的。比如“此地即远方，从文成到瓯海道上/桃花流水得意，三分春色，二分酒意/看得见山望得见水，不必担心被查酒驾/只要灵魂安全，我们的梦想就比家园美丽/不须问道于野，庄周梦蝶，红尘也滚滚/我的祖国万里春风，我的人民一岁一枯荣/赵山渡水库就是一首水调歌头，如梦令/赏心乐事，水绕村郭，鸡鸣桑田/风扶柳，佳人半醉，归去来，有酒有肉/花径缘客至，日丽风和，新冠盛开/周吉敏家花满蹊，堂前屋后，落英辞枝/莺儿，燕儿，蝶儿正翩翩舞，双双飞”（《周吉敏家花满蹊》）。这样的诗句，无需解读，只是读便可以读出美感，读出才情。这样的诗歌在慕白的写作中并非个案，而是俯拾皆是。他的语言有金属的质地，有流水的韵律。尤其是那些与酒、与山水相关的诗歌，似乎也都有酒的浓烈与山水的清越。他善于用密集的短句抒发情感，然而，这种密集的短句并没有造成语义上的粘稠，而是错落有致；他善于把古典诗词嵌入自己的诗歌，但并无违和之感，而是浑然天成。这一切，都得益于诗人对语言的自觉锤炼与收放自如。
让人感佩的是，慕白并没有让这种语言成为他唯一的标签。正如我前面所说，他的诗歌是变化的。在《悼母文》《我生在包山底的母亲》《我们从此不再见》《静夜思》等作品中，他一改前面清朗的文风，变得絮叨，滞缓，甚至变得啰嗦与拖沓，完全不加节制。这并非诗人的懈怠和疏忽，而是真实情感的自然倾泻。他选择了让语言听从于内心的律动，他不干涉那些质朴得甚至有点俗气的情感表达，不修剪那些影响诗歌光洁的枝桠。因而，这些近乎直白、呼告的追忆与哭诉，便有了原始的质感与效果。那些重复就是不舍，那些粘滞便是悲伤，那些絮叨，便是对故乡与亲人卑微的前世今生的一咏三叹。读这样的文字，你不能按照一般的诗歌阅读方法去解读，你只能融入其中，才能听懂那乡间俚语一样的絮叨，才能听懂那类似孩子一样的呼告。这是语法之外的修辞，是根植于大地与乡间伦理的声律，是血缘的自然流淌。
阅读慕白，我似乎有太多的感受，但又觉得无法清晰地把握。慕白不是一个闷头写作不问诗歌因果的诗人。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始终都有对这种特殊文体的凝视和思考。他说“自始至终，我没有一句台词/这我得感谢水，感谢土地/感谢牛羊，感谢粮食，感谢童年/感谢女人和森林，感谢空气/感谢灯光，感谢这空空的剧场”（《见诗如面》）。诗歌无用，它既不能换来锦衣玉食，也不能博得功名利禄。它只能是记录生命的一种方式，是灵魂呼吸的一个窗口。诗人也一直这样说。然而，对于“已经学会了向自己投降/并臣服于季节”（《冬夜里的树》）的诗人来说，诗歌已经是自身的命运。为了这个不期而至的缘分，诗人只有坦然地接受诗歌带来的一切，万里江山和一襟晚照，酒气与侠气，豪情与旷达，红尘之思与欲望安放。而这一切，哪怕只是纸上的云烟，也值得“为了爱的约定/依然年年赴约”（《梨花词》）。
来源：秦皇岛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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