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is Review》的记者 Peter H. Stone 曾前往哥伦比亚采访马尔克斯，在三天的对谈中，马尔克斯谈及了关于新闻，关于文学，关于孤独的种种……
“我的想象，从不脱离现实”
Q：你是怎么开始拿起笔的？
A：一开始拿起笔是画漫画。在我能读会写之前，我是画漫画的。我现在才意识到，尽管之前什么都没写过，但在高中时大家竟然都认为我很会写，遇上要写小册子或请愿信，大家就理所当然让我去写了，因此读大专时我反而比身边朋友的文学功底深厚。
在波哥大念大学时，开始结识到新朋友，他们又把我引荐给一些当代作家。某天晚上，一位朋友借了我一本弗兰兹·卡夫卡的《变形记》。第一行字就让我震惊了：“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原来我们能这么写作，要是我早知道，我很早之前就开始写故事了。所以我马上动笔。但那些完全是凭文学功底写出来的，当时的文字还没能让文学与生活连接起来。那些短篇小故事在《观察家报》的文学别册上发表。
或许是因为当时没有人写虚构的故事吧，而那些小故事竟获得不俗反响。当时人们写的大都是乡间或社交生活。从写下第一篇故事起，人们就跟我说，读我的文字有乔伊斯文字的感觉。
Q：有谁对你早期的文字有影响？
A：真正让我摆脱虚构文字的，是美国的迷惘一代。我发现他们的文学与现实生活有着我的文字所缺少的紧密联系。
在 1950 年到 1951 年左右，母亲要我陪她回阿拉卡塔卡，把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卖了。当年我 22 岁，自 8 岁离开后就再没回去过。这么多年了，环境没什么改变，但我却感觉我不是在“看着”这小村庄，而是在“感受”它。
有点像阅读的感觉，仿佛我所看到的都已经被写好了，我只要坐下来，将读到的抄下来就可以了。那里所有的一切都与文学有关：房子、人、记忆。村庄里的那种气氛、那种衰落感、那种热度，跟我在福克纳的小说里读到的一样。
从阿拉卡塔卡回来后，我开始写我的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重回阿拉卡塔卡让我意识到，童年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有一种文学价值，而我直到那时才懂得去珍惜。从我动笔写《枯枝败叶》的那一刻起，我确切地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作家，而且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追求这个梦想，剩下要做的事，就是如何成为世界上最棒的作家。
Q：你觉得年轻的作家会倾向于无视童年经历，像你那样由虚构入手吗？
A：我不这么认为，大部分人写作的程序正好跟我相反。但如果要我给一位年轻作家一些建议，我会跟他说，写一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吧，要分清他们写的到底是他们的亲身经历，还是在其他地方读到、听到的事，是很容易的。
一直以来，人们对我的作品最赞不绝口的是作品中的想象，然而事实却是，我所有小说没有一句话是脱离现实基础的，只不过加勒比地区的现实，狂野得好比最疯狂的想象。
“够了，成名就到今天为止”
Q：你认为作家过早成名是件坏事？
A：作家活着的任何时候成名都是件坏事。我宁愿我的书在我死后才获得人们的认可，至少在资本主义国家，你能成为一种商品。
Q：为什么你觉得声望对作家来说是毁灭性的？
A：首先，那会剥夺你的私人生活，剥夺你与朋友相聚的时间，剥夺你工作的时间，还会让你与真实的世界隔离。想要继续写作的已成名作者必须不时在自己与名声之间筑起防线。我不想这么说，因为这听起来很虚伪，但我真的希望我的书能在我死后才出版，那我就不必去烦这些成名的事了。
就我来讲，成名唯一的好处，是我能将自己的名声用于政途。除此之外，成名只会让我感觉困扰。一旦成名，那是一天 24 小时的事，你不能说，“够了，成名就到今天为止”，也无法简单地按个按钮说，“从这儿或这一刻起，我不再出名”。
“声望带来的孤独”
Q：你常以“权力孤独”为主题。
A：你拥有的权力越大，就越难分清谁在跟你说谎。当你拥有绝对的权力，你就完全与真实的世界隔绝了，那是最孤独的孤独感。一个拥有极权的人，一个独裁者，被各种利益，以及各种以将他与现实隔离为目标的人包围，被一切合力孤立。
Q：那作家的孤独呢？有区别吗？
A：这与权力的孤独有很大关系。作家努力描述现实，却往往扭曲了现实，在重新调整现实的过程中，往往会与现实失联，被困自己的象牙塔中。而新闻业则是最好的盾牌。这就是我一直坚持从事新闻业的原因，新闻业让我得以接触真实的世界，尤其是政治新闻和政治。
在《百年孤独》后威胁到我的孤独，不是作家的孤独，而是声望带来的孤独，这与权力导致的孤独更相似。所幸我有一帮让我不至于被孤立的朋友，他们能让我随时回归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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