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昨晚看了《巴黎评论》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访谈，之前孤陋寡闻，才知道他曾经做过记者。他讲写作需要与真实世界相连，因此他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关于他书中那种魔幻而迷离的气氛，他是这么说的：他的祖母经常面不改色地讲述一些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他也在自己的写作里让自己板着脸，让那些斑斓的黄蝴蝶飞进整个屋子。【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年3月6日－2014年4月17日，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工作室接受了采访，工作室就在他San Angel Inn房子的后面，一个陈旧却不失雅致的角落，周围有五彩缤纷的墨西哥城的花朵点缀着。工作室与大房仅有几步之隔。一个低矮细长的建筑，似乎这个建筑原先就是设计为招待所的。房子里的一端摆着一个沙发，两张安乐椅以及一个临时酒吧-吧台上面有一个小个白色冰箱，上面有矿泉水供应。屋里最引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幅的人物照，照片挂在沙发上方，那是他的独照，披着一个时髦的披肩，站在风中，镜头取的是远景， 看起来神似安东尼·奎恩。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坐在他的桌子前，桌子摆设在工作室的最里面。他进来跟我打招呼，脚步很轻快。他身材很壮，只有5尺八九高，看起来很像是中量级拳击选手，宽敞的肩膀，但腿部有点瘦。他穿着很休闲，一条灯绒芯裤子，上身一件高领毛衣，脚踩一双黑皮靴。他的头发是卷曲着的，乌黑带点棕色，留着满满的胡子。采访花了三个下午完成，每次约两个钟头。虽然他的英语很好，加西亚·马尔克斯大部分时间讲的还是是西班牙语，他的两个孩子轮流翻译。每当加西亚·马尔克斯讲话时，他的身体习惯性地前后摇晃。他的手也经常小幅摆动，但他的动作意在加强他的语气，或是表明他思路方向的转换。他时而身体前倾，靠近听众，时而往后远远地坐着，交叉双腿，若有所思地讲着话。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问题是，当你知道采访是在录音的情况下进行，你的态度就会改变。就拿我来说，我的防备心会加强。作为记者，我认为我们还未学会如何使用录音机来进行采访。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促膝长谈，不必像一般的记者一样做任何笔记。采访结束后，他会回忆我们的对话，以他对我的印象写下采访语录，不需要字字斟酌。另一个有用的方法是记笔记，然后，以忠实于被访者进行解读。录音采访的缺点在于它记录了一切谈话，这使得无法忠实于被访者，因为这甚至记录了你出洋相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有录音机的时候，我会意识到我在受访；而相反，没有时，我会处于无意识状态，完全自然放松受访。采访记者：你的话让我觉得我用这个东西很不应该，但是我想对于这种采访我们可能需要用到。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管怎么说，我刚才那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谨慎选择。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记者，我从未使用过。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录音机，但是我只是用来听音乐。而且作为记者，我从未接受过采访。我有接受过报导，但是没有接受过这样问答的采访。采访记者：既然我们已经开始谈论到新闻工作了，那么你觉得，写了那么久的小说，再次作为新闻工作者，此时心情如何？你会不会在回到新闻业时换了一种角度或有了不同的感受？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一直以来都坚信我真正的专业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之前不喜欢这个工作是由于工作环境。此外，我还必须让我的思想想法迎合报刊的利益。现在，自从当了小说作家并且借由这个工作取得了经济独立，我能真正地选择我感兴趣的，符合我想法的主题。总而言之，我一直都非常开心能有机会写一篇新闻大作。加西亚·马尔克斯：约翰·赫塞笔下的《广岛》是一个特别的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实际上我写过很多很多故事。我写过关于葡萄牙，古巴，安哥拉与越南的。我非常想在波兰写。我想如果我能准确描述现在那儿的状况，那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但是现在波兰太冷了；我喜欢的是那儿舒适的时候。采访记者：你认为小说作家是不是能做一些新闻工作无法做的事情？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我认为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来源是相同的，材料是相同的，资源与语言是相同的。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纪事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广岛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新闻作品。采访记者：记者与小说家在平衡真相与想象之间具有不同的职责？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新闻业里只有一个真理，那就是虚假会损害整个作品。相反地，小说里唯一的事实是真实赋予整个作品合理性。这是唯一的区别，而且这是基于作家的承诺。一个小说家能以他的方式努力让人信服。采访记者：几年前在采访中，回想过去当记者的日子，你似乎很敬畏那时候的自己，那时候的你作品出产尤其快。加西亚·马尔克斯：确实，我发现现在不管是写小说还是报章杂志，都远不及从前。那时候我在报社工作，对于每个字的运用都不是特别斟酌，但是现在就不同了。当我在波哥大的观察家报社工作时，我曾经一周撰写至少三篇文章，每天两三篇编辑按语，而且我还做影评。到了晚上，大家都下班回家后，我会呆在那里写小说。我喜欢排字机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很像下雨的声音。如果声音停止了，剩我一人静悄悄，我就会无法工作。现在，作品出产已经不如过去那么多了。有时候，顺利的情况下，一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两三点，最多能完成一个四五行的小段落，而且经常到第二天发现还是不行再重写。加西亚·马尔克斯：通过画画。画漫画。在识字前，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家里我都经常画漫画。有趣的是，我现在意识到，高中时的我从没写过任何东西，却不知为何曾一度沾了作家的名气，但事实上。如果有宣传册或请愿书需要写的话，一定是我来操刀，因为我被公认为作家。当我进入大学，碰巧由于我良好的文学背景，我的文学水平远在他们之上。在波哥大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开始结交新朋友，拓宽交际圈，也就是在那种场合下，我恰巧认识了当代作家。一晚，有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卡夫卡的短篇小说。我回到廉租屋里，开始阅读变形记。第一行字就打动我了。我非常惊讶。第一行是这样写的，“早上，当Gregor Samsa从不安的梦中醒来，他躺在床上，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壳虫。”当我读到这一行字的时候，我自己思考了一番，我从未知道小说还可以这样写的。倘若我知道有这种方式，我可能很早就开始写了。所以我立刻开始写短篇故事。这些故事完全是理性的短篇故事，由于我是基于我的文学经验来写的，那时的我还未发现文学与生活的联系。作品被发表在波哥大《观察家报》的文学副刊上，这些故事的发表在当时确实算是一种创举吧。可能由于当时在哥伦比亚没有人写过理性短篇故事。之后我写的作品大部分是关于在乡村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当我写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时，他们告诉我这些作品是受到了乔伊斯的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时我从未读过乔伊斯的作品，所以我开始拜读尤利西斯。那时候只有西语版的。从那之后，我又读了英文版的以及翻译十分到位的法语版，我注意到原版的西语版翻译非常糟糕。但我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那些对于我未来的写作受益匪浅——内心独白的表述技巧。后来我发现这也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里也出现过，相较于乔伊斯，我更喜欢她的表述技巧。尽管后来我知道了发明内心独白的人是匿名作家Lazarillo de Tormes。加西亚·马尔克斯：真正帮助我在创作小说中摆脱理性文风的是美国的作家，迷惘的一代。我意识到他们的文学与生活有一种联系，这是我的短篇小说所缺乏的。而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对我的态度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1948年四月九号，那是在Bogotazo，当时一个政治领导Gaitan遭到枪击，波哥大发生了大批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在出租屋里准备吃午餐。我立刻赶往事发地，但是Gaitan已经被计程车送往医院了。在我回出租屋时，民众已经上街游行了，他们抢劫商铺并焚毁建筑。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那天下午直至晚上，我意识到了我所身处的国家是何种惨况，而我创作的短篇小说又与任何这些事情扯不上半点关系。后来我不得不回到位于加勒比海的Barranquilla，那是我度过童年的地方，我明白了那就是我以前所历经的所了解过的生活，也是我想写的题材。大约在1950年到1951年期间，另一个事件发生了，这也影响了我的文学方向。我母亲让我陪同她一起去Aracataca，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并变卖我第一年在那里住的房子。当我到达那里时，一开始感觉到十分震惊，自我八岁离开，我就从没回过这里，那时我已22岁。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感觉我不是真正用眼睛在注视这个村庄，我是用心在感受这里，仿佛我是在阅读这里一般。那就好像我看到的一切都已经是撰写好的一般，我需要做的仅仅是坐下来，把我在这里读到的一切拷贝下来。因为所有富有实际用途的东西都已经演化为文学了：房子，人，还有回忆。我不确定我是否已经读懂了福克纳，但是我知道现在只有福克纳的写作技巧才能帮我描述我所看到的一切。村庄的气氛，颓废与热气，与我在福克纳感觉到的大致相同。那是种植香蕉的区域，被大批来自水果公司的美国人占据，这里所营造的氛围与我在Deep South作家笔下所看到的相同。评论家谈到那是来自福克纳的文学影响，但我觉得纯属偶然：我只是发现了面对与福克纳遇到的类似的材料，我们不得不用同种方式来处理。从村庄回来后，我开始写《枯枝败叶》，那是我的第一部小说。这次Aracataca旅行真正影响我的是，我意识到我儿时的经历是一种宝贵的文学财富，我直到现在才懂得。从我撰写枯枝败叶的那刻开始，我意识到我想成为一名作家，没人能阻止我，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成为这个世上最好的作家。那是1953年，但是直到1967年，在完成了八本书籍中的五本后，我得到了第一笔版税。马尔克斯出生的村庄，位于哥伦比亚 Aracataca采访记者：你认为对于年轻作家来说，否定他们自己童年的价值与经验，像你一开始那样理智应对，这样是普遍存在的吗？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事实往往是相反的，但如果我要给年轻作家一些建议的话，我会说，写那些真实发生在你身上的故事；其实要区分作家写的故事是真实在他身上发生还是从别处获得的，这往往是很简单的。Pablo Neruda在他的诗中有一行是这样写道的，“上帝在我唱歌时，帮助我发明。”这句话常常会逗乐我，我的作品得到最大的赞美是由于想象力，然而事实是我作品里的每一行字没有不以现实作基础的。问题是现实的加勒比海是那么的狂野，那么引人遐想。加西亚·马尔克斯：《枯枝败叶》是为我的朋友们而写的，他们曾经帮助过我，借过我书籍，他们非常喜欢我的作品。一般情况下我想你确实是为某人而写的。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总会知道这个作品会符合这个朋友的口味，或者是另一个朋友会喜欢这个段落或篇章，我经常会想到具体的人。到最后，所有的书都变成了写给我朋友的了。在写完《百年孤独》后，问题变成了我现在不再知道在那几百万读者中，我是写给谁的；这会让我很沮丧而且约束着我。这就像是一百万双眼睛在看着你，而你无法真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我认为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小说有助于我的新闻工作，因为它赋予了新闻文学价值。新闻工作反之会帮助我的小说，因为它使得我与现实紧密联系。采访记者：在《枯枝败叶》后，你是如何形容你对你所经历的风格的探寻，那些经历使得你后来能写出《百年孤独》这样的大作？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我写完《枯枝败叶》后，我决定挑选村庄与我的童年为主题，借此来逃避必须面对与书写这个国家的政治现实。我认为把自己藏在这种怀旧之情中就可以逃离当前的政治现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那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被讨论得最热烈的时期。我一直试图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先前影响我的是福克纳；而现在却是海明威。我写了《没有人写信给上校》，《恶时辰》以及《格兰德大娘的葬礼》，这些几乎都是同个时期的作品，有许多的共同点。这些故事与《枯枝败叶》以及《百年孤独》发生的地点都是不同的村庄。那是一个没有魔法的村庄，属于新闻文学。但是当我完成《恶时辰》的时候，我明白了我所有的观点再一次错了。我回头再看关于我童年的作品，那里无不充斥着政治，无不跟我的国家的现实息息相关，与我当初所设想的大有出入。在完成了《恶时辰》后，我有五年没有再写新的作品。我以前常常都清楚自己想做什么，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有某些东西缺失了，而我却又不确定是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真正的语调——而最终我把那种语调用在了百年孤独上。那是基于我奶奶讲述故事的方式。她经常会讲那些听起来很超凡而且不可思议的故事，但是讲得却是那么自然逼真。当我最终发现了我必须使用的语调，我坐下来，在长达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工作。采访记者：她是如何把“不可思议”的事情表达得那么自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关键是在于她脸上的表情。她在讲故事的时候不动声色，没有人对此不吃惊。一开始尝试写百年孤独的时候，我试图心持怀疑地讲述这个故事。我发现我需要做的是我自己要真正相信这些故事，像我奶奶讲故事时面不改色地来写这个故事。采访记者：似乎那个写作技巧或基调有新闻写实的特性。当你在讲述这样一件貌似不可思议的事件时，对细节描述的注重赋予了这些故事真实性。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是一个你可以用在文学写作上的新闻写实的技巧。例如，如果你说大象在天空飞，肯定不会有人相信你。但是如果你说天上有425只大象在飞，可能有人会相信你。《百年孤独》就充满了许多这样的例子。那正是我奶奶会用的技巧。我尤其记得小说中有一段是写故事的主人公被一群黄色的蝴蝶环绕着。当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个电工来到我家。我对他非常好奇，因为他总是用他的一根腰带把他自己固定在电线杆上。我奶奶经常说每次当这个人来的时候，他会为这个房子留下很多很多蝴蝶。但是当我这样写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没有描述蝴蝶是黄色的，读者是不会相信的。当我在写Remedios选段的时候，描述到美人要上天堂，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那段描述变得真实自然。有一天，我在花园看到一个经常来家里清洁的妇女，她把床单摊平晒，那会风很大。她跟我争论风不会刮走床单。我发现如果我把床单用在美人Remedios上，情节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变成，她借着床单升上天堂。那就是我的处理方式，把不可思议的事情变得可信。每个作家遇到的问题都是可信性。只要能读者相信了你的故事，任何人都可以当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事情是从俄狄浦斯开始的，我一直以来都对瘟疫感兴趣。我对中世纪瘟疫做了很多研究。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纪事》，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Defoe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但他的作品大部分基调是纯粹虚构的。一直以来我都认为Defoe撰写了伦敦的瘟疫是他亲身经历的。但是经过调查，我发现那不过是一本小说，因为当瘟疫在伦敦发生的时候，他才不到七岁。瘟疫一直以来都是我一个重复的主题——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在恶时辰里，宣传手册主要写的是瘟疫。数年来我认为哥伦比亚的政治暴力与瘟疫一般都是形而上学的。在百年孤独之前，我曾经在故事One Day After Saturday中写道这个情节，一场瘟疫杀死了所有的禽鸟。在百年孤独中我选用失眠症作为一种文学技巧，因为那是睡眠困扰的反义词。最终，文学就不过是个木器。加西亚·马尔克斯：两者都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写作几乎与制作一个桌子一样的困难。两者加工的客体都是现实存在的材料，这个材料与木头一样坚硬。两者都需要很多技巧技术。基本上无法靠魔法实现，只能依靠许多的苦干。我认为，就如蒲鲁斯特那样，需要10%的灵感与90%的汗水。我从未做过任何木工，但是那是我最欣赏的工作，特别是因为你无法让别人代你完成。采访记者：那么《百年孤独》里的香蕉热病呢？有多少是基于联合水果公司实际发生的呢？加西亚·马尔克斯：香蕉热病绝大部分是参照真实故事的。当然，其中我运用了文学技巧，有些是虚构，历史不存在的。例如，广场大屠杀是完全真实的，但是在我基于佐证与文献书写这个故事时，我并不清楚死亡人数。我使用3000这个数字，这明显是夸张的手法。但是我童年的其中一个记忆是，我曾经望着那辆离开庄园应装满香蕉的火车。那里面本应该有三千具尸体，但最终有些被扔进海里了。让人真正惊讶的是，现在他们在国会与报纸上十分自然地讲到“三千具尸体”。我怀疑我们一半的历史都是以这种方式编造的。在族长的没落里，独裁者说即使那些事情在此刻不是真实的也没关系，因为未来的某个时候，终将会变成真实的。迟早人们会相信作家而不是相信政府。加西亚·马尔克斯:是的，我也这样觉得。这给了我很大的责任感。我真正想做的是写一篇完全真实的新闻文章，但是这听起来就如百年孤独一样的不可思议。我的岁数越大，过去的回忆越多，我会把文学与新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采访记者就像在《独裁者的黄昏》里描述的那样，要是一个国家因为外债而放弃海域呢？加西亚·马尔克斯：是的，但是那确实是发生过的。过去发生过，将来也会无数次地发生。独裁者的黄昏完全就是一个历史书。从真正的事实找出可能性就是新闻工作者与小说家的工作，那同样也是预言家的工作。麻烦是，许多人相信我是一个虚幻小说作家，但我事实上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我所写的都是我相信是真实的社会现实。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不确定乌托邦这个词汇表示的是真实的还是理想的。但我想那是真实的。采访记者：《独裁者的黄昏》里的人物是以现实的人为原形的吗？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每个小说中，人物是一个拼合：是由你认识的几个不同的人物拼合而成的，那些人物或是你听过的或是在书中读过的。我阅读了一切我可以找到的上世纪的拉丁美洲独裁者的故事，才有了这个人物的原型。我也与那些生活在独裁下的人交谈过。我曾经那样持续做了至少十年。而后当我清楚明白我要塑造的人物是如何的时候，我会尽力去忘记一切。我听过也读过，这样我就可以虚构这个故事，而又不用借助任何在现实生活发生的情景。我明白一点，那就是我自己未曾亲身经历过独裁的时期，所以我想如果我以西班牙文撰写这本书，我就可以看到生活在专制主义下是怎么样的氛围。但是我发现以西班牙文撰写在Franco统治下所营造的氛围与加勒比海的独裁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这本书停摆了大约一年。有一些缺失以及我不确定的地方。后来，我突然决定我最好还是回到加勒比海。所以我们就搬回了哥伦比亚的Barranquilla。我透过媒体发表了讲话，他们觉得我说的是一个笑话。我说我回到这里是因为我忘记了番石榴是什么味道。而事实是，我急需完成我的书。我在加勒比海开始了一场旅行。当我从一个岛游览至另一个岛的时候，我找到了那些我小说中需要的元素。加西亚·马尔克斯：你力量越大，你会发现越难以识别欺骗你的人与忠诚你的人。当你达到绝对权力时，你就会把现实远远抛在脑后，而这是最可怕的一种孤独。一个强大的人，一个独裁者，他是被利益与人群簇拥的，而那些人最终的目的就是在于使他与现实孤立；让世间万物都一起孤立他。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与权利的孤独有许多关系。作家努力去描绘现实，但这常常会把他带到扭曲的观点里。当他试图去颠倒事实的顺序，最终他只会与事实背道而驰，就像他们说的，困在象牙塔里。新闻工作者这方面的最佳护卫队。那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试图从事新闻工作的原因，因为这使我能与真实的世界保持联系，特别是政治新闻工作与政治学。百年孤独之后，对我构成威胁的不是作家的孤独；而是成名的孤独，这与掌权的孤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我的朋友会因为名气而对我十分戒备，那些都是我平常接触频繁的朋友。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我设法让我的交友圈维持不变，我不是指要与我的老朋友决裂或分开，他们是把我带回现实中的人；他们一贯保持脚踏实地的作风，名气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采访记者：在《独裁者的末日》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有一群牛在宫殿里。这是其中一个原型吗？加西亚·马尔克斯：我有一本摄影集要给你看。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我所有的书都是有影像的。我在独裁者的末日里，第一个场景是一个年迈的老人在一个非常奢华的宫殿里，牛闯入宫殿，在里面吃起窗帘来。但是那个形象并非是具体的，直至我看到了照片才渐渐清晰。在罗马，我进去书店开始看影集，我很喜欢收藏那些。我看到这个照片，我觉得太完美了。我仿佛看到了它成形后的样子。我不是什么大智者，不是通过大师的作品得到灵感，仅仅通过日常生活事物中，我就可以找到它们的前身。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写第一个故事时，我对整体的基调有大概的理解，但是我会让我自己没有计划地去遇见这种转折。那时候的我得到的建议是，我还年轻，总是有源源不断的灵感，所以这样做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们也告诉我，如果我没有学会技巧，一旦灵感枯竭时，我会陷入困境，那时候就会急需系统的写作技巧。如果我未能及时学到这些技巧，我现在就无法提前起草大纲结构了。早期，没学结构仅仅就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到了后期，问题就远远不仅如此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我认为如果没有非同寻常的训练，你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加西亚·马尔克斯：海明威的写作打动我的一点是，写作于他而言就像是拳击。他能够以此改善自己的健康与生活。福克纳曾以酒鬼出名，但是在每次采访中他都说道，他醉的时候没办法写作。海明威也是这样说。有些不怀好意的读者曾经问过我，我在创造某些作品的时候是不是会吸食毒品。但那些言论正好说明了他们不管是对文学还是毒品都一无所知。要想成为一个好作家，你需要在写作的每时每刻保有清醒的头脑，健康的体魄。我非常反对浪漫的写作概念，这种方式主张写作的行为本身是一种牺牲，经济或情感状况越差，创造出来的作品越是优秀。我认为恰恰相反，你需要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于我而言，文学创作需要的是健康的体魄，迷失的一代能够理解这点。他们就是那些热爱生命的人。采访记者：Blaise Cendrars说，与大部分工作相比，写作是一种特权，作家通常会把他们的痛苦遭遇夸张化。你怎么看？加西亚·马尔克斯：我认为写作是非常有难度的一项工作，但是，当然，其他任何需要仔细斟酌的工作都是有难度的。可是，特权是什么，那是做一份能够让你自我满足的工作。我认为我对自己与他人的要求过高那是由于我无法容忍错误；我认为，若能把一件事情做到完美，那就是一种特权。确实，作家经常会表现得很狂妄，他们视自己为宇宙与社会良知的中心。但是我最敬仰的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当我旅行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机长娴熟地操作着飞机，这要比我当作家的强多了。采访记者：你现在什么时候创造的状态最佳？你有一个工作时间表吗？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我变成了专业作家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的时间表。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就意味着你要晚上工作。当我开始全职写作时，我已经40岁了，我的时间表基本上是从早上九点钟到下午两点钟我儿子放学回来的时候。由于我已经习惯了辛苦的工作，现在只在上午工作会让我觉得很愧疚；所以我尽量下午也工作，但是我发现我下午就完成了第二天上午的工作。所以我决定把工作时间定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半，这个时间段其他什么都不做。下午的时间就会花在赴约，采访以及其他事情上。我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只能在我熟悉的环境工作，以及我已经在那里写作过的地方。我没办法在酒店或租借的房间或者打字机上写作。这会导致我在差旅的时候无法工作。当然，你经常会找一些借口来掩盖少工作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无时无刻强迫自己会如此困难。无论什么情况下，你都在期望灵感。那就是浪漫主义者物尽其用的词汇。我的马克思主义同志觉得要接受这个词十分困难，但是不管你把这个称之为什么，我确信，当你发现了正确的主题，正确的处理方式，确实会让你置身于一种十分特别的思想状态，那时，你会觉得才思泉涌。那也必须是你十分感兴趣的东西，因为最糟糕的工作莫过于，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其中最困难的莫过于开启第一段。我在首段花了数月的时间，一旦我完成了首段，接下来的段落就非常自然地呼之欲出。在首段，你解决了你书里大部分的问题。主题，风格与基调都已经明确了。至少在我看来，第一段是接下来书的走向。这就是为什么写短篇故事比写小说要难得多。每次你开始写一个新的短篇故事，你需要频繁地开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十分注重这些。但是我才明白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灵感来源，而梦则只是生活奔流而出的一小部分。我写作非常真实的一点是，我对梦的不同概念与他们的不同诠释非常的感兴趣。基本上，我视梦为生命的一部分，但是现实则更加丰富。但或许我只是有一些十分贫穷的梦。加西亚·马尔克斯：灵感是当你找到了正确的主题时，那个主题是你发自内心的喜爱；这种喜爱会让你事半功倍。直觉，对小说的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它有一种特性，无需科学知识或者其他专业的学习，它就能帮你破解什么是真实的。重力定律用直觉解释要比其他任何方式要来得容易得多。这是一种经验主义之谈，无需苦苦纠结。直觉于小说家而言是十分关键的。基本上这与理智主义是背道而驰的，那是我在世上最抵制的东西。严格来说，真实世界变成了一种不可撼动的理论。直觉的好处在于，直觉本身存在是与不是的两种可能。你无需纠结，就像你设法把一个圆形桩放入方形洞里。加西亚·马尔克斯：是的。主要是因为我无法真正理解他们。这主要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通过奇闻轶事来解释大部分的事情，因为我没有把事情抽象化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评论家说我不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因为我无法很好地引经据典。采访记者：你会不会觉得评论家对你的归类太过绝对/清晰？加西亚·马尔克斯：评论家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最好诠释理智主义的例子。首先，他们对理想的作家有自己的理论。他们努力找到符合他们要求的类型，，如果他不符合，他们依然会试图强迫他进入他们的圈子。我回答这个问题只因为你提问了。我确实没有兴趣去研究那些评论家是如何看待我的；而且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读过评论家的文章了。他们为自己辩解，他们声称他们的工作是介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中间人。我一直努力成为思维清晰，用词准确的作家，我努力让我直接与读者沟通，而不是通过评论。加西亚·马尔克斯：我对从事翻译的人有着很高的敬仰，但是那些使用注脚的人除外。我们经常试图给读者解释一些作者可能没有包含的意思；有了注脚，读者就不得不看。翻译是非常有难度的工作，全然不是高收益的工作，可能有的收入还很差。一个好的翻译经常是用另一种语言进行再创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对Gregory Rabassa有很大的崇拜。我的书被翻译成了21种语言，而Rabassa是唯一一个翻译时没有要求我额外阐述的人，他不会在翻译时放入注脚。我认为我的英译版已经完完全全被再创作了。书里某些部分是很难按字面翻译的。读者读到的版本是翻译工作者读后再根据自己的回忆来重写的结果。这就是我为什么对翻译工作者有这么高的敬仰。他们更多的是依靠他们的直觉而非智力。他们不仅从出版社得到的收入非常微薄，而且他们的作品不被视作为文学创作。有些书我希望翻译成西班牙语，但是翻译工作量耗费巨大，就几乎等同于写一本书，这样我就赚不到那么多钱来维持生计。采访记者：你认为拉丁美洲的作家在欧洲短住是否重要？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有助于对外界有更加真实的了解吧。我最近在构思的一本短篇故事集就是关于拉丁美洲人去欧洲的故事。我已经构思了20年了。如果你从这些短篇故事里得出一个结论，那会是，拉丁美洲人很少能到欧洲的，特别是墨西哥人，肯定没法在那里呆。我遇见过的所有墨西哥人经常都是隔天就走了。采访记者：你认为如果名气或成就在作家的职业生涯中来得太快会不会是一件坏事？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管在任何年纪成名都不是好事。我会希望我的书在我死后才出版，至少在资本主义国家，你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卖点。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会读很奇怪的书籍。最近我在读默罕默德·阿里的自传。吸血鬼惊情四百年是本大作，要是好多年前，我可能不会读这个书，我会觉得是浪费时间。但是我一般我不会主动去读一本书，除非是我信赖的人推荐的。我不会读任何小说。我读很多自传以及文献，即使那些是仿照的文件。我会反复阅读我喜爱的书籍。重读一本书的好处在于，你可以打开一本书，翻到你喜欢的段落阅读。我已经不再只阅读真正的文学了，我失去了这个神圣的名次。我什么都读。我会了解最新的时事。我每周几乎会阅读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杂志。自从养成了阅读电传打印机的习惯后，我一直都在关注新闻。但是在我读完所有严肃的重要的新闻后，我的妻子经常会告诉我那些我没听过的新闻。当我问她在哪儿看到这个消息时，她会说她是在美容院里的一本杂志看到的。所以我阅读了时尚杂志与所有女性杂志与八卦杂志。我明白了很多东西是只能通过阅读才学得到的。那占据我许多时间。采访记者：为什么你会认为名气对作家是毁灭性的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首先因为那侵占了你的私人生活。它会占据你跟你朋友的相处时间，以及你工作的时间。那会把你与真实的生活隔绝开来。一个著名的作家想要继续写作，必须要时刻让自己远离名气。我真的不想说这些，因为这听起来好像不真诚，但是我确实是希望我的书能在我死后再出版，这样我就不用经历所有因这些名气带来的商业往来，不用努力为大作家的名气奔波。在我看来，名气的唯一好处是我能够把它运用在政治上。从其他方面来看，并非都是好处。问题在于，你一天24小时都是出名的，你没办法说，“好的，我从明天起就不出名了，”或者按下按钮，说，“我此时此刻开始就没有名气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我知道那会是我所有作品里最受我朋友欢迎的书。但当我被出版商告知要印刷八千本时，我顿住了，因为我其他书籍印刷量没有超过700本的。我问他，为什么不慢慢来，但是他说他对此很有信心，这是一本好书，他坚信在5月到12月间就能全部售罄。实际上，那些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于短短一周内就销售一空。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一点想法都没有，因为我对自己的书要求很严格。我最经常听到的解释是，这是一本描写关于拉丁美洲人的私人生活的书，这是一本从里往外写的书。这个解释让我觉得惊讶，因为我的最初是把这本书的书名定为The House，所有外部的因素都是为了诠释它们对房子的影响。后来，我放弃了这个书名，但是当这本书进入到Macondo小镇的时候，就无法再进去了。我听过的另一个解释是，每个读者都能在书中创造一个他想要的人物，然后变成他自己的人物。我不想变成一个电影，那样观影者只需看到人物的脸，那就失去了想象故事人物的空间。加西亚·马尔克斯：是的，我的代理人把价格升到一百万美金，意图拒绝邀请，然而他们预计她会提到约3百万。但我对电影没有兴趣，至少我可以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我宁愿在读者与书之间保持一种私人的关系。加西亚·马尔克斯：我没见过哪部电影是比原小说要拍得更好的，但我能记得的是有些好电影是改编自很烂的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段时间我想成为一个电影导演。我在罗马学习导演专业。我感觉到电影是一个媒介，没有限制，万事皆可能。我来到墨西哥是因为我想在电影圈工作，不是作为导演，是作为一个剧本作家。但是在电影业有一个局限，那就是那属于一种产业艺术，是一个完整的产业。真正想在电影里表达自己的心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依然会想，但现在更像是一种奢侈，可能我会跟我朋友一起做，但对表达心声完全不抱希望。所以我离电影业越来越远。我与电影的关系就像是一对既不可分开又无法相处的恋人。然而，在电影公司与新闻业之间，我会选择新闻业。采访记者：你会如何描述你现在正在创作的关于古巴的书？加西亚·马尔克斯：实际上，那本书就像一篇大篇幅的新闻文章，描写了古巴的家乡生活，他们是如何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生存。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过去两年在古巴的数次旅行，在古巴制造的封锁是一种“文化的需要”，在那种社会环境下，人们必须在没有外界特定事件影响下相处融洽。让我最感兴趣的方面是，这些封锁有助于人们思想的转变。我们当今世界上的反消费社会与多数消费导向社会有冲突的地方。这本书原本构思是一篇轻松，比较简短的新闻文章，现在变成了长篇复杂的书。但这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所有的书都是这样的情况。除此之外，这本书会需要史实，描述了在加勒比海的真实世界。这与百年孤独里的故事一样精彩。加西亚·马尔克斯：我想我的答案与我回答你关于名气的问题是一样的。前几天被问到对诺贝尔奖是否感兴趣，但是那对于我来说绝对会是个灾难。我当然非常想得到这个奖，但一旦真正得到这个奖就会变得适得其反。那只会变得比名气带来的困扰更加复杂得多。在我的生命中真正遗憾的一件事情是，我没能有一个女儿。加西亚·马尔克斯：我完全有自信我会写一本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本书，但我不知道主题是什么以及会是什么时候。当我找到类似这种感觉—实际上这种感觉已经持续至今有一阵子了---我就会安安静静地呆着，一旦感觉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捕捉住。【編 輯：柳紫胭 本文、圖與開平文化今日頭條、“雲端外“微博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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