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的女人》这篇小说背后的故事
1965年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藏书家古斯塔沃·费略尔·戴伊要我写一篇小说，他要编入一本那种精致而神秘的书里出版，献给若干幸运儿。那个时期我正在重读吉卜林的《山中的平凡故事》，就对费略尔说，我已经构思了一篇小说。年轻的吉卜林的简短和线条的勾画吸引了我，因为我总是写那种本身十分费解、并且包括很多方面的故事。几个月后，我做好了开始写作的准备。1966年初，我把《闯入的女人》口授给了我的母亲。
我毫不怀疑，这篇小说——也许是写的最好的一篇——的踪迹来自20年代末同我的朋友堂尼古拉斯·帕雷德斯的一次偶然的谈话。我们在评论探戈歌词的颓废情况，当时，探戈歌词在伤感的哥儿们中间提倡什么“喧闹的自我同情”，但后来又被他们的同伙儿背叛了。帕雷德斯严厉地指出：“任何一个连续五分钟想一个女人的男人，决不是一个男子汉，而是一个女人气的人。”在这种人中间，爱情显然是有规定的，我知道，其真正的热情是友谊。从这些相当抽象的思想出发，我展开了我的小说。我把故事安排在70多年前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一个几乎没有名字的城市里，免得什么人争论它的细节。
实际上只有两个人物：兄弟二人。在他们二人中，我们只听见大哥说的话。是他做出了一切决定，包括最后的决定。我让他们成为兄弟，因为他们长得很像，当然也是为了避免不愉快的事情。
小说结尾时，我遇到了困难，因为对克里斯蒂安说的话没有把握。我母亲一开始就不喜欢这篇小说，这时她对我说的话我一刻也不犹豫地采用了。
说实话，在对直叙故事做的新的尝试中，《闯入的女人》是第一篇。从这次尝试开始，我写了其他许多短篇。最后，我把这些短篇收录在题为《布罗迪的报告》的集子中。
原标题：闯入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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