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巴塔哥尼亚快车》，2019
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
保罗·索鲁 著 陈朵思、胡洲贤 译
99读书人·远行译丛｜人民文学出版社
博尔赫斯：我并不陶醉于自己的书
节选自第二十章
《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2 百愁门
The Buenos Aires Subterranean
今天是耶稣受难节（Good Friday） ，南美洲各处都在举行沉郁的宗教游行。人们带着基督的肖像，拖着十字架上火山，穿黑色寿衣，鞭打自己，跪在十四处苦路喃喃而语，带着头骨游行，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少有这种忏悔活动。
Stations of the Cross 十四处苦路
奉献，在这现世的社会里，以看电影的方式展现。赢得好几项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茱莉亚》（Julia，1977）选在耶稣受难节放映，但戏院空空荡荡。对街的电影院放映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圣经》史诗——《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1956），买票的人直排到两条街外。还有支持泽菲雷利《拿撒勒的耶稣》（Jesus of Nazareth，1977）的群众，有五百个或更多要看电影的人以宗教之名站在雨中。
我一整天都用来誊写前晚在下摆上记的笔记。博尔赫斯的失明让我无法在他说话的时候大剌剌地写东西。我再度搭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去赴我们定下的约。
这次博尔赫斯公寓里的灯全亮，他拖着鞋行走的脚步声宣告了他的到来。像前晚一样，他的穿着对这溽热的夜晚而言委实过于盛装。
“爱伦·坡的时间，”他说，“请坐。”
爱伦·坡的书放在一张邻近的椅子上，我拿起找到的《皮姆》，但在我可以开始念之前，博尔赫斯说：“我一直在想《智慧七柱》，每一页都写得好，却是一本非常乏味的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Jonathan Cape Ltd., London，1935
George Bayntun 装帧版《智慧七柱》
“他想要写一本伟大的书。萧伯纳告诉他可以运用许多分号，于是他贯彻实行，相信如果它慢条斯理，就会被视为伟大的作品。但它非常无聊，里头毫无幽默可言。一本阿拉伯的书怎么可能不有趣？”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博尔赫斯说，“而且有趣，但结尾不好，汤姆一出现就变差了，还有黑人吉姆。”博尔赫斯开始在空中挥动双手，“是，我们在雷蒂罗是曾有过奴隶市场，我们家不是很有钱，只有五六个奴隶，但有些家庭拥有三四十个。”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New York: Charles L. Webster，1885.
我读过资料，阿根廷曾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黑人，现在阿根廷却没有黑人，我问博尔赫斯怎么会这样。
“这是一个谜，但我记得自己见过许多黑人。”博尔赫斯看起来是这么年轻，以至于你很容易便会忘记他其实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我虽无法保证他的可信度，他却是我这趟旅程中所遇到最清楚的见证人。“他们是厨师、园丁、杂工，”他说，“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人们说他们死于肺结核病。”
“那在蒙得维的亚的他们怎么没有死于肺结核病？就在那一边吧？还有另一个一样愚蠢的故事说他们跟印第安人战斗，结果印第安人和黑人互相残杀，那一定是1850年左右的事，但那不是真的。191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很多黑人，非常普遍，或者我应该确定一点地说是1910年。”
他突然笑开来，“他们工作并不怎么勤奋，有印第安血统被认为很好，但黑人血统就不是件好事了吧？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好些望族家庭混有黑人血统吧？我叔叔以前老爱跟我说：'豪尔赫，你就跟吃过午餐后的黑人一样懒。’你瞧，他们下午不怎么做事。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黑人这么少，但在乌拉圭或巴西——在巴西，你说不定时时可碰到白人呢？如果运气好的话？哈！”
博尔赫斯以一种怜悯和自得其乐的方式大笑，他整张脸都亮了起来。
“他们以为自己是原住民！我有次听到一个黑人女人跟一个阿根廷女人说：'至少我们不是搭船来的！’她的意思是她认为西班牙人是移民。'至少我们不是搭船来的！’”
“什么时候听到的？”
“很多年前了，”博尔赫斯说，“但黑人是优秀的军人，他们打过独立战争。”
“在美国也是，”我说，“但有不少是站在英军那一边，英国允诺他们以加入英国步兵来换取自由。南方有一团全是黑人——人称邓莫尔勋爵的埃塞俄比亚军团，最后全死于加拿大。”
“我们的黑人赢了塞里托战役，他们在战役中与巴西对抗，他们是非常优秀的步兵，高乔人骑在马背上战斗，黑人则不骑马。有个军团（他们称它第六团）不是黑白混血及黑人军团，而是西班牙语的'褐色与黑色军团’，这样才不会冒犯他们。在《马丁·菲耶罗》里，他们还被称为'低等颜色人种’……啊，够了，够了，让我们来读《阿瑟·戈登·皮姆》。”
“哪一章？船满载尸体和鸟靠近的那一章好吗？”
“不，我要最后一章，关于黑暗和光明那一章。”
我念了最后一章。独木舟漂流到南极，水开始变得温暖，然后变得沸热；白色灰瀑、蒸汽、白色巨人的出现。博尔赫斯不时打断，用西班牙语说“迷人”“可爱”“多美！”。
我念完后，他说：“念倒数第二章。”
我念第二十四章，皮姆逃出小岛、疯狂野人的追逐、对于晕眩的生动描述。骇人的长篇大论取悦了博尔赫斯，最后他甚至鼓起掌来。
博尔赫斯说：“现在来点吉卜林如何？我们要不要为《巴瑟斯特太太》（Mrs Bathurst）花点脑筋，看看它是不是个好故事？”
我说：“我必须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喜欢《巴瑟斯特太太》。”
“好，那它一定不好。换《山丘的故事》（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好了，念《篱笆之外》（Beyond the Pale）。”
我念了《篱笆之外》，当我读到毕塞莎对她的英国爱人特雷亚戈唱情歌时，博尔赫斯插进来复诵：
独自站在屋顶，向着北方，
我转身看天际的闪电，
那是你在北方迷人的足迹，
回到我身边，心爱的人，否则我绝活不下去！
Alone upon the housetops, to the North
I turn and watch the lightning in the sky, -
The glamour of thy footsteps in the North,
Come back to me, Beloved, or I die!“我父亲常背这一首给我听。”博尔赫斯说。在我念完那个故事后，他说：“现在由你选一首。”
我为他念了吸鸦片者的故事：《百愁门》（The Gate of the Hundred Sorrows）。
“多悲伤，”博尔赫斯说，“太可怕了，那个人什么也不能做。但注意一下吉卜林如何复述同样的句子，根本没什么情节，但很可爱。”他摸索着外套口袋，“什么时候了？”他把怀表拿出来摸一摸，“九点半，我们该吃饭去了。”
当我把吉卜林的书放回原位时——博尔赫斯坚持书必须归放在确切的位置，我说：“你重读过自己的作品吗？”
“从来没有，我并不陶醉于自己的书，书评家都夸大了它们的重要性。我宁可看——”他冲向书架，用手比了个搜集的动作，“'真正’的作家，哈！”
他转过身来面对我说，“你重读过我的作品吗？”
“是，
《皮埃尔·梅纳德》。”
“那是我写的第一个故事，当时我三十六或三十七岁。我父亲说：'读大量的书，写大量的作品，不要急着印。’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一个字也没改。我写过最好的故事是
《侵入者》（The Intruder），
《南方》也很好，只有几页，我很懒，写几页就结束了。但《皮埃尔·梅纳德》是个笑话，不是故事。”
“我习惯让我的中国学生读
《长城与书》。”
“中国学生？我想他们一定觉得通篇尽是滑稽可笑的错误。我就这么觉得，那篇作品毫不重要，几乎不值得一读。我们吃饭去吧。”
他从客厅的沙发旁拿起拐杖，然后我们出门，搭窄窄的电梯下去，再走出锻铁大门，餐厅就在街角——我看不到，但博尔赫斯知道路，于是就由这位盲人带路。和博尔赫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上，就像被卡瓦菲斯（C. P. Cavafy）带领走过亚历山大港，或被吉卜林带领走过拉合尔一样；这城市属于他，而他也曾经参与它的创建。
餐厅在这耶稣受难节的晚上全部客满，而且吵得很，但博尔赫斯一走进去，敲着拐杖穿过他显然非常熟悉的桌椅，用餐者立时沉静下来。博尔赫斯被认出来了，他的进入让所有的交谈和进餐都停了下来。那是混合了尊敬与好奇的静默，而且一直维持到博尔赫斯坐下来并跟侍者点菜为止。
我们点了棕榈芯、鱼和葡萄；我喝酒，博尔赫斯只喝水。他侧着头吃东西，想要用他的叉子剔掉棕榈的节，接下来又试着改用汤匙，最后干脆绝望地用手。
“你知道当人们尝试拍《化身博士》时，他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什么吗？”他说，“就是总用同一个演员扮演两个人。他们应该用两个不同的演员，那才是史蒂文森的本意。杰基尔是两个人，而且是一直到最后你才知道他们是同一个人，应该把那最精彩的一击留到最后。还有一点，为什么导演们总是把海德塑造成女性化的人？他其实非常残酷。”
我说：“海德践踏一个孩子，而史蒂文森把骨头破裂的声音都描述了出来。”
“对，史蒂文森虽然痛恨残酷，肉体的激情却无异议。”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Longmans, Green & Co.,, 1886
Sangorski & Sutcliffe 装帧版
“你看现代作家的东西吗？”
“从来没有停止过，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不错，顺带一提，他是个十分慷慨的人。我们一样——博尔赫斯（Borges）、伯吉斯（Burgess），同样的名字。”
“还有其他人吗？”
“罗伯特·勃朗宁，”博尔赫斯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听我说，我认为他应该写短篇故事，如果他写了，一定会比亨利·詹姆斯还伟大，人们一定也还会读他的书。”博尔赫斯开始吃葡萄，“布宜诺斯艾利斯吃的东西很好，你不这么想吗？”
“大致上来说，它似乎还算是个文明的地方。”
他往上看：“也许是，但每天都有炸弹事件。”
“报上没提。”
“他们怕登那样的新闻。”
“那你怎么知道有炸弹？”
“简单，我听到的。”他说。
的确，三天之后就有一场大火，摧毁了原本要用作世界杯足球赛转播的彩色电视摄影棚，结果被称为“一次漏电事件”。五天之后，又有两辆火车在洛马斯-德萨莫拉和贝纳尔被炸。一周后更有一位部长被谋杀，他的尸体被发现弃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上面还钉着写有“游击队的赠礼”的告示。
“但政府倒没那么糟，”博尔赫斯说，“比德拉（Videla）是个好心的军人。”博尔赫斯笑着慢慢说，“他并不非常聪明，但至少是个绅士。”
1976年5月19日，博尔赫斯，埃内斯托·萨巴托，霍拉西奥·埃斯特万·拉蒂（Horacio Esteban Ratti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和牧师莱昂纳多·卡斯特拉尼（Leonardo Castellani）及总统府秘书长何塞·比利亚雷亚尔（José Villarreal）与军人独裁者魏地拉共进了两个多小时的午餐。
“庇隆呢？”
“庇隆是个无赖。在庇隆的统治下，我母亲被关进监牢，我妹妹下狱，还有我表亲都有不好的下场。庇隆是个坏领导人，而且我觉得还是一个懦夫，他大肆掠夺了这个国家。他老婆则是个娼妓。”
“艾薇塔？”
“一个公娼。”
庇隆和庇隆夫人
我们喝起咖啡，博尔赫斯喊侍者过来，用西班牙语说：“帮忙带我去洗手间。”然后跟我说，“我得去握握主教的手，哈！”
在回家的街道上，他停在一间旅馆的门前，用拐杖敲了铁制雨篷的柱子两下。也许他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样瞎，也许那只是一个他所熟悉的地标，总之他挥打起来，可一点也不胆怯，他说：“这是为了求好运。”
当我们转进迈普的转角时，他说：“我父亲过去经常说：'耶稣的故事真是胡说八道，说什么一个人为全世界的罪而死，谁能够相信那样的事？’无稽之谈，不是吗？”
我说：“在耶稣受难节这样想，可真适时。”
“我还没想到哩！是啊！”他笑得很大声，还吓着了两个路人。
在他掏出钥匙时，我问他关于巴塔哥尼亚的事。
“我去过那儿，”他说，“但我不喜欢。我还是会告诉你，那是个荒凉沉寂的地方，非常荒凉的地方。”
“我计划明天搭火车过去。”
“不要明天去，过来看我，我喜欢听你念书。”
“我想巴塔哥尼亚可以下周再去。”
“荒凉的地方。”博尔赫斯说。他已经打开门，拖着脚走到电梯前，并拉开金属闸门。“百愁门。”他说，咯咯笑着走了进去。
*灰色字体为博尔赫斯公众号编注。
博尔赫斯看起来是这么年轻，以至于你很容易便会忘记他其实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我虽无法保证他的可信度，他却是我这趟旅程中所遇到最清楚的见证人。
——保罗·索鲁｜陈朵思 胡洲贤 译
— Reading and Rereading —
《老巴塔哥尼亚快车》，2019
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1979
保罗·索鲁 著 陈朵思、胡洲贤 译
99读书人·远行译丛｜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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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读书人
题图：博尔赫斯，1981年11月20日
By Eduardo Di Baia
关于博尔赫斯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