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巴塔哥尼亚快车》,2019
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
保罗·索鲁 著 陈朵思、胡洲贤 译
99读书人·远行译丛|人民文学出版社
博尔赫斯:我并不陶醉于自己的书
节选自第二十章
《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2 百愁门
The Buenos Aires Subterranean
今天是耶稣受难节(Good Friday) ,南美洲各处都在举行沉郁的宗教游行。人们带着基督的肖像,拖着十字架上火山,穿黑色寿衣,鞭打自己,跪在十四处苦路喃喃而语,带着头骨游行,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少有这种忏悔活动。
Stations of the Cross 十四处苦路
奉献,在这现世的社会里,以看电影的方式展现。赢得好几项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茱莉亚》(Julia,1977)选在耶稣受难节放映,但戏院空空荡荡。对街的电影院放映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圣经》史诗——《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1956),买票的人直排到两条街外。还有支持泽菲雷利《拿撒勒的耶稣》(Jesus of Nazareth,1977)的群众,有五百个或更多要看电影的人以宗教之名站在雨中。
我一整天都用来誊写前晚在下摆上记的笔记。博尔赫斯的失明让我无法在他说话的时候大剌剌地写东西。我再度搭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去赴我们定下的约。
这次博尔赫斯公寓里的灯全亮,他拖着鞋行走的脚步声宣告了他的到来。像前晚一样,他的穿着对这溽热的夜晚而言委实过于盛装。
“爱伦·坡的时间,”他说,“请坐。”
爱伦·坡的书放在一张邻近的椅子上,我拿起找到的《皮姆》,但在我可以开始念之前,博尔赫斯说:“我一直在想《智慧七柱》,每一页都写得好,却是一本非常乏味的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Jonathan Cape Ltd., London,1935
George Bayntun 装帧版《智慧七柱》
“他想要写一本伟大的书。萧伯纳告诉他可以运用许多分号,于是他贯彻实行,相信如果它慢条斯理,就会被视为伟大的作品。但它非常无聊,里头毫无幽默可言。一本阿拉伯的书怎么可能不有趣?”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博尔赫斯说,“而且有趣,但结尾不好,汤姆一出现就变差了,还有黑人吉姆。”博尔赫斯开始在空中挥动双手,“是,我们在雷蒂罗是曾有过奴隶市场,我们家不是很有钱,只有五六个奴隶,但有些家庭拥有三四十个。”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New York: Charles L. Webster,1885.
我读过资料,阿根廷曾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黑人,现在阿根廷却没有黑人,我问博尔赫斯怎么会这样。
“这是一个谜,但我记得自己见过许多黑人。”博尔赫斯看起来是这么年轻,以至于你很容易便会忘记他其实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我虽无法保证他的可信度,他却是我这趟旅程中所遇到最清楚的见证人。“他们是厨师、园丁、杂工,”他说,“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人们说他们死于肺结核病。”
“那在蒙得维的亚的他们怎么没有死于肺结核病?就在那一边吧?还有另一个一样愚蠢的故事说他们跟印第安人战斗,结果印第安人和黑人互相残杀,那一定是1850年左右的事,但那不是真的。191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很多黑人,非常普遍,或者我应该确定一点地说是1910年。”
他突然笑开来,“他们工作并不怎么勤奋,有印第安血统被认为很好,但黑人血统就不是件好事了吧?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好些望族家庭混有黑人血统吧?我叔叔以前老爱跟我说:'豪尔赫,你就跟吃过午餐后的黑人一样懒。’你瞧,他们下午不怎么做事。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黑人这么少,但在乌拉圭或巴西——在巴西,你说不定时时可碰到白人呢?如果运气好的话?哈!”
博尔赫斯以一种怜悯和自得其乐的方式大笑,他整张脸都亮了起来。
“他们以为自己是原住民!我有次听到一个黑人女人跟一个阿根廷女人说:'至少我们不是搭船来的!’她的意思是她认为西班牙人是移民。'至少我们不是搭船来的!’”
“什么时候听到的?”
“很多年前了,”博尔赫斯说,“但黑人是优秀的军人,他们打过独立战争。”
“在美国也是,”我说,“但有不少是站在英军那一边,英国允诺他们以加入英国步兵来换取自由。南方有一团全是黑人——人称邓莫尔勋爵的埃塞俄比亚军团,最后全死于加拿大。”
“我们的黑人赢了塞里托战役,他们在战役中与巴西对抗,他们是非常优秀的步兵,高乔人骑在马背上战斗,黑人则不骑马。有个军团(他们称它第六团)不是黑白混血及黑人军团,而是西班牙语的'褐色与黑色军团’,这样才不会冒犯他们。在《马丁·菲耶罗》里,他们还被称为'低等颜色人种’……啊,够了,够了,让我们来读《阿瑟·戈登·皮姆》。”
“哪一章?船满载尸体和鸟靠近的那一章好吗?”
“不,我要最后一章,关于黑暗和光明那一章。”
我念了最后一章。独木舟漂流到南极,水开始变得温暖,然后变得沸热;白色灰瀑、蒸汽、白色巨人的出现。博尔赫斯不时打断,用西班牙语说“迷人”“可爱”“多美!”。
我念完后,他说:“念倒数第二章。”
我念第二十四章,皮姆逃出小岛、疯狂野人的追逐、对于晕眩的生动描述。骇人的长篇大论取悦了博尔赫斯,最后他甚至鼓起掌来。
博尔赫斯说:“现在来点吉卜林如何?我们要不要为《巴瑟斯特太太》(Mrs Bathurst)花点脑筋,看看它是不是个好故事?”
我说:“我必须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喜欢《巴瑟斯特太太》。”
“好,那它一定不好。换《山丘的故事》(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好了,念《篱笆之外》(Beyond the Pale)。”
我念了《篱笆之外》,当我读到毕塞莎对她的英国爱人特雷亚戈唱情歌时,博尔赫斯插进来复诵:
独自站在屋顶,向着北方,
我转身看天际的闪电,
那是你在北方迷人的足迹,
回到我身边,心爱的人,否则我绝活不下去!
Alone upon the housetops, to the North
I turn and watch the lightning in the sky, -
The glamour of thy footsteps in the North,
Come back to me, Beloved, or I die!“我父亲常背这一首给我听。”博尔赫斯说。在我念完那个故事后,他说:“现在由你选一首。”
我为他念了吸鸦片者的故事:《百愁门》(The Gate of the Hundred Sorrows)。
“多悲伤,”博尔赫斯说,“太可怕了,那个人什么也不能做。但注意一下吉卜林如何复述同样的句子,根本没什么情节,但很可爱。”他摸索着外套口袋,“什么时候了?”他把怀表拿出来摸一摸,“九点半,我们该吃饭去了。”
当我把吉卜林的书放回原位时——博尔赫斯坚持书必须归放在确切的位置,我说:“你重读过自己的作品吗?”
“从来没有,我并不陶醉于自己的书,书评家都夸大了它们的重要性。我宁可看——”他冲向书架,用手比了个搜集的动作,“'真正’的作家,哈!”
他转过身来面对我说,“你重读过我的作品吗?”
“是,
《皮埃尔·梅纳德》。”
“那是我写的第一个故事,当时我三十六或三十七岁。我父亲说:'读大量的书,写大量的作品,不要急着印。’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一个字也没改。我写过最好的故事是
《侵入者》(The Intruder),
《南方》也很好,只有几页,我很懒,写几页就结束了。但《皮埃尔·梅纳德》是个笑话,不是故事。”
“我习惯让我的中国学生读
《长城与书》。”
“中国学生?我想他们一定觉得通篇尽是滑稽可笑的错误。我就这么觉得,那篇作品毫不重要,几乎不值得一读。我们吃饭去吧。”
他从客厅的沙发旁拿起拐杖,然后我们出门,搭窄窄的电梯下去,再走出锻铁大门,餐厅就在街角——我看不到,但博尔赫斯知道路,于是就由这位盲人带路。和博尔赫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上,就像被卡瓦菲斯(C. P. Cavafy)带领走过亚历山大港,或被吉卜林带领走过拉合尔一样;这城市属于他,而他也曾经参与它的创建。
餐厅在这耶稣受难节的晚上全部客满,而且吵得很,但博尔赫斯一走进去,敲着拐杖穿过他显然非常熟悉的桌椅,用餐者立时沉静下来。博尔赫斯被认出来了,他的进入让所有的交谈和进餐都停了下来。那是混合了尊敬与好奇的静默,而且一直维持到博尔赫斯坐下来并跟侍者点菜为止。
我们点了棕榈芯、鱼和葡萄;我喝酒,博尔赫斯只喝水。他侧着头吃东西,想要用他的叉子剔掉棕榈的节,接下来又试着改用汤匙,最后干脆绝望地用手。
“你知道当人们尝试拍《化身博士》时,他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什么吗?”他说,“就是总用同一个演员扮演两个人。他们应该用两个不同的演员,那才是史蒂文森的本意。杰基尔是两个人,而且是一直到最后你才知道他们是同一个人,应该把那最精彩的一击留到最后。还有一点,为什么导演们总是把海德塑造成女性化的人?他其实非常残酷。”
我说:“海德践踏一个孩子,而史蒂文森把骨头破裂的声音都描述了出来。”
“对,史蒂文森虽然痛恨残酷,肉体的激情却无异议。”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Longmans, Green & Co.,, 1886
Sangorski & Sutcliffe 装帧版
“你看现代作家的东西吗?”
“从来没有停止过,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不错,顺带一提,他是个十分慷慨的人。我们一样——博尔赫斯(Borges)、伯吉斯(Burgess),同样的名字。”
“还有其他人吗?”
“罗伯特·勃朗宁,”博尔赫斯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听我说,我认为他应该写短篇故事,如果他写了,一定会比亨利·詹姆斯还伟大,人们一定也还会读他的书。”博尔赫斯开始吃葡萄,“布宜诺斯艾利斯吃的东西很好,你不这么想吗?”
“大致上来说,它似乎还算是个文明的地方。”
他往上看:“也许是,但每天都有炸弹事件。”
“报上没提。”
“他们怕登那样的新闻。”
“那你怎么知道有炸弹?”
“简单,我听到的。”他说。
的确,三天之后就有一场大火,摧毁了原本要用作世界杯足球赛转播的彩色电视摄影棚,结果被称为“一次漏电事件”。五天之后,又有两辆火车在洛马斯-德萨莫拉和贝纳尔被炸。一周后更有一位部长被谋杀,他的尸体被发现弃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上面还钉着写有“游击队的赠礼”的告示。
“但政府倒没那么糟,”博尔赫斯说,“比德拉(Videla)是个好心的军人。”博尔赫斯笑着慢慢说,“他并不非常聪明,但至少是个绅士。”
1976年5月19日,博尔赫斯,埃内斯托·萨巴托,霍拉西奥·埃斯特万·拉蒂(Horacio Esteban Ratti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和牧师莱昂纳多·卡斯特拉尼(Leonardo Castellani)及总统府秘书长何塞·比利亚雷亚尔(José Villarreal)与军人独裁者魏地拉共进了两个多小时的午餐。
“庇隆呢?”
“庇隆是个无赖。在庇隆的统治下,我母亲被关进监牢,我妹妹下狱,还有我表亲都有不好的下场。庇隆是个坏领导人,而且我觉得还是一个懦夫,他大肆掠夺了这个国家。他老婆则是个娼妓。”
“艾薇塔?”
“一个公娼。”
庇隆和庇隆夫人
我们喝起咖啡,博尔赫斯喊侍者过来,用西班牙语说:“帮忙带我去洗手间。”然后跟我说,“我得去握握主教的手,哈!”
在回家的街道上,他停在一间旅馆的门前,用拐杖敲了铁制雨篷的柱子两下。也许他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样瞎,也许那只是一个他所熟悉的地标,总之他挥打起来,可一点也不胆怯,他说:“这是为了求好运。”
当我们转进迈普的转角时,他说:“我父亲过去经常说:'耶稣的故事真是胡说八道,说什么一个人为全世界的罪而死,谁能够相信那样的事?’无稽之谈,不是吗?”
我说:“在耶稣受难节这样想,可真适时。”
“我还没想到哩!是啊!”他笑得很大声,还吓着了两个路人。
在他掏出钥匙时,我问他关于巴塔哥尼亚的事。
“我去过那儿,”他说,“但我不喜欢。我还是会告诉你,那是个荒凉沉寂的地方,非常荒凉的地方。”
“我计划明天搭火车过去。”
“不要明天去,过来看我,我喜欢听你念书。”
“我想巴塔哥尼亚可以下周再去。”
“荒凉的地方。”博尔赫斯说。他已经打开门,拖着脚走到电梯前,并拉开金属闸门。“百愁门。”他说,咯咯笑着走了进去。
*灰色字体为博尔赫斯公众号编注。
博尔赫斯看起来是这么年轻,以至于你很容易便会忘记他其实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我虽无法保证他的可信度,他却是我这趟旅程中所遇到最清楚的见证人。
——保罗·索鲁|陈朵思 胡洲贤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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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巴塔哥尼亚快车》,2019
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1979
保罗·索鲁 著 陈朵思、胡洲贤 译
99读书人·远行译丛|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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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读书人
题图:博尔赫斯,1981年11月20日
By Eduardo Di Baia
关于博尔赫斯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