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写作就是卡夫卡的存在

文章原载自青岛日报

大概18岁时，我在莱内的高中第一次读到了卡夫卡的作品。莱内是当时西德西部的一个小城市，它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那所学校也比较古老，大概是在三百五十年前成立的。我们的老师非常严格，非常保守。不过，他们还是经常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最进步的文人与思想。有一天，我们的德文老师要求我们跟他一起朗读和分析卡夫卡（1883-1924）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个作品的题目非常奇怪，它叫“骑桶者”，人怎么能骑桶呢？疑问很多。

在于荣健 《有意拖延的告别》这部读书笔记里，一共有八篇文章分析卡夫卡的作品，其中就选了这个小说。这让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带我回到了往日的时光。这样的岁月已经逝去五十多年了，中国人说，往事如烟。不但他在思考他自己初读这部作品的三十多年时光，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纪念我的学生时代。因此，他和我的记忆，如同卡夫卡感召下的一对好兄弟。我们都知道，怀念不只是情感方式的打开，更是所有写作的开始。 

学生时代第一次读到卡夫卡，虽然什么都不清楚，但我们觉得作者的语言令我们神往。好的语言，好的德文，这就是卡夫卡。从今天来看，卡夫卡属于捷克人。从当时来看呢？他是奥地利人吗？欧洲的历史太复杂，一时也解释不清。这样的情况却经常困扰着我们：当我们谈论我们自己的祖国时，我们却没有固定的国家。不过，反过来想，坏事变好事，不少语言我们学好了，有什么语言我们就用什么语言写作，尽可能学习更多的语言，才能有比较有辨别。卡夫卡至少熟悉三种语言，犹太语、捷克语和德语，但他用他们的官方语言德语写作。很多凭借德语创造了杰出诗篇的著名诗人，不一定就是德国人。我也不是典型的德国人。我是三分之一奥地利人，我是三分之一中国人，因为我写中文的散文，我是三分之一普鲁士人。再说，真正的艺术家是没有国界之分的，欧洲太多这样的情况，没有民族，甚至没有具体的故乡。最好的语言，就是作家最好的家园。

对我来说，读卡夫卡就得丢掉自我。因为他语言的吸引力太深了，一不小心就会失掉了自我。所以，到19岁时，我决定一辈子不要再读他的小说了。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忽然有一位比我年轻得多的诗人，请我为他的这本有关卡夫卡的书作序。几年前，我在中国海洋大学教书时，他就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说，不能。我发誓永远不要再看卡夫卡的“致父亲的信”。我跟我的爸爸早就告别了。还要重复告别吗？如今，我是四个孩子的爸爸。还必须回顾吗？不要。我们这些在“二战”中长大的孩子都没有父亲…… 

我写的第一部小说集 《黑色的历史，黑色的故事》大概还是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我不敢再深究下去，究竟是不是这样。再读于荣健的新书，我就不得不回到我的过去。用汉语的说法，不堪回首又不得不这样。当然，这也是卡夫卡的书信方式。我每天写信，我每天会碰到类似他小说的主人公 “K”， 每天早上要签字，每一次签“K”，那也是我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信中我跟于荣健开玩笑说他是“小卡夫卡”，我是“老卡夫卡”，它的确是我们常常遇到的生活的“陷阱”。 

写作就是卡夫卡的存在，最重要的存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写他的小说和其他文字。睡觉是次要的。出名，无所谓。有没有读者不要管。卡夫卡为文学而生，为他自己而从事创作。生活为文学而非文学为生活，他敢于牺牲自己又重新创造了自己。我们嘴上常说，过文学一样的生活，大多数人都只是说说，只有极少数人这样做了。卡夫卡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另外，大概只有这样，他才能解决他生活的毛病、他的忧郁症。他必须这样。忧郁、写作与病态是分不开的：从杜甫到歌德，我们都能听到这类的信息。写是诉苦吗？不光从卡夫卡那里来看好像就是这样。不过，我们的布拉格小说家宁可要一种冷静的态度。非常冷静，有时冷静得可怕。面对死亡，他还在维也纳郊外的医院床上继续修改、校对他还没发表的作品。对卡夫卡来说，写下文字，就是他生活最高级的完成。其他的都可以牺牲，也包括爱情在内。 

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在他的遗嘱中，要把他还没发表的大部分作品烧掉。幸亏他的朋友布罗德没有听他的话，给我们留下了20世纪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这跟老子过函谷关的故事很像，当时他没有带关牒，关令要求老子离开西域前写下他的《道德经》。他顺其自然地写下了。偶然发生的。他“莫知其所终”，但作品留下来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了。如果一把火烧掉了卡夫卡的文学遗产，我们现代人要了解我们的人生就存在困难，这种困难至少含有一种我们总在路上追求着什么，却始终无法找到的答案。这的确是一种处境。还是一面镜子，我们通过镜子才能看清自己。因此，我们要感谢卡夫卡、布罗德，当然也包括中国诗人于荣健，他们都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复杂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