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凌晨两点，我在写这篇关于卡夫卡的推送。之前说欠你们的，我开玩笑的。我自己心里清楚，我一直往后拖，一直不知如何去面对卡夫卡，但是这篇关于卡夫卡的文字我有义务必须把它写出来。
对艺术家，诗人，思想家的喜欢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天才。但是对其中少数的几人的着迷是因为他们虽然经历各种煎熬，却还是温暖地为我们洒下星空。
蛮多人大概会挺羡慕卡夫卡，家境殷实，博士学位，一生作为中层公务员有一份稳定体面的收入和职业。我第一次正式读卡夫卡居然是在两年前，读他一个极短的，只有四五百字的短篇“波塞冬”，并因此与Christian Wendt教授聊了近两个小时关于这部作品里有意思的点和它别致的读法。我以为字字玑珠的卡夫卡会是海明威那样潇洒肆意的文豪。直到最近读到他的这本私人谈话录，我才难过地发现他内心甚至比我们今天在很多困难的时候都更加痛苦。
2.
谈话录的记录者是古斯塔夫·雅诺施，那时还是个青少年，同时也是个书虫的他被父亲发现了自己偷偷写的诗，然后就被父亲引荐给了自己单位的同事，当时已经凭借“变形记”“审判”和“城堡”三部长篇及众多中短篇俘获了读者无数的捷克犹太裔作家弗朗茨·卡夫卡。
他们第一次的见面发生了这样的对白：
“这就是那个写出了玄妙莫测的臭虫萨姆沙的作家。”我失望地自忖道，我眼前见到的只是一个简朴的普通人。
“您的诗中还存在不少杂音，”父亲独自回到办公室后，弗朗茨·卡夫卡对我说，“这是青年人的症结所在，是生命力过剩的象征。所以，尽管与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连这些杂音本身也是美丽的。恰恰相反！杂音会妨碍表达。不过，我不是评论家。我无法立即变成其他东西，然后再变回自己，并准确地测量出两者间的距离。正如我所说，我不是评论家。我只是被裁判者及观众。”
卡夫卡在与这位小迷弟的初见时就真诚地指出了自己看到的问题所在。在创作者自己内心中找到一股清泉前，他无法用自己的作品给读者带来澄澈。对一个人的语言文字最高的褒奖应当是简明传神，这是诗的语言，也是真诚的语言。内心是美的，表达才自然是美的。装腔作势的语言，故作老练的话术都只是对内心缺乏真诚的拙劣掩饰。
3.
卡夫卡接着问：
“确定的只有悲伤。”他严肃地说道，“您什么时候写作？”
这个问题让我很意外，因而我飞快地答道：“晚上，在晚上。白天我基本不写。我白天写不出来。”
“白天是场盛大的魔法。”
“光线、工厂、房屋，还有对面的窗户都会打扰我。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光。它会分散人的注意力。”
“光或许分散的是人内心的黑暗。如果光能征服人类，那是件好事。要是没有这些阴森无眠的夜晚，我根本不会写作。可也是因此，我才一再地意识到自己被囚禁在黑暗的孤独中。”
“他自己不就是《变形记》里那只不快乐的虫子吗？”我突然有了这样的念头。我庆幸自己打开了心扉，让我的父亲走了进来。
最不愿，却也最需要面对的是深夜。深夜里那些让人无从招架的深思会被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驱散，于是人们躲在阳光下，躲在忙碌中，不给暗处的迷思半点机会。
白天的卡夫卡是机关法务部的高级文员，而夜色深沉时，白天的秩序与铜墙铁壁消失不见。独处的夜晚没有什么“博士头衔”“法务部”“高级职称”…人失去了所有的掩饰，必须要独自面对最内在的自我。夜里的自我，它否定一切自欺欺人的搪塞，向每一颗敏感的内心索要人生的答案。
4.
与我们的少年古斯塔夫慢慢熟悉后，卡夫卡找到了一个可以吐露心声的对象。古斯塔夫无意间听父亲说卡夫卡很喜欢在闲暇时去木工车间鼓捣各种机器：
“我能够想象，在尘土飞扬的车间里劳作并不是什么乐事。”
“这您就错了。我爱车间里的劳动。经过刨光后的木头的香气、锯子的歌声、锤子的敲击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总是一转眼就过去了。夜晚的来临总让我吃惊。”
“那时候您一定很累了。”
“我确实很累，但也很快乐。没有比这纯粹、具体，又处处都能派上用场的手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工，我也做农活，有时也莳花弄草。这一切都比办公室里的徭役更美好，也更有价值。在办公室里工作看上去更加高贵，也更加体面，可其实这都只是表象。实际上人们只是更寂寞，因而也变得更加不幸。脑力劳动让人脱离人类社会，而手工劳动却能将人推到人群中去。可惜的是，我不能再在车间或花园里工作了。”
“您不会放弃您在这里的职位吧？”
“为什么不？我的梦想是在巴勒斯坦做一个农民或工匠。”
“您要放弃这里的一切吗？”
“为了追寻安定美好又有意义的生活，我愿意抛下一切。您知道一个叫保罗·阿德勒（Paul Adler）的作家吗？”
“我只知道他那本叫《魔笛》的书。”
“他就在布拉格，和他的妻子与孩子们在一起。”
“他是做什么的？”
“什么都不做。他没有职业，但他有使命。他带着妻子与孩子流连于一个又一个朋友家中。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自由的作家。每次见到他我都深感愧恨，我总觉得自己已经把生命溺死在保险机构的生计之中了。”
卡夫卡直接地道出了自己愁苦的根源，城市与官僚体制的生活，双手不沾泥而埋头于各种规章与表格的日常，让自己感受不到最直接，也最真切的生活。他无力对抗家庭的全方位妥善安排，也没勇气踏出通向广阔自由世界的第一步。他却又没有像身边人那样屈服于现代社会的荒诞，把脱离自然与土地的生活视作“进步”的象征。
卡夫卡因此而痛苦，他明白自己虽然可以负担得起瑞士昂贵的疗养度假，但他虚弱的体质最需要的还是阳光，汗水，花香和牛铃声。稳定与体面的工作并没有让现代人产生对自己劳作的骄傲，对了，他们称之为“工作”而不是“劳作”，而没注意到正是摆脱了身体上的劳累才让自己整天闷闷不乐。
5.
卡夫卡对我说：“您把作家描述成一个脚踏黄土、头顶苍天的高尚伟人。这当然只是小资产阶级观念中的一种寻常想象。这种由隐秘的愿望滋生出的幻想完全是与现实脱节的。事实上，作家总是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更渺小、更软弱。因此，他体会到的艰辛世事也比其他人更深切、更激烈。对作者本人而言，他的歌咏只是一声呼唤。对艺术家来说，艺术是痛苦的，他们通过这种痛苦获得解脱，并借此迎接新的痛苦。他不是个巨人，多少只是一只囚于自身存在之笼内的斑斓小鸟。”
“您也是吗？”我问道。
“我是一只非常不像样的鸟，”卡夫卡说，“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泰因霍夫街的卖煤人就养了一只。您见过它吗？”
“我见过。它总是在店前面跑来跑去。”
“是啊，我这位亲戚的情况比我好多了。它的翅膀确实是被剪掉了。可于我而言，这根本是不必要的，因为我的翅膀已经枯萎。所以，我既没有高处，也没有远方。我困惑地在人与人中间蹦来跳去，人们用极不信任的目光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小偷，一只寒鸦。但是这只是表象。实际上，发光的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所以，我甚至连熠熠发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像灰烬一般灰。一只渴望消失在石缝间的寒鸦。不过这只是个玩笑，我不想让您发现我今天过得有多糟。”
我们常常把创作者当作智者，否则便难以解释为何他们能够从平常的生活经历中创造出足以超越时空的作品。很多人认为写作是一种职业，是天才的头脑靠贩卖想象力便能青史留名的上天恩赐。毕竟，我们早就忘了数百年前法国或是爱尔兰最富有的那些人是谁，却对那些同时期伟大作家的不朽作品如雷贯耳。
我们津津乐道巴尔扎克为还赌债而写作到生命的终点；我们谈论着歌德纵情于沙龙，李白流连于宫宴。我们把他们的成就归功于不出世的天才，认为他们才配得上拥有理想，而我们这些平凡人就得过得“实际些”。
卡夫卡把作家比作小鸟，他们拥有让平凡人羡慕的冲上蓝天极目远眺的本领，有着无拘无束自由歌唱的逍遥。可鸟儿自己知道，飞上晴天的每一次扇动翅膀都令自己更加疲倦，阳光的直射，冷风的对流，雨滴的扑面…这些都还不是最可怕的。微小孱弱的身躯要面对阳光下一览无遗的一切，面对所有不公不义却无力施以救援，内心的拷打煎熬却还要唱出婉转的歌曲来博取公众的青睐。
只有“善有善报”的故事才被公众接受，才被认为符合良知与公义。作家是直面体察苦难的人，自己吞下现实的种种无奈，痛苦地诞下美好的梦。
6.
他同事命令的语气试图让来访者在办公室门前就已意识到自己的渺小。那总是紧皱着的黄眉毛，梳得一丝不苟的、尿黄色的稀疏发丝中间那条一直延伸到脖子上的“虱子大道”，那高高的立领上系着的宽大黑领带，那扣子扣得很高的马甲和那双水蓝色的、略显突出的鹅蛋形眼睛与这种语气更是相得益彰。多年以来，这位同事就一直坐在卡夫卡的对面。
我记得，这位同事每次说出这声粗鲁的“进来”时，弗朗茨·卡夫卡都会微微一颤。他似乎要蜷起身子，带着毫不掩饰的不信任抬起眼睛看着他的同事，仿佛下一秒就会挨打似的。连这位同事用友善的语气与卡夫卡对话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是如此。看得出来，卡夫卡在特雷默尔面前很不自在。
因此，当我开始到工人意外保险机构找他的时候，我就问他：“我们能当着他的面谈话吗？他会不会是个喜欢搬弄是非的人？”
卡夫卡博士摇了摇头，说：“我不这么认为。不过，像他这样为自己的工作发愁的人，在某种情况下是会搞小动作的。”
“您怕他？”
卡夫卡尴尬地微笑道：“刽子手总是不光彩的。”
“您这是什么意思？”
“如今，一个正派的、依公务条例而得到高薪的公务员就是刽子手。为什么每个令人尊敬的公务员背后就不能隐藏着一个刽子手呢？”
“可公务员并不杀人啊！”
“谁说的！”卡夫卡用力地把双手拍在桌上，回答道，“他们把活生生的、充满变化的人变成死的、无法变化的注册号码。”
一战前后的欧洲大陆处在巨大的未知变革之中。工业和科技的力量第一次震惊了人类世界，议会制，民主化的浪潮刚刚露出一点苗头，王权贵族体系依然显得不可动摇…这是一锅大杂烩，而在其中沉浮的人们全然不知大船将会驶向何方。
在机器的强大面前，“人”又一次面临自我价值的危机，从而让整个社会都显得离奇的保守。“秩序！”“秩序！！”“秩序！！！”，每当旧秩序崩塌时，人们便倾向于紧紧抱成团，慌张地把丢了主见的自己交给一个看似更睿智，实际更荒唐的“集体”。现代“民族国家”，也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自己“法国人”“挪威人”“中国人”的身份最深刻的认同便是那个时代的遗存。
卡夫卡痛恨这种懦弱，痛恨自己也没勇气反抗的这种“自我限定”。每人与唯一的“身份证号”“健保账号”等数字编码绑定被视为是方便“管理”的必要。然而卡夫卡没有忘记其中的荒诞，我们无法从一串数字或者一个姓名中认识一个活生生真实的人。熟识一个人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如果仅仅是为了节省时间就用一个数字去代表他的全部，那无异于为了认识所有的人而把每个人的个性都抹掉。
7.
坐在卡夫卡对面的这位同事毫不掩饰他对卡夫卡及他那些私下来访者的反感。不过，在来访者面前，他起码还保持着一定的克制，至少在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基本都会离开。每逢此时，卡夫卡博士都会分外明显地长舒一口气。他露出了微笑，这可无法瞒过我的眼睛。特雷默尔让他很难堪。因此，有一次我对他说：“和这么一位同事相处可真不容易。”
可卡夫卡博士激烈地摆了摆他高举的手臂。
“不，不！不是这样的。他不比其他的公务员糟糕。相反，他比他们都好多了。他的专业知识非常丰富。”
我答道：“或许他只是想炫耀一下。”
卡夫卡点了点头道：“很有可能。许多工作能力不行的人都喜爱这么做。相比之下，特雷默尔博士真的是个很勤奋的人。”
我叹了口气：“好吧，您嘴上夸他，可您根本就不喜欢他。您夸他是为了掩饰对他的厌恶。”
卡夫卡的眼皮略微翕动了一下，他向内抿了抿下唇。我继续道：“对您来说，他根本是个异类。您看他的时候，就像在看笼子里的一头异兽。”
可此时，卡夫卡博士几乎用恼怒的眼神直视我的眼睛，以一种克制着情绪的粗犷声音轻轻说：“您弄错了。不是特雷默尔，在笼子里的人是我。”
“这就对了。这间办公室——”
卡夫卡博士打断了我：“不止这间办公室。到处都是。”他把紧握的右手放到胸前：“我的心里一直背负着栅栏。”
他把书还给我，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背负的栅栏后面。所以，现在人们才总是写动物。这表达了对自由、自然生活的向往。可对人类来说，最自然的莫过于以人类的身份生活。可人们无法看见这一点。他们也不愿意看见。人类的此在过于艰辛，所以人们至少希望在想象中把它甩得远远的。”
我顺着他的思路说下去：“这有点像法国大革命前的一场运动，当时有个口号叫回归自然。”
“正是如此！”卡夫卡点了点头，“不过今天，人们走得更远了。他们不只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人类已经重新变回了动物，这可要比做人容易多了。他们安逸地混在人群中，穿过城市中的街道去上班，去饲料槽进食，去玩乐。这是种被圈养的生活，和在办公室里没有两样。没有奇迹，只有使用说明、表格与规章制度。人们畏惧自由与责任，这就是他们宁愿在自己打造的栅栏后面窒息的原因。”
以人类的身份生活。可我们忘记了人类应当怎样生活，就像离开了栖息地的猴子，看遍了世界的每一种活法，却忘记了自己可以回到哪里去过对于人类最自然的生活。
动物并不会试着躲避终究逃不过的死亡。既然生命来自于自然，那么最后将自己交回给大地的怀抱不正是理所应当？
我们却活得像悍匪，像自然的“通缉犯”，夺走原本不属于我们的空间，时间，资源，领地…在死神的追逐下逃窜，被逼到角落时也拒绝束手就擒。这当然是一场伟大的逃亡，逃出了食物链，逃出了自然法则，逃出了物竞天择，逃出了生存竞赛。我又想起了昨天的自然农场纪录片，自然界本来给出了各种问题的答案，也为各种生命形式留下了合理的生存空间。可是我们想要独占它，想要把命运牢牢踩在脚下，想要自己制定规则，想要筑起栅栏躲避一切风险。最后变成了王尔德笔下孤单的巨人，在自己打造的栅栏后面挣着着喘息。
忘记了来时的路，我们却在十九世纪记起了自己来源于猴子，来源于自然，并在二十世纪初疯狂地信仰起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8.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乐队的风琴手，一个年迈爱喝酒的退休教师在盲人电影院排练时突然中风，从椅子上跌落。小乐队一下子没了能代替风琴手的木管乐器演奏者。奥尔达叫我过来救场。因为我具备必要的演奏技巧，负责人立即与我签订了合同，于是我在盲人电影院里代风琴手的班，气喘吁吁地演奏了一段时间的木管乐器。
每次演出后得到的20克朗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我用第一周的周薪让人将卡夫卡的三部短篇小说，《变形记》《审判》及《司炉》装订成书，包上深褐色的皮革封面。装订师还在封面上画了一丛燃烧的荆棘，并用金漆精巧地烫上了弗朗茨·卡夫卡的名字。
我与卡夫卡博士讲述盲人电影院的故事时，书就装在我膝盖上的公文包里。此时，我从包中掏出这本皮面装订的书，十分骄傲地从桌子上递给卡夫卡。
“这是什么？”他惊讶地问。
“我第一个星期的工资。”
“这不可惜吗？”
卡夫卡的眼睑震颤着，他的嘴也歪了。他盯着烫金的名字看了几秒钟，草草翻了几页书，就把它放到我面前的办公桌上。他显然生气了。
我正想问这本书有什么让他不满意的地方，他的咳嗽发作了。
他从外套中掏出一块手帕掩住嘴，症状缓解后又放回口袋。他起身走到背后的小洗脸台前洗了洗手，然后一边擦干手，一边说：“您太高估我了。您的信任令我备感沉重。”
他坐回桌前，双手按着太阳穴道：“我不是燃烧的荆棘丛。我不是火焰。”
我打断道：“您不能这么说。这不公平。对我来说，您就是火焰，是温暖，是光芒。”
“不，不！”他摇头道，“您弄错了。我瞎写的东西不值得被装订上皮封面。这只是我极其私人的魑魅魍魉，根本就不该被印刷出来。它应该被烧掉，被销毁。它毫无意义。”
我变得非常激动。“谁告诉您的？”我反驳道，“您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您难道能预见未来？您刚与我说的都只是您的主观感受。也许您口中的涂鸦明天就会成为世间最有意义的声音。今天谁又说得准？”
我深吸了一口气。
卡夫卡盯着桌面，嘴角挂着两道短而深的阴影。
我因自己情绪过分激烈而感到羞赧，于是我用平静的语气轻声解释道：“还记得您在毕加索画展上对我说的话吗？”
卡夫卡不解地看着我。
我继续说道：“那时您说，艺术是一面镜子，它就像调错的时钟般先行一步。或许您写的东西在如今的盲人电影院中也只是一面未来的镜子。”
“请您别说了。”卡夫卡痛苦地说道，一边用手捂住了双眼。
我赶忙道歉：“请您原谅。我不想让您生气。我真是太笨了。”
“不，不，您一点也不笨！”他的手没有从脸上移开，整个上半身来回晃动着，“您说得没错，您说得一点都不错。这大概就是我一事无成的原因。真理令我畏缩不前。可我又该怎么办？”他把手从脸上扯开，握紧拳头放在桌面上，身体前倾，压低声音道，“人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只能沉默。谁都不想因为自己的绝望而加重患者的病情。因此，我全部的涂鸦都该被销毁。我不是光。我只是在自己的荆棘中迷失了方向。我是一条死胡同。”
卡夫卡靠到椅背上。他的手无力地从桌上滑落。他闭上眼睛。
“我不相信，”我先是信誓旦旦，却又立刻换了劝慰的口气道，“就算真的是这样，给人看到死胡同也是值得的。肯定也有别的人和您走同一条路。”
卡夫卡只是缓缓地摇了摇头：“不，不……我很虚弱，很累。”
“您应该放弃这里的工作。”为了缓解我与他之间紧张的气氛，我轻声道。
卡夫卡点了点头。
“我确实该这么做。我本想躲在办公室的写字台后面，可它却让我更加虚弱。它成了——”卡夫卡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笑容望着我，“一座盲人电影院。”
该结尾了，我猜很少很少的人会真的看到最后的这一段。而万一有人真的读到了这里，大概也会像此时的我一样感到千言万语堵在心里不知从何开始道来。
就到这里吧，已然心意相通，有些话不用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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