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卡夫卡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卡夫卡小说中的荒诞空间
曲林芳、曾艳兵
摘要：卡夫卡的写作源于他的空间需求，他在小说中创造了一系列荒诞空间，人物经常身陷其中，遭遇诸多荒诞之事，这些空间成为卡夫卡描写不可能性的架构之所，影响了人在空间中的存在方式。卡夫卡小说中的荒诞空间按其隐喻性特点来划分，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变形之所、肮脏之所、隔离之所。对这些荒诞空间的功能和特点进行梳理，也成为了解卡夫卡式存在和卡夫卡精神空间的通道。
关键词：卡夫卡；荒诞空间；存在；精神空间
法国哲学家、作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1907—2003）在《文学空间》（L’espace Littéraire）一书中探讨了文学空间、作品、书写和死亡的问题，论及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作品的空间，布朗肖写道：“他越是写作，就越接近这个极端的点，作品就像趋向自己渊源一样趋向它，但是预感到它的人，只能把它视为不明确的空洞的深度”，“人们只能在这个由写作的行动打开的空间中趋向于这一刻”。【1】布朗肖所说的“极端的点”或“这一刻”，近乎卡夫卡在写作中寻求的一种“满意的死亡”状态：“我写的最佳的作品是以能够心满意足地死去的能力为基础的”。【2】 卡夫卡的写作需求既非为了留名，也非逃避现实，恰是源于他的空间需求，他需要在此阐明他的孤独，完成精神上的极端体验，并从中汲取生存的力量。依据海德格尔以“不可能的可能性”规定死亡，死亡即人的存在方式，那么，卡夫卡作为“垂死消遣”的写作就是他的存在方式，他所寻求的空间也就包含着多重“不可能的可能性”。这个空间使他可以与正常世界断裂，自由地获得垂死状态的体验。而事实上，写作需要语言的介入，这在卡夫卡看来更像是一种妥协，把无形的精神空间交付给有形的语言空间，因此，他小说中的空间更像是卡夫卡精神空间的形象化和读者想象空间的抽象化的交叠。在读者看来空间借助变形突破了真实性的界限，实现了不可能性，荒诞就成为唯一可见的特征，不妨从读者的角度将这些空间称为“荒诞空间”。
卡夫卡擅长于在他的小说中构建各种荒诞空间，使人物经常身陷其中，遭遇诸多荒诞之事，想象中不可能的空间被加以变形，映射到可以书写的语言空间，最终将引人思索的哲学空间留给了读者。这些空间成为卡夫卡描写不可能性的架构之所，也成为了解卡夫卡式存在和卡夫卡精神空间的通道。
对卡夫卡与空间关系的讨论受现代主义空间概念的影响，卡夫卡传记作家弗里德里克·R·卡尔（Frederick R. Karl）在《〈诉讼〉和〈城堡〉的空间、时间与围合》中借鉴了现代建筑中的“围合”概念，指出《诉讼》主人公在令人窒息的空间中徒劳的宿命，《城堡》的主题正是在围合悖论的时空思考中，自由与监禁的结合。【3】张德明从互文考察总结卡夫卡作品中的三种叙事空间：封闭的私密空间、过渡的空间、不可企及和超越的空间，着重空间意识和空间美学的研究。【4】
受尼采思想的陶染，新型的空间观强调空间是力的场所，认为“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5】 那么，卡夫卡小说中的荒诞空间为卡夫卡式存在和卡夫卡精神空间提供了怎样的可能性呢？文学空间的隐喻性成为文本阐释的一个标识，借由这些荒诞空间的隐喻性特点将其进行划分，可以概括出三种类型：变形之所、肮脏之所、隔离之所。变形是人面对存在困境的一种逃离，在卡夫卡这里变形之所更是一种梦境，是否只有夸张的梦境才更接近他的精神空间，引发人的存在之思？肮脏之所暗示着罪和赎罪的挣扎，空间越荒诞，挣扎的痕迹就越明显，是否可以将它视作卡夫卡通向写作极端体验的必经之路？更进一步，隔离之所是如何成为卡夫卡进行观察和精神上自囚的必备空间？
一、变形之所：从困境走入梦境
“变形”是卡夫卡作品的代表性主题，它涵盖了从视觉、隐喻到哲学的思考。卡夫卡小说中代表性的荒诞空间：楼梯、过道、阁楼、墓穴、棺材、包厢，都具有神秘梦境的特征，也最具变形效果。20世纪最著名的图形艺术家、荷兰画家莫里茨·科内利斯·埃舍尔（Maurits Cornelis Escher, 1898-1972）创作的主题之一就是“现实中不可能的空间”，代表作品有《阶梯宫》（1951）、《相对性》（1953）、《上升与下降》（1960）等，这几部作品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没有尽头、错综交织或凹凸变换的楼梯，构成了矛盾的变形空间。卡夫卡的小说中也时常显现类似的空间：门后突然出现垂直的楼梯，半明半暗中没有尽头的楼梯，在攀登者脚下不停增长的楼梯。如果说埃舍尔空间画作的张力实现了“三位一体”——可能的二维空间，不可能的三维空间，矛盾、循环的辩证哲学思索，那么借助艺术和文学世界的通感，不难发现埃舍尔的这个“三位一体”和卡夫卡小说中的变形空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小说中这些空间的变化首先预示着主人公的困境，《失踪者》（Der Verschollene）主人公卡尔在初到纽约的船舱里“发现一条本可以缩短不少路的过道被堵死了”，【6】这才绕路遇到了司炉。后来又被舅舅的朋友波伦德尔先生带到乡村别墅做客，临近午夜却身陷迷宫般的别墅，走过“大段大段的墙壁”，“一扇又一扇的门”，“封闭的过道，过道一个急转弯，卡尔重重地撞在围墙上”，“一直在绕着同一个圆圈转圈子”，忍受着黑暗和厉害的穿堂风，终于在老仆人的引领下，“打开一扇门，只见门后有一道楼梯，它垂直通向和到达时一样灯火通明的餐室的后门”，【7】原来这座别墅仍在建造中，紧邻教堂，几处大裂缝无人修补，因为建筑工人罢工了。借由老仆人之口，卡夫卡详实地解释了这幢别墅的瑕疵，如此神秘甚至令人紧张的荒诞空间竟然有一个真实的理由，这个理由的真实性无从考证，只是作者正式地给了荒诞一个理由。待卡尔躲避警察追捕，跟随德拉马什前往布鲁娜妲高楼上的公寓时，“总是爬完了一道楼梯后在觉察不到的改变了的方向又出现一道新的楼梯”，【8】主人公总是在没有尽头的楼梯上苦苦找寻出路，没有他人的带领就会在原地打转，有了他人的带领却不得不进入一个自己并不想去的空间，去留两难之间发现这些楼梯无不是错综复杂、半明半暗、杂物堆积或者狭窄嘈杂。
这样的空间对主人公或卡夫卡而言都是不能停留、不可忍受的，须得尽快进入新的空间，某种意义上，这些空间都是牢房，如卡夫卡所说，“人们憎恨旧的牢房，请求转入一个新的牢房，在那里人们将学会憎恨这新的牢房。”【9】 新旧牢房或许是人的生存空间的本质，卡夫卡这一寓言式的评论，在现实中不幸成为二十世纪犹太人的命运和归宿。从居住地被驱赶到犹太人隔离区，从隔离区再到集中营，“楼梯”象征着犹太人“被以某些毫无说服力的理由驱逐出居住地”【10】的必经之路，是一个暂时滞留的空间。即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如火如荼、部分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但两次世界大战释放的暴力，逼迫犹太人的生存空间逐渐滑向被驱逐和践踏的深渊，直至堕入最终的死亡。
当然这样的牢房并非空无一物，它的神秘之处就在于总是连通着意想不到的地方，住着意想不到的人，小说中的阁楼就是这样的所在。短篇小说《在阁楼上》中的孩子们发现了秘密，“在一个成年人已经走不过去的堆满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破烂货的很深的角落里，律师的儿子汉斯发现了一个陌生人。”【11】这样一个不知来自何时何地的人如同陈旧的杂货堆一样最适合隐身在阁楼，只有孩子或有孩子天性的卡夫卡才对他感兴趣，才能够接受他存在于此的荒诞性。
长篇小说《诉讼》（Der Prozess）中约瑟夫·K为了他的官司去找为法官画像的画家蒂托雷里，后者住在贫穷郊区一幢陈旧楼房的阁楼里，要爬上一个“狭窄的梯子”“又高又陡”才通向蒂托雷里的房间，K“绝对想不到，这间又小又破的屋子竟然也能称为画室。房间的长和宽都不到两步，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是木板拼成的，木板之间有许多明显的裂缝”，更令人意外的是，床后面有一扇门，踩在床上穿过那道门居然能到达法院的办公室，画家告知K“每一栋房子的阁楼上都有法院办公室”，【12】这个信息让K和读者都大吃一惊，不难想象所有的阁楼和法院办公室拼接起来的话，也是一幅埃舍尔的无限循环图画，如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1928━2021）所述，这“组成了怪怖感的架构，约瑟夫·K的多舛命运由此展开”，【13】如果现实世界就是这幅图景，那么人人都生存在法院的权力范围之内，诉讼、等待、延期、宣判就是一种常态，是“被告”还是“自由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更进一步讲，是“死人”还是“活人”也是没有区别的，正如弗里德里克·R·卡尔谈到的，画家的住处臭水横流、耗子乱窜，完全是“想象中的地狱图景”。【14】这个住处作为法院的神秘入口，犹如地狱的入口，那么一旦进入法院就坠入地狱。反观墓穴棺材，《在墓穴做客》这个短篇里有“宽敞整洁”的墓穴，内有“水流湍急”的小溪，开着盖的棺材“像是睡觉的人刚离开的乱糟糟的床，一张写字台放在靠边上的地方”，打扫卫生的犹太女佣不仅带着客人拜访主人参观墓穴，还劝他留下来与她做情人。一般意义上恐怖阴森的墓穴，在卡夫卡的描写中是一处不错的居所，甚至是个不错的写作空间，这种令人惊骇的书写效果，只可能来自于他的内心，墓穴主人是一个坐在写字台后面的“身体壮实的男人”，“右手拿着一支笔”在书写。【15】
这或许是卡夫卡想象中的自己，肺结核的折磨使他潜意识中希望自己是一个“壮实的男人”，同时也可以不被打扰地写作。主人公看到的墓穴主人是死人，而他自己也具备了做一个死人的条件，实质上死和活已经没有区别，因为他和进入地狱的约瑟夫·K在做同样的事情：二者都很接近死亡，他试图通过诱惑人的女佣见到墓穴主人，K试图通过诱惑他的列妮见到诉讼律师。参观坟丘墓穴是卡夫卡书写梦境的代表性场景，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霍尔等学者认为“相较于做梦，文学创作更像是深思熟虑、有意识的活动”，“梦是无意而为，写作是有意为之”，【16】显然卡夫卡式梦魇的旨意就是书写梦境，墓穴棺材的梦境空间剔除了现实中的一切，只着眼于人的恐惧和存在，因此，这个空间里的恐惧才是人的常态，梦境比现实更真实，“梦揭开了现实，而想象隐蔽在现实后面”。【17】梦境、现实、想象构建了卡夫卡的精神空间，在与他所处的现实无法达成和解的情况下，只有想象才能把现实推开。因为人往往无法承受现实中的真实，所以看似虚幻的梦境书写才能充满更真实的现实。墓穴的“宽敞整洁”和“地狱般”的人的住所形成错位，主人公的选择是在墓穴逗留和从画室逃离，象征着对现实的恐惧和对死亡的向往。
本质上，卡夫卡小说中的楼梯过道通往牢房，阁楼通往地狱，墓穴棺材通往恐惧，而现实中他更多面临的是困境，这种困境折射在他的小说中，夹杂着奇幻色彩。《包厢里的奇遇》中男人和妻子一同观剧，出于情节紧张，二人趴在包厢的胸墙上，谁料胸墙动了起来，竟是另一个男人的背脊。此人声称是妻子的崇拜者，要把妻子从丈夫身边夺走，恼怒的丈夫苦于找不到刀，无力赶走无赖，是把妻子留下去找刀还是继续徒劳地反抗？丈夫的困境和《乡村医生》中医生的困境如出一辙，是把漂亮的女佣留给马夫来换取马匹，还是继续为深夜如何出诊而焦虑，赤裸裸的交易带来了两难选择的困境。显然人常常会遭遇这样的困境，对卡夫卡而言，这个困境曾经是选择和菲莉斯结婚还是继续孤独地写作，最终肺“自告奋勇”解决了大脑的“忧虑和痛苦”，【18】肺结核解脱了他的婚约和困境。现实中要摆脱困境无外乎牺牲他人或牺牲自己。
二、肮脏之所：多义性生产和多功能空间
卡夫卡的想象不止于在变形之所容身，“猪圈”和“杂物堆”这样的肮脏之所也是它的容纳空间。前者实现了从困境到梦境的可能性，后者使这种可能性转移到了更深的精神空间。《失踪者》中卡尔发现“摞得高高的衣服、被子、帷帘、靠垫和地毯”，【19】德拉马什和布鲁娜妲就睡在这堆杂物的顶上，他只想赶快逃离这里。《变形记》中也提及“无用的”、“肮脏的杂物”是“容忍不了的”。【20】主人公总是要极力逃离这种肮脏的空间，这里总是出乎意料地隐藏着什么，这种意外本身就带有多义性。
创作于1917年2月的《乡村医生》（Ein Landarzt）以其梦幻和意象贯穿于精神分析、宗教救赎、古希腊文本、荒诞文学象征和反讽等解读之中。“猪圈”是这个短篇故事的主要意象之一，其空间的多义性包含了不洁性欲和生育空间【21】、犹太人的生存现状、与天堂相对的反讽【22】。“多年来一直不用的猪圈”从何而来？猪圈里的马和马夫因何蹲伏在此？上帝的旨意为何让人“对自己家里有些什么东西”感到意外？解决困境必须以牺牲欲望为代价吗？围绕着病人和马匹、女佣罗莎和马夫、病人家属和村里人，乡村医生产生的一系列思考，最终归结为考虑如何来救自己，从出诊到最后流浪，他都没能摆脱这些思考，一种可能性的解释就是：人的思考即是存在，问题的解答并不重要，在“最不幸时代的严寒里”，“永远无法挽回”的只能是悔意、挫败感和撕裂感。【23】关于解释，卡夫卡认为“试图对这不可解释之现象做出解释。由于它是从真实的基础上产生的，最后必定也以不可解释告终”。【24】
1917年前后卡夫卡的健康和生活都徘徊在危险的边缘，由于战争的影响，卡夫卡在保险公司的工作量增加，和女友菲莉斯再次订婚，随后因大咯血被诊断为肺结核，解除婚约。此前卡夫卡一直思考的婚姻问题宣告破解，他获得了“一件武器”【25】。1917年9月致马克斯·布罗德的信中谈到“以我34岁的年龄、极成问题的肺和更成问题的人际关系”，“成为乡村医生的可能性更大”。【26】这里的乡村医生就是卡夫卡最亲近的舅舅西格弗里德·勒维，显然卡夫卡认为自此以后他也要像西格弗里德舅舅一样做一个孤独而执着的单身汉。
1917年意味着卡夫卡精神空间的转折点，从生活的外部空间的选择困境转入精神的内部空间的存在之思。外部空间与其生产的人的内部空间是否带着天然的联系？劳伦斯·弗莱的论文《重构: 卡夫卡的 〈乡村医生〉》(1983)认为“猪圈场景”重构在“伤口场景”中，“从在一个孔洞( 猪圈) 里面、带着动物（马）的形象被重构为一个有着动物（蛆虫）的孔洞（伤口）表面”。【27】如果把肮脏“猪圈”视为性欲之所，那它带来的必定是生育，“猪圈”这个空间有天然的生产力。要得到外部空间不可得的“马”，需要付出内部空间的“伤口”，这是一种交换或牺牲，在这个意义上，医生和病人是一体的。在卡夫卡看来这种交换或牺牲是必要的赎罪之法，这个“罪”既来自无法面对与菲莉斯的情感和家庭责任，也来自自我存在的思考，这种思考和他1917年9-12月在曲劳的远离生活，重读《圣经》、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原罪释义不无关联。
病痛的切身体会加深了对叔本华生命“作为受难体验的延伸”的认识：“我们同样在成长中经历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只有在这里苦难才是苦难”，“此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28】无法永生带来的恐惧，是人进入尘世生活的常态，依靠欺骗和自欺来掩盖这一认识是卡夫卡阅读克尔凯郭尔的体会。【29】自愿地选择一种远离生活，刻意避开布拉格和家庭的圈子，孤独地苦行，肺结核给了他这种选择的理由，以这样的赎罪之法换取阅读和写作的自由。“猪圈”生育了身体，“伤口”引导身体获得了自己的存在方式。如同一心求死的病人，卡夫卡“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我只能完全信任地献身于死亡”。【30】
与“猪圈”和“杂物堆”令人意外地生产性相比，多功能空间的意外效果更为荒诞。《诉讼》中法院听差的居所同时也是法庭，这是“一间设备齐全的居室”，“在法院开庭的日子”需要被腾出来，主人公约瑟夫·K得知法院听差的老婆和法庭的官员们保持着情人关系，在她试图勾引他时，“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不屈服于这种诱惑”，甚至认为这是对法庭官员们“最好的报复”。【31】《城堡》的土地测量员K被安排做学校勤杂工，他和情人弗丽达的卧室既是一间教室，也是一间体操室，尽管弗丽达“善于把哪怕最简陋的房间也布置得舒适惬意”，【32】他们还是在孩子和女教师来上课的时候极其狼狈地整理房间。这两个多功能空间有着相似之处，都涉及人的隐私，都有女性在场。K和弗丽达在女教师的“骂骂咧咧”和孩子们的“乐不可支”中穿好衣服，还得给两个“木头人似的”【33】助手穿衣服。法官的大学生下属贝托尔特偷看K和法院听差的老婆亲密地聊天。卧室的隐私性是对法庭和教室的严肃性的僭越，同时后者是对前者的“直接性暴力”，【34】女教师的打骂吓唬、贝托尔特把女人从卧室中抱走就是这种“直接性暴力”的表现，主人公身边的女性成为暴力的直接对象，主人公则成为间接的受害者。在通过卧室、教室这些空间进入法庭、城堡的过程中，这些女性与暴力实施者的特殊关系使她们成为自然而然的中介，一旦这个中介被掠夺，主人公就无限期地被滞留在法门和城堡之外。
卡夫卡小说中的肮脏之所都和女性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女性既是暴力的直接对象，也是欲望的主体，这一点折射出卡夫卡对女性的矛盾态度：渴望靠近而又恐惧。恐惧一方面源于女性的欲望带来了“塞壬式”的女性，《诉讼》中的列妮和《失踪者》中的克拉拉都会“诱使男人坠入情欲深渊”。【35】另一方面“母亲式”的女性如女友菲莉斯带来舒适的家庭生活，成为严肃而孤独的写作生活的羁绊。试图通过和女性生活，又能到达理想的想象空间，在卡夫卡看来是不可能的：“我绝对不会从我幻想的生活的要求中退让一步”。【36】他对女性的矛盾认知，和对犹太人自身的矛盾认知潜在的同一性，极有可能来源于奥托·魏宁格的影响（Otto Weininger, 1880-1903）。魏宁格在他的《性与性格》中独创性地将女人和犹太人做类比，分析了犹太人精神中的女性气质。“犹太人和女人那种特殊的心智是非常出名的，它完全来自一种夸张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多变性。不仅如此，它还来自他们全都具备的一种无限制的能力，即用同样的热忱去追求任何对象”，【37】卡夫卡创作的肮脏空间中的女人多变而充满欲望，或许正是源于犹太人自身的映射。
三、隔离之所：受虐和观察
卡夫卡的荒诞空间有着对自身和他人的恐惧，这样的存在状态反过来强化了空间最基本的功能——隔离。隔离之所的功能在于受虐和观察，“笼子”便是其一。《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Ein Bericht fur eine Akademie）中那只“脱离了猴子生涯”，像人类一样生活的猴子红彼得回忆当初被捕的情景：一开始被关在又低又窄的笼子里，站不直也坐不下去。“只得弯着一刻不停地颤抖的膝盖蹲着”，逃跑显然不是出路，只能被“关进更加糟糕的笼子”，后来通过 “静静地进行观察”，决定放弃猴子生涯，“寻求一条出路”：模仿人类生活，成为杂耍戏园子的明星，达到了想达到的目的。在红彼得看来即便是人类世界“自由也是无法选择的”，【38】但这是唯一的出路。显然它已经意识到出路的本质就是从有形的“笼子”进入无形的“笼子”，区别在于后者可以淡化或消除它和周围人的不同。现实中卡夫卡也做过这样的尝试：努力适应家庭的嘈杂、承担儿子和职员的责任、接纳婚姻，他的生存空间局限在布拉格、环形广场、办公室、公寓、书桌，“笼子”是无处不在的，它只是“在寻找一只鸟”，但出路在哪里？“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39】
生存空间的局限性和精神空间的无限性，成为卡夫卡痛苦的根源之一。虽然他曾经计划去巴勒斯坦生活，把这里视为犹太人精神上的家园，但是行动上的不可实现不免使他“踌躇”，即使一个人在地球上是自由的，本质上他也是被“拴住一根链条上”，“不容他越出地球边界半步”。【40】“笼子”的外面只是一个更大的“笼子”，精神空间无限性被释放的唯一可能就是写作，像《饥饿艺术家》（Ein Hungerkunstler）中对“饥饿艺术”的坚定信念。无论人们围观与否，饥饿艺术家都坚守在“笼子”里：“他要继续饿下去”。【41】对卡夫卡而言，就是要继续写下去，“笼子”在精神空间上是必不可少的，卡夫卡自愿把自己囚禁在这个“笼子”，与现实生存空间隔离。
隔离以保持安全距离，“地洞”具备了和“笼子”相同的功能。《地洞》（Der Bau）是卡夫卡后期创作的小说，“是他所有短篇小说中最富有人情味的一篇小说”。【42】所谓的“人情味”来自于这只躲藏在地洞里的动物，它会做梦，醒来时“胡子上还滚动着欢乐和宽慰的泪珠”，会做出各种观察，对地洞生活的危险进行推理和比较，这一系列人的存在方式叠加第一人称的写法赋予这只动物“人情味”，也即人性。人性的启示在于无论选择哪种生活，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地洞之外“虽无安全可言，却是诸种危险无区别的连续，因而个别具体的危险就不明显，不必为之恐惧”，而地洞的价值在于它的安全性会带来“神经质似的恐惧”，【43】所以安全是相对的，危险和恐惧才是地洞动物（或人）真正的感知。正是这种藏身之处的安全性和为之忧虑的恐惧构成了卡夫卡《地洞》空间的荒诞意义。地洞动物（或人）建造了地洞（空间），反过来这个空间作用于动物（或人），给他们带来忧虑和恐惧。
空间成为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媒介，既隔离了二者又改变了人对世界的感知，开始思考存在的意义。在《地洞》的狭小空间中，单独的个体可以思考并改变自己的存在空间和方式，但在较大空间中个体思考不复存在，空间的权力就显现出来。《失踪者》中卡尔去参观舅舅的商行，“这是一家不停歇地进行大规模购货、储存、运输和销售活动并必须与客户保持十分精确的不间断的电话和电报联系的商行”,“不断有人急匆匆穿梭往来奔走。没有人打招呼，打招呼被废除了，每个人都紧跟着在他前面行走的人的步伐，眼睛看着地板，想在那上面尽快前进”。【44】相比小空间，卡夫卡小说中大空间的焦虑和恐惧加剧，个体的安全感来自于不被现代性机制抛弃、不脱轨和不被碾压，绝对地服从和从众心理弱化了受虐带来的强烈刺激。地洞之外的恐惧被时刻存在的危险淡化，地洞之内的恐惧被无法预测的危险放大；商行之内的恐惧被现代性机制的虐待弱化，商行之外的恐惧在于被权力暴力边缘化，显而易见卡夫卡是描写人恐惧心理变化的大师。
人的本意是通过空间的隔离功能来远离恐惧，结果适得其反，这样的荒诞空间显然成为受虐之所。《诉讼》中约瑟夫·K在他工作的银行的一间“废物储藏室”里目睹了一场鞭刑：法院派来的打手鞭打逮捕K时的两名看守，据看守所言，他们受罚是因为K在预审法官那里告发了他们，虽然两名看守的“行为并不是无可指责”，但K的本意是申诉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捕，而非告发任何人。K甚至尝试通过贿赂打手来解救二人，但打手拒绝受贿，声称：“惩罚是公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恪尽职守”地在这间储藏室里对二人进行了两天的鞭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空间来进行惩戒？首先，为了便于K目睹这次惩戒，意识到自己有罪；其次这更符合法院的特点，既然法院可以在“每一栋房子的阁楼上”，那么“废物储藏室”成为鞭打人的地方也是合理的。
审判和行刑之所随处可见，甚至教堂也附属于法院，如此一来法律密织成网，无所不在了。最后，这个逼仄的空间迫使人做出低头认罪的姿态，“天花板很低而弓着身子”,每个人都说出了实话。看守对K大喊：“先生，我们得挨鞭子，因为您在预审法官面前告了我们！”K说：“从来没有要求惩罚你们，我当时只是在维护一种原则。”打手说：“我干的活就是打人。”【45】腐败的司法机构派打手来完成使看守的身体受虐和K的心理受虐的流程，打手沦为“不失职”的工具，看守用于彰显“机构的公正”，K是“机构”虐杀的对象，事实上三者都是“机构”的牺牲品，最适合在“储藏室”这样肮脏、昏暗、隐秘的空间被虐待。“储藏室”本质上和等待猎物的笼子具备同等功能，没有了猎物，笼子就失去了意义；受虐者的存在就是这个空间的意义，即使有像K这样的受虐者偶尔会“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以示反对，但除此之外“毫无办法”，因为“关上门以后也不能把所有的危险都消除”，甚至其他受虐者的继续受虐使他“忍不住又推开储藏室的门”。他误以为自己可以成为看守的拯救者，实质上他自己也是受虐者。
退到笼子、地洞和储藏室之外，卡夫卡是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对一个孤独、偶尔会感到厌倦的“观察者”而言，“没有一扇临街的窗户，他是难以坚持下去的”，【46】观察的安全距离就是保持他在外部世界的身份：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的独子、一位法学博士、一个保险公司的高级职员、布拉格文学圈里的一员、一个可能的丈夫或父亲，身份对于卡夫卡而言是一种空间，可以在此观察世界，思考人的存在，同时身份给了他一个“笼子”，就像地洞里的担忧一样，他会为是否能履行好这些身份而忧心，“身陷精神上的囹圄”。【47】理想的身份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最痛苦的时刻就是从理想中的状态被拉回到现实中，从梦境坠入困境，只有打破“精神上的囹圄”，逃脱日常生活的困境，才能获得存在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被容纳在作品空间中，卡夫卡小说中的城堡、阳台、电梯、甲壳、剧院、教堂、城墙甚至行刑机器等都是卡夫卡式的存在之所，和他的想象自由出入的精神空间。
这些空间甚至可以浓缩在一个身体里，如他小说中的爱德华·拉班，自己躺在床上，派躯体去乡下，卡夫卡派他笔下的人物去这些荒诞空间，而他自己终生不曾逃离“布拉格母亲的爪子”。他对布拉格这个生存空间的恐惧对映在他的荒诞空间中。同时，身份的需求和担忧给了“观察者”卡夫卡多重观察角度，约瑟夫·K是一个无罪的被告，或者是一个有罪的人；卡尔·罗斯曼是被诱惑的无辜少年，从此走出生活的困境，还是堕入再次被抛弃的命运；乡村医生是去救人还是等人来拯救；饥饿艺术家是享受荣誉感的艺术家，惹人怜悯的殉道者，还是令人嫌恶的障碍。杂糅的多面性和矛盾性是卡夫卡小说人物的特征之一，也成为支撑荒诞空间的主要标识之一。
卡夫卡小说中的荒诞空间，事实上是他精神空间的通道，反映了卡夫卡面对自身现实困境和内心困境时的无能。个体在荒诞空间中往往无力挣扎、甚至自我隔离，最终只剩无意义的反抗——写作，从而达到一种“满意的死亡”之极端体验。如此，人在荒诞空间中的存在状态成为“卡夫卡式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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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曲林芳，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山西医科大学外语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
曾艳兵，天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卡夫卡与中国文学、文化之关系研究”。
主要代表专著有《东方后现代》《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卡夫卡与中国文化》《卡夫卡研究》《卡夫卡的眼睛》《走向比较诗学》《后现代文学文化论稿》等。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国外文学》《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共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另发表译文及学术随笔数十万字。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与中西文学比较研究、后现代文学文化研究、卡夫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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