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并在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有关流散文学、少数族裔文学、华裔文学的研究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或者热点。这其中少数族裔文学又成为热点中的热点，因为任何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人民的身份构成都必定有多数和少数之分，所以这一问题本身就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少数族裔文学（minority literature）就是少数族裔作家创作的文学，它并非仅仅寻找一种新的文学经典，它常常表现为非主流的、依附的，甚至是对立的一面。不过时至今日，少数族裔文学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是反主流的，不过它通常却以反主流的方式逐渐成为主流；它是反典范的，然而它又以反典范的方式正在成为典范。“少数族文学没有前给定的（或超验的）政治学、美学尺度或标准来囊括一切，没有认同文学权威的倾向，在文艺美学领域属于弱势群体和边缘话语，因此对女性主义理论和后殖民批评而言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主流语言与文化框架内运作的所有批评话语和前存在的范畴与文类在卡夫卡这里失去了效用，因为卡夫卡的文学创作属于一种新视野中的文学和理论模式，可以用这种模式来重新审视和理解世界文学及其批评话语。” 鉴于20世纪杰出的犹太作家弗朗茨·卡夫卡是一位典型的少数族裔作家，对他的关注和研究可以看作是世界少数族裔文学发展变化的晴雨表，甚至可以用来 “重新审视和理解世界文学及其批评话语”，因此，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201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给出的理由是：“在具有强大感情力量的小说中，就人与世界的关系，暴露出了我们虚幻感觉下的那方深渊。”瑞典学院常务秘书莎拉·达尼乌斯评价道：“简单地说，如果你用简·奥斯汀跟卡夫卡混合，就能得到一个石黑一雄，可你还得往这混合体里加一点点普鲁斯特。然后你搅拌，别太狠，就能得到他的作品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极为端正的作家；目不斜视。他搞出了自己的一片美学天地。”继少数族裔作家的代表人物奈保尔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次石黑一雄获奖是否意味着少数族裔文学已经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潮或者主流?作为少数族裔著名作家石黑一雄特别提及卡夫卡，别有意味，或有深意。卡夫卡算得上是少数族裔作家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卡夫卡生活的那个时代，还是那个世界，卡夫卡都属于少数，有些时候还属于绝对的少数。他是一位生活在欧洲中心城市布拉格，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他的希伯莱语名字叫阿姆谢尔（Amsche)。哪怕是在犹太人当中，卡夫卡也算少数，因为他不信仰犹太教。为此，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和迦塔利合写了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欲望政治学是此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欲望因为具有非理性特征而长期被人们忽视或者忽略，人们很少关注到欲望还有积极的一面。欲望是一部动态的机器，人实质上就是一部 “欲望机器”。然而，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欲望一直受到社会文明机制的约束和控制，这就是所谓的 “辖域化” （territorialization)，而对欲望的解放则是所谓的 “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少数族文学就具有一种明显的欲望的 “解辖域化” 功能和特征，而卡夫卡的小说就表达了人的欲望的这种解辖域化倾向和特征，因而德勒兹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 “少数族文学” 的典型代表。当然，卡夫卡是否属于少数族裔，得看他所属的国家的民族分布情况。但要想把卡夫卡所属的国家讲清楚实际上并非易事。从地域上看，卡夫卡的一生主要都生活在布拉格。于1883年出生的卡夫卡本属于奥匈帝国的公民，而在1918年之后，奥匈帝国解体，布拉格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于是卡夫卡自此又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民。1923年，卡夫卡与女友朵拉一起移居柏林。一年后他病逝于维也纳，而他的安葬地依然在布拉格。1867年成立的奥匈帝国是一个二元国家，分为奥地利部分和匈牙利部分，从民族上讲，前者以德意志人为主干，后者的主干则为马扎尔人。当时由哈布斯堡家族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cis Joseph，1830-1916）任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弗朗茨·约瑟夫的登基要追溯到1848年，直至他1916年去世为止，其统治时间长达68年。卡夫卡大部分时间里均处于这位皇帝的统治之下，深受其影响。弗朗茨·约瑟夫曾宣布废除对帝国境内的犹太人社区的种种限制，这使得他统治之下的帝国为犹太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有利于犹太人的发展。奥匈帝国境内民族众多，民族多元带来的是语言的多样化，而语言的分裂不仅会导致帝国管理上的不便，还可能会导致政治分裂。1774年的基本教育法案就是为了处理这类问题而被颁布的。法案规定德语是所有小学的必修课，中学以上，德语为唯一的教学用语。由于此项政策，帝国内的少数民族被迫德语化，卡夫卡一家也因此选择德语作为母语。卡夫卡是一个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人，这使得捷克人对他怀有距离感。一战后，捷克人脱离了奥匈帝国的统治获得独立，此时的捷克民族主义极度高涨，在此背景之下，卡夫卡自然在捷克非常不受欢迎。在他死后的10年内，捷克没有出版过他的一本书，连捷克语的译本也非常稀少。卡夫卡是一个连国籍都难以确定的少数者，不过作为犹太人他的身份倒是确凿无疑的。卡夫卡的父母都是犹太人。1789年的一项法律规定犹太人家庭中只有长子允许结婚，按照此项法律，卡夫卡的祖父雅各布·卡夫卡是没有资格结婚的，因为他还有一个哥哥。1848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废除了这项法律，雅各布由此才获得了结婚的权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和卡夫卡自己才有可能降生。所以，卡夫卡的父母给他取名为弗朗茨，与赐予他们恩惠的这位皇帝的名字相同。1911年卡夫卡在一篇简短的自传性的速写中提到了这些异乎寻常的前辈：我的希伯莱语名字是阿姆谢尔（Amschel)，同我母亲的祖父一样，我母亲记得，他是一个留着长长的白胡子的非常虔诚和博学的人，我母亲六岁时他去世了。她还记得，她不得不抓住死尸的脚趾，请求原谅她可能对祖父犯下的过失。她记得祖父那塞满四壁的许许多多的书。他每天去河里洗澡，冬天他在冰上凿个窟窿照洗不误。我的母亲的母亲很早就死于伤寒。她的死影响了我母亲的祖母，她从此变得郁郁寡欢，拒绝吃饭，不同任何人说话，在她女儿去世一年后，有一次出去散步就再也没有回来。人们从易北河里捞起了她的尸体。还有个比母亲的祖父更博学的人，那就是母亲的曾祖父，他在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中都享有盛誉。在一次火灾中，他的虔诚创造了奇迹，大火将周围的房屋化为灰烬，却越过了他的房子。他有四个儿子，有一个改信基督教，成了医生。除了我母亲的祖父外，他们都死得很早。祖父有一个儿子，母亲称他为疯叔叔纳坦，还有个女儿，这就是母亲的母亲。
德语在奥匈帝国中的主导地位是统治者有意为之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促使犹太人同化。倘若犹太人脱离自身的传统，趋向于德国化，统治者的治理就会获得极大的便利。1889年卡夫卡就是在这种语言背景下走进了布拉格的德语小学。这是一所四周被捷克语包围着的学校。19世纪末，随着捷克人口的迅速增长，布拉格说德语的少数人的比例正在迅速下降，从1880年第一次语言普查的14.6%，到1889年，即卡夫卡上学的头一年便下降成13.6%。那时这个城市的总人口是303000；其中41400人将德语言作为他们主要的第一语言。到了19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7.3%，或者说从总人口的42000下降到32000。所以，作为一个主要生活在布拉格的使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人，卡夫卡是一个少数者，他的国籍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当然，他确实是一位有国籍的作家。可更重要的是，他又是一位跨越了国界的少数族裔作家。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作家，卡夫卡自然会关注少数族裔的生存状态，他们面临的各种问题，他们的语言困惑，当然也包括他们的文学创作问题，这就是卡夫卡所谓的“写作的不可能与可能”的问题。1911年12月25日，卡夫卡在日记中集中探讨了“少数文学”：我通过洛维知道有关华沙目前犹太人文学方面的知识，以及我通过自己部分观察了解的有关目前捷克文学方面的事情，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文学工作的许多优势——有才智的人的运动，在外部生活中常常是无所事事的以及不断分解着的民族意识的统一结合；民族通过一种文学为自己和面对敌对的周围世界保持着骄傲和保留，书写一个民族的日记……对从事文学人物的尊敬，持续不断唤醒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将文学中的事件采纳到政治的忧患中去；使父亲们与儿子们之间的对立改善，并有商讨的可能性；在一种虽然是痛苦的、但却值得谅解的和畅所欲言的方式中去暴露民族的错误……没有被天才突破的文学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缺陷来，由此，无关痛痒的东西就可能收缩起来。文学对专心致志的要求因而变得越来越紧迫。个别作家的独立性自然只是在民族的范围之内受到更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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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上处理一个小题目，一般能找到欢乐……至于在伟大文学的范围内发生的事情以及构成一个不是不可缺少的楼房的地下酒馆的东西，在这里就是在青天白日下发生的，这就使那里产生了一种短暂的合流，这里引来的至少是所有人的生与死的抉择。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卡夫卡专门讨论了 “关于小型文学特点的模式” 问题。卡夫卡概括了“少数文学” “小众文学”或 “小型文学” 的特点模式：“（1）活泼性：a）争论；b）流派；c）杂志。（2）轻松性：a）无原则性；b）小题目；c）轻松象征的形成；d）无用的废物。（3）普及性：a）与政治的关系；b）文学故事；c）对文学的信念，文学的立法由文学完成。”最后卡夫卡总结道：“如果人们在各个环节里已经感受到这种有益快乐的生活，这是难以改变的。”当然，卡夫卡对少数族裔的认识和看法更为集中地体现在犹太民族身上，这包括犹太人的语言、犹太人的身份、犹太人的归属等问题。尽管卡夫卡曾说过，“我同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与我自己几乎都没有共同之处”，但是，卡夫卡不想否认，也无法否认他作为犹太人这一事实。您问我是否是犹太人。您一定是在说笑话。也许您真正想问的是，我是否属于那种战战兢兢的犹太人。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布拉格人，你不可能像海涅的夫人，玛蒂尔德那样天真……，无论如何，看来您并不害怕犹太人。考虑到最后的，或稍后的一代城市犹太人，这似乎是一种英雄行为……，您有权利谴责犹太人的那种独特的畏惧心理，尽管这种一般性的谴责所表明的有关人性的知识，更富有理论意义，而不是实践意义。究其原因，首先便是因为这种职责并不适用于您丈夫，正如您所描绘的那样；其次，根据我的经验，这对大多数犹太人不适用；第三，这仅仅只适用于个别人，就像我自己；这种责难的普遍不适用实际上是非常奇特的。犹太人不安全的地位，他们自己内部的不安全，处在人类中的不安全，使得问题非常容易理解，即他们相信，只有那些握在手中，或咬在牙中的东西才是他们所占有的，只有那些触手可及的财产才给予了他们生活的权利，而他们一旦失去的东西就一去不复返。从最不可能的地方也有危险在威胁着犹太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将这些危险去掉——便是被威胁所威胁。举一个恰当的例子。虽然我好像保证过对此保守秘密（那时我才刚刚认识您)，但是，因为这并没有告诉您什么新鲜事，这表明的是您的亲戚对您的爱，我不说名字和细节了，因为我已不记得了。我的小妹妹将同一个捷克人，一个基督徒结婚。一次，当他对您的一个亲戚提及，他准备跟一个犹太姑娘结婚时，她惊呼道：“这可不行。千万别同犹太人搅一起。瞧瞧我们的密伦娜……”
卡夫卡非常重视母语，在他看来人的完整性与其母语息息相关。生活在欧洲城市布拉格的卡夫卡被各种陌生的语言所包围裹挟，无所归属，他所使用的语言并不属于他自己。乃至于对于母亲这一人人熟知的称谓，在卡夫卡看来也是滑稽陌生的。他认为，德语的 “Mutter（母亲）” 一词 “有一种特别的德国味”，用这个称谓去称呼犹太人的母亲是会带来疏离感的。卡夫卡通过语言问题开始思考犹太人的归属问题，乃至人的存在问题；通过语言问题，卡夫卡开始思考犹太人用德语写作的可能性问题，乃至于用各种语言写作的可能性问题。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人往往一方面无法完全脱离其犹太属性，另一方面又无法真正开拓出崭新的领域。这是犹太人用德语写作时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正是这种困境导致了写作丧失其可能性，走向不可能。卡夫卡所面临的写作的不可能与可能问题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所有少数族裔作家都有可能面临的问题。“生活在一门非母语的语言当中的人今有多少?那些不再使用或者尚未使用自己的语言的人，或者对自己非使用不可的多数族裔的语言知之甚的人，当今又有多少?这是移民问题，尤其是移民的后代所面临的问题。这是少数族裔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部弱势文学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大家的问题：怎样才能从自己的语言里提取一部能够深掘语言，促使它沿着一条简洁的革命道路前进的弱势文学?怎样才能变为自己的语言当中的游牧人、移民和吉卜赛人?卡夫卡的回答是：把婴儿从摇篮里偷走，在绷直的绳子上面起舞。”卡夫卡不仅专门讨论过犹太人用德语写作的问题，还思考并探讨过一种犹太化德语，即伊地绪语问题。1912年2月8日卡夫卡在其朋友、东欧犹太人略维朗诵会前在布拉格犹太人市政厅发表了一篇“关于伊地绪语的演讲”，指出了伊地绪语没有语法、完全由外来语构成等特征。伊地绪语是一种属于犹太人的俚语，体现了某些欧洲东部犹太人的本质。“俚语是无法翻译成德语的。俚语和德语之间的关系太柔弱，太重要，以至如果把它引回到德语中去，它马上就会被撕成碎片，换句话说，回去的将不是俚语，而只是一个躯壳。……一旦你们懂得了俚语——俚语是一切，是语词，是犹太音调，是这个东部犹太演员自身的本质……” 卡夫卡对伊地绪语的理解和认识意味着卡夫卡对东部犹太人的理解认识，也包括卡夫卡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理解和认识，卡夫卡与伊地绪语演员略维的交往和友谊证明了这一点，而这是卡夫卡的父亲永远也不会理解和接受的。德勒兹和迦塔利指出：“少数文学的概念至少涵盖三个不同的范畴：小众国家及族群的文学，受压迫的少数族裔文学，以及现代前卫文学。” 卡夫卡正是这种 “少数文学” 的典型代表。在德勒兹和迦塔利之后，卡夫卡便总是与 “弱势文学”（“小众文学”）或者说 “少数族裔文学” 联系在一起。卡夫卡用德语写作，德语在当时的奥匈帝国属官方语言，因此德语显然不属于次要语言。这种 “一个少数族裔在一种主要语言内部缔造的文学” 刚好符合德勒兹与迦塔利所定义的 “弱势文学”（Minor Literature）亦即少数族裔文学概念。卡夫卡就是在一种主要语言中进行少数族裔文学创作。在论述弱势文学的特点时，德勒兹与迦塔利特意提到了捷克犹太人：“不幸生于某一重要文学的国度，就不得不使用该文学的语言，例如捷克犹太人必须用德语写作，乌兹别克人必须用俄语写作。” 作为犹太人，卡夫卡没有选择，他不得不用德语写作，不得不用德语来表述少数族裔的焦虑和问题。卡夫卡所使用的德语既不是德国人使用的德语，也不是奥地利人使用的德语，而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德语，即布拉格德语。这种德语用德勒兹和迦塔利的话来说，就是 “语言脱离领土即脱离疆域的语言”。“布拉格德语是一个脱离疆域的语言。从一个自然、整体的德语社群脱离出来，布拉格德语已经过多重变形，愈来愈接近捷克语；且由于其愈发贫乏，迫使有限的动词必须肩负多重功能，每个词衍生的多种发音也变得强烈而浮动。瓦根巴赫说许多布拉格作家都视此种语言上的'漂流’与'语汇贫乏’为一补偿性的'语汇丰富’，充满明喻、象征、旧词新用、难词僻用、遁词等。相对的，面对此一语言的漂流与贫乏，卡夫卡以一种瓦根巴赫所称的'相当个人化、几乎完全不受当地语言影响的布拉格德文’回应；他的语言 '正确、冰冷、镇定、毫不掩饰，且具强烈逻辑性’，受到 '最纯粹的倾向’ 以及 '从字母中制造字词’ 方法的导引。德勒兹与迦塔利认为此种冰冷、镇定、极简风格正是布拉格德语贫乏的呈现，也是苦行般制约倾向的强化——亦即，一种既存于语言中的脱离疆域之力道的深刻加剧。”德勒兹和迦塔利还指出：“既然布拉格德语已经从多方面脱离了领土，那么就干脆在强度方面走得更远些，但以一种完全新颖的简洁性为取向，前所未闻的全新修正，毫不留情地拨乱反正，即重新抬起头。此乃精神分裂式的彬彬有礼，饮用纯净水后的酩酊大醉。他将促使德语沿着一条没影线疾行；他将彻底禁食；他将把布拉格德语身上的所有那些它试图掩盖的穷酸相都揭发出来，他将促使布拉格的德语发出短促凄厉的喊叫。” “精神分裂式的彬彬有礼，饮用纯净水后的酩酊大醉”，这就是卡夫卡所使用的语言的力量。个人与当前政治挂钩涉及语言与权力的关系。“布拉格德语中的各种'错误’，以及伊地绪语中的变形德语，都是连续变异路线中实际化了的点；这些变异项颠覆了标准德文的规则，于是语言规则预先规范的风俗、机构、物体和事务状态等装配也随之崩解。语言本身乃是权力结构形塑的行动，而当语言的少数用法——如布拉格犹太裔对德文的使用——在语言操弄中遭遇标准用法的限制支配与设定非标准的变异时，必然会卷入一场权力关系。”瓦根巴赫曾这样概括捷克语对于布拉格德语的影响：不正确的介词用法；滥用代词成分；使用万能动词；大量和连续地使用副词；使用跟痛苦有关的附加意义；重视那些反映词语内部张力的重读音；重视作为内部非和谐音的辅音和元音的分布。瓦根巴赫最后强调说，这些特点在卡夫卡那里均可找到，但卡夫卡对其进行了富于创造性的利用。表述行为的群体性配置即为发声的集体装配。“在多数文学中，内容先于表达；多数作家在 '赋予的内容，固定的形式中’，试图'寻找、发现适合的表达形式’。多数作家不侵犯语言中规范的符码与组织化习惯，只为既定的内容找到合适的表达。相反地，对少数作家来说，'表达必须打破形式，标记新的断裂与分枝。当形式遭破坏，重构内容必然与事物的秩序发生断裂’。既然常规符号的 '良善意义’ 是强制性权力关系的部分条列，少数作家必须将意义搁置，进而发展'一个表达机器，足以解消自身形式与内容形式，藉以解放纯粹内容，使之在单一的强度材质中与表达混合’。少数作家将字词视为非指涉的声音，因此得以搁置意义。”卡夫卡就是以进入语言的内部质疑并颠覆这种语言的权威和意义，从而为少数族裔人民发声。虽然其发声恰如耗子王国的歌手一般奇特虚弱，但终究会打破沉寂，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作为一位少数族裔作家，卡夫卡甚至希望从边缘走向更远的边缘，他甚至希望自己成为印第安人。众所周知，印第安人是美洲土著人，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入侵，印第安人逐渐走向衰落，人数减少，地位丧失，成为美洲地区名副其实的少数族裔。卡夫卡对作为少数族裔的印第安人颇感兴趣，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名为《希望成为印第安人》。小说不长，全文如下：但愿你成为一名印第安人，这样，你就会乐意骑在奔跑的马上，在空中斜着身子，越来越短促地战栗着驰过颤抖的大地的上空，直至你丢开马刺。因为在你扔掉缰绳之前，并没有马刺，因为实际上并没有缰绳，当你刚刚看到你眼前的土地是一片割得光光的草原的时候，却早已看不见马脖子和马头了。
卡夫卡对印第安人的兴趣和关注由来已久。早在童年时代，他就从大量书籍和电影中初步了解了印第安人。有一次，布拉格犹太复国主义者克拉拉·泰因（Klara Thein，1884-1974）与卡夫卡一起散步，卡夫卡手头就带着一本有关亚马逊地区印第安人的书。后来卡夫卡将这本书送给了克拉拉，并补充说道：“我对印第安人很感兴趣。”卡夫卡还描述过一场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之间进行的战斗：已经是最后关键的战斗时刻，这是美国政府必须要与印第安人进行的战斗。进入到最广深的印第安人区域的军事工事——也是最坚固的工事——由萨姆松将军指挥，他在这里已多次受到表彰，并受到民众与士兵坚定不移的新任。“萨姆松将军” 的呼叫声对一个单独的印第安人来说，几乎像一支猎枪那样有那么多的价值。……
事实上，卡夫卡的身材与长相具有印第安人的某些特点：他的个头很高，皮肤略微发黑，脸上棱角分明，走起路来步伐轻快甚至有些迅疾……这样的外形特征导致卡夫卡的最后一位恋人朵拉·迪尔曼特初见卡夫卡时，就曾惊讶地以为 “他肯定带有一半美洲印第安人的血统”。印第安人这一特殊的少数族裔，在卡夫卡的认知世界及文学世界中显然与众不同——“印第安人” 之于 “美国”，犹如 “犹太人” 之于 “布拉格”。他们都是丧失了主流话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语言和文学代表着 “少数人” 的意识和思想。从这一层面上看，卡夫卡于是成为“流浪在欧洲大地上的少数族裔北美印第安人”。然而，卡夫卡终究无法成为印第安人。他不是捷克人，更不是德国人，他甚至连犹太人都不是。他必然也只能是那 “少数中的极少数” “弱势中的极弱势”。而他的文学，也只能是 “少数文学中的极少数文学” “弱势文学中的极弱势文学”。卡夫卡小说中的少数族裔形象主要体现在对犹太族裔的刻画和描写上。1916年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思·布罗德就认为，“卡夫卡的小说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具犹太风格的文献”。1921年他又撰文指出，卡夫卡不只描绘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悲剧，还着力关注他所在的犹太民族。他还说，虽然《城堡》中并没有出现 “犹太人” 这个词，但这部小说就犹太人处境所传达的内容足以超过一百篇学术论文。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其他著述中已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卡夫卡的作品就像一根没影线（line of flight，又译作“逃逸线”)，“一条创造性的没影线牵出整个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官僚体制和司法体制：它像吸血鬼那样吸吮着它们，逼它们拱手交出那些尚不为人知的即将来临的声音——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美国派头，那些呼之欲出邪恶势力”。卡夫卡一如既往地与我们的时代同行。在一个关注和强调多元文化的时代，少数族裔文学无疑是多元中的重要一元。如果众多的少数族裔文学能够融合成一元，这个一元就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昔日的主流就可能变成支流，于是，主流和边缘的位置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卡夫卡正是以少数族裔写作获得多数族裔的关注和重视，以边缘写作的方式逐渐进入了主流。卡夫卡的“卡夫卡式问题”最终变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 “卡夫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