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卡夫卡的困境是现代人的困境？

1. 为便于理解，可以先阅读之前有关卡夫卡的两篇小文：

如果你被卡住了

1. 每个社会打工人都该看看这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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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与海明威，堪称外国作家中“硬汉”与“弱者”的两级。卡夫卡非常知道自己的虚弱，他说：

“生活要求于我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有带来，我随身带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的弱点，我把这种弱点当作我的时代的消极面紧紧地握在手里。”

“我最擅长的事，就是一蹶不振”。

英国当代著名诗人奥登说：“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而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那么，什么是卡夫卡的弱点，什么是现代人的困境？个人的弱点与时代的消极面，又是怎样一致地体现在他作品中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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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读不懂的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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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读卡夫卡，多少有些隔膜，我也一样，比如短篇小说《判决》中奇怪的父子关系，因为某些冲突，父亲判决成年后的儿子投河淹死，儿子竟然飞快地跑去照做，临死前还说“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

《在流放地》中，陪同军官为了说服旅行家成为处决刑罚的支持者，他在处决犯人的展示中讲解机器运作的原理，证明杀人机器的构造精密，甚至不惜以身试法，自己躺在行刑机器，成为这即将取缔的行刑机器最后一位受刑者。

又如《饥饿艺术家》中，人在饥饿中被迫表演饥饿的艺术，以赚得糊口之资，结果在表演过程中却爱上这门艺术，将之作为艺术不断精进；他视若珍宝的职业操守和价值不为人懂得，而他精进之路的尽头却是必然的肉体的消亡。他被锁在笼子里，与其他动物一起成为被展览参观的对象，最终因为被遗忘而饿死在动物园的角落。

读卡夫卡的小说，仿佛从一场梦魇跌入另一场梦魇，情节荒诞，其合理性似乎无需追问而默认；而细节和情感又那么真实，有梦魇时的恐惧、挣扎、不安和无能为力。时序、逻辑的断裂，荒诞又真实，奇怪地杂糅。让人难以理解，难以接近。

直到看他在36岁时写给父亲洋洋洒洒五十多页的长信《致父亲的信》（据说张荣昌的翻译不错），才似乎有了那么点儿懂得。信中深入细致地剖析了给他带来巨大阴影和深远影响的父子关系。

就理解卡夫卡作品来说，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是进入卡夫卡迷宫的钥匙。这封信是卡夫卡对自身思想、情感的一次全面梳理，用文学家的笔触进行自我心理分析，探寻隐秘纷繁的心理世界，可以算一个相当典型的精神分析案例和文献，堪称“卡夫卡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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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 《写给父亲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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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令人心惊地展示了充满暴政的家庭教育给孩子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卡夫卡的父亲是犹太经销商，可以说是艰苦奋斗自我成就的典范，但一个身材魁梧、意志强悍的父亲对于天性敏感柔弱的儿子，却无异于一场灾难：

“单单你的体魄就已把我压倒了……我瘦削、赢弱、窄肩膀，你强壮、高大、宽肩膀。在更衣间里我已觉得自己很可怜了，不单单在你面前，在整个世界面前也是如此，因为你是我衡量万物的尺度。”

卡夫卡在父亲面前因自己的虚弱消瘦而自卑，信中写到小时候被父亲带到公共浴室时，因自卑迟迟没换好衣服，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对身体上的自卑让他在裸体天然温泉或度假村从不赤裸下身，被称为“穿泳裤的男人”。

除了身体上的自卑，影响卡夫卡的更在父亲充满暴政式的养育方式：“你很早就禁止了我讲话，你那'不许顶嘴’的威胁和为此而抬起的手从来就一直陪伴着我。”《变形记》中父亲的冷漠似乎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但格里高尔被飞来的苹果的致命打击就是来自父亲。《判决》中父亲的威慑力甚至在成年后的儿子那里依然葆有威力。

相比之下，罗兰·巴特在他有关摄影的书籍《明室》中，对于母亲的追忆令人欣羡和向往：我和她在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她从来没“指责”过我，一次也没有过。

父亲给年幼的卡夫卡带来威压和恐惧的一个极端例子是：有天晚上，年幼的卡夫卡半夜哼哼唧唧要喝水，父亲严厉警告几次后一把将他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让他穿着睡衣对着关着的门站了好一会儿。

成年后的卡夫卡对此仍记忆深刻，说此后好几年，“这种想象老折磨着我，我总觉得，这个巨人，我的父亲，终极法庭，会无缘无故地走来，半夜三更一把将我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在他面前我就是这么渺小。”

联想到小说《变形记》、《诉讼》的开头部分，以及《地洞》中的那只虫子，是能体会这种创伤之深的。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变形记》（李文俊译）

一定是有人对约瑟夫·K进行了诬陷，因为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却在一天早晨被捕了。——《诉讼》

上面的开头，以极为平淡的语气叙述生活的巨大变故，在这种反差中，仿佛随时随地陷入一场无妄之灾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地洞》中的那只虫子“我”时时处于惊恐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时刻充满隐忧、警惕和恐惧，“即使从墙上掉下的一粒沙子，不弄清它的去向我也不敢放心”，然而“那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境遇从来就没有少过”。

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大难临头之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是20世纪的社会历史给现代人造成的普遍感受。

卡夫卡说，“生存在世界中，每个人都可能在劫难逃。”他曾经描述自己：“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在摧毁我。共同的是这个'一切’。”

近代作家认为自己可以征服这个世界，而现代作家则认为自己在世界面前无能为力。

这种无力甚至体现在卡夫卡难以适应对普通人再正常不过的婚姻，在《给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反省自己：“我精神上实际上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不成为其生活，我绝望得东倒西歪。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并不是担忧，虽然与我的忧郁和迂腐相应地有许多忧虑伴随着我，但它们并不是关键因素，它们虽然把像蛆虫对付尸体那样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但对我的思想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其他一些因素。那就是恐惧、懦弱、自卑的无所不在的压力。”

1. 三、从父子冲突到人类生存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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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威权带来的生命体验对卡夫卡是致命性的。他说：

“因此，在我眼里就分成了三部分。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着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发明的。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完全守法。然后就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无限遥远，这是您的世界，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且还因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而烦恼生气。最后还有那第三个世界，其余的人都在那儿过着幸福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人发号施令，也没有人惟令是从。”

通过寓言式的表达，卡夫卡的小说不仅仅表现了父子冲突，更在普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生存在怎样一种权威和凌辱之下。如果联系卡夫卡的生活背景是一战前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他本人又是捷克人中说德语的犹太人，他所传达的似乎更容易理解了。

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官僚机构与家庭中的威权具有类似的效力。长篇《诉讼》中的银行助理约瑟夫·K在30岁生日的早晨无端被诉讼，刚开始他还试图证明自己的无罪，通过多方途径，找律师、法官、所谓的证人，然而最终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在法院看来，并没有有罪和清白的区别，只有已经找上了你和暂时还没有找上你的不同。

渐渐地，K.产生了一种负罪感，在31岁生日的前夕，他毫无反抗地被两个黑衣人架走，在城郊一处荒废的采石场被处死。就像小说《在法的门前》中的那个农民，寻求法的帮助，但却是法的猎物，最后“像一条狗！”一样死去。《在流放地》中人类发明的东西最终压死了自己，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竟然不自知。

与加缪的《局外人》一样，卡夫卡似乎在揭示现代生活的荒诞性，表达现代人的生存困惑：“法”本是为了谋求公平和正义而创造的，是为人而设，但是人却被“法”肆无忌惮地控制、玩弄、迫害。

卡夫卡说：“我们发现自身处于罪孽很深重的状态中，这与实际罪行无关。审判是遥遥无期的，只是永恒的法庭的一个总诉讼。”

这里的法庭不是用来惩罚触犯国家法律的罪犯的司法机构，而是“一种力量，它执行判决的功能”（昆德拉语）

长篇《城堡》中的那个遥不可及始终难以近身的所在，象征着普通民众难以触及的权力的核心，这些机构给现代人带来的威压也是压倒性的。人们发明了法，建立了这些官僚机构，可发现最终却被这些机构控制和吞噬：城堡内等级森严，部门重叠，冗员无数，办事员成天忙于制造毫无意义的材料，对真正重要的事情却毫不关注。

同在布拉格呆过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1993年出版的文学理论著作《被背叛的遗嘱》中谈到，卡夫卡其实是用他并不复杂的德语词汇量和精确的语言，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世界——一个“毫无诗意的世界”，即“对个人的自由与个性予以压制的世界，人在其中只是种种外在力量——官僚主义、技术、历史——得以实现的一个工具。”

他认为，即使卡夫卡的小说没有任何预言性的东西，也不会失去其价值，因为他的小说抓住了存在的一种可能，即人与他的世界的关系状况。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说：卡夫卡正是这样一个走在前面的，既反映时代又超越时代的艺术的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