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化蛹的流放（节选）
在1925年的一篇题为《圣诞节》（Rozhdestvo）的短篇小说中，年轻的俄国移民作家V·西林写了一位人物的感觉，这个人物来到彼得堡市外他的庄园宅邸，领取他儿子的行李。那孩子刚死掉，很出乎意料之外，而他父亲斯勒普索夫突遭打击，不胜失落而困窘。这个人物的寂寞孤独和晕头转向，因为故事背景而变得更加复杂：他在空落落的宅邸和场院游荡，这地方最近，也就是去夏，他那个还是鳞翅目昆虫学家的儿子还到处在走动，但现在却悬置在死亡的思绪中，仿佛在迷迷糊糊之中。但是，故事结尾，发生了一件非凡的事。儿子留在一个饼干盒子里的蝶蛹居然胀开，里面露出一只巨大的皇蛾：
1965年初，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国内流放，来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一个遥远北方村庄（诺林斯卡雅），在那儿因判“社会寄生虫罪”（tuneiadstvo）而服刑。他在这儿每天运肥料，砍木头，跟集体农场工人一起，在田里干活（博鲁金娜，《布罗茨基》，23）。那年一月一号，他写了一首他数不胜数的圣诞诗（“1ianvaria 1965 goda”），之后不久，他又写了一首（“Vecherom”[在黄昏]），写的是黄昏去看一座干草棚的事。对那场景的描写，在看过纳博科夫《圣诞节》的读者眼中，可能会觉得熟悉到诡异的程度：
（OVP, 116）
雪从缝缝中筛下来
把干草撒上软软的雪粉。
我把草茎散开时
能看见一只蛾子在动。
小蛾子，小蛾子！
你延迟了死亡，
钻进这个阁楼：
冬眠、幸存。
这只蛾子还活着，还能看见我的灯
是怎么冒着烟迹，
墙边的木板
照得多么亮。
我把它举起来放到近处
能看见它的触角——
比火焰还清晰
也比我捧成杯状的手清晰。
我们在黄昏的晦暗中
完全孤独。
我的手指很暖和
就像六月失落的日子。
（SP，85）
让我们来考验考验读者的耐心吧：就我们所知，这不是一个“影响”的案例，好像是那个年纪较轻的诗人，在创造性地歪曲一位杰出前辈的东西，或借题发挥而“远去”（布鲁姆，《影响的焦虑》）。这儿的任何接近点，都是拓扑学的，是那种更大的格式塔模式的东西，而不是清醒“借取”的例证。在1965年的冬天，布罗茨基可能知道《天赋》（Dar），（p. 217）那个里面的蝴蝶，是一个重要的主旋律。另一方面，他不大可能看过那篇罕见的（对俄国读者来说是罕见的）《圣诞节》。他还曾经声明说，他跟纳博科夫从根本上来讲，是完全不同的作家，他作品中使用的蝴蝶和蛾子没那么迷恋，而更是有意为之的——是他想一试身手的那种拓扑斯，但从精髓上讲，不构成他诗学或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如此，蝴蝶还是在布罗茨基的诗中无数次出现，至少成为他两首诗中的一个焦点，其中一首是《蝴蝶》（Babochka，1972），很明显是这个体裁中的一首杰作。因此，在本研究最后一章的此处，这么做也许是富有成效的，那就是把两位艺术家进行对比——因为两人都非常成功地把流放的消耗，转化成了美学和形而上学思维的财富——用的是昆虫学家的放大镜。两人都有独特的艺术个性，每人都代表着很不一样的“俄国”，都偶然发现了一个单独的变形形象，用以解释他们在盎格鲁-美国传统中作为流放者的“化蛹”和投胎再生。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把焦点放在体裁（散文对决诗歌）和双语现象上。
……
我们从纳博科夫的双语主义，走向布罗茨基的双语主义时，撞上的第一件事，就是那道肉眼不可见，但其实很真实的体裁之墙，亦即“散文”对决“诗思”之墙。纳博科夫的双语主义（或三语主义），都是他特殊教养的一个自然生成物。正如伊丽莎白·克洛斯蒂·博优尔最近确定的那样，当他初次闯入英文，先是自译，然后用他的收养语（实际上，按顺序讲，应该是他的“第一”语言），整个儿进行写作，这种过渡从心理上讲，要比从语言上讲压力更大（《外国语言》，81-117》。研究“过渡型”纳博科夫的研究者们，一般都喜欢指出，正是因为他的英文（插词法——把某种“外来物”，插入熟悉的元素之间），才使得他的散文既奇怪（“另类”），又新鲜（在上下文中显得“独创”）（参见格雷森，《译过后的纳博科夫》，216；博优尔，《外国语言》，102，105-106）。纳博科夫背叛了他的Muttersprache，或者不如用他更喜欢的一个隐喻，为了一个非法的情妇，背叛了他的合法妻子。在他作为英文作家的第一阶段的所有时间里，他总是跟他的俄国缪斯，来安排“幽会”，还很高兴地“跟她睡觉”——也就是说，他用另一种语言，来干些散文的“苦活”（博优尔，《外国语言》，97）。就这样，纳博科夫通过维持写俄语诗歌的这种虚构，使得他能克服把“俄国”丢在身后的障碍，从而承担了作为伟大双语散文作家的新人形象。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布罗茨基的轨迹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从前在俄国的身份，以及现在在移民状态下的身份，一向都是诗人身份。他的双语主义跟纳博科夫的适成对应，没有任何“自然”、“培育”或“旧世界”之感，都是一个个音节，一个个字，凭着对抗苏联文学当局明确的愿望，超出一个个人头之上而赢得的，都是在强烈的孤独期间，通过巨大的个人牺牲，例如，在北方（诺林斯卡雅）流放期间，通过阅读一本英美诗选，试图把声音和意义连缀起来而磕磕绊绊地学来的。当西方的斯拉夫语言文化学者第一次听见这位年轻的列宁格勒诗人引用英文诗时，他们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因为他接受“训练”后的口音太重，私人化到了令人痛苦的地步。布罗茨基爱说英语的倾向（和亲美）倾向，（p. 226）其起源和灵感，都来自苏联的历史，那是一部歪曲和压抑的历史。这位幻灭的homo sovieticus，对其本土言语中根深蒂固的套话和“窠里泄”如此深恶痛绝，他决然地把视线转向英语和那个语言的伟大现代诗人，作为一种“吐真剂”，一种清肠洗肚、重振雄风、训导管教他自己和他那一代人褴褛不堪的习语的方式。这个过程中的一切，对布罗茨基来说都是来之不易的。人们很怀疑他自己本人是否曾经怀疑过他“宇宙主义”的正确和有效，毕竟他由于多年的受迫害和在国内被流放，最初的冲动到了后来，都给磨炼成钻石一样坚硬的信念了。他热爱从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那儿继承来的语言，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他把那种语言视为抹了油一样，固定在过去，不可能对其他传统的接种开放，这一点却是几乎持续不断地受到他直到目前为止的语言行为的质疑。纳博科夫不得不通过他的一部雅致的小说，“自己欺骗自己”，去爱两个妻子。布罗茨基从窥见他“tvorcheskii put’”（创造性的小道）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是一个目中无人、脑筋转不过弯来的重婚者。他在他自己历史和诗歌传统中的地位，让他没有其他选择。
布罗茨基在流放几乎二十年后，才看清了英语传统和俄语传统之间的某些根本差异：
例如，英国人能体验到一种对自生自发性的怀念[这跟曼德尔施塔姆“对世界文化的怀念”那句话是相对立的]，一种地处东方的自生自发性。他们为东方主义、为[东方]印度的东西所吸引。总的来说，任何文化一般都缺乏某种东西，总是努力朝向什么东西……
但如果深入了解特定的事物，例如，英国人就极其理性。至少从外面看是这样。也就是说，他们经常很容易看不到微妙之处，所有那些所谓“乱丝头”里面的微妙之处……。请想象你切开苹果，你削皮。现在你知道，苹果里面有什么了，但据此看来，你看不到苹果的凸出部分，看不到它的两腮。俄国文化感兴趣的，就是苹果本身，因其色彩、其苹果皮的平滑等而喜悦。苹果里面是啥，这个文化经常并不知道。说得粗糙的话，这是跟世界保持关系的不同方式——理性的、合成的。
（伏尔科娃和伏尔科夫，《Iosif Brodskii v N’iu Iorke》，120）
而且，正如他在同一篇访谈录中稍后所透露的那样，对他来说，双语主义变得绝对不可或缺了。双语主义既是诅咒，也是拯救，把他这个永久的异乡人，放在了这两种文化之间，但却永远又都不完全处在之间：
事物的事实是，对这两种文化的依恋，或说得更简单一些，这种双语主义，要么你像被判了死罪，要么就是正好相反，要不就是赐福，要不就是惩罚，对吧？如果你想的话，这从心理学上讲，是一种完全奇妙的情况。因为你好像（p. 227）栖在一座山顶，能够看到两面的山坡。我不太确定在我的案例中，这是否正确，但我所占有的有利地位是并不糟糕的……你能看见两边的山坡，而这是一种完全独一无二的感觉。如果出现奇迹，让我回到俄国永居，那我会很烦，因为无法使用一个额外的语言。
（同上，120，122）
纳博科夫把他与俄语的关系个人化了（他创作俄语诗歌时，跟缪斯睡觉），但布罗茨基在这儿所做的那种隐喻的起跳，对他清澈的、收放自如的、永远在隔离、在“围裹”的灵魂来说，是很陌生的。布罗茨基在俄语的所有层面长大并生活过，从最习语化的、土里土气的，到最高拔的层面。他理解并欣赏这样一些作家的天才，如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和尤兹·阿列什科夫斯基。他在这样的个人中间生活过，听他们从“最底下起”，亲自使用过俄语。普拉东诺夫对官僚用语的出色操控，或阿列什科夫斯基无限退化的诅咒，都是把语言用来反对语言本身，一种瓦解自身本体现实的语言。例如，当阿多诺建议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时（《棱镜》，34），他的信息马上就能转换成苏联现实。对布罗茨基的后斯大林、后1956年一代人，纳博科夫的语言，以及纳博科夫a priori先验的诗歌语言，已经不再能够反映现实了。
因此，布罗茨基能在更宽阔、国家或“地理精神”向度的框架上，把他的语言关系神话化：英语世界很“理性”，俄语世界很“合成”。就算他不能为“narod”(人民、das Volk)这个在苏联期间被毫无希望地野蛮化的词汇代言，他还是能为知识分子中相当一大批人代言的，他依然神圣的契约和特殊魅力依然还在这儿（参见弗雷丁，《一件外套》，1-33）。他在一次对浪漫主义冲动的后期现代或后现代的重放中，能把语言跟国家自我身份的神话联系起来，这等于是一次普罗斯佩罗样的信念起跳，从而进入了“[语言的]生命之海”中，而对纳博科夫这位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天生贵族而且亲英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或只能通过普希金才有可能，那也是一个天生的贵族。“raznochinstvo（非贵族阶层）”的诗人，亦即俄国文化中的那个“zhid”（疫的），身后一无所有，只有“时光的噪音”，还必须在之前价值观的废墟上，竖立他自己的圣母院，这个诗人是绝对不纳博科夫的。可以跟布罗茨基一起，也应该与之一起，来为这种二元现象进行争论——美国文化真的那么“理性”？俄国文化真的那么“合成”？一个文化真的忽视微妙的东西，另一个文化真的能看到“大图”？同时，提出这样一些论点，可能会有“不诚实”之虞，因为布罗茨基在混乱不堪的俄国生活中生活过；他在停尸间干过活，跟无产阶级一起喝过酒。而且，他在西方当老师、当知识分子、当文人，自谋生路已经多年。关于他独特的文学和文化爱国主义精神，他可能会像古代诗人那样说：（p. 228）Omne solum vati patria est, illeincola mundi[诗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感到自在，他是世界公民]。他的二元现象，开始时是语言二元，带着权威的口气，有着真正经历的感觉。纳博科夫的双语主义，强调的是记忆和对过去的拥抱，从某种方式上说，“是人类堕落前的”，其辉煌的插词法的动机，是为了帮助我们，不让我们堕入苏联时光。布罗茨基的双语主义则把这种堕入，当成出发点、斗争点和抱怨点，上升到其高山的巅峰处，为的是看到“两边山坡”不断变动的真理价值。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