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纳博科夫的小说伦理观*
——以其俄罗斯文学批评为中心
喻妹平
*本文为上海市哲社青年项目“纳博科夫小说伦理美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9EWY01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摘要 作为以小说扬名的经典作家，纳博科夫的小说伦理观至今仍有众多争议。本文以其俄罗斯文学批评为中心，追溯作家对19世纪中期俄罗斯文学史上功利与审美之争的态度，指出他反对极端功利主义文学观及其引发的刻意道德化说教，主张自由艺术的内在伦理，将伦理影响视为作家天赋的自然色彩，认为作家以不自觉的方式改良社会，小说的德性源于其自由的本质。作家的这种小说伦理观不是对唯美主义的回归，而是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关键词 纳博科夫 小说伦理 功利主义 俄罗斯文学
论及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小说伦理观，评论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意见。一为“空心说”，认为纳博科夫患有道德冷淡症，“缺乏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道德热情和知识分子气质”，[1](52)将伦理驱逐出了小说世界；二为“卫道士”论，指出纳博科夫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2](125)纳博科夫也说过许多引人误解的话：艺术的目的是捕捉“人类经验中具有永恒真实的东西”；[3](148)“风格与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4](XXII)“我写作中根本没有什么目的，除了把书写出来”；[5](119)“我并非一只轻浮的火鸟，而是一位固执的道德家。”[5](199)此类偏激又互相矛盾的说法、研究者的各执一词使我们思考，作家对于小说伦理究竟持一种怎样的态度？如何理解他在书信、讲稿、采访中随处可见的矛盾表达？我们有必要重新考量，以给作家更公正的评价。
作为渊博的俄罗斯语言与文学研究者，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文学批评主要见于1940年移民美国后撰写的课堂讲稿，还以各种形式散见于其小说、书信、翻译、采访、演讲等文本中。阿尔特（Robert Alter）指出，纳博科夫的讲义是“了解其关于小说性质与目的思想的窗口”。[6](183)与其他重要俄国作家一样，纳博科夫也热衷于读欧洲文学，也写过欧洲文学讲稿。但俄罗斯文学不仅对他有着更为切肤的私人意义，是他在剑桥大学的主修专业,也是他移民美国后在斯坦福大学和威尔斯利学院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向英语读者介绍俄罗斯经典作品这一方面，俄罗斯侨民中没有谁能与纳博科夫相媲美”，[7](439)他写了一百份有关俄罗斯文学的讲稿。[8](1)以往研究将其个性化的文学批评看成作家特立独行的证据，或奉为形式批评的典范，却很少深究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尤其忽视了他的批评中有关小说伦理的深层思考。他的一生是“浸透着俄罗斯骨血的一生”。[9](370)他的俄罗斯经典作家作品评论从更加微观具体的层面体现了其关于小说伦理的观点，值得我们加以探讨。
如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所言，纳博科夫“既非他本人和他早期的读者过去一直努力打造出的唯美主义者人设，也非近来研究者费尽心思努力勾勒的单调乏味的卫道士”。[10](7)他成长于新旧世纪之交，历经俄国社会剧变，见证世界之动荡，饱受政治磨难，“本能地将政治视作文学天生的敌人”，[11](109)因此对其小说伦理观的理解不能脱离历史文化语境。本文将回溯对作家小说伦理观形成产生深刻影响的19世纪中期俄罗斯功利主义文学思潮，描绘作家在这种思潮中的站位；根据其对俄罗斯经典作家作品的评论管窥其小说伦理观的基本样式、本质内涵及其局限。
01
一、控诉文学极端功利主义
2019年，詹妮弗·威尔逊（Jennifer Wilson）在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题为“纳博科夫的战斗精神”的文章，指出作家“大部分的写作生涯都处于争论之中”，①（①Wilson, Jennifer.“Vladimir Nabokov’s Fighting Spirit”,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55910/vladimir-nabokovs-fighting-spirit.）此话尤其适用于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文学批评。福德森·鲍沃斯（Fredson Bowers）指出，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对于艺术性的强调宽泛而又统一；然而，在这些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这一强调似乎更激烈”。[8](3)对艺术至上原则的强调，对文学道德寓意、伦理影响的排斥是“要与敌对的、最终已经取胜的实用主义态度抗争，这是19世纪俄罗斯评论家的态度，继而在苏联硬化为国家级的教条。”[8](3)因此要理解他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必然要回溯他对19世纪中期俄罗斯文学史上关于审美与功利之论战的反思批判。
19世纪中期俄罗斯面临社会变革，纳博科夫借人物的话指出“那是一个伟大的解放时代，农民摆脱地主的压迫，公民摆脱国家的统治，妇女摆脱家庭的束缚”。[12](194)19世纪60年代的俄罗斯文化人被认为是“叛逆的一代，不停探寻艺术与社会问题”，[13](274)发生了俄国文艺界著名的文学“审美”与“功利”之争。这场论战以革命民主派获胜告终，“皮靴好于普希金”的极端功利主义文学观一时成为主流。纳博科夫认为“意识形态的毒药，所谓寓意——套用一个冒牌改革家们发明的词汇——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影响俄罗斯小说的，到二十世纪中叶已经扼杀了俄罗斯小说。”[8](140)20世纪30年代，纳博科夫逐渐在俄国侨民界扬名，他不断驳斥功利主义小说观，对这一阵营的主要倡导者与支持者猛烈抨击。
首当其冲者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车氏与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一起是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对俄国文学影响巨大。他们的第一条戒律是艺术应以服务于社会改革事业为最高天职。纳博科夫不以为然，试图证明车氏是“强硬的激进分子”，铸下“荒唐而惊人的大错”。[12](199)《天赋》是作家1937年完成的最后一部俄文小说，却是披着小说外衣的俄罗斯文学批评之作。作家明确指出，《天赋》的女主人公不是济娜，而是俄罗斯文学。[12](II)小说以主人公文学成长之路为题材，出人意料地在第四章加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讽刺性传记。作家很清楚这种做法会激发愤怒与不平，但他有自己的目标，按他的设计，传记试图“粉碎树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周围的神龛……使得纳博科夫可以向俄国文学传统表达敬意，可以驱散来自左派和右派审查的阴影，可以有机会揭露功利性唯物主义的哲学漏洞，提出另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14](513)
《天赋》一共由五章构成，抨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第四章最长，几乎长达百页，也是他最先写作的一章。他以自己的视角评说了车氏生平及其时代，尤其细致分析了车氏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形成及其庸俗唯物主义哲学源头，将车氏塑造成小丑一样的知识分子，极尽嘲讽之能事。他说车氏“对艺术的本质不甚了解，在世俗浮华的艺术（即反艺术）中发现了它的极致，并为之奋斗——扑了空”。[12](235)纳博科夫为炮轰经典作家付出了代价，向来欢迎他作品的俄侨文学杂志《当代纪事》拒绝发表第四章，哪怕他写信辩解也无济于事，因为他“无意删改哪怕一行”。[14](572)小说无从出版，直到约十五年之后才被美国的出版社接受。
同样在《天赋》中遭到抨击的还有俄侨文学界主张文学实用论的阿达莫维奇。阿达莫维奇是俄罗斯巴黎文坛最有影响的评论家，也是纳博科夫最大的反对派代表，认为纳博科夫专注于形式就是“无视内容或缺乏深度”，[12](444)纳博科夫则认为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在《天赋》中纳博科夫对阿达莫维奇进行了暗讽，给友人的信中对此毫不掩饰：“我并非急于要嘲笑张三李四（虽然那样做也不是什么罪过——我们既不是在班级里，也不是在教堂里），而只是想展示某种文学观念，它在特定时期很有代表性，整个小说关心的正是这类问题（它的主要女主人公是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描绘的某种批评风格对应于某些大人先生的风格，那自然不可避免。”[14](618)
移民美国后，纳博科夫批判文学社会效用的态度丝毫未变。他多次猛烈批判车氏思想的继承者皮萨列夫。皮萨列夫激进功利主义思想被贴上了“皮靴好于普希金”的标签。1958年在康奈尔大学艺术节上纳博科夫发表题为“俄罗斯作家、审查官及读者”的演讲，抨击皮萨列夫毫不留情：“六七十年代的著名评论家们，公众舆论的偶像，称普希金为蠢人，还口口声声说对俄国人民来讲，一双耐用的靴子要比这世上所有的普希金和莎士比亚都更重要。把极端激进主义者和极端君主主义者对俄国最伟大的诗人所用的别称做一个比较，你会震惊于它们可怕的相似度。”[8](7)论及果戈理的文学创作时，他再次指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些作家穷凶极恶地非要把公民价值凌驾于艺术价值之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或者皮萨列夫会郑重地列举种种理由来说明为人民编写教科书要比描绘'大理石柱子和女神们’更重要——他们认为后者是'纯艺术’。”[8](50)在纳博科夫看来，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陷入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忽略事物本身的品质”，[12](240)使艺术丧失了自己的地位，而作家成为大众的仆人，因此他们背叛了自己提倡的自由平等信念，发展出对艺术家的专制。
纳博科夫激烈的斗争姿态说明了什么？查尔斯·尼克（Charles Nicol）认为，纳博科夫反对政治写作作家的态度本身就是极度政治化的。[15](626)一个空心天才绝不会有激烈的观点，固执己见。纳博科夫极力排斥文学功利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伦理选择甚或政治选择。反对功利主义文学某种意义上就是反对以宣教为主的文学。在他看来，被推为主流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在苏联时期发挥到了极致，致使1920－1957年俄罗斯文学进入了“衰退期”，[8](325)大量艺术家被迫过上流亡生活。他是唯一一个重要俄国作家，能有机会谴责文学被当作政治宣传工具的俄国历史，[16](22)维护俄罗斯文学精神。
纳博科夫以普希金为文学偶像，试图捍卫普希金代表的审美派作家所信奉的文学精神，谋俄国文学事业之发展。刻意的道德说教等让文学屈从于社会的行为在他看来无异于文学的自杀，“火一般绚烂的、天马行空的、充满自由”才是他对文学的理解。许多大作家因涉嫌刻意说教中过他的唇枪舌剑，给读者留下好斗又傲慢的印象。回望其对19世纪俄国功利主义文学思潮的批判轨迹，我们对他关于小说伦理那些自相矛盾的言论有了新的理解：他反对激进功利派，却又对俄罗斯饱含热爱，对文学事业发展充满期待，始终无法心安理得地做一个纯粹的唯美主义者，如何在“审美”与“功利”之间找到文学的另一条路，给属于“功利”一隅的伦理留下空间，是一种挑战。
02
二、倡导艺术之内在伦理
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文学批评最先给读者带来冲击的就是他的斗士姿态，与极端功利主义文学观抗争的不遗余力，仿佛要将伦理的、社会的、历史的因子驱逐出小说世界。但正如卡特里奥娜·凯利（Catriona Kelly）所言：
无论如何，作家是“思想大师”，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一以贯之的观点。即便像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这样一位刻意反讽的现代主义者，也乐于声称自己不是“轻浮的火鸟”，而是“抨击罪恶，谴责愚蠢，嘲笑庸俗和残忍，以及崇尚温柔、才华和骄傲的道德家”。反对意见的形成也是围绕着道德说教和美育的方式以及应该教化哪些内容，而不是围绕着这类教化首先能否被容忍的问题。[17](100)
1945年10月，纳博科夫回复加利福尼亚大学斯拉夫语系教授乔治·诺亚斯（George Noyes）关于《尼古拉·果戈理》的信中清晰表明了对小说伦理的态度：
我不认为您的观点与我的有什么不同。我从不想否认艺术的道德影响力量（the moral impact of art），它当然是每一部真正艺术品的固有特性（certainly inherent in every genuine work of art）。我所要否定并罄竹书之的是那种刻意的道德化倾向，在我看来，这是在抹杀一部无论写作技巧多么高超的作品的每一缕艺术气息。《外套》里有着深厚的道德内涵，我在书里也力图表达这一点，但这种道德却与廉价的政治宣传根本扯不上边。19世纪俄国的热情过剩的崇拜者们试图从《外套》里挤出那些东西，或者将它们塞进去，我认为这既是在强暴小说也是在强暴艺术观念本身。[18](56)
他反对小说刻意的道德化倾向，认为这与小说艺术背道而驰。批评家和作家不能将伦理道德内容“硬挤出”或“硬塞进”小说，这样的批评写作将毫无艺术性与永恒价值。同一封信中，不堪质疑的纳博科夫提出了自己关于小说伦理的主张：“自由艺术的内在伦理”（the inherent morality of uninhibited art），[18](57)认为“普希金”能且必定与“皮靴”共存。他还在《文学讲稿》中对此进行了呼应：“艺术的魅力可以存在于故事的骨骼里，思想的精髓里。因此一个大作家的三相——魔法、故事、教育意义往往会合而为一进而大放异彩。”[4](8)
那么小说艺术如何“天然”具备伦理力量？首先，他认为真正的小说再现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他这样评价契诃夫：“他所感兴趣的是，这样的描述真实地再现生活，真实地展现人的性格，作为人物而不是象征的人——一个人说这样的话不是因为他是智者，而是因为他总想让别人不舒服，想破坏别人的好心情：他恨这些白马，恨那个肥胖英俊的马车夫；他自己是个孤独的人，是个鳏夫，生活索然无味……”[8](253)他十分欣赏契诃夫这种真实展现人物性格，将故事中的人当作人来描写，而不是一个道具或象征来对待的写作态度。作家只有“拒绝让社会评论干涉他对自己眼中的人的细致描摹”，[8](2)才能写出真正的人。用鲍沃斯的话说，契诃夫“艺术地再现了生活的原貌，以及人的原貌，毫无扭曲，如果关注制造出这些角色的社会制度则随之而来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8](3)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契诃夫正相反，遭到了纳博科夫批判：“他没有把人物当作活生生的人来看待，而是仅仅把他们看作木偶，他们是不同寻常的、令人迷醉的木偶，他们承载着作者不断流动的思想。”[8](131)
小说的伦理力量还源于它批判更高意义上的现实。纳博科夫认为作家应该书写和反思那些更深刻、更具普遍意义的现实。在他看来，一般的现实能为我们感知，但那不是真正的现实，而“只是普遍观念的现实，是日常琐碎的惯用形式，是当下的报刊用语”。[5](122)他“称赞果戈理不是具体社会环境的批评家，而是麻木不仁、沾沾自喜的庸俗这一普遍恶习的批评家”。[19](57)庸俗作为人类恶习与道德缺陷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社会现实，无处不在，跨越时空。他反对将果戈理的艺术粗浅地理解为对“某个特定时空”中“具体社会环境”的批判。他说《外套》“这个故事的实质远比对社会的抗议更深刻”。[8](59)果戈理作品体现的不仅是“受害者的形象”，也不止于“一次社会抗议”，而是体现了更为深刻的另一种现实：“某些东西出了大错，所有人都有点儿疯狂，他们蝇营狗苟，却以为性命攸关，荒谬的逻辑力量迫使他们继续徒劳地挣扎下去——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信息’。”[19](58)他看到了果戈理批判的更深层次、更具警醒力的社会现实，这是作家对果戈理小说伦理的解读，也揭示了伦理在小说中不同的存在方式。
此外，真正的小说通过艺术表达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的价值。早在1930年，在俄侨文坛初露头角的纳博科夫发表了关于小说伦理的启示性看法。谈及普鲁斯特小说艺术的影响及其价值时他说：“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存在方式，每个人也有自己的存在方式，但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只有描绘这些永恒的元素才有意义。普鲁斯特的人物随处可见，也永远存在。”[3](90)这在他对《安娜·卡列宁娜》的评论中再次得到了印证。他说托尔斯泰关注的不是特定社会中暂时的社会习俗与惯例，安娜因婚外情受到惩罚，这样的道德寓意是肤浅甚至是“不道德”[8](150)的，因为在当时社交界，此类风流韵事并非少见。他指出托尔斯泰通过“刻画一系列特别的艺术形象，并且把两个爱情故事并排叙述，进行了生动的对比”，传达了“人类永恒的道德标准”：“爱情不能仅仅是肉欲的，因为那样的话爱情就成了完全的自我中心主义，而自我中心带来的是毁灭而不是创造。因此这样的爱情是有罪的。”[8](150)
真正的小说还是实事求是、敏感而非感伤的，有艺术世界的逻辑，因而自带伦理力量。他主张作家不应想当然，为自己的目的哗众取宠，这正是他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缘由。他说：“此外再看看艺术平衡的缺失。小说详细写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行为，并且对他的罪行给出了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同样的一本书却没有对索尼娅所从事的行业有任何描写。整个情形就是被美化的陈词滥调。妓女索尼娅的罪过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不会对任何事情抱理所当然的态度。”[8](112)有学者反对纳博科夫的批判，认为杀人犯是个有思想的杀人犯，他因忏悔而读《圣经》没有什么问题。其实纳博科夫反对的并非杀人犯读《圣经》，而是不能让他与妓女一起读，却缺少两者关联的合理说明，忽视了妓女与杀人犯的本质区别。他说“基督教的上帝，如信徒们所理解的那位基督教上帝，早在十九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宽恕了妓女。”[8](112)妓女出卖肉体损害了人类尊严，但她早已被宽恕，与杀人犯野蛮、愚蠢的罪行“处于完全不同的水平线”。[8](112)这样写掉入了感伤主义的陷阱，是“对人们熟悉的情感所作的非艺术性夸张，目的是为了在读者心中自动激起传统意义上的同情心”。[8](105)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实事求是交代妓女的问题，他的做法不仅是艺术失衡，还有哗众取宠，故意煽情的嫌疑，甚至隐含作家对妓女的偏见。
纳博科夫认为伦理是小说“自带”的“天然”印记，与功利主义文学刻意的道德说教迥异。他对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的评论非常个人化，素材选择十分主观，大力推崇一些作家，贬低另一些作家，做法让一些人震惊、愤怒、失望。但这种个性化文学鉴赏背后隐含着政治性与抗争意义，其形式批评的面纱下隐藏着对小说伦理的深层思考，不仅体现了他对伦理在小说中存在方式和内涵的理解，也反映了他对艺术伦理本质的独特理解，这种理解本身就是一种伦理标举。
03
三、小说伦理精神之内核
若小说存在某种伦理精神内核，纳博科夫很可能同意伊格尔顿的观点：“如果艺术作品具有道德上的典范意义，最大的原因便在于它神秘的自律性——不受外部强制，自由地决定一切。它不必屈服于外部霸权，忠实于自己的存在法则。在此意义上，艺术作品可谓人类自由的实用模型。”[20](67)艺术成了自由的代名词，小说的伦理中心。1974年面对采访者关于小说道德的提问，纳博科夫指出：“我小说的道德在于其艺术，如果小说艺术是高超的，那么小说的道德就是深刻的。”[3](440)晚年这种直白的论断能在其俄罗斯文学批评中找到最初的回响，这就是他的艺术天才论。他要求读者“不要去俄罗斯小说中寻找俄罗斯的灵魂：要去那里寻找天才的个体，”[8](13)要“从艺术的永恒性和个人天才的角度”[8](99)来切入文学。若对作家分类，“唯一的类别是独创性和天才”，[5](89)他将天才与自由结合，将其当成小说德性的起点。
天才，按纳博科夫的话说，“是最伟大而明达的灵魂”。[4](426)天才集中体现了美的艺术的创造中艺术创造主体的自由。[21](17)纳博科夫认为，俄罗斯文学的中心是那些天才作家如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作家的天才首先存在于他的灵魂中，然后表现于其文学风格中。一个天才作家可以发展完善一种表现方式，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契诃夫写作用词普通，不华美也不生动，他却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穿休闲装去参加舞会”是他的文学风格，是“契诃夫神奇的魅力所在”。[8](256)而在纳博科夫那里，“任何艺术，只要它是正宗的艺术，自动就包含了所有你能要求的造福人类的价值。”[22](15)所以他认为托尔斯泰的小说“富有原创性而又具有普世意义”；[8](140)“契诃夫从来没有刻意在他的小说中为大家提供社会的或道德的启示，但是，他的天赋几乎于不自觉中揭示出比其他大量作家更多的最黑暗的现实：俄罗斯农民的饥饿、困惑、卑屈、愤怒。”[8](258)这是天才自由的重要表征，他们从不墨守成规，也不刻意说教，能化腐朽为神奇，也能以自然独到的方式关照社会。略萨敏锐评价道：人们对《洛丽塔》至今尚存误解，但它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23](301)它“讲述的事实深深扎根于人性中最生动的东西：欲望和为本能效力的想象。”[23](307)所以福斯特叹道：“只有天才才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并逃脱惩罚。”[24](95)
真正的小说以独创的方式探究真理，绝非庸俗之作。纳博科夫认为小说史的演化过程“是对生命层次一个渐次加深探索的过程”，“问题并不在于某些事件或者情感在伦理或美学上是否适合描写”，而在于艺术家应该像科学家一样，“以一种更敏锐更深邃的眼光更深入地洞察事物——这就是艺术的结果”，[8](167)是艺术探寻真理的一种体现。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宁娜》中详尽描述了吉娣生孩子的痛苦过程，这符合人类女性生产时遭受巨大痛苦的事实，符合因医疗所限，作家所在时代无法帮助妇女减轻生子痛苦的实际，也符合当时人们对生育这一事件的认识水平，即它是自然又不乏神秘的。因此纳博科夫称这一章为“伟大章节”。[8](166)正因为天才之作是纳博科夫的文学标准，缺乏个性和洞察的庸俗文学自然成为他批评的靶子。其俄罗斯文学批评中引人注目的概念便是“庸俗”（Poshlost或Poshlust），这是纳博科夫介绍并音译到英语中的俄文词。谢尔盖·达维洛夫（Sergej Davydov）指出，“驱除庸俗这个恶魔是纳博科夫美学、伦理、哲学信仰宣言的核心，其所隐含的价值渗透纳博科夫大多数作品与'强烈的意见’。”[25](632)纳博科夫将庸俗看成艺术的反面，认为它是想象的终结，是将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或二手货的习惯，将自己与他人变成廉价赝品的企图。他每年一次用一节课的时间来痛斥庸俗，使其成为“一个著名的年度固定活动，吸引成群的过路听众走进演讲厅”。[19](197)
纳博科夫认为，天才作家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创造性作家，而“想象的力量终归是善的力量”，[26](V)因纯粹而具有救赎性质。优秀的读者知道“托尔斯泰或者契诃夫笔下的俄罗斯不是历史上的普通俄罗斯，而是由天才个体想象创造的一个特殊世界。”[8](12)然而这并非意味着面对人类苦难，艺术堕入了虚无。纳博科夫在讲座中介绍了契诃夫如何热情关注贫民生活困境，身体力行参与社会救助活动，帮过许多人。他同样在契诃夫的小说中读出了“大仁义”，[8](251)他认为这些“大仁义”并非道德指引或说教，说“这并不是什么设计方案，或者文学寓意，而只是他的天赋的自然色彩。”[8](251)这种“自然色彩”是纯粹艺术的救赎力量来源之一。他把普希金和契诃夫看成俄国最纯粹的作家，认为“纯粹的艺术、纯粹的科学、纯粹的学问，它们不和大众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最终来看，它们的成效会远远超过那些慈善家们的笨拙糊涂的努力”，因为人们更需要的除了健康与财富，就是“真正的道德和精神文化”，[8](253)纯粹艺术在这方面的作用远甚于慈善活动。
如果小说有德性，必然基于它的自由本质，基于其“华美的独立”。[5](233)纳博科夫一生献身文学艺术，以艺术为宗教，笃信其力量。1941年12月，“论创造性作家”（“The Creative Writer”）的演讲中，纳博科夫罕见地直言艺术改良社会，真正的作家以“不自觉”的方式在艺术中表达对邪恶罪犯的惩罚，这是“所有真正艺术所共有的深刻的悲悯力”：[8](4)
然而，有一种改良，是一位真正作家不自觉却真切地带给他的世界的。……变恶棍为丑角不是你可信赖的作家既定的目的：犯罪是遗憾的闹剧，无论对这一点的强调能否有助于社会；一般来说是会的，但那不是作家的直接目的或责任。当作家注意到杀人犯的下唇极蠢地低垂时，或当他看见一名暴君独自一人在他奢华的卧室里用短粗的食指挖他肥大的鼻孔，他的眼中便有一道光闪过，这种光比蹑手蹑脚的谋叛者的手枪更能惩罚你。[3](197)
来自艺术家的这道“不可抗拒的、永远捉摸不透的、永远煽动人心的”[4](426))艺术之光是最强有力的一种反抗或惩罚，是发号施令者最为痛恨的。
纵观其俄罗斯文学批评，可以发现纳博科夫有关小说伦理的观点蕴含于其激烈批判俄国功利主义文学观的“炮弹”之中。应该指出，他的小说伦理观有自身的特点，也反映出作家囿于时代与个人经验的一些局限。他反对苏联文学更多是先入为主的偏见的结果，而非客观理性分析后的看法，用他的话说有“感情用事”[8](13)的嫌疑。因饱经政治磨难，他将政治与文学对立；因其贵族性气质，他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尤其是其劳动人民风格。他这样评论高尔基：“契诃夫是位真正的艺术家，他与说教式作家如高尔基之流有着本质的区别，高尔基属于那种幼稚而又神经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对俄罗斯农民只要一点耐心加和蔼可亲就解决问题了，殊不知这些命运悲惨的半野蛮状态的农民也是最深不可测的。”[8](252)他反对底层写作，没有看到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关注底层人们的困难与不幸，探讨社会迫切问题的解决方案乃时势所趋，是作家关注社会的不同方式，不应成为作家被贬低的理由。伊格尔顿的话揭示了纳博科夫文学批评背后值得商榷的自由主义立场：
如果宣传出色，宣传并无过错。文学并不会因为从属于某个政治派系而自动降低质量。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不少小说在政治上都显得褊狭，可评论家们很少对此发牢骚，就因为这种党派偏见是他们共有的。在他们眼中不过是质朴的真相而已。“教条主义”一词仅仅适用于其他人的信仰。“有信念”的都是左派，不是自由主义者或者保守主义者。认为信奉某种教条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对艺术的践踏，其实是一种空洞的自由主义膜拜。[20](79)
结语
纳博科夫与众不同的俄罗斯文学批评方式因斗争性显得偏激，因他对俄罗斯的热爱显得有些“感情用事”，但蕴含的有关小说伦理的独特思考不容忽视。他大张旗鼓批判19世纪功利主义文学观，抨击俄罗斯经典小说中的道德说教或训诫，漠视其中反映的某些社会问题，但并没有将伦理意义踢出小说世界，而是提出了小说应当关注哪些伦理内容、如何反映伦理的不同看法。里兰德（Leland de la Durantaye）指出，关于纳博科夫与伦理的话题，“有一点需要区分，即规范伦理——不论是道德律令、还是法律、宗教要求——与内在蕴含的伦理立场之间的差异。”[27](193)卡林斯基（Simon Karlinsky）也认为：“对于纳博科夫，就像对于契诃夫与俄国象征主义者而言，问题不是忽视或压制社会经济因素……而是将它们有机地融入文学作品，而不至于将作品降低为一种社会布道或训诫，也不至于去迎合日常的一般话题。”[16](22)其文学批评表明，小说伦理不在于作家给出道德律令或规范，惩恶扬善，而在于作家以艺术的、自然又自由的方式探讨人生的意义、价值、真相、难题、种种可能的困境等，这需要作家的天赋来达成，就俄罗斯文学而言，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可为典范。
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指出，纳博科夫是“非常狡猾”[28](299)的作家，要解读其小说伦理观并非易事。他没有写过小说理论著作，但其俄罗斯文学批评折射出一种异于主流、以俄国老派自由主义思想为根本底色的小说伦理观念：自由艺术的内在伦理，称颂天才在艺术以及伦理影响方面无可匹敌的优势。自由主义既是他的政治立场，也是他的伦理站位，是他坦承的自己“身上的一种精神内核”。[5](117)如果存在一种小说伦理学的话，那么对于纳博科夫，小说应追求真理，而非劝导；应立足普遍真相而非当前事件。小说家与其做时代的见证者，不如用自由的艺术对抗野蛮的世界，因为“即便艺术无法直接作用于人和事，却也能像音乐一样，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29](95)纳博科夫超越了俄罗斯经典文学空间，形成了独特的小说伦理观，以不同的方式发扬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体现了作家对人类生活的关注与思考。
文献引用
原文刊载于《俄罗斯文艺》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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