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谈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派分子纳博科夫

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里面花了大篇幅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尖酸乃至刻薄地说到：“托尔斯泰是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撇开他的前辈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不说，我们可以这样给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个名：第一，托尔斯泰；第二，果戈理；第三，契诃夫；第四，屠格涅夫。这很像给学生的作文打分，可想而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尔蒂科夫正等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想为他们自己的低分讨个说法。”

我记得以前中学教科书上大多是把托尔斯泰放在俄国文学第一位的，而如今大家往往都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托翁表示不感兴趣，这是我觉得奇怪的。在当时托尔斯泰在俄国的名望是大过陀氏的，到了20世纪的欧洲才更加重视陀多过托尔斯泰。不过现代人都喜欢陀氏，标新立异，疯狂，大学生都喜欢。

客观的讲，纳博科夫的评价也不是毫不道理的，他所说的也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具有的诟病。但是纳博科夫也的确有些刻薄。他把自己的创作理念高谈阔论，对其他创作理念嗤之以鼻。当然我自己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头号书迷，所以我自然也是托派分子了（指的是托尔斯泰而不是托洛茨基），在此简单谈谈纳博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

 我是不折不扣的纳博科夫党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从艺术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非常令人着迷的现象。如果你仔细研究他的任何一部作品，比如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你会发现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自然的背景，所有和人的自然感官相关联的东西也不存在。书中的风景就是一个思想的风景，一个道德的风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没有天气，所以人们如何穿衣服也就不重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人物是通过情景、道德问题、人物的心理反应，以及他们的内心波动。描写过一个人物的容貌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使用老式的文学手法，即在以后出现这个人物的场景中不再提及任何他的体形外貌。托尔斯泰说过这不是一个艺术家的写作手法，艺术家在自己的脑海里随时都能看到自己的人物，知道这个人物在此时或彼时可能做的每一个不同手势。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一点更让人震惊。俄罗斯文学的命运之神似乎选定他成为俄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但他却走错了方向，写起了小说。”（摘抄自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文学讲稿部分）

从上面文字，纳博科夫指出了陀氏的三个问题，恰恰这三个问题刚好与纳博科夫的创作理念背道而驰。

1.陀氏喜欢说教（一个道德的风景），他喜欢写品德高尚的妓女，作品里面有大量政治色彩，而纳博科夫从不在作品中进行说教和政治宣传，甚至在作品中还以假叙述者的身份化身为各种恶棍（洛丽塔里面的恋童者）。关于这一点博尔赫斯曾经评论过：“我原先把陀想象成某种能够理解并为所有人开脱的深不可测的伟大的神，这时才惊异地发现他有时也会落入一味谴责的偏激的纯政治中去。”这里谈论的就是陀氏的《群魔》（现在被莫名其妙地翻译成了《鬼》）

2.陀氏虽在现实主义阵营，却不在乎细节，陀的世界没有天气，没有容貌。这一点和托尔斯泰成了截然不妥的世界，尽管托尔斯泰在后期（也就是写《复活》的时候）变得十分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写那些琐碎的细节，而陀却不屑一顾。

3.纳博科夫认为陀的著作充满了大量的对话和思考，反而不像小说，更像是一个匆忙散场的话剧。这点我觉得十分有道理。

总之，从这里能看出来，纳博科夫其实没有任何贬低陀氏的意思，他否认陀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但他觉得陀会是一个很好的剧作家。他还承认陀的一部分幽默小文十分有意思，只不过他并不能和托尔斯泰齐名。我觉得博尔赫斯评论得很好，他说：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发现爱情、发现大海那样，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不过他补充了一句：这常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成年后我们总是寻找并发现平和的作家。（博尔赫斯《私人藏书：序言集》）当我们还是一个企望找到共鸣的青少年时，凡事在一个尚有点伟大的作家身上找到自己熟悉的影子就好像获得了终身摆脱平庸般的窃喜，会觉得陀氏的话语充满力量，说得头头是道，觉得仿佛找到知音一般，然后我们就会陷入对其作品忠贞不渝的崇拜中去。但是后来会觉得心理上的东西越来越无聊，疯言乱语不值得书写，一个人怎么想的根本不重要。神秘和魔术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的是找到文字里面让人心悦或者心碎的浪漫。而不是一种自我的复制。

鲁迅评价陀说到“从他最初的《穷人》起，到最后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所说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谓抓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使读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径路。”鲁迅的评价深刻，一针见血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在重复同一件事就是写了不同版本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个作家是怎么也不能写出神经质的病人、富有良心的妓女的所想，那些人其实只是他自己，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角色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化身，是说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话语的傀儡。但是陀氏有很多优秀作品，我很喜欢，即使是那篇偶像剧般的处女作《白夜》我都觉得很好，但是那本《地下室手记》实在是糟糕，不仅不符合陀的一般水准，更像是喝醉酒的胡言乱语，完全置章法逻辑技巧于不顾。看似充满哲思，实际没有任何内容。就算是柏拉图写自己的思想还会像散文一样，借助苏格拉底、高尔吉亚的嘴道出自己的想法。人是讨厌说教的，哲思并不是靠话语，文学是艺术。所以卡夫卡就不同了，他继承了陀氏，不过他知道变成甲壳虫来说话，进而充满趣味。（对此纳博科夫还查阅了各种昆虫文献，按照描述画出了变成甲壳虫的卡夫卡，最后他推断出这只昆虫应该是一只大甲虫而不是蟑螂）而《地下室手记》可以说是存在主义的始祖，也就是和纳博科夫完全对立的文学理念了。

莫斯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地铁站

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对垒

有人曾经把作家分成三类，一是自传色彩很浓的，充满冒险的故事小说，例如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二是习惯写一些边缘人、精神敏感者的内心的阴暗世界，这一类代表者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以及后面的加缪、萨特、贝克特等等存在主义作家、荒诞派作家或者说是霍桑派精神小说家也行；三是有着纯粹艺术理念，但生活枯燥，着重强调细节的现实主义作家，这一类作家的代表就是福楼拜，托尔斯泰。纳博科夫就是其中的拥护者。至于其他作家什么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云云也都是零零散散的在三者之间徘徊。

所以陀氏和纳博科夫的分歧其实就在于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分歧。（虽然大家都习惯把陀思妥分到批判现实主义之下，但地下室手记显然是存在主义的开拓者）

我第一次读加缪的《局外人》时候我觉得特别狂热，加缪天才般将边缘人的细腻的心思表现出来，我甚至在之中找到了共鸣，仿佛自己的一些特殊行为有了合理的解释，进而觉得神奇和热血澎拜。到后来读西西弗神话，我是看得云里雾里的。后来有一点积累了，回头去看，倒觉得西西弗神话言外无物，就好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充满着各种华丽的词汇，却空洞无比（当然你非要解读，也能解读一些乏味的内容出来）。最重要的是，荒诞的含义并不能构成哲学的全部内容。所以加缪的这一行径不过是一种枉然。是对自己理念的束之高阁，一次空谈。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不懂得辩证的发展。“荒诞”更像是尼采之后，世人为了安慰自己强行给文学插上的一对蜡做的翅膀，遇到太阳就会融化。

而至于贝克特，他对现实主义深恶痛绝。可是他没有发现自己的创作理念有一个致命矛盾。当他说出诞生即是死亡的时候，这句话语就完成了他创作的的所有使命。他否定了现实主义的所有技巧和手法，那么他也无法为其增添内容了。贝克莱的创作理念十分深刻尖锐，可是只具有一次性。当他完成这个作品，当他说出那句话时，他的创作就完成了，剩下的内容和他的其他作品，不过是对这个理念的一次又一次的临摹与投影。而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就很聪明了，他知道哲思的内涵只能被说出一次。所以他并不重复同一个主题，即使有，他的形式和寓体也在不断变化。而现实主义作家没有这种矛盾。他们把文学的璀璨当做不同天空下宝石闪耀的光芒，变化莫测。纳博科夫说文学的伟大在于风格和形式。这样他就不会陷入重复机械地工作中。因为每一次创作都是全新的尝试。而存在主义者无可避免地陷入一种重复的矛盾中。因此纳博科夫肯定是坚守现实主义阵营，而且坚持文学创作的纯粹性，不会搞那些花里胡哨的革新理念。有一段趣闻就是纳博科夫谈论福楼拜时，他觉得福楼拜的写作还不够细心。他说：福楼拜写苍蝇在杯壁爬，其实他搞错了，苍蝇其实不是爬，而是用走的，一边走一边搓搓手。这种细微入至的观察，这种对细节的考究其实本质上和我们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对托尔斯泰的崇拜不只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是对其艺术理念的一种契合和赞同。

纳博科夫和妻子薇拉下棋

思想是一次性的，一旦说出，其余的东西不过是其机械地临摹。
所以文学并不是宣扬传世真理和说教，也不是标新立异的马戏。而是充满趣味内容和隽永形式的宝石，在不同的时代下闪耀出不同的时代光芒。这也是经典能够存在的原因。我们总能从红楼梦和莎士比亚中获得新的启示。不过文学是充满包容性的，正是世界的包容太小，我们才潜入另一个世界，它包容一切，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包容纳博科夫，还包容你。

作者:凤鸣笑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