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是位真正的艺术家，他与说教式作家如高尔基之流有着本质的区别，高尔基属于那种幼稚而又神经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对俄罗斯农民只要一点耐心加和蔼可亲就解决问题了，殊不知这些命运悲惨的半野蛮状态的农民也是最深不可测的。我们不妨以契诃夫的小说《新别墅》为例。
一位有钱的工程师为自己和妻子建了一所房子；有花园，有喷泉，有玻璃球，只是没有耕地——他的目的是为了能呼吸新鲜空气，放松消遣。他还有两匹马，外形俊朗，皮毛油亮，健康强壮，鬃毛纯白。两匹马还惊人地相像，马车夫把它们牵到马蹄匠面前。
“良驹，真正的良驹！”马蹄匠说道，他一脸敬畏地凝视着马儿。
一个老农民走了过来。“噢，”他面带狡黠，含讥带讽地微笑着说道，“白是白得很，又有什么用处？要是我那两匹马儿喂饱了燕麦，它们一样光滑可爱。我倒想看看让这两匹马去耕田种地，再狠狠给抽上几鞭子会是什么样儿。”
如果是在一个说教式的故事中，尤其是那些思想与目的都正当的作品，老农说出的这句话就是智慧之言，他简单而深刻地表达了生存法则，故事再下去就会描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头，是上升农民阶级觉悟的象征云云。契诃夫怎么做呢？很有可能，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把一个被那个时代的激进分子奉为神圣的真理放进了老农的脑袋。他所感兴趣的是，这样的描述真实地再现生活，真实地展现人的性格，作为人物而不是象征的人——一个人说这样的话不是因为他是智者，而是因为他总想让别人不舒服，想破坏别人的好心情：他恨这些白马，恨那个肥胖英俊的马车夫；他自己是个孤独的人，是个鳏夫，生活索然寡味（他不能干活，因为他有病，他管那病叫“ grys ”[疝气］或者“ glisty ”［寄生虫］)。他有个儿子在一个大镇上的糖果店工作，他从儿子那儿要钱度日，每日里无所事事地晃悠，如果遇到一位农夫带回家一根木头或者鱼竿，他就会说“这木头是烂的”，要么“这样的天气鱼是不会上钩的”。
换言之，契诃夫没有使人物成为说教的媒介，没有遵循高尔基或其他苏联作家认为的社会主义真理，紧接着把那个人物描绘成一个高大全（正如在普通的资产阶级小说中，如果你爱你的母亲，爱你的小狗，你就不可能是个坏人），契诃夫所做的是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去顾及什么政治寓意或者写作传统。[1]顺便说一句，我们会注意到他笔下的智者通常是一些波洛涅斯[2]式的无趣的人。
契诃夫笔下最好的和最差的人物似乎都有这样一个基本观点：除非俄罗斯大众具备了真正的道德和精神文化，以及健康与财富，否则，就算那些最高尚、心存最大善意的知识分子们再架桥铺路修建学堂，而伏特加酒吧比比皆是，他们的努力终将白费。他的结论是：纯粹的艺术、纯粹的科学、纯粹的学问，它们不和大众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最终来看，它们的成效会远远超过那些慈善家们的笨拙糊涂的努力。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契诃夫本人就是一个契诃夫式的俄国知识分子。
——————
契诃夫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刻画出深刻的悲剧性人物，这一点没有哪个作家能比得上他。我们可以引用他的《在大车上》里的一句话来总结这类人物：“真奇怪啊，她心里想着，为什么上帝要将甜美的性情，忧郁、美丽而又善良的眼睛给了那些软弱、不幸而又无用的人们——他们又为什么如此吸引人呢？”《公差》里那个村子里送信的老头，他在雪地里走了一里又一里的路，干着无关紧要毫无用处的差事，对此他既不明白也不质疑。《我的一生》里的那个年轻人，他离开舒适的家，成了一名可怜的房屋油漆工，只是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令人作呕的痛苦虚伪的小镇生活，这一生活的集中象征就是他的建筑师父亲为小镇建的那个张牙舞爪的可怕的房子。有哪个作者可以忍住诱惑，不作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对比呢：父亲建房子，而儿子注定粉刷房子。但是契诃夫对这一点甚至连暗示都没有，一旦做了强调，整个故事的文学价值都会打折扣。在《带阁楼的房子》这个故事中 ，有一个脆弱的年轻姑娘，她的名字在英语中很难发音——脆弱的蜜修斯，在秋日的夜晚，她裏着一件棉布外衣，瑟瑟发抖，故事中的“我”把他的外套披到她瘦弱的肩膀上——于是她的窗口亮起了灯，一段浪漫情事上演了。《新别墅》中的那个老农，他几乎是恶毒地曲解那位有着徒劳而半温不热的同情心的古怪乡绅，但同时老农内心深处却又为乡绅真诚地祝福；老爷有一个洋娃娃般娇生惯养的女儿，一次因为别的村民对她不友好，她哇哇大哭，老农便从袋中掏出一个沾着面包屑的黄瓜，塞到她的手里，对这个被惯坏的资产阶级小孩说：“不要哭了，小姐，再不然妈妈会说给爸爸听，爸爸就要把你打一顿了”——这番话准确揭示出他自己的生活习惯，作者并没有对此作任何强调或者阐释。《在大车里》的那位乡村女教师，她可怜的白日梦被崎岖不平的道路所打断，被车夫那个粗俗但并无恶意的绰号所打断。还有契诃夫最震撼的小说《在峡谷里》，那位温柔、淳朴、年轻的农民母亲丽帕，她的赤裸通红的婴儿被另一个农妇泼滚水生生烫死了。前面一个场景多么精彩，那时婴儿仍然健康快乐，年轻的母亲和他一块儿玩耍——她走到门旁，又折回来，她远远地向孩子鞠一个躬，说声尼奇夫先生早上好，然后就冲过去抱住小孩，一面发出充满爱意的叫声。还是这个精彩的故事里，一个可怜的农民流浪汉向女孩讲述他在俄国流浪的经历。一天，在伏尔加的某个地方他遇到一位绅士，这位绅士也许是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被驱逐出莫斯科，绅士瞥了他一眼，看到他破烂不堪的衣服，看到他的脸，然后大哭起来，大声道，农民这样说着，“天呐！”绅士对我说，“你的面包是黑的，你的生活也是黑的。”
通过暗示和潜台词来传递某一确定的意义，契诃夫属于最早依赖这一写作方法的作家之一。在丽帕和她孩子的这个小说中，丽帕的丈夫是个骗子，后来被判刑去做苦工。在此之前，他的行骗勾当还很顺利的时候，他常给家里写信，字写得很漂亮，但不是他写的。一天，他无意间透露是他的一位好朋友萨莫罗多夫代笔写的。在小说中，我们从来没有遇到他的这位朋友，但当他被判刑去做苦工的时候，他从西伯利亚传回的家书依然还是同样漂亮的字迹。故事就是这样，但显而易见，那位好心的萨莫罗多夫，不管他是谁，之前和他就是诈骗同伙，现在又在一起服苦役。
——————
一个出版商曾对我说过，每一位作家身上的某处都刻着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他每部作品的页数极限，它是作家创作长度的极限。我记得我的数字是385。契诃夫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好的长篇——他是位短跑选手，不是位有耐力的长跑运动员。他好像不能长时间持续关注他的天赋所感知到的周围的生活模式：他的天才的活力只能维持到完成一部短篇小说的创造，如果要变成一部长篇或者连载小说，则他的天赋便会拒绝保持鲜活。在他身上表现的剧作家的素质也只是他作为一个长的短篇小说作家的素质：很显然，如果他尝试写大部头的小说，那么剧本所表现出的缺点也会同样出现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有人拿法国的二流作家莫泊桑（有时因某种原因也叫德·莫泊桑）来与契诃夫作对比；这样的对比从艺术角度来看是对契诃夫的伤害，但是这两个作家的确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写不了长篇小说。莫泊桑曾强迫自己的笔跑出更远的距离，超出他自己的自然禀赋，譬如他写下了 Bel Ami (《俊友》）和 Une Vie (《一生》)，但结果证明他的长篇小说充其量是一系列短篇小说被人为混合在一起，留给读者的印象是不连贯的，那股推动主题的内在洪流荡然无存；但对于天才的长篇小说家福楼拜和托尔斯泰来说，这是他们写作风格中最自然不过的一部分。契诃夫年轻时曾试图写一部长篇，但后来他再也没有尝试过大部头的写作。他最长的小说，比如《决斗》或《三年》仍然属于短篇小说。
契诃夫的作品对于有幽默感的人来说是让人伤心的作品；也就是说，只有具备幽默感的读者才可以真正感受到其悲哀。有些作家，他们的幽默给人感觉介于窃笑和哈欠之间——其中很多是专业幽默作家。还有一些作家则是介于吃吃的笑与呜咽的哭之间——狄更斯的作品就属于这一类。还有一类很糟糕的幽默是作者刻意设计的，目的是在一场悲剧性的场面之后取得一种技术上的松弛感——但此种幽默与真正的文学相去甚远。契诃夫的幽默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它是纯粹契诃夫式的幽默。事物对他来说既滑稽可笑又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你看不到它的可笑，你也就感受不到它的可悲，因为可笑与可悲是浑然一体的。
俄国的批评家注意到契诃夫的作品风格、他的词汇选择等没有显出诸如果戈理、福楼拜或者亨利·詹姆斯那样特殊的艺术文风。他的语汇贫乏，他的遣词造句微不足道——华丽的词藻、刺激的动词、热烈的形容词、薄荷甜酒似的表述词，用银盘托着呈上来，这些对契诃夫来说都是陌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果戈理是新动词的发明者，但契诃夫不是；契诃夫的文学风格可以用穿休闲装去参加舞会来形容。这样，如果人们试图说明一个作者即便不使用华美生动的词藻，不特别在意句子的曲线矫饰之美，仍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艺术家，那么契诃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屠格涅夫坐下来谈论一道风景，你会发现他关心的是短语上所起的褶缝；他跷起腿，眼睛留意的是袜子的颜色。契诃夫并不在意这些，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不重要——对于有些作家来说，处在一定的心情状态下，这些就都是自然而然且非常重要的事——但对于契诃夫来说不重要，因为他秉性中从不知道词的创新是怎么回事。他甚至并不在乎那些不合语法或者松散的新闻体句子。[3]虽然说契诃夫可以容忍一些瑕疵（一些聪明的初学者都可以避免的瑕疵），虽然说他毫不介意词语中的“普通人”，也就是“普通词”，但是他还是很成功地传递了艺术之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且远远超过了许多自认为了解文章之美的作家，这就是契诃夫神奇的魅力所在。他把文字置于同样昏暗的光线下，置于同样的暗灰色中，介于旧篱笆与低云之间的颜色。情绪之多变，智慧之迷人，人物艺术构建之风雅，细节之生动，生命之渐隐——这些契诃夫式独特的艺术特征——被隐约如虹彩般的语言的朦胧渗透着，包裹着。
契诃夫从容而微妙的幽默弥漫于他所创造的人物的灰色生活中。对于俄国的哲学批评家或者关心社会益的批评家来说，他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俄罗斯人物类型的独一无二的阐述者。我很难解释这种类型过去是什么、现在又是什么，因为它和俄国十九世纪整个的心理和社会历史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展现在契诃夫笔下的人物是迷人的但又是无用的话，这种说法不确切。更确实一点的说法是，他笔下的这些男人女人之所以迷人正是因为他们的无用。但是，真正吸引俄罗斯读者的是他在契诃夫的主人公中认出了那位俄罗斯知识分子，俄罗斯理想主义者，一种古怪又可悲的生物，对他外国读者知之甚少，而眼下在苏联也不可能存在。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一类人：他集高贵情操和软弱无能于一身，这种情操到达人类所能及的最深层次，而同时他又无力将其理想与原则付诸行动，简直无能到了近乎荒谬的地步；他投身于道德的美善、人民的幸福、宇宙的安宁，但个人生活上却做不出任何有用的事情；他在模糊的乌托邦梦想中耗费着自己身处郊县的生命；他明知什么是好时，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东西，但同时又越来越深地陷入平凡存在的泥淖，爱情不幸福，做任何事都没有效果——一个做不了好事的好人。他们或是医生，或是学生，或是乡村教师，或是其他各类职业人——这些就是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
使那些热衷于政治的评论家恼火的是，在契诃夫的小说中，作者在何地方都没有把这类人归属于任何一个政党，也没有给这类人赋予特定的政治纲领。但是，这正是整个的关键所在。契诃夫笔下那些无用的理想主义者既非恐怖主义者，也非社会民主主义者，既非刚萌芽的布尔什维克，也非其他俄国数不清的革命党派中数不清的成员。重要的是，这些典型的契诃夫式的主人公是一种含糊而美丽的人性真理的不幸载体，这是一个他们既无法摆脱，也不能承载的负担。我们在契诃夫的小说中看到的是一连串的跌绊，但这个人之所以跌绊是因为他总在凝视着繁星。他不高兴，也让其他人不高兴；他爱的人不是他的同胞，不是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而是远在天际的人。遥远国度的一个黑奴，或者一个中国苦力，或者偏僻乌拉尔地区的一个工人，他们的困境比起他的邻居或者他的妻子所遭受的困境来说，使他有一种更深切的道德之痛。契诃夫在安排这些战前的和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微妙的变化时感受到一种特别的艺术乐趣。这些人会做梦，但他们不会统治。他们破坏了自己的生活也破坏了别人的生活，他们愚蠢、软弱、无用、歇斯底里；但是契诃夫认为一个会产生这类特殊的人的国家，才是一个应该受到祝福的国度。这类人错过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们躲避行动，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去筹划建造他们不能建造的世界；但是，这些人充满热情、自我克制、思想纯粹、道德高尚，这些人存在过，而且可能在今天那个残酷而肮脏的俄国的某地仍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着，只要这仍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个世界就仍然有着变好的希望——因为也许让人敬慕的自然法则中之最让人敬畏者恰恰是弱者生存。
正是基于这种观点，那些对于俄罗斯民众的疾苦和俄罗斯文学的辉煌同样感兴趣的人们，他们会特别欣赏契诃夫。契诃夫从来没有刻意在他的小说中为大家提供社会的或道德的启示，但是，他的天赋几乎于不自觉中揭示出比其他大量作家（比如高尔基，他们通过一些矫饰的傻瓜角色兜售自己的社会观点）更多的最黑暗的现实：俄罗斯农民的饥饿、困惑、卑屈、愤怒。甚至，我还可以说，如果有人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高尔基甚于喜欢契诃夫，他肯定永远无法把握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生活的本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将无法把握普遍文学艺术的本质。俄罗斯人喜欢把他的熟人朋友分成喜欢契诃夫的一类和不喜爱契诃夫的一类，仿佛是个游戏。那些不喜爱契诃夫的往往是不对劲的一群。
我衷心建议尽可能地拿起契诃夫的小说（即便是那些令人难受的译本），在小说中做梦畅游，契诃夫的小说本来就是让人做梦畅游的地方。在一个属于面色红润的歌利亚的时代，读一读关于柔软的大卫们的小说还是非常有用的。荒凉凄黯的风景，泥泞道路旁枯萎的黄花柳，灰色天际振翼而过的灰色乌鸦，在某个最寻常不过的角落里突然涌起一阵奇妙的回忆——所有这些可悲的昏暗，可爱的软弱，这个契诃夫的鸽灰色世界里的一切，在极权主义国家的崇拜者所描绘的那些强大自足的世界的虎视之下，所有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弥足珍贵。
译注：
[1] 纳博科夫在结束这一部分时删除了一段文字：“结论是：就其作品所传递的完美和谐来说，契诃夫与普希金是俄国最纯粹的作家。我觉得在同一个讲座里也提到高尔基对他本人是不公平的，但在高尔基和契诃夫之间作一个对比可以带来很多启示。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希望俄罗斯会是一个比现在更美好的国家。到那时高尔基只不过是教科书上的一个名字，但是只要白桦树、日落和写作的欲望仍然存在，契诃夫就会同在。”——原编者注
[2] Polonius，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奥菲莉亚的父亲，一个自以为智慧过人、人情练达的迂腐老头。
[3] 纳博科夫一开始写道“不那么在乎”，然后又写下一段话，被他删掉了，但这里保留下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臂如说与康德相比（根据福特·麦道克斯·福特的说法）康拉德试图寻找一个两个半音节的单词——不是两个也不是三个，必须刚好是两个半音节——他感觉绝对有必要用这样一个音节的词来结束某一段描写。对于康拉德来说，这完全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他禀赋的本质。契诃夫在结束那个句子时可能会用一个'in’也可能会用'out'，他根本不会注意到他句子结尾时的用词情况——这就是契诃夫比那个好老头康拉德伟大得多的缘故。”——原编者注
《安东·契诃夫》选自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三种《俄罗斯文学讲稿》，译者丁骏 王建开，上海译文出版社。
欢迎来读书
「林中空地」微信号
关于林中空地Clearing
用文学的语言、思想和审美，关注与介入生命。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