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伦·麦凯恩 作
流畅 译
《都柏林人》来到我们的书架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难以置信。一百年。从印刷厂的手排铅字到如今的电子文档，这部小说集依然能够潜入我们的皮囊，揭示我们是谁。
大部分写于1905年的《都柏林人》经过撕毁、焚烧、删改、退稿、复活、遗失、忽视、忘却、丢弃、鞭笞、剥皮，最后终于获得了赞誉。乔伊斯花了将近十年时间处理接二连三的退稿。他总共把它交给过十五个出版商。他们说，有些部分是诽谤。有些部分太污秽。有些部分反天主教。但也承认，有些部分很绚烂。
实际上，没有人怀疑这个年轻作家的能力——至少这个年轻作家自己不怀疑——可是当《都柏林人》最终在1914年6月15日出版的时候，只卖了几百册。这般的技艺换来了如此的沉默。人们可以想象一下，乔伊斯沿着的里雅斯特的一条运河踽踽独行，然后拐进了阴影里。
然而，他已经在写《尤利西斯》的初稿了。他清楚自己的才华。他内心的火焰熊熊燃烧。他想要得到更多的认可，这是所有小说家的诅咒——但已经有足够的评论意识到他的前途，有些人知道，这是天才。
如今，《都柏林人》已经融入我们的文学版图，但在二十世纪初，这样的作品此前并不多见，更别说出自一名爱尔兰作家之手，它极大地震动了传统的文学世界。乔伊斯猛然推开了冶炼场的大门。这些小说大多是在的里雅斯特写的，想象的燃料却是他在亲爱的肮脏的都柏林的生活。整部小说集的构造是有系统的，甚至是数学式的：故事的中心依次是童年、少年和成年。它涉及的主题有民族主义、精神瘫痪、自我中心、庸碌、贪婪。乔伊斯不怕住到普通人的街巷里去。他宣称自己想让爱尔兰人在一面擦亮的镜子里好好打量自己。他关心生活的道德影响——他甚至在写给弟弟斯坦尼斯劳斯的信中说，他想要“给人们某种思想的愉悦或精神的享受，把日常生活的面包变成一种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的东西……使他们在心理、道德和精神上得到升华”。这对任何作家来说都是非凡的使命，无论老少。
乔伊斯的风格是一种空前的纪录片式的现实主义加上一种美妙的电影式的扫视。这些小说包含了一些用英语写过的最美的句子。但它们间或有些怪异。词序有时有意显得笨拙。乔伊斯身上有一点查理·卓别林的味道。他朝星星转动着年轻的手杖。自信。空前。他在述说“琐事的意义”。他用词语嘲弄读者，甚至用词语嘲弄词语。他让读者进入故事，同时避开了道德判断。他在推动边界。叙事似乎处于未完成状态——至少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是如此。情节被削弱。故事里有一股柏油味——它们紧贴着街道。那些曾经被视作无足轻重的人——女工、在煤气厂工作的男孩、抹大拉洗衣房的姑娘们——时常处于故事的中心。
乔伊斯大胆地迈入了他未来的风格。
同时，他也开始在伟大的艺术家最终为自己划出的那片领域栖居，运用他所熟知的，从而远远超越他可能熟知的。他抓取了童年鲜活的景色，将它变成了某种普遍的东西。扩大意识的范畴。赋予未知以力量。甚至这本书在销售上的失败，也蕴含着某种生机。缩回角落里的乔伊斯只能再次跳出来。出版《都柏林人》的时候，《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正在路上，《尤利西斯》的初稿也已经在写了（1914年3月）。许多人物——达尔西、海涅斯、鲍尔、加拉赫，等等——轻盈地跨过这些故事，最终将更加丰满地出现《尤利西斯》里。乔伊斯已经在审视后来在他的作品中十分明显的循环历史观。有段时间，他甚至打算再加入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利奥波德·布卢姆的雏形。
用都柏林的话来说，乔伊斯奉上了“开晓酒”（rozziner）——一天当中的第一口酒，演奏前涂抹琴弓的松香。
天亮了，先生们。
1963年——在乔伊斯逝世二十二年之后——出生于布鲁克林的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假设了一种三个一组的基本粒子。他称之为“夸克”（quark），名字源自《芬尼根守灵夜》中的句子。
这一命名是欢乐的意外。盖尔曼已经决定将核子的基本构成称为“郭克”（kwork）。但他试图寻找一个谐音而有意义的词。他正在引领潮流，创造了一种以不确定和事实为基础的全新的科学语言：像“旋转”、“魅力”、“味道”、'“颜色”这样的名称很快就出现在了科学刊物上。科学语言正走向诗意。因此，要寻找一个新的开端的话，还有哪里比《芬尼根守灵夜》更好呢？毕竟这是二十世纪最具野心、最复杂的小说了。在浏览的过程中，盖尔曼发现了一首十三行的诗，其中有这么一个句子：“向麦克老人三呼夸克”。这首诗既粗俗又欢乐。盖尔曼很喜欢。它神秘地击中了他的心。“夸克”（quark）很可能是指一种海鸟在飞过都柏林的天空时的叫声“垮克”（quawk），但没关系，乔伊斯也改变了发音。实际上，更加吸引盖尔曼的是“三呼夸克”的“三”，这与他假设的亚原子粒子有三个正好相符。而且这个词语令人想起液体与河流。夸克，垮克（鸟叫声），夸脱（容量单位）。
很快，“夸克”这个看似漫不经心的词语成了构成我们世界的基本粒子的同义词。
但粒子也是由粒子构成。过去在我们身后堆积。如果说《芬尼根守灵夜》是我们为内部粒子寻找语言的场所，那么必须说，分解原子的是《尤利西斯》。而给我们一个实验室开始工作的，则是《都柏林人》。
今天难以想象的是，在七十年代的都柏林，关于乔伊斯的东西并不多。格拉夫顿街上看不到雕像。布卢姆日前后也没有什么欢庆声——至少据我所知没有。提起乔伊斯的名字，依然会隐约地引起天主教徒的难堪。我的学校基本回避他的小说——统治着课本的是莫泊桑，而不是乔伊斯，他依然是一个边缘人，只适合专家学者。
关于乔伊斯的一大谬论是他太晦涩了。年少时，我总是被这一神话所笼罩。乔伊斯的世界似乎高不可攀，充斥了太多思想。我想当作家，也浅尝了一点乔伊斯，但从未真的“懂”他。我一直隐约觉得必须设法正确地、深入地、像读法律条文一样仔细地研读他的作品，但说实话，我总是躲着他。他太艰深。太爱尔兰。太刻毒，太苍白，到处是上帝。还有许多别的书可以读——比如凯鲁亚克和布劳提根，他们可以带我远离我的国家，远离基督和恺撒。或者狄兰·托马斯和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但绝不要乔伊斯。这个和我来自同一座城市的人是我选择忽视的。理由并不新鲜：我还没准备好把手从脸上放下来。
直到二十多岁，我远涉重洋，跑到德克萨斯州念大学时，才被要求正确地、仔细地研读文本，不拘以任何方式估量它们，弄懂它们。我与家园相隔万里，开始能够透过指缝窥见一些东西。与其说是乡愁，不如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的阅读从《都柏林人》开始——特别是《死者》。之前我读过这篇小说，但这一回它抽走了空气中的所有氧气。我记得自己清醒地走在瓜达卢佩街上，却感到醉醺醺的——那些句子诱发了一种全神贯注的麻痹。乔伊斯写得仿佛世界取决于此一样。“一个接一个，他们都将变成幽灵。最好是在某种激情的鼎盛时刻勇敢地进入那另一个世界，而不要随着年华凋敝，凄凉地枯萎消亡。”“他的灵魂慢慢地睡着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后的结局似的，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身上。”当然，我的目光首先是落在这最有名的句子上，但我从这时起就知道，我大概永远不会再读到这样的东西了。我只花了一两个钟头研读这篇小说，但我知道，它的影响将持续一生。
这是那个最初的原子。
《死者》的令人眩晕之处在于，即便死了，迈克尔·福瑞其实还是远比加布里埃尔·康洛伊更具生命力。死亡带走了许多东西，但它没有带走迈克尔·福瑞的故事。迈克尔总是可以为格丽塔而死——这就是他活下去的方式。生者与死者相聚于同一场雪下。他们通过叙述的行为和叙述的艺术活着。作为读者，我被推入了一种简单而优雅的顿悟之中——而这顿悟的一部分就是长久以来我一直躲避着它的益处。
我从《死者》往回翻，开始重读整个小说集。现在，《阿拉比》为我开业，那条灯火辉煌的大道。我明白了《一小片云》的主旨，认出了“曾是都柏林贵族府邸的荒凉的、幽灵似的大宅”。我的城市复活了。这些是我的曾祖父母的街道。我可以理解《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我可以品味伊莉莎的词语误用——“一种配备风湿（充气）胎的”新式马车。现在，是为《死者》拉开序幕的莉莉——她“在字面意义上”跑掉了脚是什么意思？
乔伊斯有个著名的说法，他写《都柏林人》用的是一种“一丝不苟的卑微的”风格。一方面，他是在说明自己如何笼络语言，将词语捣实，给身为作家的自己套上缰绳。另一方面，他指的是他所面对和审视的那些都柏林小生活的卑微。《都柏林人》的胜利在于大多数的主要人物——以及不在场的读者——都完成了一种顿悟。这种顿悟时常是模糊的，含蓄的。我们必须努力步入其中。这是一种堪比创造性写作的创造性阅读。《死者》有一种可怕的饥荒的属性。整个爱尔兰的历史似乎深嵌其中。对食物和好客的强调，以及那场漫天大雪，会让读者疑惑格丽塔会不会以一种标志性的爱尔兰形象，将她的脚搁在加布里埃尔的胸膛上取暖。她不会。这一顿悟是基于现实的。
当我终于让自己“接受”乔伊斯的时候，我意识到他的作品是在刻画“艰辛中的欢乐”。我自己的顿悟针对的是自己有害的狭隘，我必须摆脱这种狭隘，或者至少得尝试这么做。《都柏林人》里的故事，它们的戛然而止，它们的缺乏戏剧性的解决之道，它们经常出现的重复，要求作为读者的我们去不断地评估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这证实的不是我们遭遇的“卑微”，而是意义。
《都柏林人》体现的是这样的观念：艰辛，或者料想中的艰辛，是一种欢乐。这是一种令人豁然开朗的想法。
如今，在二十一世纪，都柏林几乎都乔伊斯化了。他的雕像在城市里随处可见。时钟。茶桌布。三明治。T恤衫。甚至电脑App——可以让我们测试乔伊斯出的难题：“如何穿过都柏林而不碰到任何一家酒馆”。（如今更大的难题是如何穿过都柏林而不被“乔伊斯化”。）今天的大部分学生都可以轻松地告诉你夸克是什么。乔伊斯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他已经成为结构的一部分。既是夸克，也是垮克。
被发现的不是乔伊斯的天才——这一直都在那儿——而是文学将自身与生存构造紧密相连的能力。实际上，可能会被一些人看做是粗鄙的商业化的是这样的观念：想象力是重要的，词语永存。文学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功能，虽然并不总是得到承认，但它就在那儿。我们可以发现，去年“那面擦得干干净净的镜子”依然可以照出我们的形象。
一百年了，加布里埃尔·康洛伊就像你和我一样真实。玛丽亚在抹大拉洗衣房干活，她的故事仍在浮现。吉米·道尔——乘着游艇飘荡在利菲河上——依然在把钱输得精光。伊芙琳永远即将逃离。汤姆·基尔南依然饱受天主教困扰。还有，值得笑一笑的是，弗雷迪·马林斯还在给他裤裆扣纽扣。
这些生命是重要的——一直是重要的。乔伊斯让我们懂得，我们不是只有一生可活。只要栖息在文学中，我们想要多少生命就有多少生命。有些是被诅咒的。有些不是。而我们最终遇到的，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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