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亨利·詹姆斯
文 | 艾略特
译 | 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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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詹姆斯 (1843-1916)
约翰·辛格·萨金特 绘
亨利·詹姆斯去世已有一些时候了。英国文学的潮流并没有因为他生前的创作而得到明显的转变；也许詹姆斯会继续被看作是一件极其精巧但又微不足道的古玩。潮流倒是无关紧要的；尽管看詹姆斯作品的读者寥寥无几，但这并没什么关系。至于詹姆斯的“影响”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受到一位作家的影响就等于是从他那里获得一种偶然的灵感；或者说等于得到了你所渴望获得的东西，或者说等于看到了你所忽略的东西。毕竟，世上总有那么一些理解力很强的人能读懂詹姆斯的作品，而为少数理解力强的人所理解，正是一个人所需要的最大影响。在这一切之中，最无关紧要的就是，在像维多利亚文学时期切斯特顿先生的行列那样一种市长老爷的炫耀虚饰中，他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应当说明的一点正是，詹姆斯具有一种与他以前的文学或者也许与他之后的文学都没有任何联系的独特的重要性；然而，这种重要性竟被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忽略了。
▲《亨利·詹姆斯小说集》书影
莱昂·埃德尔 编，1962年
刘远 摄
我认为，任何一个非美国人是无法正确地欣赏詹姆斯的。詹姆斯小说中最卓越的美国人形象，尽管有着华丽的外表、明显的轮廓以及笔法上的简洁朴实，仍然有着丰满的生命力和一种欧洲读者难以猜测的外部关系脉络。例如，贝利加德一家不过是聪明的外国人描绘出来的一些善良的、但却外表可笑的古怪人；在故事的后半部分，当人们希望从他们身上得到更多东西时，他们自己却突然进入只不过是感情夸张的狂热之中了。从一切外表上看来，汤姆·特里斯特拉姆是一个更加微不足道的怪人。欧洲人一眼就能识别出他，因为他们曾经看见过他，并且了解他，他们甚至还打入了西方俱乐部。
▲ 亨利·詹姆斯手稿
但是，没有一个欧洲人的脾性中有着汤姆·特里斯特拉姆气质，从一开始参观卢浮宫起直到最后说：巴黎只不过是白人可以居住的地方时，都不具备他的气质。最终的完美境地，即一个美国人的完美成熟并非是成为一个英国人，而是成为一位欧洲人。这是一种任何出生于欧洲的人以及任何欧洲民族的人所不能达到的境地。汤姆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失败潦倒者，一个天生的不幸者。甚至连帕克德将军、C.P. 海奇以及基蒂·厄普约翰小姐这样的人都有着一种克莱尔·德·辛特莱所缺乏的真实性。当然，诺米埃是完美无瑕的，但是诺米埃这个人物是具有理性的人们眼里的一个成果；她的存在是理性的胜利，这并没有超越出这一形象的结构框架。
▲ 亨利·詹姆斯《真品》插画
鲁道夫·布莱德 绘
1892年
对于英国读者来说，詹姆斯对美国的批评有许多肯定只是想当然的。英国读者们之所以能够欣赏这些批评，是因为它同各个地方的批评有着某种共同之处，比方说，与法国的福楼拜和俄国的屠格涅夫就有着共同之处。尽管如此，这对于英国人来说，仍然应当有着一种高于这些作家的作品的重要性。没有一个英国人可与詹姆斯相比拟，至少说，他是用英语写作的。
作为批评家，英语世界的任何一位小说家都无法探讨他，甚至连广大读者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懂得“批评家”这个词的含义（批评家的一般定义是不能从事“创作”的作家——也许是一位书评家）。
▲ 亨利·詹姆斯《奉使记》插画
1963年
而詹姆斯则毫无疑问，不是一位成功的文学批评家。他对作家及其作品的批评是苍白无力的。写到小说家时，他只是偶尔才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不是根据对主题的判断创造出一个有价值的句子来。
其余的部分则是颇有魅力的谈话，或者温文尔雅的赞美之词。人们猜测，他甚至在对待能够进行鞭辟入里分析的人——爱默生或诺顿——时，格调都是不稳定的；总是存在着一种慷慨大度的希望，一种政治上的动机；此外，他还承认（在评论美国作家时），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所能达到的最完美的境地，或者说它有着美好的特色。在这里他的父亲比他更为目光敏锐。亨利算不上是一位文学批评家。
▲ 1897年的亨利·詹姆斯及公寓
他是一位从不以概念为对象、而以活生生的人为对象的批评家。这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独创性的批评。那些人物，其中最丰满的，个个都是富有特色的成功创造：黛西·密勒的小弟弟就是其中之一。每一个人物都以一种清晰单调的白描手法勾勒出，从它本身的一种真实中提取精华，因而显得真实丰满。所描写的一切对于那种个体来说都是真实可信的，但是这些东西由于其本身在一个总体结构中的地位，都是以巨大的艺术力量精心选取的。总的结构并不是一个人物，也不是一个情节或仅仅一大群人中的一组人物。焦点是一种情境，一种关系，一种氛围，而那些人物则用来为这些场景和氛围服务，但是这些人物只能提供作者所需要的东西。
▲ 亨利·詹姆斯《黛西·密勒》插图
1982年
在詹姆斯的任何小说中，真正的主人公只是以男人和女人为组成要素的社会实体。例如，在《欧洲人》中，温特沃斯家里的那些成员的特殊组合，就是这样一种情景：其中一些难忘的场面只是永恒的部分，而这种情景只不过是必然要连续发生的。在这方面，你可以说，詹姆斯是颇具戏剧性的；他为理解力强的读者所描绘的正如同皮奈罗和琼斯先生过去常为广大公众所表演的那样。正是在由那些难以捉摸的人物以及这些奇怪的积淀物和爆发性气体的神秘变化中，詹姆斯是无可匹敌的，而那些积淀物和气体则是通过思想的交锋而突然形成的。与詹姆斯的人物相比，其他小说家的人物仿佛只是出于偶然才出现在同一本书中似的。
▲《亨利·詹姆斯传》书影
莱昂·埃德尔 著，1962年
刘远 摄
当然，在这种发现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可怕的东西，如同流沙那样使人困窘，尽管在诸如《旋转螺丝》这样的小说中，这种可怕的因素只是绝对占主导地位的。这种手法曾在霍桑的作品中得到部分体现，但是詹姆斯却把这种手法进一步发展了。因此这不仅使作品中的人物，而且使读者也心神不安地成了一种无情的洞察力的受害者。
詹姆斯的批评天才最有效地表现在，他能够驾驭并能令人迷惑地摆脱观念的束缚。这种驾驭和摆脱也许是作为对超凡的理解力的最后考验。他的头脑聪明过人，任何概念都无法使之混乱。英国人出于对法国的不加批评的推崇（在当代），总喜欢把法国称为观念的故乡。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词歪曲为真理的话，或至少说曲解为一种赞美之词的话，那这个词倒应当有这样的意思：在法国，观念受到十分严格的看待。它是不能随便偏离的，而是要保存好，以检验城市因为有植物园而产生的自豪感，并且颇有节制地在公众所必需的场合下草草了结。
▲《旋转螺丝》在《科利尔周刊》连载时的插画
艾瑞克·佩普 绘
1893年3月
另一方面，英国如果不是观念的故乡，那至少也已经在一段时间内变得观念成灾了，而大约就在这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则变得兔子成灾了。在英国，观念泛滥成灾，并在感情的草地上吸取养分。我们不是在用自己的感情来思考（一种迥然不同的东西），而是用自己的观念在使我们的感情堕落；我们创造了政治上的、感情上的观念，同时却回避了感觉和思想。乔治·梅瑞狄斯（卡莱尔的门徒）有着丰富的观念；他的警句是一种代替观察和推理的信乎可得的东西。切斯特顿先生的头脑里充满着各种观念；我丝毫看不出它在思考。詹姆斯在自己的小说中很像是坚持一种观点的最卓越的法国批评家，他坚持的是一种没有被寄生观念触及的观点。他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富于理解力的人。
▲ 约瑟夫·彭内尔《罗马圣柱廊》
《意大利时光》插图
在各个地方都以外国人的身份出现，这也许对他那天生的智力是有帮助的。自从拜伦和兰多以来，似乎没有哪个英国人从侨居国外获得多少裨益。我们已经有了从切尔西看到的伯明翰，但还没有从贝登或罗马看到的（真正看到）切尔西。来自一个无人愿意前往造访的幅员辽阔的平原国家，确实有着种种优越条件：这些优越条件是屠格涅夫和詹姆斯两人都享有的，但并没有为他们赢得公众的承认。欧洲人比较喜欢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获取俄国的概念，同时我们照样可以说，他们也喜欢从弗兰克·诺里斯（如果不是从欧·亨利）那里获取美国的概念。因此，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作家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同胞，在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也像他们那些不同类型的同胞一样，往往显得呆滞愚昧；美国人也是如此。美国人也鼓励过这种一般形式的小说，或者说是一个公式或概念，通常显得像是吃肉的方下巴或薄嘴唇那样。他们很喜欢听别人说他们是一批商业海盗。
▲ 19世纪80年代的华盛顿广场公园
《华盛顿广场》以此为背景
此外，这种小说向他们提供了一些轻而易举就忘却的东西，特别是当他们希望抛弃美国的时候。因此，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在英美两国都大获成功，尽管那种认为《深渊》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在于讽刺了下班后的芝加哥社会的说法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我认为，这种讽刺是相当无意识的；诺里斯只不过真实地反映他所熟悉的生活罢了）。
美国人总喜欢把所有这些富于商业精神的画面展现在外国人的眼帘，对此，詹姆斯则不动声色地不屑一顾。同时，在证券交易所关门后的同胞身上大做文章方面，在越过大西洋寻觅本国同胞的罪恶和荒诞行为方面，以及在揭露由这些罪恶和荒诞行为占主导地位的尊严和文化方面，詹姆斯也许是自觉内疚的，而那些东西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似乎只是令人反感的欠妥当行为。指望他们感激未免有点太过分了。况且英国的公众如果更有意识的话，也许就是在微笑面前也不太会更觉舒服的，尽管这种微笑远远不至于突然变成英国式的大笑。
▲ 威廉·惠勒《女继承人》(1949) 剧照
改编自《华盛顿广场》
亨利·詹姆斯的逝世如果曾引起人们注意的话，那在“大西洋两岸”都会使人感到相当宽慰了，也会使得英美之间的友好谅解得到巩固了。
本文选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王宁、顾明栋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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