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1]
一、文本理论在萨义德
研究工作中的地位
萨义德的智识生活中贯穿着至少三个看起来彼此分离的事业，这使他具备了貌似难以调和的多重身份。研究康拉德（及一众欧洲经典作家）、关注文学批评的现状及走向时，他是比较文学系的教授、专业学者；研究东方学话语的生产、运作机制，揭露欧洲支配非欧洲世界的权力意志时，他是文化批评家、哲理性的政治学家；书写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在辗转、流离中承受死亡威胁时[2]，他是政治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相信在一些已经完全适应了专门化的知识生产方式，或是被学术界的分化、封闭状况限制了想象力的人看来，这些操作一时间让人心生崇敬，一时间又让人感到费解甚至不适。在萨义德所有的论著和批评思想中，《东方学》以及殖民话语理论有着几乎盖过一切的巨大声望；有关巴勒斯坦和伊斯兰的写作构成他作品全集中最大的一部分，但也是最少受批评家关注的一部分[3]；在殖民话语理论和知识分子论的研究风口过后，一些学者开始挖掘他的文学批评实践和文本理论；等等——诸如此类的现象是费解、不适的典型表现。
其实在萨义德那里，这几个事业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自己自始至终都只有一种身份。因为对他来说，知识生产是实现自身现实关怀的主要途径，文学研究方面的理论思考和知识训练，是开展文化批评、政治实践的核心能力支撑。比如谈到批评家的角色时，他说一个人不应该就那样接受自己的专业地位所预先规定的行动形式，而应该在自己的能力和训练所允许的范围内，探索一种介入更大的世界的方式[4]。再比如回顾自己的研究生涯时，他说：“是我作为大学学者的生活让这本书以及就此而言，我的总体智力劳动得以可能。”“我从没教授过任何关于中东的课程，我的学术训练以及教学内容是欧洲和美国的人文学，我是一名现代比较文学的专业学者。是大学以及与两代一流的学生、出色的同事之间的合作，让这本书包含的审慎的思考和分析工作得以可能。”[5]萨义德的文本理论即是其人文学训练和批评思想的精华，为他实施殖民话语分析，书写伊斯兰、巴勒斯坦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文本理论有助于深入、系统地把握他的整体研究工作。就像阿希克洛夫特（Bill Ashcroft）和阿卢瓦利亚（Pal Ahluwalia）说的：“也许，读者最熟悉的爱德华·萨义德，是《东方学》（1978）的作者，以及不断发展的后殖民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一位领军人物。但只有在把握了他关于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批评本身的功能的看法之后，我们才能充分理解他的作品的这个更为人所知的方面。”[6]
二、作为在世的存在：
萨义德的文本本质观
在萨义德看来，文本是一个在世的存在（a being in the world）。重申文本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是这个判断最表层，但也最核心的涵义。客观地说，在文学批评的学术史上，这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而且，在文学研究终于通过反抗科学实证主义和实际的方法论建构摆脱了附庸地位以后[7]，又去提那些外在因素，很容易让人怀疑是在向还原论或庸俗决定论复归。加上萨义德不断强调语文学于文学解释活动的价值，乍一看这一命题，很难不想到复古主义的把戏。
事实上，萨义德是站在批判实体本体论的立场上重申文本的世界维度的，就像这句话说的：“即使我们接受（我大体上接受）海登·怀特提出的论点——无法绕过文本来直接把握'真实的’历史——也仍然可以说，这个主张没必要消除对文本自身就涉及以及表达的事件和境况的兴趣。”[8]也就是说，他不认为文本是传达、再现一个先在世界的工具，同时也不主张割断文本与生活世界、历史现实之间的联系。就像阿希克洛夫特和阿卢瓦利亚说的，他要在两个极端之间斡旋[9]。所以，在世性（worldliness）文本观不但不是简单的复归，而且就像迈克尔·伍德评价萨义德的批评思想时说的，不仅来自于现代主义，还对现代主义做了全面的再检讨和更新，属于活力充沛的后现代[10]。
萨义德：《世界，文本与批评家》，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11]
萨义德所说的“世界（the world）”是维科的“民族世界（world of nations）”的通俗、一般化叫法。[12]在维科那里，它充满分殊、异质的事件并且向变化无限地敞开，完全不同于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中的那个唯一、确定、永恒的“世界”，因此被称为“民族世界”或“异教历史的王国”[13]。在这个世界里，人类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意图，历史性地创造着意义秩序。这实际上是维科为人类的历史、文化进程构建的发展图式。萨义德开掘了维科历史观中的现代性内涵，并且将它与现代哲学中的反实证论思潮对接起来。于是在最朴素的意义上，世界就是文本产生、存在的境况性现实，是一个各种力量在其中相互冲突的场。文本言说着自身所在的境况性现实，但不会顺服地指向一个先在于它或位居它之上的世界、思想。这也是为什么在萨义德的具体表述中，“世界”这个字眼经常被说成“人类生活、政治、社会以及事件的存在性真实” （existential actualities）[14]、“境况性现实”（circumstantial reality）或“历史情境”（historical situation）[15]。在萨义德这里，文本不是简单地以因果关系的图式与世界相关联。
首先，世界，或萨义德喜欢说的“权力和权威的现实（realities）”，“男人，女人和社会运动对体制、权威和正统的抵抗”[16]，是文本得以产生、流通的源头。不过，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起源关系，因为是“人类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社会生产了文学”[17]，而人类既是“实际历史的中介者（agents），某种程度上也是真实历史中的独立行动者（actors）”[18]。所以，文本和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人类中介。
其次，文本与世界存在于一个在场状态中，而非存在于世界之外。这层涵义不太好理解（或者本身就不容易被言说）。萨义德本人也没有集中、透彻地阐明它，还使用了一套充满存在主义气息的、生涩的表述。比如说：
在世性（worldliness）、境况性（circumstantiality），文本作为既具有感官特性又具有历史偶然性的事件的地位，被认为包含在文本之内，是文本表达和生产意义的能力的牢不可破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一个文本具有一个独特的情境，对阐释者及其阐释施加限制，这并非因为情境像一个隐藏在文本中的神秘事物，而是因为情境与文本对象本身存在于表面特性的同一个层面上（situation exists at the same level of surface particularity as the textual object itself）[19]。
在这里，文本似乎被他描绘成了一个活的有机体，本身就活动在特定的生存境况中，无须借助读者或批评家的填补获得指涉性。也许可以参照萨义德构建的文化发展图式来理解这一点。他认为人类身上存在着一种生命冲动，它们就像布莱克默的“无明”（the Moha）、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乔治·巴塔耶的“耗费冲动”或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混沌”“无序”，总是倾向于打乱、挑战现存文化加诸人类身上的规约。文学艺术就是解放它们的一种合法形式。从这个意义讲，文本即是现实化了的人类生命冲动。它们像人类一样处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总是被卷进境况、时间、空间和社会中”[20]），也在自身的生成过程中创造着一种境况性现实。
最后，无论是静置在那里还是被特定主体所使用，文本都处在一种话语权力关系中。这种关系往往是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平等关系，而且就算文本伪装成“看似民主地向任何可能阅读它的人开放”，实际上也还是一种欺骗行为[21]。因为就像尼采说的：“文本从根本上是权力的事实（facts of power），而不是民主交流的事实（facts of democratic exchange）。”[22]在这层涵义上，萨义德所谓的“文本”其实就是福柯所说的“话语”，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一种“变得无形”（became invisible）了，掩饰了自身构成的系统规则以及与权力之间的有形隶属关系的话语。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作为话语的文本总是与体制、经济与军事实力、机构等实体或非实体的事物挂钩，能够与它们一同行使区分、规训、排斥、压抑的权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一定是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
爱德华·萨义德[23]
三、文本的物质性与
作为行动者的批评家
以文本的在世性为前提，萨义德进一步确立了批评的原则和立场。首先，批评必须注重文本的物质性（materiality）。文本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符号系统，而存在于境况性现实中，创造着境况性现实并且对他者施加影响和控制力量。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它们是一个动态的场（a dynamic field），而不是一个静止的块[24]。批评必须摒弃那种把文本本质化、对象化的做法，不能只关注它们的内在形式操作，而要关注它们“在时间中探询，争斗，被占有，被排斥或完成的方式”[25]。
上述原则要求批评家坚持一种世俗批评（secular criticism）立场，即积极地介入社会生活的真实物质基础，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情感剥削，文化的排除，以及权力的失衡；关注新的文化、新的社会以及正在形成的社会、政治和审美秩序的图景[26]。
世俗批评相对于专业化的学院批评，萨义德把后者形容为“神职人员似的”，远离社会政治现实的、深奥的、持续内转的。教师们把一套批评话语以及被它筛选出来的事实传授给年轻的学生，学生们因为隶属和构成关系逐渐变成这个富有教养者的团体中的一员。通过这种操作，批评复制了一种确保代际之间等级关系的、封闭且关联紧密的家族结构[27]。在这种家族结构中，批评家们的方法和体系变得至高无上，可以事先规定谈论对象，甚至把所有事物都变成自身方法效力的验证，而无视理论、体系和方法产生的条件[28]。批评的实践者则过着一种“清静无为”的生活，丧失了与公民社会的抵抗、异质性的联系。就如萨义德说的，学院式批评与文化教条、被净化了的种族中心主义和国家主义、准宗教无为主义（quasi-religious quietism）结成了同盟，将文学批评家、文本阐释者放逐到了另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看起来与困扰着报纸读者，满是事件和问题的世界隔绝了[29]。
通过论证文本的在世性及相应的批评原则，萨义德回应了批评的方法论问题，通过确立世俗批评立场，他建构了批评家的实践道德。在实际的智识生活中，二者是一体的，只有遵循了关注文本的物质性这一批评原则，才有可能坚守住在世的批评立场。
爱德华·萨义德[30]
从直接的知识目标上说，有关文本和批评的这些探索，是萨义德超越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四种文学批评的尝试。在他看来，这几种批评无一不遵循一种职业主义道德（the ethic of professionalism），奉行不干预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拥有专业知识的智识阶层向社会的中央权威提供、出售某种服务，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为经典，为人文教育的优点以及文学的可贵愉悦辩护。对于这些事情发生于其中的历史和社会世界，他们选择保持沉默。[31]他认为，当时美国文学批评界的先锋派，德里达主义者，也即我们常说的“解构主义批评”是最典型的代表。文学理论中的“文本性”（textuality）议题就是不干预原则的集中体现。它用语言的隐喻性替代语言的指称性，用意义的差异、重复、可能性替代确定性，过分地强调阐释的无限制性，把批评降格为内在的修辞结构分析。在他看来，这类批评名义上承担着知识任务，实际上是由现代历史、知识分子和批评家建立起来的一种控制语言、一套机制，是一个公开确认欧洲优势精英文化的体制。
上述批评思想的精神内核是萨义德所说的一种个体意识（individual consciousness），其基本内涵集中体现在这段话里：
个体意识产生于文化归属以及与之共生的抵抗行为之间的张力。在萨义德看来，文化一方面为个体提供生存框架，创造了让其感到有所归属的环境和共同体；一方面是一种“环境（environment）、过程和霸权”[33]，行使着鉴别、评价、排斥的权力。个体及其实践就内嵌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只有充分意识到自身所在的文化情境并自觉地从主导文化中分离出来，才有可能成为引文中所说的“历史和社会中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在种种准宗教权威中适得其所的附和者。1967年6月5日到10日间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及其在美国的反响，结束了萨义德曾努力适应并成功跻身于其中的世界。在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孤立处境的同时，他也决定不再回避自己的巴勒斯坦人身份[34]。从那时起，在他心底里慢慢地生长着，但一直被回避、被压抑的那个“我”，逐渐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和教学的那个“我”相遇。在他用理论知识、用自己的分析能力为阿拉伯世界探索出一种新的表达形式时，那个若即若离、处于虚悬状态的流亡者，也终于找到了一方充满生机的永久栖居地。
注释
[1]https://sofheyman.org/fellowships/edward-w-said
[2] 萨义德. 处于公众生活十字路口的文学理论[C]//薇思瓦纳珊编. 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 单德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02-103.
[3][6][9]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帕尔·阿卢瓦利亚. 导读萨义德[M].王立秋，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143，15，26.
[4] 萨义德. 开始[C]//薇思瓦纳珊编. 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 单德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8-32.
[5]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2003：xii.
[7] 参考韦勒克. 近年来欧洲文学研究中对于实证主义的反抗[C]//雷内·韦勒克. 批评的概念. 张今言，译.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246-267.
[8][12][14][16][26][27][28][29][31][32][33] Said. Introduction: Secular Criticism[C]//Edward W.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4，2，5，5，21，20-22，26，25，2，15-16，8.
[10] 迈克尔·伍德. 导读 颠覆性思想[C]//开端：意图与方法. 章乐天，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5.
[11]http://www.goodreads.com/book/show/22133.The_World_the_Text_and_the_Critic
[13] Edward W. Said. 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349-350.
[15][17][18][24][25] Said. Roads Taken and Not Taken in Contemporary Criticism[C]//Edward W.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157，152，152，157，150.
[19][20][21][22]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C]//Edward W.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39，35，45，45.
[23] https://www.libela.org/prozor-u-svijet/4378-orijentalizam-nas-svagdasnji/
[30] https://hoggar.org/2010/11/07/the-public-role-of-writers-and-intellectuals/
[34] Edward Said，Tariq Ali. On Palestine[C]//Tariq Ali Ed. Conversation with Edward Said. London: Seagull Books，2005：71-73.
作者：韩智浅，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博士，现任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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