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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导读(五):文学是具有高度价值的作品吗?(二)

3.价值判断是纯粹主观的吗?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文学视为一种价值判断,这就意味着文学就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结构,任何作品都可能成为文学作品,任何作品也都可能失去文学作品的资格,甚至所谓拥有永恒魅力的文学经典也是一个虚假的判断。文学成为了一个不稳定的结构。面对这样一个结论,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文学的不稳定性是因为价值判断的主观性吗?伊格尔顿的回答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文学不稳定是因为价值判断具有'主观性’。”(p14)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的不稳定性,即文学的历史性,并不是因为价值判断的主观性导致的。

首先,伊格尔顿指出了价值批判的普遍性。一般认为我们对世界的陈述分为两种,一种是事实陈述,即所谓的“'外在于彼’的坚固事实”(p14);一种是价值判断,即所谓“'内在于此’的任意的价值批判”(p15)。前者被认为是“公开的和无可怀疑的”,后者“则是一己的和无缘无故的”。(p15)具体而言,所谓的事实陈述,如“这座大教堂建于1612年”;而所谓的价值判断,如“这座教堂是巴洛克(baroque)建筑的辉煌榜样”。(p15)但是,在伊格尔顿看来,如果对所谓的“事实陈述”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价值倾向。一般的观点认为,对教堂建立的时间陈述是事实,而认为教堂是巴洛克建筑的“辉煌榜样”则是价值判断。但是,伊格尔顿指出,当我们在向其他人介绍这座教堂建立的时间的时候,它仍然还是一种价值判断。因为在这样的事实陈述之中包含着这样的一个前提,“这些陈述才是值得做出,也许比某些其他陈述更值得做出;我是有权做出这些陈述的人,而且也许能够保证它们的真实性;你是值得接受这些陈述的人;做出这些陈述可以成就某些有用之事”(p15)。这即是说,在那些看起来是无价值倾向或者价值中立的“事实陈述”之中其实已经包含着陈述者的某种价值判断。陈述者之所以选择陈述这些而不是其他,这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判断。因此,伊格尔顿指出,“完全无为的陈述是根本不可能的”(p15),甚至“认为知识应该'免于价值判断’(value-free)这种主张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p16。因为在伊格尔顿看来,“我们一切的描述性陈述都在一个经常是隐形的价值范畴(value categories)网络中活动,没有这些范畴,我们彼此之间就会完全无话可说”p15-16)。那些看起来是客观的事实性陈述的知识并非没有价值倾向,只不过其价值倾向被隐藏了起来。比如,我们之所以向他人强调教堂的建筑时间,是因为在我们的价值判断中,时间代表着起源,代表着历史,对于认识对象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共同的价值理念——尽管这种价值理念被隐藏起来,并没有得到强调——相互之间的交流才可能,即陈述者才能够名正言顺地强调教堂的修筑时间,而听也能够理所当然地去接受这些信息;对于陈述者而言不至于无话可说,对于听者而言也不会对于这些信息感到莫名其妙。然而,在一般的认识中,知识就应该是客观的,没有价值倾向的,而一旦有了价值倾向我们的知识似乎就会被歪曲而失去其客观的普遍有效性。但是,在伊格尔顿看来,“没有特定的利害关系,我们根本就不会有知识”,“利害关系并非只是危害我们知识的偏见,它构成我们知识的一部分”(p16)。从伊格尔顿的这些分析可见,价值批判是具有普遍性的,并不存在所谓免于价值批判的知识。

其次,作为主观的价值判断依然具有客观性。在说明我们的判断、认识都具有某种价值倾向之后,紧接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价值判断是普遍存在的,那么这种普遍存在的价值判断是纯粹主观的吗?有其客观性吗?如果缺少客观性,那么这种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就很难保证其普遍有效性。在伊格尔顿看来,主观的价值判断依然有其客观性。伊格尔顿首先谈到了爱吃香蕉这个问题。一般而言,我们会认为爱吃香蕉是一个十分个人的问题,涉及的仅仅是个人的饮食趣味。但是,伊格尔顿指出,“对于我的这种饮食趣味的彻底分析可能会表明,它们与幼年期的某些形成性经验(formative experience),与我与自己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很多文化因素密切相关”(p16)。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个体性的饮食趣味,在其背后依然存在着社会性的因素,幼年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和文化背景,这些因素都是这种个体性的饮食趣味形成的客观性因素。因此,爱好某一种食物也并非是一种纯粹主观的选择,其背后也有着深刻的社会性因素,这些社会性因素的存在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种看起来极为个人的“爱好”。通过这个例子,伊格尔顿要说明的是,价值判断看起来是主观的,背后却有着客观的社会性因素,由这些社会性因素决定着。这保证了作为主观的价值判断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

4.价值判断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对文学的界定是一种价值判断,而这种主观的价值判断是具有普遍性的,也具有客观性的。因为主观的价值判断背后有着丰富的是社会性因素的支撑,而非表面看起来那样是个人的“趣味”。从美学的角度来讲,审美判断是主观的情感判断,而这种主观的情感判断之所以可能,之所以能够具有普遍有效性,即一个文本能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被普遍地认为是文学作品,就在于这种主观的价值判断背后有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社会历史文化及其积淀而出的具有“共通性”的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我们对文学所做出的价值判断与社会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至此,我们终于看到伊格尔顿对文学的真正立场,即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之所以不是随意的、纯粹主观的个人趣味,就在于它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每个个体在做出价值判断,认为什么是文学作品,什么不是文学作品,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什么是坏的文学作品的时候,并非依据个人的趣味和爱好,而是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在对一个文本进行判断的时候所依据的“那些感觉、评价、认识和信仰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的维持和再生产有某种关系”(p17),这些“感觉、评价、认识和信仰模式”作为我们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并非是“个人怪癖”,而是由社会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着。

为了说明这一判断,伊格尔顿举了英美新批评的代表理查兹的例子来进行说明。伊格尔顿指出:“在其著名研究著作《实用批评》(1929)中,剑桥批评家理查兹(I.A.Richards)试图证明,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实际上是非常随意和主观的。他的方式是,给他的本科生一些除去标题和作者姓名的诗,然后让他们进行评论。结果,他们的判断简直是五花八门:久受尊重的诗人价值大跌,无名之辈却受到赞扬。”(p17)理查兹从这一试验中得出的结论是文学的价值判断是非常随意和主观的,相应地,我们不能够接受以主观的价值判断作为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而应该力图从文学语言自身中寻找一个客观的特征作为判断文学与非文学、好的文学与坏的文学的依据,从而保证判断的普遍有效性。

然而,伊格尔顿从这个试验中却得出了另外一番结论。首先,如果我们可以从“文学”因素进行审美判断,也就是从形式主义文论所强调的文本自身所具有的某些性质来进行判断,那么,理查兹的试验就不应该出现“久受尊重的诗人价值大跌,无名之辈却受到赞扬”的结果,而应该是相反。其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悖反式的结果,就在于审美判断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与接受者的“成见和信仰深缠在一起”(p17)。这即是说,支撑文学的价值判断背后的那些看起来属于个人的感觉、认知、信仰往往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人的认知和判断,以至于使得这些学生做出了完全背离“文学”因素的判断。而这些学生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做出这种背离“文学”因素的判断,就在于他们“都是上层或中上层阶级的白人青年,是受私人教育的20年代的英国人”(p17)。他们的阶层背景、文化背景、受教育状况等共同为他们的文学判断提供了最终的依据,因此,“他们对于一首诗会发生怎样的反应远非仅仅取决于纯'文学’因素。他们的批评反应与他们更广泛的成见和信仰深缠在一起”(p17)。因此,理查兹的这个试验说明不仅不能够证明文学价值判断是随意的、主观的,而且深刻地说明了人们在对文学与非文学、好的文学与坏的文学做出判断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并非依据“纯文学”的因素——如果依据纯文学的因素就不会出现“久受尊重的诗人价值大跌,无名之辈却受到赞扬”这种情况了——而是受到主观的价值判断的影响;而主观的价值判断也并非是随意的,而是受到阶层背景、文化背景、受教育状况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判断是主观的价值判断,但是这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却根植于社会性的因素之中,即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意识形态作为对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认识和反映却并非是随意的,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具有其客观的普遍有效性的。因此,伊格尔顿指出,“如果不能把文学视为一种'客观的’、描述性的范畴,那么也不能把文学只说成是人们随意想要称为文学的东西。因为这类价值判断完全没有任何随意之处:它们根植于更深的信念结构之中,这些结构就像帝国大厦一样巍然不可撼动”(p18)。在伊格尔顿看来,尽管我们不能将文学视为昆虫学意义上的客观性存在,但那些看上去主观的价值判断因为根植于社会意识形态之中,使得其具有了客观的普遍有效性,而不至于成为一种随意的、类似于个人癖好的判断。因此,对文学的判断虽然是主观的,却因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客观性使得其具有了普遍有效性。

最后,伊格尔顿指出,至此为止,我们不仅揭示了文学并不是昆虫存在的意义上的存在,以及构成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而且揭示了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它们最终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集团赖以行使和维持其通知权力的假定”(p18)。从伊格尔顿的这段总结可知:首先,文学并非如昆虫学一样能够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因而我们不能够像形式主义者那样试图去界定一个所谓的绝对本质性特征来界定何谓文学;其次,文学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是历史性的,因此,我们对文学的认识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改变;第三,文学作为主观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文学的判断是随意的,仅仅依赖的是个体性的趣味,而是深深根植于社会意识形态之中,这赋予了原本主观的价值判断以客观的普遍有效性,即在特定的人群、特定的历史背景、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价值判断是具有稳定性的。总而言之,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它通过个体性的价值判断来显示其存在,而背后则隐藏着某些社会集团(统治阶级)的意欲。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说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反映,而非个体心灵、直觉、情感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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