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罗德·布鲁姆作为序跋文体家的文化身份在其海量著作的数据统计与分析中得到发掘与凸显。而从定性的角度考辨，作为序跋文体家，布鲁姆有着独到的文体价值认知，清醒执着的文体自觉，卓有成效的文体生产，独特突出的文体贡献，其序跋开启了清新的文风，建构了自己的“第四种批评”文体，喜用“记忆书写”“小历史书写”“生活/生命情感叙事”，频用文学影响关系模式的叙写范式，批评观点和方法屡屡创新，同时还具有珍贵的文献史料价值。布鲁姆的序跋文体写作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重建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与反思意义。
关键词：哈罗德·布鲁姆；序跋文体家；文体自觉；文体生产；文体特点
中图分类号：I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23（2020）02-004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英美文论著作英汉版本整理与研究”（15BWW007）
一、引言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序跋文体家”身份的建立，并非毫无根据与根基，或浪得虚名，而是名副其实。通过一系列统计数据的分析与考辨，我们不难看出布鲁姆在序跋写作等方面所显示出的异乎寻常的建树与超越他人之处。
从其著作的序跋数量来看，布鲁姆的1000余部著作（含专著与编著）几乎每部皆撰有序（或跋）（自序或自跋），而且有的著作的序（跋）不止一篇；同时，由于其在批评界的极高声望，布鲁姆还经常被邀请为其他（著名）学者（或作家）的著作作序，如他的老师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论诗歌的第四维及其它文章》（The Fourth Dimension of a Poem and Other Essays），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的《古典传统：古希腊和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The Classical Tradition: 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彼得·科尔（Peter Cole）的《影响的创造》（The Invention of Influence）等等。与此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当他自己的著作再版或出版外文版时，他也会另作新序或外文版序，如《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第2版（1997年）和《误读之图》（A Map of Misreading）第2版（2003年）的序言，以及《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中文版（2005年）的序言等。另外，在有些著作中，尤其是作家、作品选如《天才：100位创造性心灵典范》（Genius: A Mosaic of One 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Minds），《最佳英语诗歌：从乔叟到罗伯特·弗罗斯特》（The Best Poem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rom Chaucer Through Robert Frost）中，在每一位（篇）入选的经典作家（作品）之前，布鲁姆往往都会写一篇序言，以介绍、评价该作家（作品）。由于布氏著作（含专著与编著）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文学学者著作的数量，因此其著作序跋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其他文学学者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和一个突出的存在。这样，从其序跋作品巨大的数量和规模，他为多位权威学者、经典作家以及大量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品作序，从而提升了其在学界的影响力、权威性，并由此也增强了其序跋的经典性，称其为序跋家，无疑在情理之中。
二、布鲁姆的文体意识、文体生产和文体特点
客观而言，在古今中外学界，截至目前，只有“序跋”而无“序跋家”的称谓（或术语）。这可能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序跋副文本的重视程度不够高，或者带偏见地认为，序跋的价值不够大，故而始终未能进入学者视野的中心，更不会给予序跋写作者以专门的、独立的“序跋家”荣誉称号；二是在历史上，客观地讲，从序跋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尚无可圈可点、富有影响的成果问世。但在当下的文本研究中，在从中心向边缘运动的后现代学术研究趋势与模式的影响之下，序跋副文本的研究已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其丰富的价值也逐渐得到广泛认可，在多个文学研究领域（如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翻译学等二级学科）出现了序跋研究热的现象，并且已经出现了如哈罗德·布鲁姆这样出色的文学（批评）序跋生产者。鉴于此，笔者认为，当下提出“序跋家”这样的名号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布鲁姆在文学批评序跋创作与生产方面的异乎寻常的表现与贡献，使他堪称“序跋家”这一荣誉称号。本文认为，布鲁姆是一位出色的序跋文体家，他不仅创作的序跋数量和规模巨大，而且其序跋创作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一）清醒执着的文体自觉
与一般的序跋作者相比，布鲁姆无疑有着独到的文体价值认知和自觉的序跋文体意识。序跋（无论是自序还是他序）写作对于一般的作者而言，仅仅是一种业余写作或副业，是作者偶尔为之，著者的中心往往在正文本写作，其序跋写作仅仅是一种边缘化书写，著者自身的文体意识不强或对其重视程度不高，同时这些序跋作为一种文体的学术价值、学术影响或社会价值、社会影响尚未被充分发掘和洞悉。而对布鲁姆而言，从其数量庞大的序跋情况来看，他不仅重视正文本的写作，而且慧眼独具，充分认知并重视序跋副文本的独特价值，并带着清醒自觉、坚定执着的文体意识积极写作，拟以比正文本书写形式更为灵活自如、风格更为活泼多样的序跋书写，借由经典作家、作品、人物品评的平台，更为具体微观、更为精粹、更为方便快捷地表达其经典观、审美观、价值观，并引导读者的阅读，引领学界和社会审美阅读、美育的方向与风尚，在文化大众之中产生集束性的影响，从而最大范围和最大程度实施国民教育（曾洪伟 2019: 26-35）。
种种迹象表明，布鲁姆不仅把序跋写作视为一种象牙塔内的专业、为稻粱谋的职业，而且把它作为一项庄严、神圣的事业来完成。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早期的布鲁姆是一位典型的学院内专业和职业型的序跋家，后期他超越了学院，转型成为事业型的，具有宗教徒一般虔诚、热情、奉献、专注的序跋家，通过序跋写作活动充分透显出其面向大众的救赎、救世精神和强烈的人类使命感与责任感。而这源自其认知观念的转变和“大众美育、人文关怀、人类救赎”理念的形成。同时，这一重要的身份转变，也使他后期的序跋写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仅专注（其后期一个重要工作便是从事序跋写作），持续时间长（从20世纪80年代持续至今），产量高（达2000余篇），种类多（包含“百科全书式”的“系列”主题和批评对象，如时空、文体、国籍、性别、种族、作品、作家、理论、城市、时期、人物等）；而且质量高——在后期，布鲁姆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权威的、卓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他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是学院派文学教授，具有异于常人的文学批评天才和禀赋，具有超快的阅读速度和写作速度，超强的记忆力、理解力、判断力、审美鉴赏力和文学/字表达力；同时他又是反叛性的、独树一帜的批评家，观点时时出新、不人云亦云，且具有高度的权威性，有着很高的批评史价值，并频繁成为他人征引的对象。这些因素为他后期序跋写作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此，不难看出布鲁姆在此文体上的倾心付出、倾情奉献与卓越贡献。虽然布鲁姆可能没有自觉的、系统的序跋写作理论建构与建树，但他是积极的行动者、倡扬者，他以其丰硕的成果展示和证明了其能力、天赋、水准与成就。
而大多数著作封面“由哈罗德·布鲁姆编辑并作序”（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rold Bloom）的鲜明话语标识以及出产的大量编辑产品，说明布鲁姆已经具有显明的、成熟的、成型的文体想象、文体思考和文体设计——如在整体上，他设计了多个系列丛书、多个维度的序跋，如“古典批评观点”（Classic Critical Views）系列丛书序跋，“现代批评阐释”（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系列丛书序跋，“各时代之莎士比亚批评”（Shakespeare Through the Ages）系列丛书序跋等等；而在一个系列丛书之中，他又设计了多种不同文体形式、内容、功能和风格的序跋，如“丛书总序”“读者指南”“编辑的话”“序言”等。而正是在这样的文体自觉以及文体价值和文体重要性认知之下，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布鲁姆逐渐转移其文学批评工作重心，把经典批评著作的序跋书写工作视为其重要的事业，积极从事写作实践，而随着其编辑产品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繁荣兴旺的书业和产业，其序跋批评也随之建构起了一个比较完整、完善的世界（尤其是西方）文学经典批评谱系。
（二）卓有成效的文体生产
经过考察不难发现，布鲁姆的著作基本都有序或跋（往往是自序或自跋，也有为他人著作所写的序跋），再版著作往往都配有新序或新跋；而在布鲁姆的大多数著作、尤其是规模体量巨大的编著（如切尔西出版社文学经典批评系列丛书）中，就一部著作而言，其序往往可以达到3个，即（丛书）“总序”，（单册）“分序”，以及正文前的“小序”（如诗序）；而就其切尔西出版社系列丛书而言，由于其出版总数超过1000种，所以仅该系列丛书的序跋数量就可以达到至少1000至2000篇（虽然一个丛书的“总序”只能计1篇，但其中的“分序”“小序”和“跋”的数量却很庞大），而若再加上其他专著和编著中的序跋数量，这样，布鲁姆著作的序跋总量就在2000篇以上。
而且布鲁姆的序跋（尤其是“总序”和“分序”）与正文的文章（如切尔西出版系列丛书正文内容）具有不一样的内容——“总序”（有时表征为“编者的话”）是布鲁姆对每一个丛书主题或话题的总体评论与概貌介绍，如“重要文学人物”（Major Literary Characters）系列丛书里的“总序”文章《论人物分析》（The Analysis of Character），“英语女作家及其作品”（Women Writers of English and Their Works）系列丛书里的“总序”文章《论女性作家分析》（The Analysis of Women Writers）等；而“分序”（Introduction）往往是布鲁姆对于各分册（或各单本）所论具体话题与主题的分析与批评，这些分册序言的内容因各册主题而异，一起构成了布鲁姆序跋文的主体。其重要价值之一在于，它们具体、系统、历时地呈现了布鲁姆对于世界经典作家、作品、人物等的创新性、经典性评价。因此，从传统的文本构成视角来看，布鲁姆的序跋似乎处于文本的边缘，是依附于正文本的副文本存在，但实际上，从其内涵和价值的意义性、经典性、重要性、独创性以及布鲁姆的文化身份权威性来看，这些序跋与正文本之间并非一种依附/被依附或正/副文本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独立的互文，共同参与文本/批评的话语建构，并呈现出观点众声喧哗、多元共存的格局。因此，这些序跋本身即可以独立存在，并可以单独汇编成书，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文体价值的正文本（如《布鲁姆序跋论世界文学经典集》）。所以布鲁姆序跋最终的文体贡献巨大。
（三）个性突出的文体特点
布鲁姆的序跋文体主要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切实清除了当下批评界盛行的学院腔等不良批评习气与惯习，开启了崭新的、充满个性化的清新文风,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第四种批评”文体（曾洪伟 2017: 59-73）。这些序跋的一个重要功用即是引导、帮助学院内外普通读者、非专业读者的阅读，使其认识、领略和体悟文学经典的“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布鲁姆 2016：2）。加之在文学批评方法上，布鲁姆持一种“经验的”“实用的”以及“赏析的”（“佩特让我认识到文学评论应该以赏析为主”）（金雯 2016：2）亦即排除理论，根据个人审美阅读体验，清楚表达、解除读者疑惑的实用主义批评观（即文学批评就是用自己的语言把个体自身的文学体验清晰地表达出来。这实际上关涉文学批评的本质，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文学批评观）。如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中，他说道：“文学批评，按我所知来理解，应是经验和实用的，而不是理论的。我师法的批评大师——尤其是塞缪尔·约翰逊和威廉·哈兹利特——从事批评艺术，是为了把隐含于书中的东西清楚地阐述出来”。（布鲁姆 2011：3-4）因此，布鲁姆的序跋在语言措辞和行文风格上，刻意去除了学院派文学批评习惯使用和操持的晦涩学术话语、语言、行话甚至私人化的“黑话”，去除了各种艰深时髦的“理论”，尤其是时下流行的文化研究理论，避免以理论生硬切割文本、过度阐释和理论矫揉造作的流弊，使文笔趋于朴素、明晰、易懂，篇幅自由灵活、可长可短，真正做到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文风自然、清新、简约、活泼，以朴实、简洁的语言阐释经典中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同时，他还高度意识到文学批评的文学性，聚焦文本的艺术性与审美性，以及批评书写的艺术感受与审美表达，并将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严谨性、深刻性和艺术创作的感性、形象性、情感性结合起来，形成规避和异于单纯的学者批评、作家批评的“第四种批评”（即作家学者批评）（曾洪伟 2017: 59-73）的混合杂糅风格与特征：亦即思想性（原创性）与文学性（艺术性）形神兼备的、阿多诺式的“论笔体”。
第二，为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吸引力和感染力，增添序跋的生活美感，提升阅读的亲和感和温情感，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布鲁姆在序跋书写中喜用“记忆书写”“传记书写”“小历史书写”“日常生活书写”“生活/生命情感叙事”等手法和策略，使其序跋表征、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体范式与语体风格。这种书写方式有效地避免了理论批评常见的过度专业化、抽象性、距离感、冷冰冰、居高临下等弊病，从而能够有效地吸引大众读者。当然，布鲁姆书写策略的改变，无疑是与其内在的文学批评观念相关联的。“批评实践，按照其原义，就是对诗性思维进行诗性的思考”（金雯 2016：1），而且，
在我的实践中，文学批评首先是具有文学性的，也就是说是个人化而富有激情的。它不是哲学、政治或制度化的宗教。最好的批评文字（约翰逊、哈兹利特、圣伯夫、瓦莱里等等）是一种智慧文学，也就是对生活的参悟。不过任何文学和生活之间的差别都具有误导性。对我而言，文学不仅是生活中最好的部分，它本来就是一种生活，而生活也没有任何其他形态。（金雯 2016：5-6）
也就是说，在布鲁姆看来，文学批评与文学一样，应该是诗性的（即审美的，充满情感的），个性化的（包括个人体验，个人化、独创性的表达，而非一种集体化、无差异、呈共性、单一性、陈旧化的感觉、感悟与表述），是可以有多元化情感表达的（而不能故作中立，压抑情感，只有观点和态度），是应该将文学批评与生活体验、生命参悟融合在一起的（即文学与生活、生命是合一的，或者说文学批评应该生活化、充满生活气息）。而且，序跋副文本本身脱离了正文本严格的学术、格式和规范控制，处于权力的边缘，是一种挣脱了中心正文本文体与观念束缚的文体，具有相对自由的书写和表达空间，加之其面向的读者对象的不同（文化大众），布鲁姆本人不羁的叛逆个性，等等，使他采用与传统正文本不同的风格和范式进行写作。与正文本中格式化的理论宏大叙事、中性/零度叙事、大“我”/无“我”叙事不同，布鲁姆的序跋写作往往采用批评的小叙事、激情叙事、小“我”叙事、日常叙事，通过自我的记忆或传记书写生动呈现小“我”或他人的小历史或日常生活。其文本中小“我”闪亮登场、个性张扬、情感飞扬、叙事性强、可读性强。因此，在这些序跋中，读者可以深切体味到作者平实朴素、充满生活化的日常语言叙述和情感温度（有时甚至是幽默和俏皮的言语，如“我是一只恐龙，欢乐地自称'布鲁姆·崇拜莎士比亚·雷龙’”）（布鲁姆 2016：1-2），可以经常读到作者本人以及其他作家或批评家的人生经历细节（如布鲁姆回忆儿童时代的图书馆借阅经历，其文学经典教学经历，以及与导师艾布拉姆斯的交往等）和生活/文学逸闻趣事，作者或自豪，或欣喜，或赞赏，或讥刺，或忧伤，或悲愤，或失望的个人情感倾诉与宣泄，以及他从文学与生活中所获得的切身体验、感受和顿悟。这些富有生活触感、满怀生命情感、富于生活气息和情趣、极具生命温度与热度、生机盎然的个性化批评文字，有效地建构起了一个有血有肉、热爱生活、眷恋生命、感怀人生、富于生活激情、平易近人、饱经世事沧桑的长者和批评主体形象。与以传统范式与风格写作的正文本相比，它不仅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情感共鸣，而且也能给读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和有益的文学/人生启迪，从而产生更佳的阅读与接受效果。
第三，文学影响关系模式下的序跋写作。布鲁姆在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建树和贡献就是其“影响诗学”的建构，即对于西方文学史中文学发生（机制、动力）和发展规律的揭示。在他看来，基于西方文化（其本源是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经典文学史实际上是经典/强者诗人之间相互竞争、冲突的历史，是影响和被影响、影响和挣脱影响的历史，是一部后人对前人作品的修正史。这一理论也深刻形塑了他的序跋文学批评实践。因此，他的序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挖掘（或证实与证伪）作家、作品之间或隐或显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或者说探究文学经典诞生和生成的隐秘过程与机制。这一现象在其序跋中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例如：
乔纳森·斯威夫特是最强力的语言讽刺大师，无人能敌，他写作了散文语言杰作《一只澡盆的故事》。塞缪尔·贝克特合法继承了斯威夫特以及其（即贝克特的——译者注）朋友詹姆斯·乔伊斯的创作手法，在本世纪写出了几部散文语言杰作……。（Bloom 1988：1）
如果凯瑟的主要先驱是亨利·詹姆斯，那么伍尔夫的先驱就是珀西·比希·雪莱，他那富有远见卓识的诗歌主张一种超越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所能识见到的更阔大、更富有包容性的人类感（sense of the human）。
（Bloom 1997：ⅹⅴ）
对于经典作家、作品、人物之间影响关系和事实的深度挖掘与揭示，既深入推进了作家、作品和人物研究，同时又深化了西方文学批评史、比较文学史和文学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而这种独特的、带有布鲁姆批评理论标志特征的批评视角与研究模式往往又带来了新颖的发现，因此其序跋的文学影响关系批评范式与作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文学经典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加深了读者对于经典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文化现象、事件等的认知与理解。
第四，布鲁姆的序跋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观点、批评方法等的创新性，以及由此而具有的较大学术价值性。虽然这些序跋是为普通读者而写，为知识大众而作（叙述语言经过了大众化改造），但他绝不是人云亦云，因袭旧说，抄袭定论，贩卖成见，自我重复，而是自觉而严格地坚守知识创造、思想创新这一文化/学术伦理与基本原则，从文本出发，在研究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阅读体验和个性化观点。其严格自律、坚持不懈的文化创新精神值得学界学习。正如其“重要文学人物”（Major Literary Characters）系列丛书之一《盖茨比》（Gatsby）封四所指出的：“本丛书每一卷都包含了一篇由布鲁姆所作题为《论人物分析》的总序，以及其观点独到新颖的（original）分册序言，和编者对于其后所收录文章的解释与说明”，“该丛书聚焦于西方文学中不断流变的经典中的主要人物，并对近来被学界所忽视的批评方法——人物研究法（the study of character）——进行了重新审视：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Bloom 1991：封四）。
另外，布鲁姆的序跋还具有珍贵的文献史料价值。从他的序跋除了能认知他的文学观、美学观、批评思想（嬗变）之外，读者还能获取在正文中难得一见的关于作者的人生成长经历、心灵史、写作史、阅读史、人际交往/关系史等宝贵信息，从而可以为作者的传记研究和思想研究奠定扎实的资料基础。如从《影响的剖析》（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序言”，读者可以知晓其与M.H.艾布拉姆斯、弗雷德里克·A·波特的师承关系，《影响的剖析》成书史，从“后记”可以了解他在布朗克斯图书馆的阅读经历细节，与罗伯特·佩恩·沃伦的历史交往细节；从他为弗莱的《批评的剖析》所写的“序言”可以窥知他与弗莱之间一种既爱又恨、既扬又抑的复杂影响与神交关系；从他为M.H.艾布拉姆斯《论诗歌的第四维及其他文章》所撰写的“序言”不难看出他与恩师之间的深情厚谊。因此，若仅从人物传记研究的层面来讲，这些零散但丰富的历史回忆资料和信息片段，可以为拼贴、建构、描画、研究布鲁姆完整的和系统的理论、生活、性格形象和人生轨迹提供价值颇高的资料与素材。
三、结语
布鲁姆作为序跋文体家身份的自我建构与被发掘，除了对布鲁姆研究本身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对于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重建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与借鉴意义。
第一，从文体观念与认知的角度来讲，中国文学批评家应该打破文本书写惯习与惯性，突破传统观念束缚，除了重视文学批评的正文本书写之外，也应该像布鲁姆一样，认识与肯定序跋文体的价值，重视并弘扬这一文体的写作。长期以来，“正文本—副文本/中心—边缘”的等级化认知模式与价值判断标准，以及随之滋生的偏见与成见，使国内学界存在严重的对包括序跋在内的副文本的歧视、轻视和盲视，对其文体价值与贡献评价不高甚或有意忽视。同时，由于受西方现代文类分类标准的影响，西方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分法掩盖了中国传统文类的历史丰富性（其中也包含对于序跋文体的遮蔽），序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传统文体之一，其在当今的发展并不遂人意，其地位和处境十分尴尬。“……在古代文学领域，从《文选》开始，序跋都是作为古代文章中一种重要而独立的文体被广泛认同。但是，随着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完成，序跋却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类划分中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金宏宇 2014: 34），“如果说序跋在古代的杂文学体制中还是一个重要的文类，而在被纯化的新文学四大文类中，序跋则失去了独立的文类位置”（金宏宇 2014: 35），“现代文学四大文类一经确立，势必影响到文学的创作、研究等各个方面”，“序跋未能像古代文体分类一样，在现代文学中享有自己独特的文类地位，只是被作家、研究者视为一种边缘的文学创作”（金宏宇 2014: 38）。西方文类四分法粗暴地遮蔽和妨碍了人们对于序跋文体独立性、价值性与重要性的认知，也打击和挫伤了创作主体的写作、生产积极性与主动性，并导致其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而走向边缘和衰微。因而，在现当代中国，具有自觉、独立的文体意识和个性化风格的序跋写作与研究比较少见，很多作家、批评家、学者的序跋写作大多仅是不经意为之，而呈一定规模和体量且富有学术价值、文体价值、美学价值的文学批评序跋在当代中国则更是非常稀见。而且，在当下中国文学批评“论文体化”风气的影响（其本质是西方的影响）之下，许多序跋写作也如正文本写作一样，呈现同质化倾向，即“单一化”（“批评文体在结构、语言等方面缺乏变化，模式单一”）和“僵尸化”（“批评只适应单一化批评文体的结构和文字，却缺乏批评的真情实感，缺乏思想的活力，仿佛是一堆批评的概念和理论的符号犹如僵尸般地在游走”）（贺绍俊 2018: 1）样态。当今中国序跋文体的生命活力、生存样态和发展前景堪忧。
而布鲁姆主动走出文类四分法的窠臼，重视与突出文学批评序跋的写作；他的具有“第四种批评”、日常生活叙事、影响关系模式书写等形态与特征的序跋体，融思想创新表达、情感自由抒发、审美艺术书写于一体，形式自由多元、风格轻盈活泼，不仅更新了序跋的面貌，激发了序跋的文体生机与活力，提升了序跋的品质，扩大了序跋的文体影响，凸显了序跋的地位，实现了序跋的特殊文体重建，而且为其他批评家树立了文体写作的示范与榜样，为破除、革新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弊病与思路提供了富有意义的启发。布鲁姆的经典批评丛书成果表明，序跋体并非雕虫之小技，亦非无味之鸡肋，而是自有其特色、优长、内涵和乾坤，序跋文体写作也可以为经典的传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和做出不可小觑的贡献，可以有大的作为，可以取得较大的成就，也具有自身较大的文体、文化、审美与社会价值，也可以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并能有效地培养公民的核心素养或进行国民教育（如审美教育）。
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家，我们应该像布鲁姆一样，突破西方文类话语的囿限与束缚，重新发现和认知、激活与释放序跋的内在生命、生机与活力，重新恢复其在中国文类史上的地位，并借着其独特的文体优势与特性以及注入现代（性）活力，使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放光芒，为中国文学批评发挥更大的作用与价值。这由此也可以改变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在文体上迷失自我、追随西方、受西方话语操控摆布从而盲视、失语、失声的被动局面，并照亮和唤醒作家、批评家、学者内在的传统文类观念和意识，重塑/树中国文体的主体性和自信心，重建中国文类话语，同时亦可进一步开掘、传承、恢复、还原和丰富中国文学批评的文类资源和话语体系。
第二，在序跋的内容上，在文学批评书写的范式与方法上，要防止理论主导、理论过滥、理论绑架批评、审美缺席的不良现象。在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界，由于异域文学批评理论的大量涌入，受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主导的批评范式影响，以及对中国传统批评模式的误识、错估、淡漠和遗忘，加之学界、传媒不恰当的范例引导与价值评判，文学批评患上了严重的“理论依赖/成瘾症”。批评主体一旦缺乏（西方）批评理论作为工具，面对文本便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无从下手。似乎离开了理论，文学批评便无法进行。文学批评不是先从文本出发，而是理论先行，以理论去框套作品，以作品来映证理论的正确性与自洽性。这样批评主体和批评文本都被批评理论所绑架，二者都被剥夺了话语权，批评主体的主体性、主动性和批评文本的主体性、主导性缺失。不是人在批评，而是理论在批评与独白，文本也备受宰割而丧失发言权，文学批评沦为理论符号和概念术语的游戏与狂欢。这就是当前中国文学批评中畸形的、不正常的理论独霸、理论失范/控现象。这是第一个层面的“失语”。其次，这些对文本实施强制阐释、粗暴切割的理论往往是来自其他学科、被“场外征用”的各种理论，如哲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伦理学、法学、经济学、生态学、地理学、医学等学科理论，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空间理论、创伤理论、身份理论、文化资本等具体理论话语与内涵，它们非审美本质的学科视野与方法与文学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学科龃龉与错位。若全盘照搬、强行阐释以审美性为特征的文学文本，虽然亦会有非审美的洞见，但同时也必然会导致审美的被盲视、遮蔽与覆盖。因此，不难发现，当前的文学批评只见各种批评理论的出场与演绎，而无文学/审美的在场与发声，亦即审美的严重失语。
那么文学批评序跋必须要理论的参与和介入吗？没有理论话语尤其是文化理论出席的序跋批评应该怎样进行？正如前面所分析，为使经典有效地走入民间，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序跋面向知识大众写作，采用去学院腔、去理论化（抵制理论、反理论），尤其是去文化理论化写作策略与方法，并以其成功的批评实践证明了，没有理论或者说挣脱了理论（话语）束缚的批评序跋书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他以其坚定的唯美主义立场和现代美学姿态，坚决反对和抵制长期甚嚣尘上的非审美性质的后现代文化批评，坚持“审美自主性”原则，参照经典“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布鲁姆 2017：24）等核心审美层面，主要从“审美感受”（即“以审美的眼光来领悟作品形象”）和“语言特征”（即“以艺术的眼光来分析语言风格”）（江宁康 2017：2）的文学本质视角阅读、分析和评论作品。他的审美化文学批评序跋写作，既符合当今时代对于文学批评“审美回归”、“本体阐释”批评、人民性/大众性的呼唤，同时也给中国的文学批评序跋书写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与榜样，并为未来中国文学批评序跋的发展指明了重要的路径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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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捷）
收稿日期：202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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