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在一幅巨大的油画布上创作，它与作家的生存状态相称，暗示了小说的时间结构与历史的时间之流之间的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具有的宏大性映射了对细节的忠实，反映了作者对创作之前积累而成的无数具体姿态和思想的全面把握。
——乔治·斯坦纳《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
▲ 弗里茨·艾岑贝格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所绘插图
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节选）
乔治·斯坦纳
首先，存在着所谓的“巨大性”，即两位天才思考和创作时在维度上表现出来的广阔性。《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小说中的宏篇巨制。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是篇幅较长的中篇小说，接近于长篇小说这种重要形式。这一事实非常明显，一看就知，人们往往将它视为环境形成的偶然特征。然而，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作品的长度对自己的创作目的的实现起到至关重要，体现出自己的视野特征。
有关长篇作品的问题难以把握。但是，如果我们对《呼啸山庄》与《白鲸》进行比较，对《父与子》与《尤利西斯》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到两者之间在长度上的差异确实明显，让我们在讨论和对比技巧之余意识到，这里涉及的还有不同审美观念和文学理想的问题。即使我们仅仅讨论篇幅稍长的小说，也需要对它们加以区分。在托马斯·沃尔夫的长篇小说中，长度反映出作者思路枝蔓，叙述失控，语言花哨，言之无物。《克拉丽莎》很长，十分冗长，因为理查森在这部作品中试图以新的精神分析的词汇，诠释流浪汉小说的插曲式松散结构。对比之下，在《白鲸》的宏大结构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有主题与处理手法之间的完美和谐，而且还有可以追溯到塞万提斯的叙事手法——离开主线、插入长篇话题的艺术。系列长篇小说（roman-fleuve）——例如，巴尔扎克、左拉、普鲁斯特和举了朱勒斯·罗曼创作的长篇小说——从两个方面说明了长度的魅力：其一是作为史诗形式的一种暗示，其二是作为传达历史感的一种手法。但是，即使在（带有很强法语特征的）这一体裁之内，我们也必须进一步区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作品具有连续性；与之相比，《人间喜剧》中各部小说之间的联系表现出不同特点。爱伦·坡在探究长诗与短诗之间差异的过程中发现，前者可以包含节奏缓慢的片段、离开主线的插入长篇话题、意义不明确的意蕴，但却不会除去其基本优点。然而，反过来说，长诗无法获得短小抒情诗的一致强度和紧凑节奏。就小说而言，我们无法应用相同的规则。多斯·帕索斯的失败之处恰恰是在于不平衡。与之相比，在普鲁斯特的整个系列中，各个作品之间紧密配合，天衣无缝，与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王妃》类似，都是文笔精妙的小型作品。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属于宏篇巨制，这一点从一开始便为读者所注意。托尔斯泰的小说插入哲思，擅长道德教化，情节进展明显缓慢，问世之初便备受诟病，批评之声直至近日仍旧不绝于耳。亨利·詹姆士曾经将它们称为“结构松散、拖泥带水的怪物”。俄罗斯的批评家告诉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篇幅较长，主要出于这几个原由：一、他的创作风格具有苦思冥想、层层堆叠的特征；二、他在写作过程中对作品人物持摇摆不定的态度；三、出版商是按照稿件的页数来支付作家稿酬的。《白痴》和《群魔》与英国维多利亚小说类似，反映了连载作品的经济特征。在西方读者眼里，两位大师的长篇大论风格常被解释为俄语固有的特征，解释为俄罗斯的辽阔幅员形成的某种写作方式。这是一种荒诞不经的说法；我们知道，普希金、萊蒙托夫和屠格涅夫是言简意赅的典范。
回过头去看，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言辞丰富显然是一种基本自由。两位大师的生活、人品和小说艺术观都具有热爱自由这一特征。托尔斯泰在一幅巨大的油画布上创作，它与作家的生存状态相称，暗示了小说的时间结构与历史的时间之流之间的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具有的宏大性映射了对细节的忠实，反映了作者对创作之前积累而成的无数具体姿态和思想的全面把握。
随着对两位小说家的深入研究，我们逐步意识到，他们本人和他们的作品都是在同样的巨大规模上造就而成的。
托尔斯泰具有非常巨大的生命活力，拥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和令人经久不忘的本领，每一种生命力量在他身上都显得异常旺盛，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与他同时代的人——例如，高尔基——相比，托尔斯泰是一位以古人的庄严威仪在地球上叱咤风云的巨人。他的年迈身躯带着某种非常离奇、隐约侮慢的意味；他活了80多岁，身上依然处处显示出王者风范；他辛勤耕耘，直到生命终点；他英勇斗争，绝不屈服，在自己的天地中自得其乐。托尔斯泰能量巨大，不可能将想象力局限在狭小的空间之内，不可能写出雕虫小技之作。每当他进入一个房间，每当他采用一种文学形式，他传递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巨人弯腰进入了一道为常人建造的房门。在他创作的剧本中，有一部六幕剧，这种做法非常适当。当年，杜霍波尔教派的信徒得到托尔斯泰的《复活》版税的资助，从俄罗斯移民到了加拿大。他们赤身裸体在暴风雪中游行，在以充满生气的对抗形式，烧毁了那里的仓库。由此看来，这一事实也不乏其适当性。
在托尔斯泰生活的各个方面，创作冲动形成的力量随时可见，它体现在偶尔出现的豪赌行为中，体现在他年轻时的猎熊活动中，体现在疾风暴雨般的多产婚姻中，体现在他多达90卷之巨的著作中。T.E.劳伦斯（他自己就是一位具有超凡能力的人）私下告诉福斯特：“托尔斯泰是无法对付的。这个人就像昨日刮过的东风，在你面对它的时候，它催人泪下，同时又让你全身麻木。”《战争与和平》的许多章节七易其稿；托尔斯泰的许多小说迟迟难以收尾，仿佛创造在小说家身心中形成的压力——那种神秘的狂喜状态通过语言产生于创作过程之中——尚未释放完毕。托尔斯泰知道自己的作品场景宽阔，并且对自己热血的澎湃脉动感到自豪。有一次，他沉迷于父权的庄严感觉，甚至对人终有一死这一点表示质疑。他表示怀疑，死亡——显然表示他自己的肉体的死亡——是否真是不可避免的？他觉得自己身上有用之不竭的资源，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和信徒们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争相访问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庄园，希望一睹他的尊容；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什么应该死去呢？也许，鲁马彻夫博物馆的馆员尼古拉斯·费德罗夫强调的观点是正确的：死者实际上完全复活。托尔斯泰说：“我并不赞同费德罗夫的观点，”但是，这一番话显然引起了托尔斯泰的兴趣。
人们常常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进行对比，批评家和传记作者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挑选出来，作为创作性神经官能症的主要例证。人们常常将这一观点与他的人生经历联系起来，并且用这些形象对它加以强化：西伯利亚的监禁、癫痫、赤贫的境况，以及看来贯穿他所有作品和生活的个人痛苦。托马斯·曼曾经论及歌德和托尔斯泰的长寿，论及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人们误读了托马斯·曼提出的观点，这使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状态的上述看法有了权威性。
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天生具有超人的力量和耐受性，具有很大弹性和动物般的韧性。这些特质帮助他穿过个人生活的炼狱，穿过创作过程中想象出来的地狱。约翰·考珀·波伊斯将这一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行为的核心要素：“即便生活中备受痛苦，他仍然以神秘的发自内心的女性方式享受生活。”他指出，“充盈的生命力量”使这位小说家保持大步向前的创作的方式，即便在物质条件匮乏、身体经历痛苦时也是如此。波伊斯经过细致考察之后发现，甚至在极端痛苦的阶段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能得到欢乐；那样的欢乐并不带有受虐狂特征（尽管他的气质中存在受虐狂倾向）。更确切地说，它源于原始的本能的愉悦，心智会以自身的韧性，接受这种愉悦。这个人在白热状态下生活。
他曾有过面对行刑队实施的假枪毙那样的极端经历；实际上，他将那一段恐惧时间变为一种忍受痛苦的护身符，变为一个用之不绝的灵感来源。他熬过了西伯利亚的劳改营生活，熬过了在惩罚队里做苦工的艰难时光。他在穷困潦倒、心灵煎熬中写下了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故事和论战文章——如果没有顽强的生命力，那样的环境会使人一蹶不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自我描述的：他拥有猫一般的不屈韧性。在他的九条命的大多数时光中，他获得非常精彩，无论是深夜赌博，战胜病魔，还是乞求借贷时均是如此。
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他罹患的癫痫症。它被人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圣疾病”，其病况和起源现在依旧不大清楚。我们对准确的时间知之甚少，这使我们难以接受弗洛伊德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发病与他父亲被杀之间存在一种因果联系。小说家本人对癫痫症的看法可能有多种解释，并且渗透着宗教方面的含蓄意义：他在其中既看到十分残酷、侮辱人格的考验，又看到神秘的天赋；借助这种天赋，一个人可以获得显现神奇启迪和睿智洞见的瞬间。在《白痴》中梅思金公爵的评述中，在《群魔》中沙托夫与基里洛夫之间的对话中，癫痫症发作被描述为整个体验的实现形式，被描述为最隐秘的核心生命力量的外在突显。在癫痫病发作的瞬间，灵魂得以释放，挣脱了五官感觉的限制性控制。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没有暗示，“白痴”对自己遭受的幻觉性折磨感到后悔。
很可能的情况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病情是与他超常的神经力量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它可能起到一种释放作用，给躁动不安的内在力量找到一个出口。托马斯·曼在这种病症中发现了“充盈生命力量的产物，发现了大量身体能量的爆发和过剩。”毫无疑问，这是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人格的关键：“大量身体能量”将疾病作为一种感知工具。就这一点而言，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进行比较是有道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明了这类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情况：他们用身体的痛苦把自己包围起来，仿佛让自己置身与“一座多彩玻璃构成的穹窿之下”。透过这一层玻璃，他们看到经过强化处理的现实。由此可见，我们也可以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普鲁斯特进行比较，后者利用哮喘病构筑起一道墙壁，把自己的艺术隐修院保护起来。同理，我们也可以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乔依斯进行比较——乔依斯的盲视使其听力大受裨益，让他能够听到黑暗的声音，仿佛黑暗是一枚海贝。
“这种对立性并不是相距遥远，格格不入，”梅列日科夫斯基如是说。托尔斯泰的健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疾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带有类似的创造力量的标记。
T. E. 劳伦斯向爱德华·加内特透露说：
你是否记得我曾经告诉你，我的书架上摆了一批“巨人”著作（那些书的特点是精神伟大，这种伟大被朗吉努斯称为“崇高”）。它们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白鲸》。
5年之后，他扩大这份清单，把《战争与和平》也包括在内。这些是“巨人”著作，劳伦斯所说的品质既表现在篇幅上，又表现在作者的生平中。
但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具有的特殊意义在于，构思的整体性随着史诗和悲剧的衰落已经荡然无存，两位大师的艺术让文学恢复了整体性的构思方式。
选自《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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