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Will-to-Power）
文学之前世今生
J·希利斯·米勒著，国荣译
选自《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编者按】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欧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杰出学者，解构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曾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英语与比较文学系杰出教授。
2021年2月8日，米勒先生去世！
这篇演讲是2012年9月10-12号我去北京访问时，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做的。在清华大学演讲的题目是“今日世界文学语境下的国别文学”。这篇演讲源于一篇比较长的论文，发表在拉耶恩·都施（Ranjan Ghosh）主编的SubStance杂志的一期特辑上，特辑的题目是Does Literature Matter?（可译为《文学有用吗？》）我非常感谢部施教授允许我将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并以较短的形式出现在这本书中。
作为一个动词，“matters”这个词非常奇怪。当然，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matter”用作动词，意味着“有关系”、“很重要”、“在现实世界中有用'、'值得认真考虑'，等等。但是，用作名词，比如，当人们说“literaturematters”（文学这种事情）的时候，它指的是跟文学有关的整个领域。阿巴拉契亚登山俱乐部有关缅因州的简讯被称为Wilderness Matters，这里“Matters”是个双关语，既可看作名词，又可以看作动词/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Literature Matters”，就像我在题目中用的那样。在中世纪的欧洲，当那些博学的人说起“the matter of Rome”时，他们指的是伊尼阿斯（Aeneas）故事背后的所有故事；当他们说起“the matter of Arthur'时，他们指的是亚瑟传奇；而当他们说“the matter of Greece”的时候，他们则指的是跟奥德修斯、阿基里斯和俄狄浦斯有关的所有故事。用作动词的“matter”和用作名词的“matter”可以说是一脉相通。后者指的是纯粹的、杂乱的实质性存在。例如，亚里士多德推崇形式或者说规则，抵制任何没有定形的东西。这一点说明，如果某种东西的存在matters(有关系)，那么，它的重要性就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如果某种东西的存在“有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不仅仅是语言和精神层面的，或者只是形式上的。它对实体物质(materiality)的作用是具体的，比方说，对人体或者人的行为产生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存在在今天还有意义吗？
在我们质疑文学在当下是否还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我们所说的“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文学”指的是印有人们现在一般认为是“文学”——诗歌、戏剧和小说——的出版物。至于说，诗歌、戏剧和小说的“文学特质”是什么，则是另外一回事，关于这一点，我后面还会提到。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对文学来说，最重要的是——如果它还重要——文学反应现实世界的准确性，或者说文学作为一个向导，对生活在那个世界的读者的引导功能。这种把文学当作对现实世界的模拟的做法，已经存在了2500年，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尽管表述形式不完全一样，但是，这种说法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少在西方是这样的。但是，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这种镜像说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我们很容易质疑它，或者把它变得更加复杂，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进一步说明。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在“文学还有意义吗”之前，加上了“今天这一点才是问题的关键。文学的重要性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和不同社会是不一的。而我关心的是，文学在现在、今天——2012年这个秋日——重要吗？今天，不仅仅是在美国，还有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大家都越来越生活在当下这一刻。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如果不是因为文学的作用在今天受到质疑的话，那么，那么多杂志和书专门讨论文学是否重要这个话题就没有意义了。所有热爱文学的人今天都处于一种集体的焦虑之中，那就是文学到底有没有意义。而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我最早的研究领域），没有一个杂志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对于那些有文化的属于中上层阶级的维多利亚人来说，文学当然是有意义的，这一点几乎从来没有人质疑过。
“literate”（有读写能力的/有文化的）和“literature”（文学/文献）的词根相同，都跟写在纸面上的“letters”(字母)有关。如果你能理解写在纸面上的字母的含义，你就是有文化的，可以算作“文化人”了。文学也是由字母组成，是通过一定的书写技术呈现在纸面上的符号。从17世纪到现在，印刷是最重要的技术。那才是我们西方人一般所谓的“literature”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想当然地认为，印刷文学，尤其是小说，给他们反馈了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日常生活。我们甚至可以说，小说教会了他们如何求婚，如何经营婚后的生活，以及如何处理日常的各种事务。这种认定文学是有意义的观点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为什么“现实主义的”镜像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文学也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读者踏入另一个想象的世界并乐在其中的主要途径，而这个想象的世界往往是由那些比他们自己更擅长驾驭语言的人创造的。只是，阅读的快感常常被看作是罪恶的、危险的，尤其是对年轻女性来说，当然也包括年轻的男性。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简·奥斯汀的小说《诺桑觉寺》中的女主角凯瑟琳·莫兰德，或者康拉德的吉姆爷。福楼拜的爱玛·包法利也是小说人物被文学阅读腐蚀的一个经典例子。
实际上，这两种关于文学为什么重要的观点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不仅仅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文化体系，都是这样。这种对立也界定了属于维多利亚时期中上层读书人认为的文学应该具有的社会角色。想想吧！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电影、收音机、电视、录像、影碟，也没有网络和iPhoto。从科技的角度看，他们是如此贫瘠！他们只能依靠印刷出来的书籍、报纸和杂志来满足自己对现实世界的反思和对想象世界的猎奇。
现在，我可以简单谈谈为什么文学对我是重要的了。尽管我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但是，我确实曾经经历过一个时期，那时候除了书之外，其他的电信工具就是收音机、电话、留声机和电影，但是，电影是非常少的。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住在纽约北部的一个小村子里，对文学非常痴迷，所以，读得也很多，当然，我读书主要是因为想象世界给我带来的快乐，而不是因为什么所谓的文学可以教给我如何更好地在日常生活中规范自己。我可能没有在意那么多！我也非常喜欢路易斯·卡洛尔在《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文字游戏，还有A·A·米尔纳的维尼熊系列，这一点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详细论述过。尽管我母亲是一家中学的英语老师，我父亲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学位——约翰·杜威是他们的系主——并在一家小规模的大学当校长，但是，在我进入奥伯林学院读物理专业的时候，我的文学知识是非常欠缺的。
我从物理专业转入文学主要是因为我“热爱文学”，也因为我觉得文学非常费解。对我来说，文学就是一个挑战，如同来自另一个星系的奇特数据，或者像一个宇宙黑洞一样，需要人们做出解释。在我入读奥伯林学院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学生的文学知识都比我多得多。我从来没听说过S·艾略特。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文学老师，他教美国文学，但是，大部分时候，他只教美国文学中那些大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主要作品的名字。所以，我知道十八世纪有一个叫作St. Jean de Crevecoeur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作《一个美国农民的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但是，我从来没读过这本书。我们在那个班上从来不读任何原作，而且，我确信，我们家的图书收藏中也没有这本书。而在奥伯林学院，文学教学必须真正地阅读各个“时期”的原作。这一点是我转入英语系之后发现的。学校开设了各种各样的英国文学课程，即使是现在被边缘化了的专题教学，比方说，关于诗歌教学，就有介于德莱顿、蒲柏和华兹华斯之间的18世纪诗歌。我不知道，在美国，还有多少这样的专业课程。现在看来，它们当真是太过时了。
尽管有这些专业的训练，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对文学作品感到困惑。我还记得那首让我不解的诗，而且，即使现在也依然如此。这就是丁尼生的短诗——《泪，无端的泪》，选自他的《王子》。这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我读这首诗的时候，还是物理专业的学生，那时，我觉得他使用语言的方式非常特别。在自然科学课上，老师告诉我们，在描述真相时，要直截了当，即使是解释异常现象，也要尽可能地使用简单的语言。丁尼生似乎完全不是这样。这首诗是这样开头的：
Tears，idle tears，I know not what they mean.
Tears from the depth of some divine despair
Rise in the heart，and gather to the eyes，
In looking on the happy Autumn-fields，
And thinking of the days that are no more.
泪，无端的泪，我不知它们何意，
深埋在某种神圣的绝望里，
从心中涌起，在眼睛汇集，
望着欢乐的秋之田野，
回忆一去不返的往昔。
我问自己，“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丁尼生称自己的眼泪是无端的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这些眼泪是无端的呢？他为什么写，“我不知道它们何意”？我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啊！这首诗很美，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又能怎么样？而且，在“tears from the depth of some divine despair”这―句中，“divine despair'是什么意思？它肯定是指某种神灵的绝望，而神灵是不应该绝望的。那么，这个神灵又因为什么而绝望呢？为什么秋天的原野会是欢乐的呢？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没有生命力的物质。简而言之，短短几行诗，竟然引发了我这么多问题。反正我觉得，像老师们经常做的那样，仅仅是把诗读给学生听，然后说这首诗是多么美，是不够的。是的，我也认为它很美，可是，怎么个美法呢？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深入挖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explicability)，而且，我们老师也应该帮助学生做这种诠释性的工作。
可是，接下来，我依然困惑，是否阅读和理解这首诗为什么跟我是有关系的呢？我想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以此诠释这首诗歌，就像天体物理学家解释来自宇宙空间的数据一样。在我从物理转行到文学几十年之后，我终于完成了一篇迟到很久的文章，来解答我对《泪，无端的泪》这首诗的困惑。天知道，我竟然用了那么多年才发现当初令我执迷不悟的问题的答案。不过，我依然在发现，我是说，我依然在试图化解诗学和诠释学、意义与意义之表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那就是，来自星星的数据和构成诗歌的语言“材料”需要完全不同“解释”方法。可以说，我这一辈子都在试图解释各种可以被称为“文学”的东西。那就是我的工作:阅读、教学、演讲、撰写有关印刷文学的论文。文学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好了，我们推而广之，文学在今天这个世界又有多大作用呢？显而易见，从印刷的诗歌、戏剧和小说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的作用是越来越小了。我们现在正处于印刷文学时代时代的末期，只是这个末期不会消失得那么快。印刷文学时代始于四个世纪之前，这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文明的终结。尽管世界各地还有很多人在阅读文学作品，地方不同，程度也不同，但是，对包括高知人群在内的很多人来说，文学确实越来越不重要了。它的双重角色——使人们得享想象世界的快乐以及了解现实世界并学会如何应对——正在日渐被新的科技产品所取代:电影、录像游戏、电视节目、流行音乐、Facebook，等等。我把电视新闻广播也当作想象的一种形式。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用文字在纸面上创造一个想象世界的能力和需要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也许，人们已经越来越不擅长做这件事了。如果能够轻轻松松地欣赏BBC精心制作的电视节目，你又何必费心巴力地去阅读那些难懂的原著小说呢？比如，亨利·詹姆斯的《金碗》。
新的电子通讯工具给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化带来了急遽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地横扫一切。文学也从根本上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革。显而易见，从网络上下载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或者其他任何可以在网络空间上找到的成千上万个文学文本——并在电脑屏幕或者Kindle软件或者平板电脑上阅读，肯定和阅读纸质版的出版物不一样，尽管这种不同不是那么显著。部分原因是电子版本可以搜索，而且，还可以剪切和粘贴;部分原因当然也是因为它的物质基础，它的“材质”、它所依赖的介质，是很不同的;部分原因是数码文本周围的语境是很不一样的（网络空间上所有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异质性，与图书馆里按照字母顺序整齐排列着的一摞摞图书，是多么不同啊！）；还有部分原因是它的不同形式的便携性以及它所处的不同位置（或者根本就没位置），网络空间的非空间性以及电脑屏幕上像幽灵般闪烁的字母，与个人或者公共图书馆里可以实实在在拿在手中的图书，是多么不一样啊。
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学的潜在基础，即它的物质基础，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作家再也不需要一遍一遍地用铅笔或者钢笔在纸上打草稿，然后，再千辛万苦地把最后的定稿用打字机敲'出来。在早期印刷时代.这些版面都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排出来的。后来，才有了莱诺铸排机，然后，再一次次校稿，一次次重排。在电脑上创作就完全不需要这些工序了。可是，在电脑上改稿子的方便，也意味着一部新作品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完成，因为总是可以再修改，就如我此刻还在修改这篇论文一样。而且.作为草稿的电子文本大部分都永远消失了。这也使得一个行业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对一部作品的早期草稿的研究。这种新形式的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若即若离的方式(a quasi-disembodied form)存在，就如同硬盘上的二进制，或者某些“云记忆”(cloud memory)，尽管“文档”最后可能以打印稿的方式出现，而且，电脑文档常常被存成“PDF”文件，这样打印出来的文档和屏幕上显示的就会一模一样。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开始同时出版印刷本和电子文本。还在读文学的人越来越多地选择“在线”阅读。我称之为文学的“数码魔术”(prestidigitalization)。
“媒介即生产者(maker)。”一部文学作品的物化模式(mode of materialization)基本上决定了它的意义及其践行性/述行力量(performative force)，所以说，文学的物质形式至关重要(The matter of literature matters)。新的电脑“媒介”使文学与以前的文学完全不一样了，从头到脚，完全不一样。这里的“媒介”不仅仅是指新型的物质基础，也是指这种传播方式带有一点怪异的、通灵和心灵感应的特色。某种东西通过媒介向我说话。
想想都觉得奇怪，人们在写作的时候，竟然可以用手指进行思考。我不是“作家”，只是一个在文学中绕行，并对之进行批评的人，没完没了，迂回曲折。即使如此，我也经历了从一开始习惯于用手握笔在纸上写字到现在用手指在键盘上敲字的转换之痛苦。就像现在这一刻，一个个单词通过我的指尖神奇地跳跃到电脑屏幕上，天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我的神经系统的某个角落？在它们被键入的瞬间，似乎有一个来自内部的冷静的声音在告诉我这样做。它们的形成是通过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身体过程，而这个过程比有意的“制造”更具有“发现性'，回顾一下“创造”这个词语所隐含的发散性特征，这一点就会看得更清楚。
雅克·德里达很早以前就从延绵几个世纪的印刷文化以及与之伴生的科学技术、现代民主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以及与之俱来的有文化的中层阶级被赋予在文学作品中自由表达思想而不必为之负责的名义上的(nominal，我强调“名义上的”)自由中，发现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不管是小说中的叙事者还是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作者总是可以说，“那不是我在说话，而是一个用语言创造出来的想象中的人在说话”。德里达也是很早以前就在其《明信片·邮件》中高瞻远瞩地指出，电脑技术将会导致文学及其他一些重要文化产品的终结。德里达假借一位明信片作者的身份写道，“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科技的影响甚至可以超过任何政体的统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非专制政权的政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手机促成的。德里达在其他地方也写过，如果弗洛伊德和他的伙伴们能够通过电子邮件，而不仅仅是邮政服务和电话，那么，心理分析作为一门准科学和社会机构，将会是多么不一样。同样，文学也是如此。假设莎士比亚或者菲尔丁，华兹华斯或者狄更斯，能够在电脑上写作，然后在自己的网页或者Facebook上发表，那会是什么情景？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德里达是对的，印刷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力量，确实正在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些征象随处可见，只不过在每个国家表现的程度不一样，方式也不一样罢了。正如我在书中多次提到过的，这种征象在美国的表现就是，大学里伴随着外语专业的缩减（1%），英语专业的学生数量也从近年的8%下降到了4%；再就是，文学专业博士毕业生未就业或者失业的人数很多，而我们的政客在他们关于教育（只涉及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的慷慨陈词中却对此只字不提;相应的，我们很多原本应该教授文学的英语专业也演变成了“文化研究”的主战场，文学文本只不过是他们关注的众多文化形式中的边角料。我就从来没听到奥巴马在谈到教育的时候提到文学。他的重点，连同大学校长（例如耶鲁的理查德·列文）关注的重点，都是如何提高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的教学，以使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更加具有竞争力”。几年前，当理查德·阿特金森成为加州大学校长的时候，他就说过类似的话，加州大学九个分校的共同目标就是要提高STEM的教学。在过去，综合的人文教育被看成是人生和职业教育的必要准备，现如今，这一旧模式已经被取而代之了，高等教育成了培养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方面的技术人员和商场精英的职业教育，例如计算机程序开发。你根本不用读莎士比亚就可以做这些工作。
进一步说，在当前全球化和电子通讯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形势下，担心文学是否还重要的话题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眼下，在美国，金融危机尚未缓解，经济面临二次探底，失业率高达9%（现在已经降到7%，但是，如果把兼职、未充分就业和那些放弃就业尝试的人都算上，那么，这个数字将会更高——米勒2013年12月20日），15.1%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基础设施更是每况愈下；而放眼世界，许多国家正在上演政治骚乱，人类自己制造的灾难性气候变迁也愈演愈烈，史无前例的森林大火、澳大利亚和德克萨斯州挥之不去的滚滚热浪，以及北极冰川的加速融化和迫在眉睫的食物之争，大面积的物种消失，很可能包括那些聪明（却自我摧残，然后自体免疫）的homo sapiens（智人）在内。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唯一个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全民医疗花费占GDP的17.6%，也就是说，人均每年8000美元——高于任何其他国家，而且，还在逐年攀升。在美国，将近五千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这个数字也是逐年上升，如果共和党人成功撤销新的所谓的“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话，估计这个数字会升得更快。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我们没有时间去担心文学是否重要这个话题，也完全可以理解。谁管啊？我们怎么能证明自己花时间讨论这么微不足道的、这么无关紧要的事情是应该的呢？
那么，接下来我就讲讲，在当前这个严峻的形势下，我们进行文学阅读和研究的必要性吧。我提倡对过去的文学作品，进行anachronistic reading（可译为错时性阅读，或者当下性阅读），这一点我在其他地方也谈到过。我说的“an achronistic reading”，是把文学作品放在当下这个环境中来读.而不是说，在阅读莎士比亚时，把我们自己置身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男人或者女人的思维框架，而在阅读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的时候，又把自己幻化成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层。不管怎么说，像《维多利亚时期的思维框架》和《伊丽莎白时期的世界图景》那样，提倡大家用统一的时代思维(a uniform period mindset)去理解问题是非常有问题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显示，维多利亚时期或者伊丽莎白时期的思维框架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而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原来提到的那些经典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即使存在这样一个统一的时代思维框架，我们又何必认同它呢？除非是那些公认的没有个性的、客观的文学史家，抑或这样做很有魅力。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假装我们仍然是维多利亚时期或者伊丽莎白时期的人呢？我想，答案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米德尔马契》和丁尼生的《公主》，但是，我依然坚持，文学作品本身会在它们的读者心目中创造一个合适的思维框架，每个作品都不一样，不管有多少解释性的历史注脚都没用。抛开那些所谓的“历史想象”所宣称的诸多益处，我还是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把文学作品放入当下这个环境，来进行“修辞性阅读”，那么，它一定会对我们产生最重要的作用，训练我们辨别谎言、意识形态之扭曲，以及那些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迎面扑来的媒体中所隐含的政治企图。
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NBC的晚间电视新闻几乎每天结束的时候都有一段爱心故事——“Making a Difference”(可译为“让爱带来不同”)。这些故事都是典型的感人至深的“煽情故事”(moving“human interest'')，关于某些人、某些家庭或者团体如何帮助他们的邻居。最近一个故事是关于德克萨斯州的一家人，他们每个月都寄2000美元给住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家庭，因为阿拉巴马州那家人中挣钱养家的人都失业了，没有钱付房屋按揭。因为他们付不起每月的按揭，他们马上就要失去自己的家了。而且，德克萨斯州的那家人还努力帮爸爸寻找工作机会。面对德州这家人的善举和他们的人道主义同情心，谁会无动于衷呢？但是，这里却可能隐含着一条政治信息，而且，这种信息还通过这种每天不断翻新的故事，日复一日地灌输给我们，那就是，我们没必要对富人和大型企业征收更多的税负，我们不需要更好的教育，我们也不需要对银行、金融机构和信用卡公司进行规范，联邦政府也不用刺激消费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我们不需要全民医保，也不用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进行控制，诸如此类。这一切我们都不需要，因为总会有德克萨斯州或者其他州的人会去帮助这些穷人。
教导人们如何对过去那些诗歌、戏剧和小说进行“修辞性”阅读，可以帮助他们获得阅读媒介信息的能力。我说的“修辞性”阅读，指的是在阐释学和诗学之间、意义与意义被表达的方式之间做一个区分。“修辞性”阅读是我从德·曼那儿借来的概念，而他又是从瓦尔特·本雅明以及在康斯坦茨大学举办的关于“阐释学与诗学'的系列研讨会和会议出版物上学来的。德・曼指出，阐释学与诗学是不兼容的(incompatible)。我认为他很正确。当然，这种不兼容性也可以通过新媒体中的信息来教授，例如，在有关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电视广告中，代言人总是由女性这一“少数族裔”和长着络腮胡子的知识分子充当，而不是那些多少有些无情和贪婪的白人男性，他们才是真正驾驭雪佛龙和哈利伯顿这些大公司的掌门人.我们就可以通过解释这种不一致，来揭示其中隐含的信息。但是，许多最好的“修辞性阅读”肯定是对文学文本或者哲学和理论著作的修辞性解读，例如德·曼和雅克·德里达的文学解读。而且，文学作品也可以为我们提供矛盾更集中、更复杂的例子。
我们可以说，从阐释学和诗学的区别/对应这一角度来教导大家如何阅读文学，正是文学仍然可以继续为我们效忠的方式。但是，哎呀，这种教授文学的方式不太可能为大众所接受。它只是一个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梦想。只有在一些特别的个案中，这种梦才有可能变为现实，但是，今天大部分教文学的老师都没有受过这种训练。正如我在前面说的，对文学的教学越来越少，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文学越来越边缘化，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文学根本就不重要。
或许有人会说，人类对文学性、想象性的难以满足的欲望，即对语言或者其他符号的比喻性或者虚构性的欲望，已经转移到其他媒体上了，比如电影，包括动画片，或者电子游戏，甚至是使用双关语的报纸头条，或者电视广告。把“文学性”界定为“对语言或其他符号的某种比喻性或虚构性运用”，绝对是有问题的，而且，还要做大量的解释工作。我相信，德里达是对的，他在《文学行为》一书中，与德里克·阿特里基有一个访谈，其中，他声称，“就其自身而言，没有任何文本是文学性的。文学性不是文本与生俱来的、固有的特性。它是有意加诸文本之上的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或者把自己作为一个构成部分，或者把自己作为一个有意附加上去的意义层，它包含着对规则的一种多多少少有些含蓄的认可，而这些规则是传统的，或者制度化的，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它们都是社会性的”。在这里，“有意的”是胡塞尔或者现象学的一个术语，意为对某种事物之观念的取向(the orientation of consciousness toward something or other)。报纸标题和电视广告常常是非常机智，而且富有想象力，目的就是惹人瞩目。如果德里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有意地”把它们当作“文学性”的表达。电视广告常常能把观众/听众立刻带入一个简单而滑稽的想象世界，当然，这种简单滑稽肯定是为了博人眼球，例如，一条小狗跑来跑去，企图为它的骨头找个安全的地方。这里使用的就是类比的手法，表达人们想为他们的钱财找个安全的所在。这是一家投资公司的广告。
像这样的广告实际上运用的是一套非常复杂的习惯系统。他们常常使用动画及其他高级的电影拍摄技术。顺便说一句，大部分商业节目都包含了大量的彻头彻尾的谎言，或者至少是意识形态的歪曲，比方说，我前面提到的“让爱带来不同”的系列。而在石油、天然气和“干净的”燃煤公司推出的大量广告中，他们都绝口不提这些化石燃料的使用给整个地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灾难性的气候变迁。所以，谎言也是想象最有力的一个表现形式。今天，如果莎士比亚能够复活，他可能会去制作电子游戏，或者拍广告片·而不会去写剧本。数码世界才是挣大钱的地方。
“文学性”的迁移现象笃定正在发生，但是，这种迁移却是以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作为代价的，这里的“文学”如同我前面提到的问题——“文学有用吗?”——中的“文学”。即使印刷文学正在逐渐成为明日黄花，某种类似于文学的东西也会借着其他媒介的载体继续存在。而且，印刷文学仍然会有人读（越来越多的是以电子文本的形式），大学和中小学也依然会教授文学。例如，我发现，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正日趋繁荣，这是我多次到中国访问的经历告诉我的。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了，为什么研究文学是一个好事情，以及文学在当下为什么依然重要。我希望，今天，文学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学科，依然在世界范围内被大家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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