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弗洛伊德主义的发展史上，法国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弗洛伊德主义成为法国的主要思潮之一，法国也因此成为了国际精神分析运动的中心。法国思想家们并不仅仅把弗洛伊德看作是一种理论或一门学科的开拓者，而是把他放在与马克思同等重要的位置之上，把他看作是“话语实践的拓荒者”之一，福柯写道：“这些作者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们不仅生产自己的作品，而且生产构成其他文本的可能性和规则……弗洛伊德不只是《梦的解释》或《才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的作者，马克思也不只是《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的作者，他们二人都确立了话语方式的无穷的可能。”也就是说，两者不仅创造了人文科学的经典范式，使他们的文本能够被更多人采纳并形成“家族相似”的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引入新的因素清理出了空间，使与之不同的概念和假设的“差异”成为可能。
福柯曾在《反俄狄浦斯》序言中极好地概括了20世纪60年代左右法国的思想状况：“在1945-1965年间（我指的是欧洲），横亘着某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某种政治话语的样式，某种知识分子伦理学。人们不得不去亲近马克思，人们不能够偏离弗洛伊德太远。而且，人们还不得不对符号系统——能指——表示出最大的敬意。这三方面的要求奇怪地盘踞了写作和言说的领域，成为广为接受的衡量个人及其时代的真理。”紧接着，法国面临越南战争和国内学生工人运动的双重打击，使人们不禁想起30年代超现实主义的那种乌托邦想象：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熊熊烈火中燃烧起来。
法国的精神分析历史的开端似乎十分平静。弗洛伊德曾在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从事过实地的精神病研究工作，他的文章也在1895年刊登在法国的《神经病学杂志》上，但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弗洛伊德的学说会引起强烈的反响。直到20世纪20年代，正如前文所谈到的，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同成为了在巴黎产生的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超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反映了精神分析学中的无意识、梦、象征等等重要特征，因此精神分析也开始通过超现实主义艺术传播到了法国。可以看出，弗洛伊德主义一开始受到了一些非理性主义者的青睐，而在笛卡尔主义起主要影响的科学界，则受到带有理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抵触。
精神分析在法国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弗洛伊德主义的人道主义倾向于重视人生来拥有却被文明所剥夺的自然生存的权利。萨特也从精神分析法中总结出独特的“存在的精神分析法”，承认从弗洛伊德学说中得到了某些借鉴：“两者同样把'心理生活’的所有可客观观察到的表象看作保持了和真正构成了个人基本的和总体的结构的象征化的关系。……存在的精神分析法在人的自由的原始涌现之前一无所知；经验的精神分析法提出，个体的原始情感在其历史之前是一种原蜡。”可以说，弗洛伊德主义以一种与传统理性主义不同的方式，揭示出某种只能通过人类行动而表现出来的关于人的本性何以可能的新事物。此外，弗洛伊德主义对法国的结构主义也有着很大的影响，阿尔都塞认为：“实际上，弗洛伊德不仅发现了无意识的存在；他还坚持认为，心理不是照着一个以意识为中心的统一模型建构起来的，它的模型应该像一种'机器’，其中包含着无法还原化约为唯一原则的'不同系统’。”弗洛伊德研究无意识的方法，以及研究分析病人在自由联想过程中解译出来的语言符号，为研究整个深层的社会结构开辟了道路。
苏联学者尼·格·波波娃用“后弗洛伊德主义”来表明“现代精神分析研究具有多面性，富有方法论的探索，而且表明精神分析学界对自己老师的非单义的态度”。在波波娃看来，法国的后弗洛伊德主义包括了四个基本的和最流行的学派：纳什特（Sacha Nacht）的医学学派、拉加什（Daniel Lagache）的心理学学派、拉康的语言学精神分析学派、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学派。利奥塔的精神分析方法主要与拉康、德勒兹和加塔利联系在一起。
在拉康看来，精神分析是一门关于无意识的主体的科学，通过这样的解释，拉康把弗洛伊德的传统与法国笛卡尔哲学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笛卡尔的主体哲学从“我思故我在”出发而达到一种意识的确定性，而弗洛伊德则是揭开了一大片意识无法触及的领域，犹如埋藏在水面下的冰山一样，促使弗洛伊德走向一种无意识的不确定性。拉康在他们的基础上，把笛卡尔的表述颠倒过来：“我不确定，故我怀疑。”（Je ne suis pas sûr, je doute）因此，无意识具有一种前本体论的意义，它不是一种怀疑的行动，而是存在怀疑之前的未知领域。所以，我们首要的事情是对无意识的内容及其痕迹进行揭示。他对“无意识”概念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定义：第一，无意识作为缺口或断裂的定义。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之所以知道无意识的存在，是通过我们意识最薄弱的时刻，比如梦境、口误、精神痛苦或心理疾病等等来知道的。在拉康看来，无意识之所以在失语的时刻显现，恰恰是因为无意识就是象征链中的缺口或断裂。第二，无意识作为语言结构的定义。弗洛伊德曾经探讨过梦中的语言因素和形象因素，但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十分明确。而拉康则明确指出，无意识是由能指的规则所支配的，能指把形象因素转化为语言的结构，因此我们只能通过言语和语言来解释无意识。由于拉康把无意识看作是主体在象征秩序中的链接，因此，主体的无意识也可以看作是超个人的象征秩序施加在主体之上的效果或影响。第三，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小他者”想象中的、被赋予完整性的自我，是婴儿在镜子阶段中的他者，而“大他者”则是象征秩序，是我们诞生于其中的那门外语，如果我们想要表达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就必须学会用这门外语去进行言说。
利奥塔对弗洛伊德的真正深入的理解来源于拉康，他在20世纪60年代参加了拉康的研讨班，这一研讨班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观念上，都可以看作是科耶夫的黑格尔研讨班的延续，拉康正是在科耶夫的研讨班中得到了关于主奴辩证法的启示，而拉康又影响了法国后来的许多主要思潮。在60年代，法国精神分析发展正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法国的精神分析协会发生分化，拉康创立了巴黎弗洛伊德学派，这些拉康主义者更倾向于精神分析和语言学的研究，更愿意接受弗洛伊德对社会的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尽管拉康被开除出国际精神分析联合会，但他的声望却愈来愈高，他在高等师范学校举行的研讨班曾经风靡一时。
能指和所指本来在索绪尔的语言学是不可分割的两个范畴，但拉康试图把能指从这种语言学中脱离出来，确立能指的一种纯粹的、无指向性的地位，因此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从根本上远离了弗洛伊德和索绪尔，而这一点正是引起利奥塔不满的地方。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的说法，福柯和利奥塔是最早提出反对意见的先驱，利奥塔的博士论文《话语，图形》可以看作是对拉康能指系统的第一次全面的批判。
福柯的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疯狂史》也是受到了拉康的影响，但福柯也提到了宗教史学家杜梅齐尔（Georges Dumezil）的贡献，他对神话所进行的分析促使福柯去发现各种结构化的形式，在《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当中的结构就是社会隔离的结构、排除的结构。杜梅齐尔的贡献在于对印欧语系文化的考古学的比较研究，他运用印度文化来解释古罗马文化的研究方法，这启发了福柯从疯狂的视角对理性进行解释，去发现拉康所讲的象征秩序内部的大他者。虽然福柯在写作这部著作之前，他的写作领域一直是心理学，但福柯试图打破固有的学科界限，从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探讨疯狂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和界限。在福柯看来，如果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梦是对世界进行反抗的矛盾表现的话，那么，疯狂就是世界之中真实发生的、受理性所排斥的伦理问题。
德勒兹是利奥塔在巴黎第八大学的同事，他的同行和合著者加塔利是一名精神分析医生，是拉康的学生，专门研究精神分裂症。他们合写的著作《反俄狄浦斯》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对精神分析的批判，以及关于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关系的学说。在他们看来，弗洛伊德的学说并没有超越“本我”这个狭义的、有限的概念，妨碍他的是俄狄浦斯式的公式：父亲、母亲和我。由于精神分析把无意识等同于神话和悲剧，无意识就成为了一种想象的、象征的表象。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无意识不是俄狄浦斯的形象展现的剧场，而是“欲望生产”的工厂，是资本主义得以操纵欲望、产生剩余价值的场所。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德勒兹和加塔利用“欲望生产”的范畴来论证它们提出的用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精神分裂分析方法”。精神分裂症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有疾病，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解码和解域的过程，将生产流动解码为货币资本的形式，将劳动解码为自由工人的形式；同时，资本主义对社会场所进行解域，破坏社会的场域使之成为一种“无器官的身体”，德勒兹和加塔利从这种分析中引申出一种“唯物主义的精神治疗法”，它致力于消除那些破坏欲望生产的自然过程，并使社会和人的生活产生不协调的内部障碍，实现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的统一。
利奥塔的《力比多经济学》有着与《反俄狄浦斯》相似的结构形式，不过它不是像德勒兹和加塔利那样，“把欲望引入有机体中、把生产引入欲望之中”，而是从弗洛伊德的欲望学中发现政治学，从马克思的政治学中发现欲望学。当然这种做法同样受到了来自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两方面的批评。利奥塔后来也没有在精神分析运动的方向上继续研究。当他开始在美国进行讲学，试图与欧美的政治哲学进行沟通的时候，利奥塔开始转向人们更容易理解的康德与维特根斯坦的政治学、伦理学的内容。（未完待续）
点击蓝字即可阅读下文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