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批判》写于1843年夏的克罗茨纳赫，与《笔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批判》是围绕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第261-313节展开的，而这部分黑格尔主要探讨的正是关于国家的问题。《批判》一开头，马克思按照黑格尔的命题的顺序一个个的进行评论，批判黑格尔把具体现实转化为抽象规定的、同语反复的神秘主义逻辑，指出黑格尔神秘地把国家变成主体，此时他运用的“主谓颠倒”的批判方法相比于以前并没有太多的新颖之处。而到了第279节，马克思才终于通过具体现实的例子，从各国政治制度发展的特殊性中，指出黑格尔的神秘之处到底在哪里：“问题就在于，所谓集中于君主身上的主权难道不是一种幻想吗？不是君主的主权，就是人民的主权——问题就在这里！”
通过《笔记》对法国革命史和民主制度史的认识，马克思意识到他理解的民主制与黑格尔的君主制的根本区别：“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马克思举例说，在君主制中，政治国家是普遍物，而财产、契约、婚姻、市民社会则是受政治制度管辖的特殊物，而在民主制中，它们实际上与政治国家一样，都只是特殊的存在方式而已，也就是说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已经失去了它的整体性而回到具体社会存在方式的特殊性。马克思把这一理论贡献归功于“现代的法国人”，他也在后文中多次指出法国政治改革的先进之处。马克思也由此越来越多地使用“现代历史”“现代国家”和“现代的市民社会”来讨论当下的具体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现代”是相对于中世纪而使用的。与马克思所期望的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真正的民主制”相对的，是中世纪的“不自由的民主制”，因为在中世纪，一切私人领域都受到国家领域的控制，马克思指出了中世纪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区别：“抽象的反思的对立性只是在现代世界才产生的。中世纪的特点是现实的二元论，现代的特点是抽象的二元论。”这里抽象的二元论，直指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异化逻辑，这后来成为了马克思1844年进行经济学哲学研究的理论焦点。
《批判》直到第307节，在讨论到市民社会的问题时，马克思才开始不再按照黑格尔命题的逻辑，而是从自身的批判逻辑出发来展开他的批判，甚至退回到前几节来重新思考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他承认黑格尔命题中的某种深刻性：“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做一种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但错误的是：他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并把这种表面当做事情的本质”。马克思作出判断的依据并不是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法，而是根据现实斗争的历史对“时代的政治的神学”提出质疑：“历史的发展使政治等级变成社会等级，所以，正如基督徒在天国一律平等，而在人也不平等一样，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人世的存在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却不平等。”而且，马克思所依据的历史正是在《笔记》中所强调的法国革命的历史：“只有法国革命才完成了从政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别，即没有政治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只要对市民社会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黑格尔法哲学的“神秘之处”就在于把现象的矛盾，即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理解为理念中的统一，并满足于对现象的抽象理解。这样，矛盾当然无法被认识，也无法得到解决。对此时的马克思而言，“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像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
可以看出，马克思通过《笔记》建立了对法国革命和现代国家的广泛而具体的认识，在《批判》中逐渐抛弃“主谓颠倒”费尔巴哈式的批判方法，开始不再以哲学家、而是以历史学家的口吻，力图抓住黑格尔所揭示的、但却用神秘主义遮蔽起来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现实矛盾，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批判方法。之所以把它称之为一种“现代性批判”，不是与一些西方理论家一样，为了把马克思打扮成一位“现代性理论家”，也不是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相对立，而是为后者提供另一种解释和补充。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对现代国家问题的研究发生在重大的社会政治动荡之后，发生在法国和德国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政治和思想影响之后，但这些现象和矛盾在当时却仍未得到充分的解释。除了在经济和制度上的反映，人们对新事物的体验在文学上、审美上和科学上的反映也是各不相同的。这里的“现代性”指的就是那些具有抽象的与具体的、连续的与非连续的、确定的与不确定、神秘的与真实的特征的、有待于通过历史而作出解释的暂时性的东西。
马克思对“现代”一词的使用也不是一直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发生变化的。它首次在《笔记》中的大量的、集中的出现，反映了马克思对法国革命这一新事物有所认识，但依然难以理解：一方面，马克思尽管指出了现代国家现象的矛盾本身，但还是无法用新的术语解释和指认其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另一方面，他开始站在了法国民主制改革的立场上，却没有预料之后伴随着法国1848年革命而来的君主制的复辟。这些不确定性都构成了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政治现代性”批判本身，因此我们在一开头预设了现代性批判的这种不确定性，使我们能够在这种“理论的历险”中随时准备好应对新的情境和问题。这里仅仅介绍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在《笔记》和《批判》中的一个开端，它同时也是在法国语境下讨论现代国家问题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生发点，马克思在《批判》中的那个质朴的现代国家的观念，昭示了延续至今的、无法被精神哲学的逻辑所统一的社会政治实践的问题。马克思的现代国家的观念还没来得及形成，1848年的革命就已经开始了。
法国的“现代性”（Modernité）这一词汇最早出现在1823年巴尔扎克的早期作品中，并且从始至今依然紧密地与文学创作结合在一起。在《最后一位仙女》（La Dernière Fée）这部小说中，巴尔扎克细致的笔触描述了一位沉醉于科学研究的化学家的形象，以及他与妻子之间的感情和冲突。男主人公阿贝尔从小就喜欢关于仙女的故事并笃信她们的存在：“因为他对历史学家的真实性永远毫不怀疑，其次，这一令人愉悦的现代性神话与他柔弱的心灵有着如此大的关系，并使他处于那种美妙的神秘宗教之中，以至于别人对他的指正都会让他感到伤心。”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也与巴尔扎克一样，指向的是现代生活中那些隐隐约约的神秘的特征。波德莱尔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能够勾画出现代法国社会所有日常生活特征的伟大的“洞观者”，并且他以后者为榜样，把现代性推向了一个更深的文化批判层面。
同样是以19世纪私人生活的体验为出发点，波德莱尔所走的道路与马克思却大相径庭。1821年波德莱尔出生于巴黎，他的父亲曾在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是数学家和哲学家孔多塞的老朋友，作为神甫的他依然保持着18世纪的古典的气质。年过六旬的老父亲在波德莱尔6岁的时候去世了，母亲改嫁给作为军人的奥比克上校。对于小波德莱尔从事文学事业的愿望，家里一开始便表示反对，为了扭转他固执的想法，家人迫使他出国旅行，波德莱尔因此坐上了开往印度的轮船，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原初的理想，反而让他看到了欧洲之外的另一片天地。1842年回到巴黎以后，波德莱尔继承了父亲遗产并开始了他创作的生涯。
法国革命一方面使人民大众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另一方面，他们的私人生活也越来越不可分割地与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仅就文学生活而言，以期刊为中心的整个文学市场的面貌在1830年革命前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报刊订阅数从4万上升到20万，而价格则下降到一半，这还是得益于商业化的广告的植入。广告的增加使专栏作家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其报酬和政治意义也进一步提高，形成作家与党派之间相互吹捧的利益关系，并随着政局的变动时而亲密，时而疏远。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已经注意到了报刊和专栏作家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反，波德莱尔在当时文学市场上的地位几乎是微不足道，显然波德莱尔的作品显然不是写给任何政治党派的，那么，他的对象又是什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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